FDI的混合型特征与区域贸易协定的第三国效应：对亚太地区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协定论文,混合型论文,效应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1-0012-08
一、引言
根据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7年全球FDI流入量增长30%，实现连续第四年增长，达到1383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都保持了增势。数据显示，在刚过去的十年中，FDI流出存量的增长超过出口增长的1.5倍，甚至也快于中间产品出口的增速。面对跨国公司经营策略的变化，传统的FDI理论受到了新的挑战。传统的理论大都依赖于双边框架，但在此框架下，很多经济现象得不到验证和解释。比如，Markusen(2002)的2×2×2（即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两种产品）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国家具有完全相同的绝对要素禀赋和相对要素禀赋，水平MNE的外国子公司销售额(FAS,Foreign Affiliates Sale)会完全替代国内企业和两国之间的贸易。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欧盟和美国拥有最大的双边FDI(FAS)和产业内贸易就是明显的例证。新经济地理文献的集聚效应也意味着一家企业不能将其他企业的分布视作给定的。对双边FDI模型的讨论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将空间依存特征考虑进来，即第三国效应。
在世界FDI大幅增长的同时，另一个现象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即，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尤其是在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后，区域贸易协定(RT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①的数量大幅激增。截至2008年9月，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正在执行中的RTA已经达到223个。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投资条款，因此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仅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国际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从来不单纯是其个体行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周边国家的政策的影响。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吸引FDI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能否吸引FDI、能够吸引多少FDI不是取决于其发展有多快，而是取决于与周边地区相比其发展有多快。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和道理，但不幸的是，传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把这一基本特征忽略掉了。这不仅导致传统的理论面对许多现实问题束手无策，也导致了计量分析中模型的错误设定和错误推断。
中国的周边地区和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在积极地开展RTA谈判。比如，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2006年日本与泰国、2004年韩国与智利、2006年韩国与新加坡等。这不仅对中国的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中国吸引FDI也构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FDI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通过RTA扩展贸易、促进FDI的发展是宏观政策中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在近些年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RTA谈判。正确考量中国的RTA政策对自身FDI的影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周边国家的RTA政策对中国吸引FDI的影响也必须要充分考虑进来，只有如此，才可能比较准确地判断RTA政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吸引FDI的影响，判断RTA对FDI地区布局的影响。
本文通过引入空间效应重新剖析RTA对FDI的影响。首先，国内关于FDI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东道国吸引FDI的总量进行分析，这种方法不能考察母国的因素或者母国与东道国的差异对FDI的影响。本文基于知识—物质资本模型考察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引入了母国与东道国的物质、知识资本的差异，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单纯的总量分析。其次，跨国公司作为FDI的投资主体，其投资战略在不断的变化。尤其在近20年，FDI表现出的新特征直接体现了跨国公司的新的投资模式，本文详细考察了FDI的出口平台型、复杂垂直型等混合策略。其三，本文着重考察RTA对FDI影响的第三国效应，即周边国家加入RTA对本国的FDI是产生挤出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论文的第二部分梳理了FDI的混合特征和RTA第三国效应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第三部分介绍了空间计量模型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混合型特征，第四部分着重分析了RTA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论文最后给出主要的研究结论，并对中国的宏观政策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与经验研究回顾
