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硅谷模式——兼议我国科技园区建设的借鉴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硅谷论文,模式论文,园区建设论文,我国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76.44(7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7348(2003)04-133-03
1 硅谷模式及其评述
1.1 硅谷模式
硅谷模式主要有以下3种：
(1)学术界和产业界建立伙伴关系的模式。继霍夫勒1971年首先以“硅谷”为题目发表了一系列半导体产业的特定文章后，1981年，《圣何塞信使新闻》第一次在报刊上使用“硅谷”来指称帕洛阿尔托地区。之后有关硅谷的文章开始经常出现在《幸福》杂志、《时代》周刊和《商业周刊》之上。
1963年，佛罗里达州的公立大学联合主持了一次全国性会议。会议主题是“新技术革命和它对州经济发展的意义”。州长约翰·A·莱文在他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提出，类似佛罗里达这样的新兴州如何在高风险的高技术产业领域中竞争？他们从旧金山半岛或从麻省理工学院周围发展起来的“伟大的电子工业综合区”的经验中能够学到什么呢？如何鼓励产业界和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密切的合作以谋求地区经济的增长？
为了对这些宽泛的问题寻找答案，会议组织者邀请两位嘉宾做权威性发言。这两位嘉宾是高技术企业家戴维·帕卡德和他过去的老师特曼。他们的职业生涯似乎代表着新兴技术革命的现实诺言。帕卡德因和他的斯坦福大学的同学威廉·休利特合伙创办惠普公司而闻名。
结合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的实践经验，特曼对与会者解释说：“大学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它们已不再是单一的学习场所。它们正在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产业活力的一种主要的经济因素，它们影响国家的产业布局、人口增长和社会面貌。简单地说，大学是和原材料、交通、气候等等同等重要的自然资源。”产业界正在逐渐地认识和利用研究型大学周围的区位优势。“产业界因其产业活动涉及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工作开始认识到，处于智力中心的区位远比临近市场、交通、原材料和产业劳动力的区位重要。”
按照特曼的观点，其他地区要想拥有产业竞争力，就应该学习斯坦福和圣克拉拉谷的做法，使产业界和学术界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这种旨在建立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异乎寻常的伙伴关系的地域优势模型，就是特曼终其一生而竭力推广的“硅谷模式”，也是世界各国政府梦想复制的硅谷模式的最初模式。
(2)一种团状裂变模式。团状裂变模式，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模式。其发展的过程大致是：高技术创新核心企业→协作开发生产企业→外围支撑企业→规模生产企业集团。团状裂变发展模式的特点是：一些高技术企业创建以后，在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下，常常自发出现凝聚倾向，往往向著名大学或政府实验室聚集，其目的是为了及时获得最新科技进展信息，获得高质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获得良好的服务支撑环境。结果，大批高技术企业不断在狭小地域范围内聚集，使大批高技术企业的协作生产企业向其聚集，于是便逐渐形成了高技术产业区。而高技术产业区一旦形成，区内企业往往能够超常发展，不断裂变，不断增加。硅谷便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典范。
为了加深对以上硅谷团状裂变创新模式的理解，现较详细地介绍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的来龙去脉将大有裨益。W·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是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与其他两位合作者与1947年12月23日在贝尔试验中心共同发明了晶体管，并因此于195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W·肖克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决心将晶体管这种科学上的发明商业化，大批量生产优质晶体管，推广扩大其实际应用。在贝克曼仪器公司(Beckman Instruments)的支持下，于1955年创立了肖克利晶体管公司。而一年后，就已经有20家公司在生产晶体管了。肖克利富有远见地雇佣了一批高素质的工程师，其中就包括R·诺伊斯(Robert Noyes)、C·穆尔 (Gordon Moore)等八位从东海岸招募来的年轻人。这就是当时著名的“肖克利八人帮”(Shockley's Eight)后来都成为西海岸半导体工业的创业功臣。但不久，这八位年轻人离开肖克利公司另立门户，与其分庭抗礼。在纽约投资银行家阿瑟·罗克(Arthur Rock)的帮助下，他们征得纽约的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 Corporation，国内还有译为“快捷”或“仙童”公司的）的支持，于1957年创立了第一家专门研制生产硅晶体管的公司，定名为“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ompany)。这八位年轻人也被时人称为“叛逆八人帮”(Traitorous Eight)。
在最初的8年里，费尔柴尔德公司就衍生出10个企业。甚至后来当它部分地因为深受一个相隔遥远、对半导体又不甚了解的母公司的控制羁绊而经营乏力、运转不灵时，仍不断衍生出半导体工业中最富创新性的企业。到1968年，公司的八位创始人都已离职。其中几位继续创立新的高技术企业。典型者如诺伊斯、穆尔和A·格罗夫(Andy Grove)，他们在还没有拟出一份成文经营计划时，就说服阿瑟·罗克投资250万美元资助他们创立了英特尔半导体公司（Inte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Intel是由Integrated Electronics两词组合而成的）。J·霍尔尼于1961年从费尔柴尔德公司离职后，先后创立的企业超过12家。“叛逆八人帮”中的其他人，包括E·克雷纳(Eugene Kleiner)和D·瓦伦丁(Don Valentine)，则成为硅谷中几位最杰出的风险资本家。20世纪60年代，硅谷内新创立的半导体企业有31家，其中大多数的起源都可追溯到费尔柴尔德公司。而1959年至1976年间在美国所创立的45家独立的半导体企业中，只有5家分布在硅谷以外。
