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分歧论文,初期论文,中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曾屡次要求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却一再遭到苏联方面的拒绝。本文拟就这一分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略作论述，以深化对抗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
一、问题的缘起
蒋介石政府明确向苏联提出对日参战的要求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但这种意图却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7月蒋廷黻访苏，疏通了自复交后又僵持多年的双边关系之后，蒋介石就开始考虑如何争取苏援问题。蒋介石的设想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求苏联向中国提供军需品。这一要求是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于1935年10月9日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的。苏联方面对这一要求的答复是明快的。11月1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电告鲍格莫洛夫，“同意出售”①。另一方面，蒋介石委托孔祥熙向苏方提出缔结秘密军事协定。1935年7月初，孔祥熙拜访鲍格莫洛夫时问道，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同中国方面缔结互助协定，（即秘密军事协定）。鲍格莫洛夫顿感惊讶，反诘道：中国政府由于惧怕日本的压力，竟拒绝订立中苏互不侵犯协定，并拖延对缔结商约问题的答复，怎么忽而言称要签订互助协定呢！②初次碰壁并未使蒋介石灰心。10月18，他亲自会晤鲍格莫洛夫，再度提出这一问题。蒋介石说，他赞成缔结中苏商约和互不侵犯协定，但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举动，希望有一个实质性的协议，真正促进中苏之间的真挚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当鲍格莫洛夫问他这是什么样的协议时，蒋说中苏之间需要一个“非表面性”的协议。这个“非表面性”的协议究竟是什么呢？蒋介石解释并强调：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提出这一建议，而是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提出的，“对这一点的理解应当是指秘密军事协定”③。鲍格莫洛夫巧妙地回避开了蒋介石的问题。此后不久，中国方面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鲍格莫洛夫在1935年11月10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写道：“他们（指中国领导人）都说愿意缔结商约和互不侵犯协定，但他们又强调，在中国目前困难的形势下，无论商约还是互不侵犯协定都无补于中国，并暗示希望缔结互助协定。”④蒋介石可能考虑到仅通过鲍格莫洛夫向苏联政府转达这种请求还不够，便于1935年底派陈立夫去莫斯科直接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此事。陈立夫于1936年1月抵达柏林，在那里等待斯大林同意谈判的消息。但数月之后仍无结果，蒋只得令陈立夫返回南京。
蒋介石原先连缔结互不侵犯协定都延宕不决，而现在竟要立即缔结互助协定，可谓是对苏政策上的一大变化。产生这一变化的基本原因，是蒋介石指望西方的愿望落空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传贤为会长、宋子文为副会长，主持对日外交工作。实际上，与其说是对日外交，毋宁说是对国联和美国外交。因为特种外交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依据蒋介石的外交方针，谋求依靠国联和美国的力量解决中日冲突。1931年10月14日，该委员会委员顾维钧等人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中国完全委托国联”，“外委诸公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条约以制日”⑤。蒋介石不仅指令外委会贯彻其外交方针，还亲自进行外交活动。这一期间，他多次召见英、美、法、德等国的使节谈话。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等驻国联代表也在国联积极活动。在中国驻国联代办施肇基的建议下，国联组成以李顿为首的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来华调查处理九一八事变，其结果却与蒋介石的期望相去甚远，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更是格格不入的。1933年初，日本继续向关内进犯，企图占领平津，中国请求国联对日本实行制裁（主要是武器禁运），停止对日信贷和进口日本产品等，但无论英、法或美国都不肯这样做，担心引起严重纠纷。5月，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又要求英、美、法三国警告日本，阻止其继续南犯，但三国都不愿这样做。5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就平津战事作的决议写道：“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⑥这说明南京政府对西方坐视日本侵略的政策已经不满。1934年6月至1936年3月顾维钧回国度假期间，曾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交谈。他说：“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他们都对日内瓦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⑦1935年2月8日，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同苏联驻英全权代表曼伊斯基会谈时表示，“现在中国普遍的情绪是最好对西方置之不理。”⑧郭泰祺的这番话显然是对苏联的一种暗示：西方的离弃迫使中国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