理论的早期阶段将MNE（跨国企业）区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两种模式。Helpman(1984)、Helpman and Krugman(1985)认为，垂直型MNE从事贸易并寻求和挖掘国际间要素价格差异。他们将其总部设在人力资本充裕的母国，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放置在劳动力充裕的东道国。这种类型的MNE通过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来供应母国市场。Markusen(1984)、Markusen and Venables(2000)则认为，水平型MNE通过在东道国设厂来供应当地市场，目的是避免高昂的贸易成本，不过会产生高昂的固定投资成本。
最近的文献对已有的理论研究进行了三方面的重要扩展。首先，MNE的两种进入模式已被融入到跨国公司的“知识资本”模型中，比如Carr et al.(2001)和Markusen(2002)。水平型、垂直型和国内出口企业的均衡结构是由要素禀赋、贸易和投资障碍等内在因素决定的。第二，开始强调混合型MNE（既非单纯的水平型也非单纯的垂直型，而是二者的结合）的作用。比如，Ekholm et al.(2003)首先提出出口平台型的FDI，将其定义为“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和生产，产出销往第三国（即非母国也非东道国）”。即母国在东道国投资并转而出口到“第三国”；或者母国在多个东道国设置生产链以利用各国不同的比较优势。因此，出口平台型FDI兼具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的特点。在某个东道国进行生产是为了服务于一个较大的市场（如同水平型FDI），而在整个市场中，选择成本优势的国家进行投资（如同垂直型FDI）。Yeaple(2003)提出了跨国公司的混合整合策略：“跨国公司在某些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以节省运输成本，在另外一些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以利用要素价格差异。三国模型中，运输成本产生了水平型投资的动机，而要素价格差异产生了垂直型投资的动机。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能投资到另外发达国家以节省运输成本，也可能投资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成本优势，也可能同时投资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Baltagi et al.(2007)提出混合垂直型，即东道国子公司生产的中间产品销往第三国，在第三国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第三，新的理论将MNE的研究从双边框架扩展到多边框架，对混合一体化战略的研究已开始脱离两国模型，将重点放在了要素禀赋和第三国②的贸易和投资成本的作用上。Bergstrand and Egger(2007)提出3×3×2的知识—物质资本模型，即三个国家、三种生产要素、两种产品。物质资本的引入解释了为什么在两个规模完全相同的国家中，水平型FDI与国内企业可以共存，而第三国的加入则有助于解释在考虑到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相似性的情况下双边FDI与贸易的互补性。多边模型的应用相对来说更具有实际意义。因为MNE的活动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他们在海外投资时不仅要考虑东道国的特征，还要考虑周边其他潜在东道国的特征。多边投资决策意味着在母国对东道国的FDI决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取决于周边地区的直接投资。显然，双边FDI模型不能体现这种空间相关性的特征。
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考虑了FDI存在的第三国效应问题。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模型是考察第三国效应的较早的方法。这种模型考虑了一国的发展与周边地区的关联，市场潜力指数即所有地区购买力的加权平均，权数与空间距离成反比。Head and Mayer(2004)利用条件Logit模型考察投资企业的决策行为（被解释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模型中引入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以及邻近地区的市场规模（按照距离和贸易成本进行加权）。考察空间相关性的更多的方法是利用空间计量方法。Coughlin and Segev(2000)是较早利用空间计量方法考察FDI的文献，分析了美国在中国不同省份的FDI，发现正的空间相关性。Baltagi et al.(2007)在行业的水平上考察了美国在其他国家的FDI的第三国效应。Blonigen et al.(2007)利用美国的对外FDI数据考察了这种空间相关特征。结论发现，加入空间特征之后，传统的决定因素似乎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估计结果受到样本选择的极大影响。
Kindleberger(1966)最早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他在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静态效应框架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和投资创造效应。Motta and Norman(1996)采用寡头垄断模型分析了一体化对区外国家跳过关税型投资的影响，并区分了降低内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引发的市场注入的影响和单个国家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市场准入会导致出口平台型FDI，促进区外企业对区内投资。Montout and Zitouna(2005)将这一模型扩展到对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结果表明此类贸易协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FDI。
