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收集初探--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_图书馆论文

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研究对象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在图书馆学界,每个有学术良知的人都会感受到图书馆学面临着危机。危机的根源来自于一些元问题的失解与误解。其中研究对象问题上存在的某些陈旧、偏狭的观念,是导致图书馆学步履艰难的主要根源。以往人们对研究对象的各种阐释,都曾为自己所处时代暗暗规定了基本思维范式,使图书馆学的“科学共同体”能够围绕某些命题顺利展开研究。但是,思维范式一旦保守僵化,必然形成对学科发展的阻力。我们认为,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

1 人类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

哲学家罗素曾指出:“知识是属于正确的信念”[1]。换言之, 知识就是正确的认识。

1.1 知识积累与传承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因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究竟在何处?依马克思劳动创造人的观点,人一旦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所需生活资料时,一方面它就具有了能动性,能主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实现生命的自我生长、增殖;另一方面说明人摆脱了环境对自然生命的控制而具有了自主性,变成支配自己生命及生命活动的主人[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与动物的分野在于人能进行知识积累,每一代人都能学习、吸收前辈的知识(包含技能),并且发展这些知识;而动物则不然,每一代都必须从头开始。因此,人类随知识呈几何级的发展,最终进入了文明社会,走出并远离了动物家族[3]。这两种观点,在深层含义上是有同一性的, 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后者更简单明晰地说明了问题,易于被人接受。它表明,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是人类进步最根本的动力。

1.2 知识积累体现于客观知识的增长

人类知识分主观知识(存在于大脑中的知识)与客观知识(存在于脑外载体中的知识)。早期人类知识的积累,在文字发明以前,主要通过语言与动作示范,因此,知识积累是线性的,知识的流向是从主观知识到主观知识。而文字发明后,知识积累变成散射方式。知识的流动又开辟出从主观知识到客观知识再到主观知识这样一个广阔的途径。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文字使图书这种客观知识的存在变成现实。 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说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Social mechanism)”[4],这句话之深意在于, 人在发明机械以延展自己手脚的功能时,也发明了图书来延展自己的大脑功能。而且这后者并不比前者晚出。主观知识存在于个体大脑之中,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主观知识的增长是有限的,同时还易于消亡。而客观知识是以纸张、磁带、光盘等为载体的,它的增长是无限的,也不易于消亡。因此,人类知识的积累主要通过主观知识的客观化来实现。客观知识呈几何级增长,终于使人不断感受到,除了主体自我的世界、物理客体的世界长期二元对立外,现在面前还横亘着一个庞大的客观知识的世界,即波普尔所谓的“世界3”。

1.3 人类获取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

知识来自于实践,这是过去人们熟知的观念。其实,在文明社会中,主体知识更多的是来自客观知识世界。因为从客观知识世界中获取知识,主体可以脱离具体客体的束缚,能在较短时间里,从客观知识世界获得别人历经几十年艰辛劳动所取得的知识成果,提高认识效率。此外,主体一旦脱离具体客体的束缚,在认识范围上可超越时空,得知古往今来、天下四方的大事。正因有了客观知识,人才无须事必躬亲[5]。 波普尔提出过两个思想实验曾在图书情报学界广为流传:假如人类遭到灭顶之灾,人以外的文明世界全部毁坏殆尽,但只要图书馆还存在,那么文明还可马上迅速恢复。假如使图书馆也毁坏殆尽,那么人类就只能从早期原始状态重新开始过渡了[6]。其义表明, 人类累积起来的知识,主要是客观知识,也主要存在于图书馆这样专门保存与传播知识的社会机构中。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一个个体要想获取知识必须从已经社会化了的客观知识世界中去获取。

2 知识集合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媒介

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客观知识世界获取到自己所需的知识,这是人类不断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2.1 知识集合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知识集合是把某些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其目的是使人们从中获取知识。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存在多种多样的知识集成体,比如图书馆、百科全书、辞典、索引、书目、年鉴、知识数据库等等,它们都是知识集合。客观知识的载体有多种多样,陶器、建筑、机器等都凝聚了一定的客观知识内容,但这些载体主要用途并非贮存、传播知识。只有文献是专用于贮存、传播知识的人工载体。每一个单元文献可视为一个知识元素。根据数学集合论(Set theory)原理,如果用U代表社会文献(即客观知识世界), 用每个自然数代表单元文献(即知识元素),那么社会文献的集合可以表达为:

U={1,2,3,…,n,…}

如果把社会文献视为全集(用U来表示),那么贮存在图书馆中的单元文献就是这个全集的一个子集(用A表示),分布在图书馆以外的零散文献也是这个全集的一个子集(用B表示)。用文氏(Venn )图表达为:

AUB,即集合A与集合B是一个并集:U=AUB

如果用x表示文献元素,那么:

x∈AUB<=>x∈Aorx∈B

表明图书馆馆藏文献与社会零散文献是有相互重复等同者的。如图书馆藏有《飘》这部小说,社会零散文献中也有《飘》。

在现实世界中,通常图书馆馆藏文献是一个真实的知识集合,同时又是一个有序集,而社会零散文献不是真实的知识集合,也不是一个有序集。因此,假设将此两个子集分列表示,我们会发现:

A={1,2,3,4,5,6,7,8,9,…,n,…}

B={8,2,5,9,3,1,4,7,6,…,n,…}

在一个元素有序的集合中,我们要找到其中一个元素是非常容易的,而在一个元素无序的集合中,找到其中一个元素就相当困难。如果这个元序集又是庞大的无限集,那么很有可能出现找不到所需元素的情形。此时,图书馆作为一个有序的知识集合,其存贮知识与检索知识的功能立刻就完全显现出来了。因此,有序是知识集合的基本特征。

把知识元素汇集起来有序化,是为了形成知识集合,有序的知识集合才具有检索与获取知识的效用,所以,知识集合的存贮知识与检索知识的基本功能是共生的,它也是知识集合两个最本质的属性。对一个完整的知识集合来说,集合体已经不等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正如美国学者巴克尔(Stephen Barker)所言:一个哲学家的集合,“它的每一个元素是一个哲学家,但是所有哲学家组成的集合本身却肯定不是哲学家”[7]。因此, 当美国诗人麦克施利问:一本书与图书馆其他书籍放在一起之后,它变成了超过一本书的某种东西了吗?图书馆学家谢拉答:当然是这样,花环的整体美是每个花朵组构的[8]。由此看来, 知识元素一旦有序排列而成集合,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知识集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就获得新的独立存在价值,它成为客观知识世界中一个奇特的家族。在这个家族中,图书馆作为知识集合体,它是文本性客观知识集合,文本性客观知识是客观知识的原生状态,因此文本性知识集合也可称为原生态知识集合,它是一种最基本的知识集合。从单个的图书馆来看,它似乎仅收藏了一部分原生态知识元素,但从整个社会的图书馆全部来看,它却几乎包容了人类的所有的原生性客观知识。除了原生态知识集合外,知识集合家族中还有加工性客观知识集合,即对原生态知识进行某种摘取或提炼,加工而形成的知识集合,也可称再生态知识集合。如各种书目就是将原生态知识元素特征(题名、责任者、主题、分类号等)摘取而形成的再生态知识集合;百科全书则是原生态知识内容经过提炼、浓缩而成的再生态知识集合;年鉴则是对新增的某类客观知识进行加工的再生态知识集合。此外,还有索引、辞典等等,它们也都属于再生态知识集合。原生态知识集合与再生态知识集合都具有知识集合的基本共性。因此,它们应属家族同类而受到同等的重视。