从苏联方面看，到1934年，其经济实力较之中苏复交前后已有较大增长，具备满足蒋介石这种要求的可能。与此同时，苏联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1933年11月16日，苏联同美国建交。这一切必然对蒋介石的对苏政策发生积极影响，使他感到，苏联是有能力给中国以援助的。鲍格莫洛夫在1934年的报告中说，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的成就是肯定的因素，它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外交政策的重心才开始向苏联方面偏移。
对蒋介石外交政策上的这种变化，苏联方面看得很清楚。1935年12月9日，鲍格莫洛夫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我同南京领导人历次会谈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都想加速我们和日本间可能的冲突；我同蒋介石的会谈也证实了这一推测。”⑩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鲍格莫洛夫的复函中也同意这一判断：“各方面情况向我们证实，南京政府的所有打算只是建立在其它国家同日本的作战上，而它自己却认为没有同日本作战的可能。”(11)根据这种判断，苏联方面对蒋介石的建议反应谨慎，没有断然拒绝建议，但也没有同意缔结互助协定，而是要进一步查明蒋介石的意图。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鲍格莫洛夫的上述复函中写道：“为此，您应该再次亲自会见蒋介石，并向他证实苏联政府愿意缔结他所提议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互助协定或条约，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以查明其立场。在这方面需要向蒋介石指出，我们不清楚蒋介石如何设想具体实现自己的建议；我们的义务应是什么，中国政府的义务应是什么，条约或协定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它们大概具有何种力量等。”复函还强调：“应当指出，我们在承担如此重要义务的同时，要了解清楚他（蒋介石）保卫中国反对日本的计划，以及中国帮助苏联反对日本侵略的计划。”(12)苏联的意图很清楚，既然缔结双边互助协定，双方承担的义务就是相互的，蒋介石如果自己不想抗日而企图把抗日责任转嫁到苏联身上是绝对不行的。根据斯托莫尼亚科夫的指示，鲍格莫洛夫于1936年1月22日同蒋介石进行会谈。会谈结果使苏联方面大为失望，蒋介石没能通告同日本侵略进行斗争的任何具体计划。针对这一情况，斯托莫尼亚科夫在2月29日明确电告鲍格莫洛夫，既然蒋介石“仍旧动摇并且没有解决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这一根本的问题”，所以在日本占领华北各省后，“我们对这些省份很难承担‘相互’援助的义务”。电报还说：“您应当坚定地指出这一点，我们的声明是根据他本人所采取的不确定的立场。”(13)很明显，蒋介石对抗日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是苏联难以与其缔结互助协定（其中包括承诺出兵义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从1935年底以后，鉴于华北事变带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蒋介石的抗日态度逐渐趋向强硬。这种变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在1936年间，蒋介石政府虽然与日本方面进行十多次谈判，但对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为实质的广田三原则却始终未接受。日本对此十分不满。所以，国民政府外长张群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说，中日关系正在恶化(14)。这种恶化正是蒋介石着意改善中苏关系，进而缔结中苏互助协定的一种反映。
然而，事情并非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简单。在缔结互助协定问题上苏联自有考虑。1936年11月7日，张群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尽快缔结互助协定的问题，鲍格莫洛夫却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没有苏中互不侵犯协定是苏中关系方面的缺陷。诚然，我应当说，最近一年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要比二年或四年前好些。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关系不是建立在正式文件的基础上。我认为，现在谈论像互助协定这样深远的问题，要苏联人民根据它来承担明确的和非常重大的义务，此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两国的社会舆论对此完全没有准备。”张群问：“我可否这样理解您的意思，您认为缔结苏中互助协定暂不可能？”鲍格莫洛夫说：“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这一协定没有预先的即使是简单的舆论准备，现在要缔结互助协定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建议缔结商约和互不侵犯协定，作为能够为重大联系准备基础的阶段。”(15)鲍格莫洛夫所阐述的这一基本立场反映出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的信任尚未达到可以签订互助协定的程度。这尤其表现在苏联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上。鲍格莫洛夫在同张群的上述会谈中就这样说过：“我已形成一个印象（如果错了，我将很高兴），按你们的方针，你们认为同日本的关系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之点，而同苏联的关系不知为什么是第二位的。我认为，在苏中关系的任何问题上，包括甚至像商约这样简单的问题，你们总是考虑会使日本人产生什么印象。”(16)鲍格莫洛夫所言确有所指。蒋介石在1936年的对日态度虽有所强硬，但惧怕日本的压力仍是一个基本事实，中苏商约迟迟未能缔结即是如此。苏联担心，蒋介石政府因为惧怕日本压力，虽然一方面正在改善中苏关系，但另一方面却可能背着苏联同日本谈判针对苏联的军事协定。从当时中日谈判的情况看，蒋介石政府虽然在总体上不愿接受广田三原则，但对其中共同防共这一条，却认为有商讨的余地。例如，张群在1936年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的会谈中，就多次谈到共同防共问题，只因日本要求将防线延至华北腹地雁门关，所以一直未达成协议（张群提出至包头）。而且共同防共不仅是指共同“剿共”，还包括建立反苏军事联盟（孔祥熙在1936年9月28日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承认这一点）(17)。这样，苏联必有疑虑。苏联另一层考虑则在于，蒋介石政府在惧怕日本压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履行互助协定的义务。张群同川樾的会谈说明了这一点。会谈中张群表示：“调整邦交－以不侵害我方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原则。至于日俄战争之际，贵方如希望我方能取善意之中立一层，我们当可加以考虑，务使贵国能在华北放心。”(18)张群的这种表示，足以说明蒋介石政府在中、日、苏三角关系中的投机立场，显然难以取得苏联方面的信任。
