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剥削之谜
——基于全球商品链与新帝国主义的视角*
因坦·苏万迪 R. 贾米尔·约恩纳 约翰·B. 福斯特
内容提要 ｜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21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国家经济的集合体，资本主义剥削也不再为现有政治经济学甚至左翼学者所能理解。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剥削呢？本文主张将分析视角从国家实体转变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商品链，并为此构建了以劳动力为中心的劳动价值商品链分析方法。借此方法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是通过全球商品链，利用南北方国家间巨大的单位劳动成本差异榨取外围地区的超额利润，并将其间所产生的附加值归功于中心国家自身的经济活动。因此，单位劳动成本是解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剥削之谜的关键，而单位劳动成本分析所揭示的极高剥削率则反映了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的本质。
关 键 词 ｜ 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 全球商品链 新帝国主义
21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不应再被仅仅理解为国家经济的集合体，并单纯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国家之间发生的贸易和资本交换对其进行分析。相反，它日益被组织在由横跨全球的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 也被称为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s）或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中。在这些链条中，生产分裂为许多环节，每一环节都体现经济价值的转移。超过80%的世界贸易为跨国公司所控制，它们的年销售额大约相当于全球GDP 的一半，因此这些商品链可以看作是由世界经济中心紧紧掌控，而正是这个所谓的世界经济中心将主要位于南方国家的生产与主要位于北方国家的垄断性跨国公司的最终消费和资金库连接起来。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商品链包含全球两万家企业，其中大部分以零部件供应商的形式存在。美国没有一家汽车制造商从海外进口的汽车零部件是少于20%的，有时进口零部件可达组装汽车所需零件的50%以上。同样，波音公司（Boeing）从国外采购的飞机零部件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他美国公司，如耐克（Nike）和苹果公司（Apple），将其生产离岸外包给主要位于外围地区的分包商，依据其严密的数字规范进行生产。这是一种被称为公平交易（Arm’s Length Contracting）的现象，有时也被称为非股权生产模式（Non-Equity Modes of Production）。如今，世界经济中心的跨国公司的这种生产离岸外包，导致生产性岗位的主要集中区域发生了巨大转变，从20 世纪70 年代的北方国家转到21 世纪的南方国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高楼的建设和道路的修建占用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改变了下垫面的性质，从而对城市气候造成影响。合理规划城市土地，适当增加绿地面积，可以助推打造生态宜居的沪宁杭城市群。
研究发现，离岸外包步伐的加速与外围低工资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企业内部贸易密切相关。2013 年，全球“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占总投资额的比例创下52%的历史新高，“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的流入量，达到1420 亿美元。”但如今同等重要的是公平交易。世界银行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指出，57%的美国贸易属于公平交易，而其中快速增长的部分则以垄断公平交易的形式进行，包括分包商（如在中国大陆运营的台企富士康）为购买者驱动型跨国公司（如苹果公司）生产商品（如苹果手机）而进行的特定生产。总之，美国贸易伙伴的人均收入越低，其在美国公平交易中所占份额也就越高，这表明一切都与低工资相关。即便是拥有很高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跨国公司，也以介于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之间的方式广泛参与公平交易。2010 年，公平交易创造了约两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其中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2010—2014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4.4%，而公平交易则以6.6%的速度增长，增速远超前者。
虽然这些现象屡见不鲜，但就能够从跨国公司经营活动中寻找到的所有先例而言，如今商品链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体现着正带来整个全球政治经济特征的某种质变。无论是对于左翼还是右翼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说，这都带来了巨大混乱。比如，鉴于生产性岗位的转变和一些“外围”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快速增长，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帝国主义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逆转，西方或北方国家现在正成为输家。正如他所说：“两个多世纪以来财富由东向西的历史性流失在过去30 年里被很大程度地逆转了……我认为，接受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主张是有益的。我们应放弃帝国主义观念以及刻板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理论模型，而对全球国家体系内多变的竞争性霸权采取更为灵活的理解。”
