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肖荻昱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南京 210004
摘要： ［目的／意义]在现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决策模式下，官办智库是我国智库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官办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方法/过程]本文通过文献检索、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我国官办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后，从内外两个方面给出提升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水平的建议。[结果/结论]从外部需通过意识环境的改造、机构独立性的扩大、咨询制度化的建立以及加大政府扶持进行优化；从内部则要从机构的管理、人才的培养以及建立互动机制等方面加以强化。
关键词： 官办智库 政府决策 决策咨询
1 引言
智库作为政府决策系统中的政策咨询子系统，对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我国的“智库”理念不断强化，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将我国智库建设上升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智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官办智库在政府和社会的地位日益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官办智库的建设与发达国家的智库相比较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由于我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以及官办智库自身的运行问题，更加限制了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作用的有效发挥。所以对我国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现状进行探析是一个理论与实际充分结合的研究课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2 我国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现状
2.1 我国官办智库的定义
结合学者薛澜[1]以及李安方[2]对智库分类的研究，我们将官办智库细分为：官方智库和半官方学术性智库。
官方智库主要是指从属于各级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由各级政府直接提供财政支持，研究的项目和方向也都来自于接收政府的指定安排。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下辖的宏观经济研究院以及隶属于中国海军的军事学术研究所等。
那么该如何立足学生、真正走向以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呢？本文以《相爷》第一课时课堂教学为例，探讨课堂教学中如何真正做到学为中心。
半官方学术性智库在我国主要是指整个社科院系统、中科院下属部分研究所以及地方各级社科联等社会团体。在性质上属于学术机构，皆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半官方智库与官方智库的区别在于：半官方智库在进行政策咨询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学术理论研究的任务，其次在课题的来源上不局限于政府项目。但是在经费的扶持、机构的发展方向以及机构领导的人选等方面都需要受制于政府，所以这样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半官方学术性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对43篇期刊研究文献和80篇硕博士论文的文献内容进行阅读分析整理，将硕博论文与期刊文献分别总结各划分为30个关键词，根据期刊文献与硕博论文内容与分析得出的关键词将民居的植物文化的123篇文献进行整理（见图3），归纳出民居植物文化的四大研究方向：民居内的植物文化、民居装饰的植物文化、园林景观的植物文化、传统聚落的植物文化，下面分别对这四个主要方向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
2.2 我国官办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功能
（2）我国官办智库专家的意见有时会带有明显的政策倾向性。
2.2.1 政策研究咨询功能 这是智库在政治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功能，智库最根本的价值就是其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在政治学的精英理论中，我们将社会精英划分为具有政策制定权力的政治精英和能够影响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智库中的研究人员即为知识精英，同时官办的组织性质又给予了他们明确的政治倾向：为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服务。他们运用专业知识了解、调查政策信息和问题，帮助政治精英分析在政策制定中遇到的问题，最终把研究成果推销给政府，使其成为政府最终的政策产品。目前我国官办智库发挥政策研究咨询功能的主要方式有以下4个。
（1）参与重要纲领文件的讨论和起草。
七夕，妇女用乞求一手好针线活的方式，教你经营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史料载，七夕乞巧习俗，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牛郎勤劳能干，织女心灵手巧，他们以共同劳动付出，收获爱丰收，经营着朴素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牛郎和织女的勤劳爱情故事受到人们的同情和尊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及男耕女织的传统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真实生活，蕴含着中国人爱情与生活归真的大智慧。彼此共艰辛劳动，用辛勤的汗水来浇灌一份感情，这也是爱情经历的验证。
要确定基层刚度指数的标准范围，则需要先清楚基层刚度与什么有关。我们知道，基层模量的刚度越大，荷载的扩散能力越大。而荷载又会对路面产生作用力，从而使路面发生变形。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应力扩散角和弯沉盆，也可以用刚度指数表示弯沉盆参数。又因为刚度影响弯沉盆的范围集中于20～60cm，基层刚度指数为BDP，DX代表距离某点Xcm的弯沉值，所以可以表示为BDP=D20-D60。
（3）编制内参报告向决策者输送政策观点。如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内参》、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每期都会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参阅。
式中，A和B为目标光谱和参考光谱，θ为两光谱矢量之间的夹角，θ越小相似度越高即cosθ越接近于1时相似度越高.