关于RTA对FDI影响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针对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检验。Baldwin,Forslid and Haaland(2000)通过利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FDI数据，发现已经加入或准备加入欧盟的国家都有额外的FDI流入，并构建了一个包括欧盟(EU)、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美国、日本的模拟模型来检验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结果显示，欧盟存在投资创造效应，而EFTA存在投资转移效应。Blomstrom and Kokko(2003)考察了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区(CUSFTA)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发现北北型（发达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对FDI流入的影响不大，原因是此类协定中的成员国原有的贸易与投资制度相对较为开放；而南北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对FDI的流入却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协定中的南方成员国的FDI流入量将会大幅增长，原因是该类协定的签订会大大改善南方国家的投资环境，深化制度改革，加之南方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等优势，所以吸引区内和区外投资的大幅增加。Park(2006)估计了东亚各区域贸易协定的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效应。发现更大的市场规模、更高的技术素质、更低的贸易成本以及由区域贸易协定产生的改革都对FDI流入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进行改革的欠发达国家能吸引更多的FDI，且产生投资创造效应；东亚多数区域贸易协定都会促进FDI流入，但是南南型（如东盟—中国）的区域贸易协定要逊于南北型（如东盟—日本）和北北型（如日本—韩国）贸易协定。Baltagi et al.(2007)考察了欧洲自由贸易协定对各国FDI的影响，结论发现，第三国效应非常重要，东道国加入RTA导致FDI的重新分配。这与出口平台型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大国市场通过低贸易成本获得服务。
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于RTA对贸易的影响，而关于RTA对FDI的影响仍然停留在简单描述的层面上，对混合型FDI和RTA第三国效应的研究还非常少。东艳(2006)利用三国古诺竞争模型考察了中国—东盟地区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和开放程度等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冼国明、杨长志(2008)利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检验了知识资本模型，结论认为，知识资本模型在中国得到了印证。但其模型没有考虑东道国之间的竞争问题，即忽略了第三国的经济因素对本国FDI的影响。武娜、王群勇(2009)是国内第一篇讨论RTA对FDI影响的第三国效应的论文，不过没有考虑空间滞后效应，虽然避免了模型内生性问题，却可能会产生模型的错误设定。
三、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混合型特征
美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的销售分为三部分，一是返销回美国，二是在东道国当地销售，三是销往其他国家（第三国）。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资料，从1994至2004年，FAS中三种销售模式的比例大致维持在10%、66%和24%的水平上，没有明显改变。2004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10.4%、63%、26.6%，1999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10.4%、67.4%、22.2%，1994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10.5%、66.9%、22.6%。
表1列出了美国在国外子公司的销售分布情况，由表1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结论。(1)水平型投资是美国FDI的绝对主体，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都是如此。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包括两个：周边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日本、澳大利亚是水平型的典型例子，周边市场规模比较小，其次运输成本比较高。(2)简单垂直型的投资取决于两个因素：母国与东道国的空间距离、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墨西哥、加拿大由于其距离美国最近，而且达成了NAFTA自由贸易区，具有典型的垂直型特征，返销比例达到23%。拉美地区也由于运输成本的优势，返销美国的比例比较高，为19.9%。另外，非洲、西非等返销美国的比例为19.8%、17.4%，属于自然资源丰富的类型，即将开采的资源返销母国做进一步生产。(3)出口平台型的企业取决于周边市场规模，这一点在欧洲表现最为明显。比如荷兰的出口比例达到49.9%，是出口平台型的典型例子。这一特征在德国、法国、英国也都比较明显。(4)复杂垂直型的企业取决于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比如，非洲、中东地区的出口比例为27.4%和29.4%，是复杂垂直型的典型例子，即将资源出口到第三国作进一步加工。
虽然出口到第三国的比例占总销售的比例大致比较稳定，但行业布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08》，世界FDI在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越来越高，1990年采掘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FDI存量比例分别为9.4%、41%、48.9%，到2006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8%、28.4%、62.2%，即服务业得到大幅提升。美国的FDI行业布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年采掘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FDI存量比例分别为6.6%、59%、34.5%，1999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3.2%、20.4%、76.4%，到2003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6.1%、19.2%、74.7%。但美国的服务业出口到第三国的比例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1999年，美国服务业FAS中返销回美国、在东道国当地销售、销往第三国的比例分别为7.4%、77.5%、14.9%，2005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8%、76.6%、15.3%。因此可以推断，制造业中出口到第三国的比例得到了大幅提高。