然而，这种看法是基于一种错觉，即认为21 世纪帝国主义还可以像过去那样主要在民族国家层面进行分析，而不必系统考察跨国公司日益扩大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全球劳工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的作用。问题在于，当今来自世界经济中心的全球寡头，如何在不平等交换过程中获取外围地区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从而“以更少代价换取更多劳动力”。其结果在维持全球剥削结构并加剧全球价值转移的同时，改变了全球工业生产结构。
很明显，单位劳动成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基础设施、税收、主要出口国、运输成本和金融等都会对商品链中关键节点的位置产生影响。然而，随着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的提升，而印度的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平稳，所以苹果公司及其分包商富士康决定从2019 年开始在印度进行其尖端手机和其他较廉价型号的组装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9 年，苹果公司在中国组装手机的毛利润率为64%，而不断上涨的单位劳动成本明显削减了这些利润。与从中心富裕经济体劳动力身上获得的利润率相比，将生产外包给较贫穷的新兴经济体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得出这一结论是必然的。本研究所涉及的四个南方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于美国而言，呈现总体平稳或有所下降的态势。
降低血压有益于延迟肾病的进展,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药(ARB)是目前较为有效的降低尿蛋白水平的药物[2],通常剂量是降低血压的剂量的2倍,需观察血压是否有偏低。尿蛋白水平升高但是血压水平正常后仍需要选用ACEI和ARB的治疗,剂量尽可能增加至足量,但是应注意血压能否耐受[3]。ACEI和ARB可显著降低血压,防止心肌肥厚,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改善胰岛素抵抗,抑制血管、心脏、肾脏纤维化,降低肾小球灌注压利减少蛋白尿等,具有很好的靶器官的保护作用,在糖尿病肾病的血压控制中为首选,其他还可选用钙通道阻滞剂,在合适的患者还可使用利尿剂和β受体阻滞剂。
表1. 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就业岗位最多的国家及其主要出口目的地
如表1 所示，迄今为止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商品链就业总量中所占份额最大，并且对两国而言，美国是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这就造成世界经济中生产与消费彼此日益分离的情况。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大部分生产发生于外围或南方较贫穷国家，然而与这些商品链相关的增值，却被不成比例地归功于处于中心地带的富裕国家的经济活动。
法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的研究人员指出，全球商品链涵盖三种不同要素：（1）生产要素，在复杂生产链中将零部件与商品相连接；（2）价值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公司之间和公司内部价值传递并注重作为“价值链”的作用；（3）垄断要素，它反映这样一种事实：这种全球商品链是由垄断跨国公司的金融总部控制，并汇集巨额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正如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的理论。全球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区别，就好比被马克思称为商品的物质形式或“自然形式”的使用价值，与其“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然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统一于全球商品生产的一般理论中。
在对全球商品链的这种分析中，通过对物质（供应）和价值两重性的认识，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结合在一起。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要素在这类商品链中占主导地位，并根植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对所谓的劳动价值商品链（Labor-Value Commodity Chains）的理论性和实证性分析上，强调交换价值（价值形式）要素的同时，也不忽视物质或使用价值（自然形式）要素。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全球劳工套利的新帝国主义的运作方式，以及源于外围低薪劳动力的价值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捕获的。
利用可公开使用的世界经济活动数据库，我们构建了一套既涵盖劳动生产率又包括工资水平的单位劳动成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基于劳动价值关系并在理论上一致的方法论，以便对劳动剥削进行跨国比较，从而为商品链分析建立理论性和实证性基础。我们根据单位劳动成本对商品链中的每个环节或节点展开构想。单位劳动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润率，而生产的关键节点是那些劳动力成本最密集的地方，因此其包含最多社会必要劳动，比如产品装配。