2.2 人类获取专指性知识主要通过知识集合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使知识增长的一生。通常情况下,人获取知识的活动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被动接受知识(即为了继承前人知识成就)时期,与主动寻求知识(即为了在前人基础上创新)时期。在被动接受时期里,长辈教导、学校教育是主要形式,客观知识主要通过教育形式使受教育者得到吸吮。主动阅读、选择阅读只是辅助方式。随着年龄和受教育情况的变化,人就进入了主动寻求知识的时期。对某类或某种客观知识的搜集、研究,完全出自主体自主的选择。采集、阅读成了获取知识的主要形式。可以说,知识集合所起的作用主要发生在这后一时期(当然在前一时期也在发挥作用,而且现代社会往往忽略这一作用)。在主动寻求时期里,人们面对无序的多如恒河沙砾的客观知识世界,往往无所措手足,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知识集合,去寻找自己所需的知识内容。那些知识集合的创造人,如图书馆馆员、工具书编纂家、数据库建库者等等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此时起了知识向导的作用,历史选择他们成为社会舞台上最崇高的角色扮演者。

在当今时代,知识的涵义较以往要更为丰富。1997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专题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为四个方面:Know-what(即“知道什么”的知识, 亦即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Why(即“知道为什么”的知识,亦即关于规律、 原理的知识);Know—How(即技能知识);Know—Who(即知道“谁有知识”的知识)。前两类知识应该说主要属于客观知识世界,它们被称为可编码的知识,即可组成知识集合。后两类属于主观知识世界,是一种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是一种实践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9]。尽管意会知识不包括在古代、近代知识观中,而在当代受到了高度重视,但不可否认,这部分的知识的积累与增长,离不开可编码知识的能量与营养的输送,同样也离不开知识集合给予的帮助。

3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

以往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经验直觉到理论抽象、从封闭研究到开放考察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是至今仍未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致使图书馆学的发展步履艰难。

3.1 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对象的缺陷

19世纪初图书馆学建立之时,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被人们认为是从事图书馆工作所具有的知识与技能的总和(简称“总和说”)。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雷廷格、艾伯特等。这种认识反映出西方图书馆发展到近代,文献的组织与整理已精细化、复杂化、系统化而使知识、技术的含量越来越多,非设专门学问而无从下手。“总和说”虽属经验上的总结,但它最早为图书馆学设定了研究对象,为图书馆学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总和说”寓意图书馆学有理论与应用两部分,这种观念成为图书馆学日后发展的一种基本思维范式,影响至深。

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社会对人文化素质的高度要求,市民阶层、公共意识的兴起,图书报刊数量的激增,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图书馆事业的组织、管理、法规、专业队伍的培养、图书馆布局及馆际互借等新的命题在以往研究对象中无所归属,因此,人们便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从图书馆的知识与技能,扩展并逐步转移到了图书馆事业上(简称“事业说”)。“事业说”在苏联与中国长时期地占据了主导地位。50年代刘国钧先生倡导的“事业说”[10],以及后来出现的“矛盾说”、“规律说”,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是探寻“图书馆事业的”矛盾、规律,仍属“事业说”。80年代所谓的“抽象图书馆”、“层次说”、“活动说”、“过程说”,并未能离此宗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总和说”与“事业说”的局限性也就渐渐显露出来。它们的根本缺陷在于未揭示出图书馆的实质。就像各种各样的灯,虽然人们找到了一个抽象的词汇“灯”可以涵盖一切灯,但如果未能进一步抽象出其本质“照明工具”,那么对灯的研究就不会落实到“如何更好照明”这样的命题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总和说”,因其强调“技能”因素,导致图书馆学技术化倾向恶性发展。因此才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理念派对这种技术化倾向的全面反动与抵抗。“事业说”虽然较“总和说”视野更为开阔,甚至把图书馆与社会发生联系,但却把图书馆学关闭在“图书馆”的大门之内。“事业说”的范式特征在于:其一,“凡有关图书馆的……”才能构成图书馆学,因此,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色彩学……等等,无论良莠高下,皆挤入图书馆学这只“筐”中。不但没有提高图书馆学学科的地位,也未能解决技术层次过低的问题。其二,“图书馆学是图书馆事业的学问”,所以,知识、知识积累、知识传播、获取知识、知识增长等重大的、涉及图书馆命脉的问题反倒遭到了忽视。