（4）举办专题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如江苏省社科院每年定期召开的“现代智库论坛”，会议围绕一个主题，由党委、政府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一同研讨，最终形成的会议报告递交至政府相关部门。
2.2.2 对外宣传功能 民众是政府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最终对象，是整个政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政府对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希望能够最大化地在民众中被有效执行，但是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活环境和问题，这些政策往往并不能被完全认可，最终难以执行。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减少民众的抵触行为，使政策能够收到预期效果，前期的政策普及教育就成为了一项基础性工作[3]。而官办智库作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可对制定的各项政策进行宣传，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如在传统及网络媒体上刊文，或参与新闻访谈、评论类节目对目前的热点问题展开深入讨论，阐述观点，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各级政府的委托课题研究。如江苏省社科院的《江苏发展研究报告》即是省领导每年圈定研究课题成果的汇总。这些课题都与现阶段的政府决策关系密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2.3 人才的交流功能 目前，我国官办智库人才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情况较为普遍。打造“知识型政府”作为我国现阶段的建设目标，推动知识精英进入政府，转变为政治精英，从而使其研究的成果直接为政策的制定服务。同时，由于智库的研究人员都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在面对庞大的信息数据和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能够提供最优化的解释和建议，这些研究成果通常会成为政策起草的基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与阻碍时，也可以由专家进行及时修正。此外，官办智库专家交流进入政府，不仅使政府制定的政策更为科学，也强化了民众对政策的认可度。
P2P(Peer to Peer)，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与传统借贷相比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其特征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交易方式网络化。P2P网络集资者资金的流转和筹集都是通过P2P平台在线上有序进行的，直接实现了融资双方之间的资金体外循环，［1］具有中介性。其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降低了集资交易的成本，实现了信息的共享。第二，主体的多元化。P2P网络集资行为涉及借贷方、贷款方、平台方等主体，而借贷方和贷款方不仅有个人还有小微企业，呈现主体多元化的网络平台。
3 我国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独立自主研究空间不足
在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官办智库依附于各级政府部门，且得益于该体制形成的便捷通道，可以直接向政府部门输送政策思想，发挥对决策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官办智库在研究经费上对政府部门的依赖，造成最终课题的结论受经费提供者影响的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官办智库的自主选题也缺乏其他渠道上的经费保障，这就使得政府课题成为了官办智库存在的唯一价值体现。虽然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之下，强调官方智库要独立于政府之外，或保持与政府的距离来体现形式上的独立性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不得不考虑，官办智库是否会出于经费利益上的考量而影响其观点的中立性。
3.2 组织竞争力不强
近几年来我国智库的整体发展环境大为改善，但官办智库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据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的活跃智库数量总计为464家，其中由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设立的，具有行政依附性的官办智库共有260家，其数量位居各类型智库之首。并且该报告对我国智库的综合影响力进行了年度排名，官办智库包揽前十[4]。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智库体系尚未形成完善的竞争机制，体制外智库仍然无法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官办智库形成足够的压力。从而导致竞争性思维缺乏以及组织竞争力弱化的现象在官办智库中存在。首先，从官办智库的组织内部来看，机构本身即为机关事业单位，研究者和职员属于政府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编制人员，在人员的考核上，职务、工龄、职称等因素占较大比例，而绩效考核的比例并不突出，缺乏激励机制和奖惩动力，易造成组织内部没有竞争的思维和心态；其次，从外部环境上来看，我国的官办智库与市场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对社会的适应能力。由于我国的国情以及相关政策，政策研究领域的开放程度存在过分限制的现象，民间资本在该领域中所占比例较小，主要还是以政府资金为主。而官办智库的性质在这种现状下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青睐，以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结果为例，除高校系统外，其余课题项目大多被官办智库所获得。其中，社科院系统立项210项，党校系统96项，军队系统47项，而各级党政机关及其他立项数为98项[5]。官办智库的生存还是主要依靠于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争取政府研究课题来维持，这样的现状容易滋生组织的惰性，忽视对自身学术科研能力的要求，而一个智库的竞争力却恰恰体现于此。