第三种模式中，大多数东道国的子公司都直接销往母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而且销售比例往往占到第三种销售模式中的大部分。这表明了复杂垂直型的运营模式。同时，根据以往的经验研究，复杂垂直型需要借助东道国的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因此，这一类型的企业倾向于坐落于发展中国家。而事实上，美国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即大约30%的商品销往第三国，其中同样有大部分直接销往母国在第三国的子公司。这说明，(1)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出口平台型和复杂垂直型的经营策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市场规模仍然是影响投资数量最主要的影响因素；(2)美国在不同地区的行业布局存在差异，在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过程中，人力资本则是影响其行业布局的关键因素。图1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投资的双重信息图（地区变量和行业变量）。横轴为第一维度，其中地区变量中印度尼西亚的贡献率为48.1%， 日本的贡献率次之，为27.1%。行业变量中采掘业的贡献率为75.8%，服务业的贡献率为24.1%。该维度解释了总惯性的72%（总惯性为0.30，两个维度分别解释了0.21和0.08）。纵轴为第二维度，其中地区变量中日本的贡献率最大，为30.4%，其次是印度尼西亚，为20.6%，再次是加拿大，为13.1%。行业变量中制造业、服务业和采掘业的贡献率分别为59.5%、29.4%和11.1%。从图中可以看出，采掘业主要集中于秘鲁和印度尼西亚，制造业主要集中于菲律宾、中国、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服务业主要集中于日本、新西兰。
图1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FDI行业分布双重信息图
四、实证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以美国和日本1990～2005在亚太地区的投资作为研究的样本进行分析，东道国（地区）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秘鲁。1990～2003期间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FDI数据库，2004～2005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体现第三国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Ln(FAS)为外国子公司销售额(FAS)的对数，WFAS为FAS的空间加权变量，X表示由知识资本模型体现的变量，H表示东道国的特征变量，RTA为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WH、WRTA分别为H、RTA的空间加权变量。模型变量的定义如表2所示。
自由贸易协定变量（包括NAFTA、AFTA和CER）为0-1虚拟变量，表示是否属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国，1表示该国为RTA成员国。比如，1994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建立NAFTA，因此NAFTA变量在1993年之前对美国和加拿大取1，而在1994年及之后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取1。样本国家参与RTA的情况摘自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www.wto.org。
其他控制变量的定义如下。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对市场规模DG=Ln(GDPp/GDPh)，GDPp为母国的GDP，GDPh为东道国的GDP。母国和东道国的物质资本差异DK=Ln(Kp/Kh)，Kp为母国的资本存量，Kh为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资本差异DH=Ln(Hp/Hh)，Hp为母国的知识资本存量，Hh为东道国的知识资本存量。本文采用高技术出口在整个出口中所占比重作为知识资本的替代变量③。Infra为基础设施变量，本文采用人均电话线长度作为替代变量。开放度Open=(Import+Export)/GDP，Import为进口额，Export为出口额。上述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指标》。除此之外，模型中还加入了空间距离变量的对数Lndist，用以反映贸易成本对FDI的影响，这也是引力模型中的常见变量。空间距离摘自法国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④。
本文采用每个国家的空间距离的倒数计算权数⑤。为了保证加权变量的可比性，我们对权数矩阵进行标准化，即令每行的元素除以行和，使权重之和为1。时刻t的权数矩阵和整个权数矩阵分别为：
（二）实证分析
空间滞后模型不能直接应用OLS估计。由于WFAS是内生的，OLS估计量是不一致的。本文采用Elhorst(2003)的极大似然估计(ML)和Anselin(1998,2001)的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S2SLS)。ML利用非线性最优化方法，S2SLS利用外生变量及其空间加权平均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空间滞后变量Ln(WFA)在理论上没有确定的符号。在水平型FDI中，投资受市场进入和避免贸易壁垒的驱动，水平型FDI取决于贸易成本与投资成本的权衡。这种情况下，东道国的FDI不会受到周边国家的FDI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低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成本，那么出口平台型FDI便会成为可行的结果。这时便会存在负的空间效应，即母国在一个东道国的投资与在其他东道国的投资构成替代关系，与其他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构成正向关系。