对世界经济中心和外围主要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的考察表明，在21 世纪帝国主义中，跨国公司能够进行不平等交换并在其中以更少代价获得更多劳动力，而其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往往被误导性地归因于发生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创新性”、金融性、榨取价值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与全球劳工套利相关的巨大价值捕获主要是避开中心经济体的生产环节，那里的工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被外包出去。这有助于巨量财富的积累，而这些财富与中心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增长相脱节。这些从外围地区流失的价值大多以未被记录的非法流动形式存在。挪威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中心（The Center for Applied Economics of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和位于美国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最近对全球金融流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表明，仅2012 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向富裕国家的净资源转移就达到两万亿美元之多。
传感器系统：传感器是系统数据采集的必备元件，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系统传感器包括压力传感器、SD-50A超声波智能液位传感器，EDA9033F三相智能电参数综合测试仪，超声波流量计，定时继电器等组成传感系统。其功能是自动采集和存储并远程传输电量、管道压力、液位、电动阀、水泵电流、水泵工作状态，深井泵工作状态等数据。
全球商品链与帝国主义价值捕获
“供应链”一词通常涉及“一系列生产操作”，它 “从产品或系统的构想和开发开始，经过包括输入物（原材料、工具、设备）的获取在内的生产过程，最终到分配、维护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结束（即消费）。将生产过程各个步骤中生产的部件和模块组装起来，完成最终产品。”
从位于南方的外围经济体掠夺的大量战利品最终被置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金银岛”，那里存放着数万亿美元的资本，这些资本甚至处于最强大民族国家的税务和会计机构的管辖之外。这种金融征收（Financial Expropriation）是整个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马克思所说的“征收利润”（Profit by Expropriation）或“异化利润”（Profit by Alienation）的作用日益显著。与直接价值生成相比，价值捕获（Value Capture）和价值榨取（Value Extraction）在决定跨国公司利润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显然，生产全球化是基于中心和外围经济体之间单位劳动成本的巨大鸿沟而建立的，这体现了外围经济体中更高的剥削率。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大于其生产率差异。数据显示，在过去3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截至201 译文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67 页。 9 年），主要中心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与主要外围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之间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差距在40%～60%之间。全球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源于一种允许资本国际自由流动而对劳动力国际流动进行严格限制的体系。其结果是外围地区保持低工资水平，并使从南方国家大量吸取经济盈余成为可能。正如乌特萨·帕特奈克（Utsa Patnaik）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所指出，“外围地区的盈余流失不仅涉及资本的流动方向，更涉及一种在无任何补偿情况下猎取一个经济体盈余的现象。”
全球商品链可以被视为：“由参与生产活动的金融集团创造的集约一致的全球性空间。这些空间是全球性的，因为它们为资本价值的扩大开辟了战略视野，这些资本超越国界，并削弱国家监管。这些空间是集约一致的，因为它由数百甚至数千家子公司（生产、研发、金融等）组成，这些子公司的活动由经营资源的中心主体（母公司或控股公司）整合和控制，以确保资本增值过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金融上都有利可图。”
全球劳动后备军的再生产不仅服务于短期利润的增加，而且为维护跨国公司的长期积累以及与跨国公司结盟的国家结构，提供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劳动力分而治之的方法。尽管企业间竞争仅限于寡头对抗，但通过增加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世界工人（尤其是南方国家的工人）彼此间竞争大为加剧。这种分而治之的战略有助于“整合不同剩余劳动力，以确保不断增长的全球后备军供应”，他们“迫于无保障就业和持续失业的威胁而减少反抗”。
探究这一复杂现实对社会科学家提出了挑战。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写道：“任何单个资本……本身就是商品世界的一般形态变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1 译文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67 页。 后来，继马克思之后，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金融资本》中又提及“商品交换链条中的环节”。受早期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特征的商品交易链（Chains of Commodity Exchanges）概念的启发，特伦斯· 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和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20 世纪80 年代将商品链概念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一部分，并强调“工业在漫长的16 世纪期间的历史性重构”。以加里·格里非（Gary Gereffi）和米盖尔·科泽尼维奇（Miguel Korzeniewicz）主编的《商品链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版为标志，全球商品链研究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变得更为流行。后来，格里非也成为2000 年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研究网络形成过程中的突出人物。这一研究网络的构建目的在于整合几种不同但相近的全球链研究方法。尽管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框架本身受到早期关于全球商品链研究的启发，但它常常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新古典传统相结合。