由此，我们很能加深对硅谷团状裂变模式理解，可以说费尔柴尔德这个“团”裂变为以后的包括Intel公司在内的大量公司。当然，同时还会有其他公司的裂变，但费尔柴尔德公司最为典型。
(3)具有开放性文化的模式。首先，硅谷创新系统的开放性是指在各个创新主体之间存在着大量非正式的交流和沟通。硅谷公司出现的坦率交往的原因归结于共同的求学经历和共同的创业历程，以及地理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硅谷地区的许多经理，或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就相互认识，或是在商业活动、政治活动中结识对方。企业间这种十分亲密的联系使形成共同的组织变得更为容易……
其次，开放性是指硅谷雇员中，存在着大量“跳槽”和高频流动。
这种“跳槽”和流动有助于知识、技术和各种创业经验与技术诀窍在各创新主体之间传播，从而为每一个创新主体注入可能克服惰性和技术麻痹的负熵流，刺激整个硅谷整个产学创新集群的创新活力。
在硅谷，雇员“跳槽”的情况非常普遍。社会不仅接受这种变动，而且还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对许多工程师来说，富有创造性的小公司要胜过大公司，而且这种观念已成为它们的工作信条。
在硅谷，人们对行业和技术的忠诚远远高于对公司的忠诚。公司只是让你能工作的媒介物。如果你是个电路设计师，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工作出色。颇有“我爱老师，但我更爱真理”的风范。
1.2 有关硅谷模式的负面评价
(1)硅谷模式是一种过时的模式。实际上，值得政府和企业界重视的是，硅谷模式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概念，这种模式的弊端正在逐渐暴露出来。安邦首席分析员陈功对此有个总结：硅谷模式已经是个落后的方式，中国不应再去追随。
首先，硅谷模式怍为一个完全从外界生搬的模式，它无法在中国复制。即使是人们推祟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也不是硅谷的翻版，而是新竹科技园本身的模式。
其次，硅谷模式对其他的科技开发方式存在挤出作用。当硅谷成为一种产业发展模式之后，从资源、人才到政策，其他的开发方式实际上处于受抑制状态。
第三，硅谷模式导致了科技开发成本的上升，而不是下降。科技企业大量扎堆，直接导致了房地产、物价的提高，使得所谓硅谷区域成为高成本区域。
第四，硅谷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科技集中营”，它几乎是强制性地把大量科技企业集中起来，在一种并不是最佳的环境中发展。
(2)硅谷模式是一种陷阱。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硅谷经验和硅谷模式的研究也充满了怀疑精神。硅谷集群是一种自由企业家精神的独特例子？硅谷模式在其他地方能作为一种地区促使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样板吗？硅谷模式所呈现的最辉煌的成功仅仅只是“偶然”的结果？或许“硅谷热”、“新炼金术”、“大成就”之类的大众印象已经淹没了对一个正在成长的高技术产业区的更曲折的故事的清醒理解？硅谷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给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提供了例证。
2 重论硅谷模式：审视与反思
2.1 对硅谷模式的理性审视
硅谷模式是存在主义的产物。以上我们追溯了硅谷的历史，笔者认为，硅谷模式的形成有着太多太多的偶然。我们应该承认，在硅谷的早期，斯坦福大学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尤其那位富有远见的校长特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特曼，也许就没有今天的硅谷，起码硅谷不是现在的样子。在此，笔者还认为：如果说特曼是硅谷之父的话，论资排辈，那么布什(Vannervar Bush)便可以说是硅谷之祖了，起码从思想源头上是如此。特曼到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博士，由当时的电机教授布什(Vannervar Bush)担任他的指导教授，布什后来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他认为工程教授应与高技术公司紧密联系。……特曼受了布什的影响，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能够学以致用的研究发展中心，而不是一个象牙塔。硅谷真的是几个关键人物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各种因素、条件在一种随机意义的整合下应时破土而出的呢？对此，我很赞同李建军博士的观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城市历史学家杰·法德莱正确地总结说：“斯坦福工业园的成功不仅仅是它的样板式的设计和它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而且也因为它是在适当的时间扮演了合适的角色”。如果在斯坦福的学术规划中和在它周围的工业社区建设中缺少大多数是来自国防方面的技术订货和巨额联邦投资，不论斯坦福还是其周围地区的高技术创业型公司都不会有那么大、那么快的发展。特曼和他的产业伙伴们只是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他们并没有创造它们。最后，特曼在重造硅谷的努力中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表明，将硅谷模式理解为动态系统远比静态模式要好。笔者认为，虽然说特曼和他的产业伙伴们只是在适当的时间扮演了合适的角色，而没有创造什么。即便如此，他们对硅谷也绝对功不可没。同样是一盘棋，同样是车马炮，在双方动态的对弈中，怎样在合适的时间摆兵布阵，其中变化无穷。一盘棋，想学，已有前人的棋谱可资借鉴，可硅谷是具有原创性的创业模式，在更大意义上的自立的摸索中卓然出现，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对其报以崇敬之情呢？能够统领实事，能够整合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当下的资源本身便是原创性内涵的题中应有之意。
2.2 对硅谷模式的反思