在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缺乏信任感的情况下，要缔结一个需要双方严格履行义务的协定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苏联这时还不想介入中日战争。陈立夫1936年初滞留柏林时就已传来斯大林的解释：苏联愿意在不直接介入对日战争的条件下竭尽全力帮助中国抗战(19)。而如果缔结中苏互助协定，苏联则需担负站在中国方面直接抗击日本的义务。在当时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的气氛下，苏联是不愿在东方与日本开战的。
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是中国抗战爆发前后苏联对待苏中关系的一个基调。因此，无论蒋介石政府如何交涉，中苏都未能达成互助协定，此时两国关系的发展水平只能限制在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程度上。
二、参战与否的分歧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要求苏联参战的愿望日益迫切，并把苏联参战与否看作是中国抗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20)。立法院长孙科也极力主张苏联参战。1937年7月28日，孙科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如果目前的危机持续增长，中国政府是否可以期待苏联政府会将军队自满洲边境进行某种调动。”(21)抗战初期曾任驻苏大使的杨杰更是热衷于苏联参战。1937年9月，杨赴莫斯科洽谈军火援助时，多次提出苏联参战的要求。蒋介石在这方面对杨也抱有很大希望。1937年11月1日，蒋在杨关于即将召开的国联布鲁塞尔会议有关情况的一份电文上批示：“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盼坦白相告”(22)。杨接电谕后便积极活动。11月11日，他同斯大林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议，极力探询苏联对参战的想法。斯大林的签复却是：“苏联希望削弱日本，但目前苏联尚未达到与日本开战时机。”(23)杨又与苏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间固难定，但可以告之“准备已快了”(24)。11月12日，杨一天连续两次电蒋，报告探询的消息。11月18日，随杨访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也电蒋说，伏罗希洛夫告诉他，如果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俄当出兵，决不坐视”(25)。但是，伏罗希洛夫的允诺并没有兑现，直到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苏联仍未出兵。相形之下，倒是斯大林的话显得实在一些。加弗认为，这不过是伏罗希洛夫用“一个巧妙的暗示防止中国丧失勇气”(26)。这种分析不无道理。时隔不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就联名电蒋，陈明不能立即出兵的理由：1.苏联不因日方直接挑衅而出兵，会被认为是侵略行动；2.苏联不愿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主要国家尚未答应与苏联共同对付日本的条件下单独出兵；3.具有批准出兵权的苏维埃最高会议尚未举行(27)。这封电报是抗战初期苏联在参战问题上一次最明确的表态，蒋介石的请求理应到此即止，但他仍不死心，就在接到这一电报不久，于12月6日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复电中再次提出：“尚望贵国最高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28)
蒋介石为争取苏联参战还施展了谋略。他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一事有意告诉苏联方面，以此暗示斯大林：如果苏联终不出兵，中日有可能达成妥协。当然，蒋介石的这一做法并未奏效，因为斯大林关于苏联不参战的既定方针不会轻易改变；斯大林也清楚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区别，不会像亲日派那样主张降日。所以，斯大林在给蒋的复电中说，中国可有条件地同日本谈判，但“中国政府之任务，是以伟大民族的政府之资格来讲话，而不屈服于威胁”(29)。在施展谋略方面，杨杰也堪称行家里手。1937年12月21日，杨杰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分析了苏联没有参战的原因后说：“欲使苏联参战，职见：必须造成使苏联不能不参战之环境。其制造之法：第一，想法使英、美为其后援或使有西欧安全之保障。第二，中苏关系益密，日方感觉不利，对苏联挑衅，则苏联不能忍受，彼必起而与之周旋矣。”(30)这两计虽然看来高妙，实则难以办到。首先，此时英、美根本无意介入中日战争，甚至在武汉、广州失陷后仍旧如此。1938年10月26日，正极力寻求西方援助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同法国外交部秘书莱热会谈时，莱热直率地说，美国政府的态度相当消极，“目前它不希望作出任何行动，即使是关于联合调停这样的行动它也无意介入”(31)。当时驻英大使郭泰祺也报告说，英国不响应苏联关于采取联合行动以帮助中国的倡议(32)。可见，指望英、美作苏联后援办不到。至于西欧安全问题，根本不是中国所能解决的。其次，以密切中苏关系来激化苏日矛盾以至引起战争的想法亦未免太幼稚，因为决定苏日关系的因素不仅有中苏关系，还要取决于其它许多国际国内因素，如苏德矛盾、日美矛盾等，苏日决策人物的头脑不会如此简单。