如果是垂直型FDI，也会存在负的空间效应，即母国在一个东道国的投资与在其他东道国的投资构成替代关系，但与其他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不存在明显关系。如果是混合垂直型FDI，即MNE将生产链条分解到多个国家，周边地区的供给商的增加会提高东道国的FDI，存在正的空间效应。对于水平型FDI，如果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则FDI越高，即LnWGDP应该为正；如果这两个市场的规模越相似，则FDI越高，即DG应该为负。对于垂直型的FDI，要素禀赋差异越大，则FDI越高，即DK和DH应该为正；但对于水平型FDI则恰好相反，即要素禀赋差异越小，FDI越高，DK和DH应为负。根据经验研究，贸易成本降低会促进FDI增加，所以Lndist应该为负。国内经济环境变量的改善，如基础设施(Infra)、开放度(Open)对吸引FDI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理论符号为正。而周边国家的经济环境变量的改善会对东道国的FDI构成直接的竞争，因此WInfra、WOpen的理论符号为负。周边国家的经济规模(WGDP)提高的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水平型FDI，因此对本国的FDI构成负面影响；但也有可能提高出口平台型FDI，进而对本国的FDI构成正面影响。
表3中方程(1)～(3)给出了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为便于比较，表中同时给出了OLS（忽略空间滞后变量）、ML和S2SLS估计结果。与ML和S2SLS相比，OLS估计的可决系数低很多（仅为0.75），意味着空间滞后变量在模型中作为重要的变量不应被忽略。事实上，ML估计和S2SLS估计中，LnWFAS的符号都高度显著为正，表明一个国家FDI的流入与周边地区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同时也说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具有典型的复杂垂直型的特征（参见Blonigen et al.,2007）。周边市场规模变量LnWGDPp的符号为负，表明一国吸引FDI的数量与周边国家的市场规模负相关。这典型地体现了第三国效应的特征，即一国是否能够吸引FDI、能够吸引多少FDI不是单纯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而是取决于与周边地区相比较而言，自身的发展有多快。LnWGDP的负向作用也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FDI存在明显的水平型特征。母国与东道国的相对市场规模显著为负，也印证了水平型FDI的特征。物质资本差异和知识资本差异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物质资本差异越大，FDI越高；而知识资本差异越小，FDI越高。国内基础设施和开放度具有高度的显著性，对吸引FDI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与经验研究中的结论相一致。同时，两个变量具有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即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的提高对本国吸引FDI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RTA变量的符号和大小是政策分析中关注的重点，也暗示了不同类型FDI的相对重要性。本文首先需要说明RTA变量及其空间加权变量的经济含义。(1)与Baltagi et al.(2007)的设定形式不同，本文考察了亚太地区的三个主要的自由贸易区：NAFTA、AFTA和CER，并分别设置虚拟变量。在样本期内，NAFTA和AFTA也是时变的，其空间加权变量也是时变的。那么，RTA及其加权变量对其它东道国的影响也是时变的。CER是时不变的，因此CER变量本身体现了国家固定效应。(2)自由贸易协定对FDI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通过RTA变量体现），二是间接影响（通过WRTA变量体现）。RTA变量的估计量体现了自由贸易协定对成员国FDI的影响，对其它东道国的影响为0。而RTA变量的空间加权变量，对成员国的FDI存在影响，对所有其它东道国的FDI也存在影响。另外，由于RTA取值为0或1，其估计量直接体现了RTA对新加入成员国FDI的影响。但RTA的空间加权变量则不是0、1形式的，而是介于0、1之间的连续变量。因此，RTA的空间加权变量的估计量不是直接体现新成员国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对周边其他国家的影响，其影响需要依赖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3)RTA对FDI的净影响不等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简单加和。设RTA变量的系数为α，RTA空间加权变量WRTA的系数为β，那么直接效应为exp(α×RTA)-1，间接效应exp(β×WRTA)-1，总效应为exp(α×RTA+β×WRTA)-1。因此，总效应不等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简单加总。
ML估计和S2SLS估计得到了非常相似的结论。我们以ML为例进行说明。NAFTA的签订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吸引美国的FDI增加exp(0.821)-1≈127%，AFTA的实施使得AFTA的国家吸引FDI增加exp(0.573)-1≈77%，CER使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FDI增加exp(1.034)≈181%。这些都是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直接效应。这些结果与Baltagi et al.(2007)对欧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比较相似。
（三）模型的稳健性分析
空间权数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估计量的渐进一致性和正态性对权数矩阵的相关距离施加了必要的限制。很多经验研究根据经济变量计算空间权数，或者采用其他标准化方法。比如，Baltagi et al.(2007)利用贸易额作为权数，Blonigen et al.(2007)令w(
)=min(d)/，其中min(d)表示所有距离中的最小值。