此外，决策者需要利用多种途径，特别是互联网模式，建立起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渠道，提高政府的信息透明度，构建起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在于培养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塑造公民文化的理念。在政治学理论中，“公民文化”等同于“民主社会”，它的特征在于：自由、可参与性以及摒弃了等级特权。由于我国长期的封建制度，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的氛围不浓，制约了我国整个智库体系的发展动力。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作为土壤，智库难以健康成长。所以，我们应在当前政府适度推进社会自治的大背景下，提升公民的自我管理和服务意识，通过宣传和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手段，增加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调动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强化公民的政治认同感，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全民的民主参政意识。
3.3 决策咨询职能发挥不到位
图3描述了本文高度特征重建方法的基本原理,为便于展示将弧线做成了曲面的形式。在图3中,不同的块表示不同的高度弧分段,不同颜色和不同长度的分段表示不同的层次,具体过程描述如下。
（1）官办智库较多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谏言献策，较少提出带有批评性和公众监督性质的建议。
官办智库是政府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功能决定了其在政治运行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官办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主要功能有以下3点。
（3）部分研究人员习惯于在理论书籍和统计年鉴上找数据、找答案，缺少走入基层，亲身实地调查研究的态度和动力，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能具有说服性，也不可能对决策咨询产生实际意义。
3.4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政府在资金和法律支持上的缺失，是我国官办智库难以发挥决策咨询作用的重要外因。由于我国的官办智库属于体制内的机构，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但对于部分地方官办智库而言，如果只依靠于每一年度的财政拨款是难以支持其研究项目的正常进行，也无法聘请更多的优秀研究人员参与到课题之中，甚至因为财政的拮据需要将一部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暂时搁置。其次，我国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以及建立专家咨询制度进行了论述，但未对智库机构在政府决策咨询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运作方式、监管手段以及成果评估等方面加以法令上的规定说明，这直接造成了当前我国整个智库体系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
3.5 技术支持建设不完善
目前，我国信息情报网络的建设水平较低。官办智库在专业化信息支持部门以及信息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虽逐年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其次，在信息系统的发展程度上有所滞后，对网络数据缺乏有效的收集利用，这种情况容易导致我国各个智库的信息系统被相互割离，各系统之间存在信息自卫性过度的现象，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没有保证，从而无法形成一个强大、可共享的信息集合；此外，信息处理的技术水平并不理想，这导致智库对信息的收集、分类及管理能力相当有限，当面对新的问题时无法得到准确、及时的反馈。如今的信息时代，信息处理量上的多寡以及加工处理所用的方法是否先进已经成为了衡量国家决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7]。面对这一现状，我国任重而道远。
同时，决策者需要加强自身的民主作风建设并大力推进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者应始终将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最终的决策结果必须遵循科学、民主的原则。决策者要清醒认识到自身在政策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仅凭个人的经验、思维能力，难以面对现阶段繁杂的社会问题，决策上的失误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官办智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咨询服务功能，在拥有了集体的智力支持后，才能有效地修正政策上的偏差，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