然而，无论杨杰还是蒋介石在当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其谋略落空后，他们仍未放弃原有企图。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对苏联能否参战具有清醒认识的当属蒋廷黻。蒋廷黻是1936年10月受命为驻苏大使的。赴任之际，国内各方面都对他寄予厚望。他说，各方“要求我能设法使苏军与我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他们相信我一定能进行此一重要工作，他们希望不仅是进行，而且一定要完成此一工作。”(33)然而，也正是蒋廷黻最先察觉到此时要求苏联参战是不可能的。1936年12月，他在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谈时就已确立了这种看法。李维诺夫表示，一旦中日开战，他对中国不作任何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第一，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第二，苏联援助中国的承诺会引起西欧的怀疑。但李维诺夫同意贷款给中国购买苏联的军事设备(34)。显然，李不肯承诺的军事援助是指出兵一事。蒋廷黻由于了解到第一手情况，因此对苏联参战不抱什么希望。蒋廷黻对苏联不会参战的预见是正确的，但这一观点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用蒋廷黻的话来说，这是因为蒋介石“执着苏联准备对日作战观念”(35)。这样，持现实主义态度的蒋廷黻反而受到谴责，被认为是“误解苏联的意图”(36)。蒋廷黻说，因为这一点，也许还有其他理由，1938年初他被解职回国。
就在蒋廷黻回国时，孙科正肩负请求苏援（包括请求参战）的重任赴苏。孙科进见斯大林后，方知蒋廷黻所言为实。2月7日，孙科电告蒋介石：“苏联愿始终相助，促我胜利，但若须立即参战，则以国际时机未至，仍留有待，俟时机成熟，如经国联决议制裁，至少亦得英、法、美与苏一致，始能动兵。此时若苏独自出兵，恐将促成日本上下团结，促进德、意更积极助日，分裂国际对我同情，引起苏联助我赤化误会，反于中国抗战甚为不利。”(37)毕竟孙科的身份、地位与蒋廷黻不同，这封电报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确实发生一些作用。1938年3月10日，蒋介石在给杨杰的电报中说，现日军正派8－12个师侵犯华南，“如此，其在满洲兵力空虚，务希速商伏帅，如俄能决心攻倭，则此时对满、鲜乘机进取最好，否则对满、鲜边境速增重兵示威以牵制敌军，勿使其全力南犯，亦於战局大有裨益。”(38)由此可见，蒋的要求有所降低：苏联如不出兵，示威亦可。证明蒋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事实是对张鼓峰事件的反应。事件尚未结束时，国民政府的不少官员认为该事件是苏日战争开始的信号，重新燃起苏军参战的希望。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表示赞成蒋廷黻以往的看法，说中国应一如既往，仿佛没有发生这一事件一样。蒋廷黻认为，如果说蒋介石以前对苏联参战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这时已明显放弃了这一幻想(39)。果然，不久，苏联便同日本达成停战协定。但蒋介石也并不像蒋廷黻所说的那样，放弃了对苏联参战的幻想。在后来武汉会战期间，他还是希望苏联能出兵援助。9月30日，蒋在同新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奥尔斯基会谈时说，目前欧洲局势可暂望安定，苏联不必有西顾之忧，应“趁此时机亟宜予远东侵略者之日本以教训”(40)。翌日，蒋又电示杨杰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转达“现在我抗战已将十五个月，抵御侵略已达最艰苦之严重关头，中国本身力量已完全发动使用殆尽，苏联必不愿中国功败垂成，使东方侵之狂焰高张（涨），世界祸患更难收拾，故望从速考虑等语”(41)。但苏联此时不参战已为既定方针，因而蒋介石的求援当然没有结果。
三、截然不同的出发点
中苏两国在参战问题上产生难以调和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截然不同。
蒋介石政府的出发点是极力拉苏联参战，企图把抗战重担转嫁到苏联身上。如前所述，从3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逐渐接近并开始外交谈判后，蒋介石就一直坚持缔结中苏互助协定，旨在要求苏联承担日本侵华时能够出兵的义务。蒋介石认为，由于苏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苏日冲突是必然的，因此拉苏联参战也是可能的。基于这一点，蒋介石指示部属在同苏联谈判时，要竭力在对日的基础上寻求并说明两国的共同点。1937年7月19日，陈立夫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就称：“中苏利益是共同的，因为中国是日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而苏联是第二个目标”(42)。7月23日，外长王宠惠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又特别指出，日本的政策是要征服整个亚洲，这既威胁到中国又威胁到苏联，所以希望双方最终能寻求共同语言(43)。蒋介石等人希望利用苏日矛盾促成苏联对日作战，不失为一种外交策略，但是决定苏联参战与否的因素不仅是苏日矛盾问题，同时还有中国的抗战决心及苏联出兵的时机和条件。
关于中国抗战之决心，苏联确有考虑。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始终对日本抱有幻想，在中、日、苏格局中玩弄平衡游戏，这使苏联终于拒绝缔结互助协定。后来在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过程中，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的谈判又一直未中断。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仍未放弃谋和活动。蒋介石和何应钦在1938年7、8月间派雷嗣尚通过其结拜弟兄萧振瀛与日本特务秘密商谈议和条件及谈判地点，后因武汉不久即失守，蒋、何退往重庆，此事便不了了之(44)。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妥协活动绝不只限于此，但仅此一例，可见其缺乏抗战之坚定决心。苏联对此担忧，不无道理。1938年8月7日，孙科在莫斯科电蒋，告知苏联不参战理由之一为“虑我决心不足，战不力，彼若急参战，我或中途变计”(45)，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参战时机和条件，则是苏联方面更为重视的问题。无论是苏联高级领导人还是苏联外交部门，在答复中国方面提出的参战要求时，都十分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苏联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前已引述1937年12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电告蒋介石苏联不能即刻对日出兵的理由，正是在于时机和条件不成熟。1938年9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在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电报中进一步明确了苏联参战的三个条件：1.日本进攻苏联；2.英、美加入对日战争；3.国联责成太平洋国家对日宣战(46)。由此可见，在参战问题上，苏联考虑的不仅有苏日矛盾的因素，还有同美、英关系及国际条件等。