为了观察结论对空间权数设定和标准化方法的稳健性，本文利用东道国的贸易量作为权数，并采用最大行和标准化的方法重新估计模型。如果东道国的贸易额比较大，则经济距离比较小，权数比较高；反之，则权数比较低。根据Baltagi et al.(2007)，采用贸易量作为权数更具有经济意义。跨国公司为一个国家提供商品可以直接在当地设厂，也可以通过在第三国设厂转而出口到该国，因此FDI可能更容易受到贸易往来比较频繁的国家的影响。同时，贸易额也能够部分地体现地理距离、市场规模等国家特征。同时，我们采用极大行和标准化方法。在前文的行标准化方法中，每一行都采用不同的标准方法（每一行除以不同的常数），只考虑了相对距离而没有考虑绝对经济距离，这对空间过程施加了很强的约束。而根据Kelejian and Prucha(2004)，用最大的行和对权数矩阵进行标准化（即所有行都除以同一个常数），既考虑了空间距离的相对重要性，又考虑了距离的绝对重要性。
表3中(4)～(6)给出了估计结果。空间滞后变量、周边市场规模、相对市场规模、物质资本、知识资本、基础设施、开放度等变量在ML估计和S2SLS估计（也包括OLS估计）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果。表明模型的结论对于估计方法和空间权数的设定及其标准化方法都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RTA)对FDI影响的第三国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FDI具有明显的混合型特征；RTA具有非常显著的投资效应和第三国效应，一国加入RTA提高了本国吸引FDI的能力，却对其它国家的FDI构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模型的结论对于估计方法和空间权数的设定都是稳健的；各国吸引FDI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滞后关系，印证了复杂垂直型的特征。另外，国内经济环境变量对FDI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而周边地区的经济环境变量对本国的FDI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资料，2007年世界FDI存量与GDP的比值为27.78，发展中国家为29.18，发达国家为27.24。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较快增长，1999年达到19.6；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比值逐渐回落，2007年为9.95。相对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来讲，吸引FDI的数量仍然相对较低，而且投资来源地比较单一（2006年中国吸引FDI总量中香港占了32%）。与东盟相比，2007年中国的GDP是东盟的2.6倍，而吸引FDI数量是东盟的0.6倍。当然，中国有自己特定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制度，但总体来讲，中国吸引FDI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利用RTA发展自己的贸易和吸引FDI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虽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迅速。目前，中国与东盟已于2002年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7月该协议开始实施，预计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东盟新成员计划2015年建成自贸区；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5年和2006年，中国又分别与智利和巴基斯坦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中国同澳大利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中国同时还启动了与新西兰、冰岛、挪威、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国家或区域集团的自贸区谈判。从目前中国加入RTA后吸引FDI的实际效果来看，并不能明显地观察到通过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在某种程度上，这归因于RTA的第三国效应，即周边国家，如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墨西哥等，都是中国在吸引FDI方面的有力竞争者，而且这些国家都在积极寻求RTA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主要投资国在该区域的直接投资流向。比如韩国已与新加坡、智利、美国、EFTA、东盟等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早在1992年就与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NAFTA正式成立，之后又与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智利、以色列、EFTA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积极参与RTA的签订，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建立南北型的RTA，更能吸引区内外FDI的流入；另一方面，提升产业结构、加快国内制度改革、改善经济和投资环境、打造自身的独特优势，也是吸引更多FDI的重要途径。
收稿日期：2009-09-05
注释：
根据WTO的分类，RTA的类型包括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经济一体化协定(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和关税同盟(Custom Union)、局部范围协定(Partial Scope)。
②第三国是泛指除母国和东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经验研究中更具体地特指东道国周边地区的国家。
③经验研究中经常采用高中以上教育的总入学率作为知识资本的替代变量。但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这一指标可得数据非常少。因此，我们采用高技术出口在整个出口中所占比重作为知识资本的替代变量。可以合理的认为，这一指标与知识资本的相关性是比较高的。
④网址为http://www.cepii.fr/anglaisgraph/bdd/distances.htm。
⑤常见的权数形式包括空间距离的倒数、距离平方的倒数、社会网络结构、经济距离、k阶最小近邻法等。为了保证参数的可识别性，权数必须是外生的。由于根据地理距离计算的权数的外生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种权数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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