3.6 内部运行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我国官办智库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运作能力的个体。由于对政府的依赖，使其从成立之初就存在着一些“先天的缺陷”。首先，在项目研究上，主要还是在依靠研究人员的个人研究，集体合作的现象较少，难以发挥团队协作的能量；其次，在科研考核上，由于职称评审体系，研究人员为了自身的发展，对发表期刊论文以及承担课题的重视度超过了实际的社会调研，这严重影响到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官办智库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有的有标准但难以严格执行，无法起到激励的作用；第三，在人员的流动上，官办智库的专家与政府决策层存在相互流动的渠道，但在实际操作上不够彻底，导致政策的研究结果无法完全转化为最终决策，也更难以有效地贯彻执行；最后，科研成果的推销机制存在缺失，由于科研项目多来自于政府，且研究成果多以学术期刊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发表，缺乏向社会大众主动宣传的意识，对社会的影响不足。
3.7 人才结构不尽合理
首先，除了中央和省级官办智库利用自身优势能够吸引到高层次人才外，不少基层官办智库的研究人员素质和研究水平偏低，甚至一度成为了安置退居二线人员和闲置人员的名誉性组织，这对官办智库的研究质量和组织形象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人员的知识结构也存在失衡的现象。我们以美国国会研究部（CRS）为例，其860名职员是由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信息工程师以及图书馆馆员等各专业研究人员所组成，当面对来自国会的分析性、专业性咨询时，各学科研究人员组合在一起，开展合作并给出最优的解答[8]。反观我国官办智库的人员结构，则大多以社科类毕业生为主，专业主要集中在中文、哲学、历史、经济等，自然科学类专业占比较少。这种失衡的专业知识配置严重削弱了咨询成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此外，相当一部分官办智库的领导者来自于政府官员，其对于机构的管理参考政府机关的模式，没有考虑到政策咨询部门以学者为主的特殊性，人员的选拔、考核以及激励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缺乏实用性，这直接导致了官办智库“人浮于事”现象的存在，组织应有的功能难以发挥。
4 提升我国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水平的路径探析
外部体制环境上的制约以及自身建设上的缺失是造成我国官办智库功能难以发挥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从优化外部环境和强化机构自身建设这两方面出发，对官办智库的发展进行路径探析，以期提高我国官办智库的决策参与水平，从而间接推动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
4.1 优化官办智库发展的外部环境
4.1.1 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 营造一个民主、健全的社会意识环境对促进我国官办智库的参政水平至关重要。一方面，对于决策者来说，必须摒弃“官本位”这种老旧的决策思维，认识到官办智库的政策参与可以增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必要手段。
施工技术人员是施工技术的应用主体。为保证施工技术的有效落实，需要项目施工人员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以保证施工技术的有效应用。实际施工中，由于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设的特殊环境，使相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及工作条件都较为艰苦，专业技术人员大多不愿长期在现场从事技术工作，进而导致施工技术人员往往存在专业技术素养不足，施工技术的操作能力有待提高，个人职业素养相对不高，在实际的施工操作中存在违规操作等问题，导致施工技术管理制度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
决策者还应集思广益，要相信智库专家的建议，鼓励官办智库展开独立的调查研究，对于不同的声音，更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还应注意程序和方法的科学、民主，由于智库具有“特别注重创造和运用一整套的咨询方法，如决策理论、系统分析、可行性研究、预测技术、调查方法等，使大量情报资料，得以迅速搜集、科学管理、充分利用，大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9]”的特点，所以需充分发挥官办智库的决策咨询功能，从而保证政策过程的科学、合理。
其次，新教育人在积极探索阅读理论的同时，自觉地开展了许多阅读的实践与行动，为推进中国的书香校园建设和书香社会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健康意识提高以及人口加速老龄化，特殊食品产业迎来了巨大发展空间。当前，我国特殊食品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产业环境日趋向好，安全指数逐年攀升，消费者信心不断增强。但是，虚假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违法添加等风险依然存在，我国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将继续把好注册关、监管关和整治关。