在苏日矛盾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很明确：日本是苏联的敌人，但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现在不能开战。蒋介石则认为德、日不会同时对苏宣战。1938年6月14日，蒋介石同卢干兹奥尔斯基会谈时就说：“苏联或早或晚应自动开始对日战争，并且目前正是最有利时机”(47)。蒋介石虽未解释原因，意思很明显：苏联西线无战事，可放心对日作战。当时希特勒还没有进攻苏联，但欧洲已经战云密布，苏联不能不严加戒备；而且欧洲较之于亚洲对苏联更为重要，因此它要更多地考虑西线安全。这正如李维诺夫对蒋廷黻所说：“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48)。当时，苏联在欧亚两线的驻军人数为3:1，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个使苏联担心的问题，就是1936年11月25日，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的矛头是指向苏联的，苏联自然更为警惕。况且，德国当时已经扬言：如果苏联介入中日战争，德国就会帮助日本。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驻莫斯科德国代办就派秘书去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实际上是去警告他，中国在对日争端中不要寻求苏联的合作，并说，如果中国试图与苏联携手来对付日本，德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49)。因此，苏联要极力回避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以免两线作战。
在苏日矛盾问题上，苏联的另一层考虑就是不应先发制人，以免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其一，苏联向来是以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著称的，因而不愿因参战问题而损害其在国际上的形象。其二，苏联不愿给日本以反诬其“侵略”的口实。对此，斯大林在向蒋介石解释不能参战理由时说得很清楚：“苏联如果不是因为日方挑衅而对日本出兵，日本就要称自己是侵略国之牺牲者，这将对中国与苏联不利”(50)。基于这些考虑，苏联一再拒绝对中国要其参战的请求。
在同美、英关系上，苏联亦多有顾虑。1938年9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给卢干兹奥尔斯基的电报中对苏联的这种考虑解释得比较清楚：“苏联认为现在无英、美而孤立地参加对日作战是不适宜的，英、美有强大的海军，因为苏联这样孤立地参战会恶化中国形势，改善日本形势。日本会叫喊别人进犯它了，迫使德、意起来保护日本，迫使英国警觉起来。因为英国会考虑，苏联想针对其它国家而加强其在华影响，苏联想把中国布尔什维克化”(51)。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考虑是比较复杂的：一是怕无英、美支援而孤立。英、美是西方国家的主要代表，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因此，苏联在采取像对日作战这样的重大行动前，要争取其舆论同情，以免陷于孤立，甚至反被日本抓住把柄。而从抗战初期英、美态度来看，并无苏联所希望的那种表示。相反，英国还想牺牲中国利益来保护其在华利益。美国此时的政策更是众所周知：罗斯福在“孤立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下严格奉行“中立路线”，谈不上支持苏联对日出兵。因此，苏联是不愿多此一举的。二是担心西方指责苏联使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以容易给西方国家和蒋介石政府造成企图“赤化”中国的嫌疑。总之，苏联认为对日参战不应是孤立行动，而应是一种联合行动。应当承认，苏联的这种考虑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德、意、日已形成法西斯集团，反法西斯也必须是集团性的联合行动。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种联合行动的时机和条件没有成熟，苏联拒绝参战也就理所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强调英、美联合行动还有一层用意，这就是谨防坠入英、美挑起苏日战争的计谋。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曾劝告苏联代表说：“只要苏联出面，战争将被制止，日本会立刻尊重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52)。这种说法显然别有用心，苏联认为这是“帝国主义企图挑起苏日战争的外交伎俩”。苏联对英、美的这种看法，孙科在1939年第二次访苏期间也有察觉。是年9月17日，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苏联对倭（指日本）取严防痛击态度，但若倭知难而退，不再挑衅，苏只求保境息争，亦无与倭决战决心，故在远东，苏对美、英亦严防中计，不愿发动苏倭战争，我与彼接洽，切忌要求参战，转移中倭战争为苏倭战争。以科愚见，苏援我程度，似限于器械供给与技术援助，若求其仗义参战，解决战局，恐不可能，即对远东望其与美、英、法合作，彼多疑，必虑美、英目的在挑起苏倭战争，以解美、英、法在远东所受之威胁，必美、英先有对倭积极制裁之行动表示，苏方始能相信而乐于合作，否则彼将疑我信赖美、英怪彼援我不力，或疑我暗代美、英刺探彼中秘密，反对合作前途有损无益。”(53)