完善肉羊的喂养和管理机制，对肉羊的养殖环境密度进行调查，并且结合肉羊在正常情况下的运动量特点，对全部的人工饲养活动进行研究，结合具体的管理工作需求，对各项业务的处理细节进行分析，使肉羊疾病的防控工作能有效增强。设计人工饲养管理制度，并有效结合不同种类的肉羊疾病特点，分析饲养环境中的消化性因素和肉羊呼吸系统特点，以便加强对肉羊生长环境的控制。一些管理机制不但要注意在羊群的饲养中进行营养技术的设计，还要有效结合卫生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进行设置，提升肉羊疾病防治措施，有效保证全部的营养因素得到丰富[4]。
此次烟化炉余热锅炉的成果改造，有效解决了顶部烧损的问题，改善了作业环境，提升余热锅炉整体运行效率，更好地适应生产需求，也为技术人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威廉·米尔贝格（William Milberg）和狄波拉·温克勒（Deborah Winkler）认为，企业战略的转变是全球化“新浪潮”的关键驱动力。该战略包括寻求更低成本和更大灵活性，以及希望“为金融活动和短期股东利益分配更多资源，并减少对于长期就业和工作保障的承诺”。此外，格里非还特别强调不生产自身产品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离岸外包“新趋势”的核心所在。像大型零售商和品牌专营商这类企业，可以被视为过去几十年日益凸显的全球链的新的驱动力。跨国公司的公平生产（Arm’s Length Production）与其治理结构相关，其中，耐克和苹果公司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治理结构中，通常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跨国公司对在商品输出国（通常为第三世界）建立分散的生产网络发挥关键作用。它们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制造商，而仅是商人，即那些“设计及（或）营销所销售的品牌产品，但不对其进行生产”的公司。
对公平企业交易（Arm’s Length Corporate Contracting）的热议，突出了这种链条在生产的地理分布意义上的“分散特征”。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对生产（和增值）控制的实际去集中化，虽然某一特定跨国公司在已被分包出去的各生产部门中并无股权，但与其相关的“分散的”商品链实际上还是为其集中的金融总部所掌控。跨国公司的金融总部保持对信息技术和市场的垄断，进而占有商品链各个环节的一大部分增加值。尽管中国被誉为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但经济学家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指出，中国高科技出口的85%都是跨国公司全球商品链中的环节或节点。正如海默几十年前所说：“跨国公司的总部在摩天大楼顶端进行统治；在天气晴朗时，他们几乎可以俯视全世界。”
合理设置教学情境 学习是一件苦差事，知识不是在幸福快乐中就能被完全掌握的。微课的学习时间主要集中在碎片化时间段，要提高受众的接受能力，不仅要调动受众的学习欲望，还要让课程内容对其产生吸引力。
约翰·B. 福斯特（John B. Foster）、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和贾米尔·琼纳（R. Jamil Jonna）认为，公平交易的确允许企业“通过国际运营并对其供应链施加战略控制”以捕获“极高利润率，尽管它们相对缺乏实际对外直接投资”。但这通常很难被察觉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往往与为其生产商品的工人或农民只存在间接联系，从外国分包商流向其位于北方国家的客户（跨国公司）的可见利润流动无法追踪。因此，要想做出能够说明全球劳工套利全部影响的实证分析，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仔细考察这些离岸外包形式背后的逻辑，将使我们了解劳动价值商品链及其内含的权力关系。问题不仅在于跨国公司如何管理商品链，更在于商品链如何促进对南方国家盈余的榨取。这一点在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著名的全球劳工套利概念中，体现为“国外低薪但同样优质的工人”对美国和其他富裕经济体高薪工人的替代。在这里，全球劳工套利被合理化为北方企业迫于削减成本和“寻求新效能”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应急生存策略”。
经过严格考察发现，这种对于成本控制的需求，恰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不均衡而在不完善的全球市场内利用价格（即工资）差异进行套利的一种形式。由于移民政策，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限制在国界范围之内，而全球资本和商品拥有更大的流动自由，近年来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加剧了流动自由。因此，全球劳工套利成为跨国公司从“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国际差异”中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
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全球劳工套利是国际资本对南方国家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它构成不平等交易（Unequal Exchange），这可被理解为以更少成本换取更多劳动力，处于中心地带的垄断金融资本在此交易中受益于南方国家低成本劳动力所带来的高利润。同时，不平等交易进程标志着南方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语境下，全球劳工套利是一种对增值的追求。它是一种谋求既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成本又最大限度占有剩余价值的策略。为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这种策略包括各种手段，比如外围经济体工厂中压抑的工作环境、国家对工会的强制性禁令、配额制度或计件工资制。