3.2 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对象的发展与不足

80年代初期,我国图书馆学界悄然兴起对“知识”的研究。随着美国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苏联米哈依洛夫的情报交流理论以及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世界3”观念的引进,不久, 宓浩等学者们提出了知识交流理论(简称“交流说”)[11]。“交流说”把图书馆定位于知识交流的中介,试图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从图书馆转移到客观知识世界。这种努力获得了巨大反响,一时间,知识、交流、阅读等主题概念得到高扬。但“交流说”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其一,“知识交流+图书馆”是其理论结构,拼合痕迹过于显露,并未对以往范式形成破坏性的冲击力。其二,尽管表达了图书馆与知识、知识交流的相互关系,但未充分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即忽视了知识组织的问题。

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传入,以及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思潮的迭起,“信息资源说”、“知识组织说”也开始逐步亮相,“信息资源说”把图书馆视为信息资源体系,而且不仅是一个可重复使用的社会资源体系,同时还是一个有机发展的动态体系,可谓触及了图书馆的本质[12],但是持该说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体系包括文献信息、口语信息、实物信息、多媒体信息,内容跨科技、商品、金融、工农业等,这就使得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变得更加宽泛、空疏。而且“信息资源说”含有以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取代图书馆学的深层意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但未能促使图书馆学获得生机,反倒给图书馆学加深了危机。与此同时,“知识组织说”却以冷静求实的姿态,在近两年来引起图书馆学界同仁的注目。“知识组织说”成长于以往图书情报理论之中,文献分类理论、知识交流理论、情报组织理论是其三大来源。该说强调客观知识的组织过程,因此弥补了“交流说”的缺陷,同时,该说还认为知识组织目标就在于通过知识整序克服信息泛滥与知识无序状态,任务是使客观知识得到控制及有效提供[13]。尤其是把图书馆视为知识组织系统,这就充分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成为转移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推力。

3.3 知识集合与知识组织的异同

从理论上分析,知识集合与知识组织有许多相同部分,但也有一些差异。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指称的都是人类客观知识;二者都强调知识的有序化过程(即知识组织过程);二者均以有效提供知识为其宗旨。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二者虽然都继承了前人的合理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知识集合”还明确借鉴了集合论、系统论,并成为其重要理论根据之一。其二,“知识组织”强调的重点在于整序的“过程”(“组织”一词基本词性也是动词),“知识集合”不但强调“过程”,而且强调“结果”,即知识集合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独立存在的意义。其三,客观知识的组织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图书馆学研究的许多命题主要来自其中,但知识组织过程的归宿是形成知识集合,知识集合更有利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其四,人们获取客观知识主要是通过知识集合,知识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获取者通常情况下并不深究。如果把知识集合比作商品,那么,各种知识集合的质量、功用、对不同知识消费者的满足度,这些都将成为知识组织者与知识消费者的关切点。因此,知识集合能为图书馆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找到力学理论中相互作用着的“力”的支点。

基于以上理由,知识集合命题在目前更应引起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视。

4 知识集合对图书馆学发展将会产生的影响

4.1 有助于厘清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

知识集合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图书馆学确定了知识集合为其研究对象,这就与知识学、知识社会学有所区分。图书馆学仅研究客观知识的集合(知识如何组织、形成集合、有效提供),而知识的产生、如何运用,以及社会后果等都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教育学与图书馆学虽都有向人们传递客观知识的功能,但教育学是通过“传道授业”的方式,图书馆学却是通过“知识集合”,二者也可明显划分出来。至于图书馆学的“同族学科”,文献学研究单元文献知识或宏观文献知识状态,也不研究知识集合。情报学如果也以知识集合为其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在今后发展中就会与图书馆学逐渐融合。

4.2 有助于拓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

以往图书馆学范式中最为僵化之处在于把研究思维囿于“图书馆”这个圈子之中。近十几年来编纂的教材,篇章节目几乎都涉及图书馆的性质、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的事业、图书馆类型、图书馆网络、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现代化、图书馆的未来等等。以为只有“图书馆的……”才具有图书馆学意义。至于什么百科全书、丛书、类书、书目、索引、辞典、数据库等,只不过是图书馆的下位的、低位的事物。而知识集合理论认为,图书馆作为知识集合,只不过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即原生态知识集合),那些大量的再生态知识集合也都对人们索取知识发挥着重要功能。因此,应将它们提升到与图书馆同一学术层面来研究。这样,就可以改变图书馆学以往过于简单、狭小的“平方结构”,无形中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此外,任何一种知识集合都与知识获取者是有界面关系的,如何使界面友好,这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另一巨大空间。