如果蒋介石能够正视苏联当时的实际处境，认真研究分析蒋廷黻、孙科的意见，中苏原先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也许会逐步缩小。然而，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做，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蒋对外援的强烈依赖心理，希望苏联能够承担抗日重担。这样，蒋介石的主观要求同苏联的客观实际便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势不可免地要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
四、参战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中苏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延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如前所述，抗战爆发前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的水平只能达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程度，而蒋介石政府却要苏联缔结包括能够承担对日出兵义务在内的高层次的双边互助协定。这样，双方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折冲尊俎，使早应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反被延误。中苏复交不久，苏联政府就于1933年3月24日向国民政府提出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却被拒绝(54)。1936年11月，苏联方面在明确拒绝缔结互助条约的同时又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55)，再次被中国方面拒绝。1937年4月12日，鲍格莫洛夫根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同中国外长王宠惠会谈时，进一步陈述了苏联对缔约的三步计划：1.由中国政府发起太平洋地区互助条约的谈判，苏联首先予以全力支持；2.如果太平洋地区条约无任何结果，苏联准备重新考虑苏中缔结双边互助条约；3.建议立即着手谈判苏中互不侵犯条约(56)。三步计划的着眼点是苏联一贯奉行的集体安全思想。由于苏联方面在这里仍把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当务之急提出来。因此仍未得到中国方面的响应。这一则因为蒋介石等人固执于缔结互助协定，二则在于他们把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简单化了。从一般意义上说，互不侵犯条约只是确保双方互不侵犯，但苏联提议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不限于此，而是附有军事援助内容。还是在1937年2月底，苏联政府在给鲍格莫洛夫的指令中就谈到在不签订互助条约的情况下，可缔结军事技术协定，包括向南京政府出售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并为此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此外还可以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和坦克手，甚至在经甘肃通向苏联的交通线受到日本威胁时，苏联将派坦克和飞机予以保卫(57)。由于以这种军事技术协定作为附加内容，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多少已具有互助条约的性质了。然而，当鲍格莫洛夫将这些意思转告中国方面后，却没有引起蒋介石等人的兴趣，结果使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一再延误。更严重的是，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仍固执其立场。7月19日，陈立夫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还说什么，如果谈判能从互助条约开始，则更符合中国利益，并表示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准备签订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的回答则相当肯定：不可能首先考虑缔结互助条约(58)。双方相持不下，又形成僵局。7月底平津失陷，形势日趋危急，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8月2日，在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他表示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59)。于是双方起草条约文本，至8月21日方签约。这样，从1933年3月苏联方面明确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到正式缔约历时4年多，如果从1935年7月孔祥熙同鲍格莫洛夫谈判缔约问题时算起则2年有余。这种时间上的浪费贻误了中国准备抗战的有利时机。
其次，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恶化。抗战爆发前后，中苏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给两国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使中苏未能尽快结盟，携手对日。当然，这种分歧在1937至1938年间所带来的影响还不很明显，主要是因为苏德战争此时尚未爆发，苏联还没有实际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同时苏联认为有可能通过解释消除分歧。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像苏联方面想象的那样。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再次提出对日参战问题。国民政府外长郭泰祺、次长傅秉常、蒋介石本人以及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军事系统重要喉舌《扫荡报》等，都公开发表要求苏联参战的言论(60)，这就引起了苏联方面的不满，认为中国在挑动日苏战争。对此，苏方仍尽量克制。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再次解释苏联无法参战的原因。电报说：“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因现在苏联军队已开始打击德军，此种力量之分散足以减轻德军之困境”(61)。由于寻求苏联参战未成，加之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援华物资逐渐减少，蒋介石政府便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介入大战的契机转移外交政策的重心，开始疏苏亲美，以获取美国援助。中苏关系就此渐趋冷漠。