全球劳工套利之所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被马克思视为产业后备军的失业者的存在，就全球范围而言，即全球劳动后备军的存在。过去几十年更大规模全球后备军的形成，部分原因在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劳动力融入全球经济，从而导致全球劳动力及其后备军规模的扩大。很大一部分全球外围国家通过农业商业导致的非农化，也是这支后备军形成的关键因素。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导致城市贫民窟人口的扩张。马克思将农民（后备军的“潜在”成分）从土地上的“解放”与“所谓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
在引入商品链概念时，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将其定义为“一种由劳动与最终结果是制成品的生产过程所组成的网络”。这种商品链通常“在地理上是广阔的，并包含多种生产单位，其中有多种劳动报酬模式。”商品链学者使用“节点”（node）这个术语来指涉构成商品链的可分离过程。在这种语境下，一个节点表示一种特定或明确的生产过程，“商品链中的每个节点都包含输入物（如原材料或半成品）的获取与组织、劳动力及其供应、运输、通过市场或转让而进行的分配以及消费。”如今，国际商品生产日益采取复杂且拥有更高组织水平的劳动价值商品链形式。因此，中心经济体也愈加依赖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包括装配）。正如现在被普遍承认的那样，与此类商品相关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所占比例极大且不断增长”。
各国参与全球商品链这一行为对劳动力有着深远影响。从与全球商品链相关的工作岗位数量的快速增长，就可窥一斑：劳动者数量从1995 年的2.96 亿增长到2013 年的4.53 亿。商品链生产方式的这种增长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中，在那里，这类工作岗位在1995—2013 年间估计增长了1.16 亿，并且主要集中在向北方国家出口的制造业领域。2010 年，全球79%的产业工人生活在南方国家，而这个数据在1950 年为34%，在1980 年为53%。制造业已成为第三世界出口和生产领域“活力的主要来源”，对东亚和东南亚来说尤其如此，到1990年，其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高于其他地区。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那些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从20 世纪70 年代到21 世纪，制造业产出份额均有所增长。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自由竞争模式已经过时。尽管如此，追求低成本生产的“传统”规则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说，这一规则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更为强化。跨国公司的目标始终是创造并维持其垄断能力与垄断租金，即“通过主要生产成本的加成（Mark-Up）来产生持续高额经济利润的能力。”扎克·科普（Zak Cope）写道，随着生产的全球化，“领先的寡头垄断企业竞相降低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它们向欠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以确保对充足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对经济上关键自然资源的控制所带来的高回报”。无论是通过企业内部贸易还是公平交易，过去几十年来增长的离岸外包趋势构成了跨国公司帝国主义事业的延续，而处于由美、加、欧、日所组成的经济集团中的国家只得完全遵从这些事业。
这种用来说明各个国家对全球商品链的参与同单位劳动成本变化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使人们对全球化生产的一般性理解更为具体化，有助于理解全球化生产背后的不平等交易过程与帝国等级制度。下面我们将看到，单位劳动成本数据有助于建构以劳动力为中心的劳动价值商品链分析，进而深化对不同劳动剥削率及其与生产全球化间关系的理解。
建构劳动价值商品链的方法：一种实证模型
在国际劳工组织（ILO）2015 年发布的一份关于世界就业的报告中，有一章集中探讨了全球生产模式变化对企业及就业的影响。报告指出，与全球商品链相关的就业岗位数量在1995—2013 年期间急剧增加。据估计，全球约五分之一就业岗位与全球商品链相关，所谓新兴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的增长更为瞩目。有趣的是，报告还发现，参与全球商品链对企业生产率及其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工资来说并非如此。生产率的提升及其对工资积极影响的缺失意味着，参与全球商品链会导致“工人所获增加值比例”的下降。报告总结道：“这是将参与全球供应链直接与新兴经济体及发达经济体所占工资份额相联系的结果。”
2.2.1 每周腹痛发作天数 疗后第2周、第1周，腹痛发作天数的组间比较，经t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疗后第2周，经考虑基线、中心、组别交互作用的协方差分析，试验组、对照组校正均数分别为1.817 9、1.294 7，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AS、PPS分析结论一致。FAS数据集结果见表3。
对单位劳动成本（即对单位产品生产所花费劳动成本的一种计量）的差异进行国际比较，这与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出的基本问题相同，但前者的目的在于揭示毛利润率或剩余价值率。单位劳动成本将生产率与工资成本相结合，这与马克思剥削理论对待劳动成本的方式非常相近。
单位劳动成本是一种综合性衡量指标，它将劳动生产率与薪酬数据相结合，以对一组给定国家的价格竞争力进行评估。它通常以每单位实际产出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即每小时薪酬总额与每小时劳动产出量间的比率）的形式出现。尽管单位劳动成本数据可以为整体经济进行编制，但大多数分析师将重点集中于制造业部门，以提高可比性。