以上，笔者主要通过追溯硅谷的历史，得出硅谷模式的大体界定，进而增强对其本质的理解以便在建设我国科技园区过程中对其借鉴更富于理性。但按照哲学中前提批判的思维方式，我们是否应有这样的疑问：硅谷有没有某种模式？鉴于目前的知识结构和对问题的驾驭能力，笔者主要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由史到论、史论结合，找出其或许仅限于表面上的“主要”特点便放任地说：这就是硅谷模式，它的形成是长期以来各种要素的耦合等等，这显然难逃“理性懒惰”之嫌。可以说，硅谷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依然是一个“黑箱”，是一引人误入歧途的“陷阱”。破解“黑箱”之谜、变陷阱为坦途以便更好地建设我国科技园区建设，这将给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执行者更广阔的探索空间和实践空间。这么讲，并不等于笔者认为硅谷模式是“黑箱”，因此，便束手无策。一定限度内放任自己的有理性根据的直觉，笔者认为借鉴硅谷模式，促进我国科技园区建设，关键应从体制方面着手，并在思想上合理定位。
3 我国的科技园区建设
3.1 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关键
体制由若干具体的机制和组织形式整合而成。比如经济体制是由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运行并执行决策的各种机制、组织安排和规则所构成。其包括“所有那些结构、组织、法律与规则、传统、信念、态度、价值、戒律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它们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成果。
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即由于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在生产产品时能得到最大的价值。斯密强调了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于无形中对社会利益的促进。
早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法制建设必须放在突出的位置。“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律”，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的一句名言，引领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中关村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中关村的可持续性增长不是空中楼阁。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贸易发展的非贸易因素、技术进步的非技术因素往往是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建设中关村无非是要建设一个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现代化环境，法制环境建设迫在眉睫。其实，体制和制度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建设科技园区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于是我们在思维上往往更多的是限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上修修补补，但“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我们怎样对待？对此，我们是否应尝试跳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圈子，去触动更敏感的部位——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私下里探讨，这种看法还是比较普遍的）。牵一发便可动全身，那样的改革想必是一种“撕心裂肺”，可是如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必须要经受剧烈的阵痛。至于怎样去改，想必有相同的学者和执行者会在适当的时刻采取适当的举措。
3.2 科技园区的实践是一个长期艰辛的探索过程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园都能成功，可以说犹他大学研究园是美国高校研究园中最成功的实例之一。我们的经验是，当你们策划建立研究园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该大学对建立研究园是否有明确的目标；第二，研究园的发展方向是否与大学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目标、力量和资产相吻合；第三，研究园的目标是否因不同的大学而改变，目标包括：区域经济开发，技术转化、大学发展和增长，提高大学的综合素质、大学的技术成果商业化或作为一项长期投资。”
前文，我们讲过，硅谷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产物，其形成是各种“偶然”的因素在长期的相互作用下演变而来。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区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养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界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呢？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呢？历史告诉我们，有许多国家，就是采取了那个植树者的办法，胜利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可以说，在我们建设科技园区的过程中对硅谷模式的借鉴和选择，就是“选择树苗”的过程。“只要不放弃尝试，就永远不算是失败”，我们应在实践中大胆摸索，并且在思想上准备付出探索的代价，经过不懈的努力，分析和借鉴他人，相信总会最终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其实探索的过程，更多人的努力，也将作为将来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某种成功“模式”（当然也有可能是失败的）的存在主义的一个要素，一个环节。硅谷模式在一种“无意识”中探索了数十年，我们在建立自己的园区时是否也要有足够的耐心，并且准备付出探索的代价以防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