4.3 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地位

因为以往图书馆学仅研究“图书馆”,画地为牢,图书馆学也就成为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及图书馆馆员“独享学问”,与其他社会人群没太大关系。这样的学问对不进图书馆的人来说,毫无用处,就是与图书馆打交道的读者,也大可不必知道所谓图书馆的性质、职能、类型……等等,才可以得到图书馆的服务,远离人们切身生活的学问,当然要受到社会的冷落。但是知识集合理论认为,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其实他都在经常与知识集合打交道。一个人有可能不去图书馆,但他在家庭或单位也会常常使用辞典、书目、数据库等各类知识集合体。图书馆学作为研究知识集合的学问,与医学极为相似。医学是通过药物医治人的生理疾病的,图书馆学是通过知识集合医治人的知识疾病的。图书馆学朝这样的思路发展,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4.4 有助于纯化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以往图书馆学的弊端之一就是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分不开,以为凡是有关图书馆的事项都属于图书馆学。故而在学科体系中,存在大量低层次、非科学的内容。许多人甚至以为其他学科或方法在图书馆中的运用,就可构成图书馆学内容,如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美学、图书馆环境学、图书馆统计学(工作量统计)、图书馆管理学(人事管理)等等。其实这些皆非图书馆学。引进其他学科或方法,如果不研究知识集合,不解决知识集合的问题,那就不应属于图书馆学内容。因为图书馆是一个复杂社会机构,它们本质是知识集合。虽然,支持这个集合成为现实,还需要各种条件,如人、财、物、馆舍等等。这些条件与知识集合都有一定的疏离,是可划界的,如果不从知识集合的角度去探讨条件的意义,单纯以条件为研究命题,那么是毫无意义的。仍以医学为例,医院与医学可谓联系相当紧密,但研究医院,研究医院的建筑、环境、美感、工作统计、财务会议、人事管理等等,这些皆非医学;它们属于各自原有的学科。图书馆学只研究知识集合,凡与知识集合无关的内容,如图书馆的一般性工作量统计、图书馆的人事行政管理,怎么能进入图书馆学范围之中呢?另外,以往的图书馆学还强调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图书馆学研究得再好,建议再多,如果政府政策不改变,那又有什么用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问题,它与知识集合的发展不是完全重叠的命题,因此,它应该属于社会学、文化学研究的范畴,图书馆学应逐步将其让渡出去,减少对它的研究投入。

4.5 有助于摒除图书馆学中的空疏学风

传统图书馆学因为没有知识集合这样明确的研究对象,未能把如何组织知识、如何形成知识集合、如何对使用者发生效用当做重要论域,因此就会出现一些学术泡沫现象,即随着时局之转移而不断地跟随热点。例如市场经济热潮来了,许多研究者大谈图书馆与市场接轨;信息经济热潮来了,又都争言图书馆应办成信息产业;虚拟图书馆出现了,又忙着论证未来图书馆的演化及前景。这些纷杂如雪片的文章,不能说没有一点真知灼见,但空泛虚浮者众多,最终只能造成虚假知识的污染。这也从另一侧面表现出,图书馆学缺乏真实、恒久的核心命题所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长期以来,由于研究对象的错位,图书馆学研究者只好在理论上空谈,有多少作为求学、治学之利器的知识集合实体是出自图书馆学研究者之手呢?

总之,本文所提及的图书馆学存在的弊端,是阻碍图书馆学发展,甚至使图书馆学难以成为一门真正学科的巨大障碍。克服这些弊端,迈越这样的障碍,并不是树立起一个正确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全面解决的。但是,无庸置疑,选择出比较合理的研究对象,这将对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批号109980212 )研究论文之一。

(来稿时间:20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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