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相比，单位劳动成本是衡量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更为全面的指标。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相对生产率和相对工资都不足以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体各自的地位进行分析，而单位劳动成本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例如，生产率增速较高的国家在竞争中可能会败于生产率增速较低但工资成本更低的国家。相反，工资成本更低的国家在竞争中也可能会输给生产率增速较高的国家。通过将这两组数据结合，单位劳动成本也可以揭示企业的毛利润率在哪里可以最大化。按照迈克尔·卡莱斯基（Michał Kalecki）的观点，毛利润率体现了直接生产成本的加成（即垄断程度的一种象征）。
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因此，化学教学应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创设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思考、探索、交流获得知识、形成技能、发展思维、学会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生动、活泼、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学情境的创设关键是找准新知识的切入点，设计的情境要体现学生的生活实际，能让学生感受到新意、活力与激情，感受到生机和奔放，从而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
福斯特在一篇与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就资本主义内部竞争进行争论的文章中，利用（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年均变化率，将七国集团（G7）1985—1998 年间的数据分为两个时间段（即1985—1990 年和1990—1998 年）进行比较。数据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拥有较其他G7 国家更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速，正如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分析师所总结：这一事实使美国在1985 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整体竞争力”上较主要竞争对手更具“决定性优势”，尽管其实际生产率增长处于较低水平。福斯特认为，这反映了“美国反劳工的阶级斗争的有效性”。这一发现表明，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可使我们了解通过离岸外包措施从南方国家劳动力身上“捕获价值”的相关内容，对其进行详述将是有益的。我们旨在确认长期以来单位劳动成本变化与各国参与全球商品链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有助于对从南方国家榨取盈余的现象进行解释。
为了对单位劳动成本与全球商品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我们利用最近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构建了一个原始数据集。这组数据的作用在国际劳工组织2015 年版《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中得到展现，该报告侧重于衡量全球商品链的范围。WIOD 数据集包含40 多个国家1995—2016 年的信息，这40多个国家占世界GDP 的85%，最为关键的是，它涵盖了南方国家的主要成员，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将其与社会经济核算数据表（SEA，是WIOD 数据库的一个子集）相结合，可以构建对单位劳动成本时薪的综合性跨国衡量。我们重点关注高度参与全球商品链的8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
为了理解单位劳动成本数据的重要性，首先对以美元计价的时薪进行考察是有益的，因为这体现南北方国家间国际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尽管通常做法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同等能力）对时薪进行衡量，这对于公平问题的研究是有效的，但我们旨在从总部设于世界经济中心的跨国公司的角度对剩余榨取（Surplus Extraction）与价值捕获问题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元作为霸权货币，对总体“货币价值”与全球范围内货币财富的积累至关重要。以市场美元计价的劳动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跨国公司的整体利润率。
图1 以2017 年美元计价的制造业平均时薪，对南北方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工资鸿沟进行说明。数据显示，中心（北方国家）与外围（南方国家）之间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在这里，时薪被转换为实际金额（Actual Dollars，代表决定劳动力购买价格、利润率和国际资金流动的霸权外汇/ 储备货币），而没有采用购买力平价换算。
1.1 调查对象 2017年7-9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首先列出广州市11个市辖区各自管辖的所有医疗机构，分别随机抽取2所三级医疗机构和8所三级以下医疗机构，最终共抽取113所医疗机构（部分区多抽取了1到2所），依照实际情况从每个医疗机构调查5～10名医务人员，计划调查医务人员759人。
图1. 制造业平均时薪（2017年美元）
南方国家更高的剥削率不仅与低工资有关，更与南北方之间工资差异大于生产率差异的事实有关。图2 呈现了1995—2014 年间，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全球供应链最多就业岗位的一些核心发达国家和外围新兴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这一时期涵盖自20 世纪90 年代的高科技泡沫到2007—2009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危机的复苏初期。该图显示出，北方发达工业经济体与南方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之间存在巨大差距。4 个发达工业经济体（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相当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而这四个经济体的单位劳动成本要比其他4 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高得多。