再次，降低了中国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在中苏关系中，两国的地位应当是对等的，特别是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和苏联同属反法西斯盟国，更应是一种平等关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低一等。苏联对中国的这种歧视明显反映在1943年美、英、苏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会议讨论签署莫斯科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主张中国应作为宣言签字国，却遭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反对，理由是中国不具备大国所具有的影响(62)。后因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极力坚持，莫洛托夫才放弃自己的意见。另一明显表现，则是1943年11月盟国德墨兰会议讨论中国战场问题时，斯大林对中国战争形势及未来的发展表示不满和怀疑。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中国人仗打得很糟”，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不可能“非常强大”(63)。因此，他反对罗斯福把中国当作大国看待。斯大林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固然是由于近代中国积弱不振、国力衰竭，以及他本人外交政策中严重的大国主义思想，但与蒋介石政府缺乏自立精神亦不无关系。蒋介石等人三番五次地请求苏联参战，甚至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将失败”，完全是一副乞怜相，这种态度当然有损于中国的大国形象。蒋介石政府对苏援的强烈依赖，最终迫使他在1945年8月不平等的中苏谈判中吞下一个难咽的苦果，而苏联却可以对日参战为由冠冕堂皇地恢复了沙俄当年在中国的主要权益。
抗战初期中苏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是整个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段曲折。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苏联一方面抵制了这种政策，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一政策发展了它的大国主义，促成后来中苏关系发展中的新矛盾。
注释：
①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дOKYMEHTЪI BHELLIHEй пOлиTиKЛ CCCP)第18卷，莫斯科1973年版，第662页注227。
②参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л·B·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5年7月4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437页。
③《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л·B·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5年10月1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537页。
④《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63页注228。
⑤《顾维钧、罗文干、刘哲致张学良电稿》，《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11页。
⑥《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
⑦《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314页。
⑧《苏联驻英全权代表同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会谈记录》，《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71页。
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第804页注190。
⑩《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л·B·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5年12月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587页。
(11)《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л·B·鲍格莫洛夫信》（1935年12月28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02页。
(12)《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602页。
(13)《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莫斯科1974年版，第723页注15。
(14)《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同中国外长张群会谈记录》（1936年11月7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第544页。
(15)《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546－547页。
(16)《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547页。
(17)孔祥熙告诉鲍格莫洛夫，关于共同防共，“虽然日本人没有说出苏联的名字，但他们的要求是建立反苏军事联盟。”参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自上海》（1936年9月28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第447页。