不同PDA条件下的Al掺杂的HfO2高k栅介质MOSCAP结构的电学特性,采用KEITHLEY 4200-SCS型半导体特征分析仪进行测试,其C-V测试的频率为1 MHz。采用Berkeley量子电容电压模拟器QMCV(考虑量子效应)对C-V特性中的EOT和Vfb的进行拟合和提取。
图2. 1995—2014年个别国家制造业平均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以美国1995年指数100为基准）
注：单位劳动成本是由每小时总劳动薪酬与每小时总产出相比计算得出。
图3 聚焦于南方新兴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变化。墨西哥相对于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12%，反映出20 年间的劳动弹性化（Labor Flexibilization）；而印度的单位劳动成本基本保持平稳，下降了2%；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尼的单位劳动成本则分别增长9%和12%。印度一直处于低成本地位，其2014 年单位劳动成本为美国的37%，而中国和墨西哥则分别为美国的46%和43%。印尼尽管在全球商品链就业岗位中占据第三大份额，但其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目前仅为美国的62%。
图3. 个别南方国家1995—2014年相对于美国的制造业平均单位劳动成本
由全球商品链或供应链所造成的世界就业形势的复杂状况如表1 所示，表中包含2008 年和2013 年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据就业岗位最多的国家。
季经理是个秃子，忌讳很多，有人说兔子跑了或灯泡亮了，季经理的脸色便阴得像要下雨一样。季经理经常戴一顶帽子。这天，忽然一阵风把帽子吹落了，季经理以为是什么预兆，心里很不爽。开会时，恰巧有个生马蛋子把季经理的姓念错了，念成了李某某，季经理勃然大怒，终于发火了：谁敢把老子头上的帽子摘了，老子就把他的职务撸了。
总之，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社会经济核算数据表（WIOD-SEA）的数据清楚地说明，对于北方经济体来说，将劳动价值商品链的绝大部分置于贫穷新兴经济体具有明显好处。实际上，从盈利能力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必要的。依靠这些商品链及其位于低工资国家的关键节点，北方企业能够在劳动剥削率更高的基础上，获得对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低成本地位。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个既定产品的零部件通常在不同地区制造，如德国、韩国和中国台湾，但装配在中国大陆（一个拥有几乎最低单位劳动成本、发达基础设施以及规模效应等优势的国家）进行，所以也就有了“中国制造”。换言之，尽管商品链是复杂和延展的，但拥有最低单位劳动成本的国家往往是最终生产地或组装地，从而成为毛利率扩大的最关键节点。
上述结果反映了截至2014 年南北方国家间在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方面的巨大差异。正如《麦肯锡季刊》纽约办公室主任罗维尔·布赖恩（Lowell Bryan）所指出的：“任何一家将生产或服务运营置于低工资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都可以极大节省劳动力成本。即使在今天，中国或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只是发达国家同等劳动力的一小部分，通常不及三分之一。然而，中国和印度的劳动生产率正在迅速增长，在某些领域，如中国的高科技装配或印度的软件开发，其劳动生产率甚至超过富裕国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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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一个特定例子的考察就能说明劳动价值商品链的基本运作方式，比如在已成为许多现代制造业全球装配中心的中国所生产的苹果手机。大部分通过跨国公司出口的产品在中国进行的都是装配工作，中国工厂主要依靠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即“流动人口”）进行产品装配。这些最终装配的主要高科技组件是在其他地方制造的，然后出口至中国。苹果公司将其手机零部件的生产分包给多个国家，而富士康在中国承包最终组装工作。2010 年苹果手机的毛利率为最终售价的59%，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为劳动密集型组装业务支付的低廉薪酬。在中国大陆，劳动力所得在最终售价中所占份额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2010 年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每一部苹果手机，零售价为549 美元，而在中国进行零部件生产与组装的人工成本仅为10 美元，即最终售价的1.8%。
2000级曼巴扎仓第一届医学生久麦多杰，32岁，梳着一个略显花白的小辫子，他在共和县开了一家藏医诊所，当曼巴扎仓的病人太多时他就回来分担活佛压力。他回顾10年的学医生涯时说：
隐藏于这些劳动价值商品链中的全球化剥削的类似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跨国公司所依赖的分包商（或公平生产）国家。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师扎哈·侯赛因（Zahid Hussain）表示，在目前生产主要集中于南方国家的国际服装业中，每件服装的直接劳动成本通常约为最终零售价格的1%～3%。
根据耐克商品链1996 年关于其鞋类产品的劳动价值构成，一只耐克鞋的52 个部件要在5个不同国家生产。20 世纪90 年代末在越南生产一双耐克篮球鞋的全部直接劳动成本为1.5 美元，相比于其在美国149.5 美元的零售价，仅占1%。美国劳工委员会和中国劳工观察组织2004年报告称：21 世纪初，德国跨国公司彪马在中国生产一双运动鞋的单位劳动成本极低，生产每双运动鞋的每小时利润比中国工人每小时所得薪酬高出28 倍有余。
2019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布鲁姆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Blum Center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对1452 名印度女性（包括17 岁或17 岁以下的女童）进行访谈，其中85%的受访者都从事“旨在出口美国和欧盟的大品牌”而进行的家庭作坊式生产，研究发现这些工人每小时只能获得低至15 美分的报酬。她们“几乎完全”由印度“历史上受压迫的族群共同体”的女工组成，她们的工作通常包括“收尾工作”，如刺绣和珠饰。
这些极端剥削性的经济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劳动价值商品链的实际状况及其与全球劳工套利间的关系。实际上，劳动价值链的每个节点或环节都代表一个盈利点。每个中心节点和每个环节都构成价值（或劳动价值）的转移，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因GDP 核算的惯例及其增加值的计算方法而被掩盖。实际上，正如许多分析者现在所指出的，由生产所产生的劳动价值被“捕获”而未被记录，这是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导致的，而跨国公司就是其中的关键中转人。
隐藏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定价和国际交换过程之中，并很少为传统商品链或价值链分析所察觉的，是达到超级剥削程度的劳动力成本的巨额加成（剩余价值率）。这既表现为相对意义上高于平均比率的剥削，又通常表现为绝对意义上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与世界经济外围国家相关的政治经济实力状况“支撑”（feed）了不断扩大的毛利润率，导致当今世界的过度积累。这种过度积累现象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在全球76 亿人口中，最富有的26个人（其中大多是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较穷的38 亿人所拥有的财富之和。从结构上看，如此程度的不平等是全球商品链剥削体系的结果，是一种与世界垄断金融资本相关的新帝国主义劳动分工的结果。
一些左翼思想家认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历史特性现在已发生转变，世界经济中的帝国主义联系“大幅逆转”为北（西）方利益受损，而南（东）方获利。此观点显然是基于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发展的肤浅分析。事实上，以金融财富积累和资产集中程度来评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往更为集中和等级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球财富金字塔的出现，在这个金字塔中，传说中的法老的财富等级也相形见绌。几乎所有国家内部以及最富裕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都在加剧。正如乐施会（Oxfam）所指出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寻求一种“为99%的人谋利益的经济”。与此同时，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阴影仍笼罩在全球经济之上。
因此，对劳动价值商品链的研究揭示了潜藏于当今国际交易中的剥削。劳动价值商品链这一研究方法囊括了其他全球链（Global-Chain）框架中基本缺失或之前未被纳入系统性联系的各种组成要件，即：（1）全球资本劳动关系；（2）南北方国家间工资的高度不平等；（3）不同剥削率，这是全球劳工套利的基础；（4）价值捕获现象。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将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以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学提供更为有效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商品链——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后的权力配置——如何迅速改变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与斗争。
除单位劳动成本外，还有其他因素对商品链的盈利能力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生产地点。然而，单位劳动成本是解开全球劳工套利及南北方国家间剥削率差异秘密的关键。
帝国主义通过全球商品链，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参与世界性生产结构。灵活的全球化生产意味着全球商品链中劳动最密集的环节被置于南方国家，那里有更大规模的劳动后备军、更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因此剥削率也相应较高。其结果是，跨国公司通过一种征收利润获得更高利润率，而产生的附加值往往被归功于中心自身的生产，并且整个过程日益导致财富在中心的积累。随着这种现象日益普遍，这种帝国主义剥削与征收将更为隐蔽与无形。为了理解当今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必要远离所谓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交换领域，而应进入“生产的潜在处所”，在那里，单位劳动成本分析所揭示的极高剥削率的存在揭露了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的本质。
作者简介 ｜ 因坦·苏万迪（Intan Suwandi），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博士；R. 贾米尔·约恩纳（R. Jamil Jonna），美国每月评论基金会助理编辑；约翰·B. 福斯特（John B.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 ｜ 于明（1995—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35）
* 原 文 来 自Intan Suwandi, R. Jamil Jonna and John B.Foster,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New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 , vol.70, 2019。本译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7ZDA004）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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