(18)《张群、川樾部分会谈记录》（1936年9月15日），《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6页。
(19)程天放：《中俄关系史》Tien-fang cheng，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华盛顿1957年版，第190页。
(20)《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и·T·卢干兹奥尔斯基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12月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690页。
(21)《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и·T·卢干兹奥尔斯基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12月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742页注165。
(22)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湾1981年版，第334页。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
(23)《战时外交》（二），第335页。
(24)《战时外交》（二），第337页。
(25)《战时外交》（二），338页。
(26)《蒋介石寻求苏联参加中日战争》，《政治学季刊》，1987年.N0.102，第307页。
(27)参见《战时外交》（二）第339页。
(28)《战时外交》（二），第340页。
(29)《战时外交》（二），第340页。
(30)《杨杰致蒋介石密函稿》（1937年12月31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5页。
(31)《顾维钧回忆录》第3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5页。
(32)《战时外交》（二），第244页。
(33)《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页。
(34)《蒋延黻回忆录》，第196页。
(35)《蒋廷黻回忆录》，第197页。
(36)《战时外交》（二），第201页。
(37)《战时外交》（二），第407页。
(38)《战时外交》（二），第480－481页。
(39)参见《蒋廷黻回忆录》第211页。
(40)《战时外交》（二），第343页。
(41)《战时外交》（二），第343页。
(42)《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自上海》（1937年7月1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393页。
(43)《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7月23日），同上，第401页。
(44)参见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5－67页。
(45)《战时外交》（二），第408页。
(46)《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и·T·卢干兹奥尔斯基电》（1938年9月8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1卷，莫斯科197年版，第482页。
(47)《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и·T·卢干兹奥尔斯基同中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蒋介石会谈记录》（1938年6月14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1卷，第334页。
(48)《蒋延黻回忆录》，第196页。
(49)《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423页。
(50)《战时外交》（二），第339页。
(51)《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и·T·卢干兹奥尔斯基电》（1938年9月8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1卷，第482页。
(52)(53)C·A·戈尼昂斯基等编著《外交史》第3卷，第902页。
(54)《战时外交》（二），第431－432页
(55)参见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3卷第1册第498页。
(56)参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同中国外长张群会谈记录》（1936年11月7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第544页。
(57)《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同中国外长王宠惠会谈记录》（1937年4月12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167页。
(58)《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同中国外长王宠惠会谈记录》（1937年4月12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701－702页注28。
(59)参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7月1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393页。
(60)参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8月2日），同上第438页。
(61)详见拙文《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62)《战时外交》（二），第391页。
(63)参见赫伯特·菲思《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64)《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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