4.1.2 扩大官办智库的自主性、独立性 首先，政府应在对官办智库的职能定位上进行调整。官办智库应为隶属于或依附于政府的独立部门，专门负责政府的决策咨询以及理论研究工作，作为决策咨询子系统独立存在于我国的决策体制当中。其次，政府需给予官办智库的研究人员较为自由的决策参与氛围，避免对其研究活动的干预和限制，努力倡导独立研究的理念和创新、求实的精神，此外决策者们对于官办智库提出的异议，应虚心听取，给予充分的重视，深思熟虑后再做最后决定。此外，政府需将官办智库从繁杂、具体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脱离出来，不少地方政府的官办智库在绝大多数时候承担着“秘书班子”以及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行政工作，这样的现状有悖于智库在政策过程中应有的功能定位。各级政府部门都应明确官办智库的机构职能，维护组织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最后，在整个决策咨询过程中，在确保政府与官办智库之间互动渠道畅通的同时，还要避免政府“定制咨询结果”现象的发生，决策者不能利用政治权力去影响最终的研究数据，“定制咨询结果”的做法干扰了智库的正常运作，使得研究成果变成了既定方针的理论解释，损害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4.1.3 推进决策咨询的制度化建设
（1）决策咨询的法制化建设。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就已对官办智库的决策咨询活动进行了有效的法制保障；日本通过《国家研究开发评价实施办法大纲指针》和《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的制定，规范了整个智库体系的运作流程，日本国会通过立法为各省厅的审会议制定了“广报”和“广听”制度，即政府政策的宣传和社会大众意见的收集[10]。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关于决策咨询的专门法律。因此，各级政府可以在组织法中先对“所有的政府决策都应经过政策咨询部门的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原则加以明确，同时肯定科学决策和官办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重要性。在后期，当时机成熟时，再制定出有关决策咨询的专门法律，该法令中应以“咨询论证是决策过程的必要环节”为原则，明文规定官办智库的具体定位、责任，明确相关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详细注明决策咨询活动的地位、功能、实施流程和注意事项。
（2）信息交流的制度化建设。获得充分、详实的信息是官办智库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的前提，同时也是政府决策的基础。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制度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信息向民众公开，由于政府掌握着最为全面的社会信息资源，适当地主动公开，对全社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根据各地区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允许并鼓励民众依法获得政府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信息管理机构，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构建信息交流平台，拓展信息交流的方式。二是民众意愿的反馈，民众与决策者都是政府决策的主体，两者之间只有互动通畅，最终的政策才能成功实施。在西方发达国家，权力阶层通常以智库作为联系民众的纽带，通过它们的调查研究获得社会大众的真实诉求，从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所以，我国政府应打破原有较为封闭的决策体制，充分利用官办智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给予其更多的活动空间和深入了解民意的机会，鼓励官办智库多深入民间、多探访调查、多举办交流活动。决策者也应积极参加，同与会者交流思想，增强全民的参政热情。
（3）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起决策咨询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保证政府和官办智库在决策咨询活动中的规范运作，保障群众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政策得到真实的反映。我国政府应设立相关法规，对决策咨询活动的参与者进行责任认定，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决策者和智库专家；对决策咨询过程的方式、步骤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细节都做出制度性的规定，让每一个步骤都有法可依，促使政策咨询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要按照规定程序开展决策活动，如果违规，则进行责任追究。整个决策活动全过程要公开透明，接收民众的监督；对决策事后的责任追究也要建章立制，如发生决策失误，应根据造成损失的程度，给予责任人相应的惩处。
4.1.4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通过推行政府扶持的相关措施，可以改善我国官办智库的外部生存环境和条件，从而达到帮助提升官办智库决策咨询水平的最终目的。
（1）给予相关政策上的扶持。我国政府拥有对政府附属型政策研究机构的主导权，应在以不损害整个智库体系正常运作为前提的情况下，提供适当的政策倾斜，促进官办智库的快速发展，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人才的引进、资金的使用、税收的优惠以及社会资金的募集等诸多方面。
（2）给予财政上的扶持。官办智库作为附属政府型研究组织，其资金来源于政府每一年度的财政拨款。政府应尽可能在保证资金投入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通过设立研究基金的方式，为官办智库提供比较稳定持久的经费来源。例如我国现已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各省市的地方性“社会科学基金”。
（3）鼓励官办智库为企业和社会团体提供咨询服务。该做法有利于官办智库与社会的沟通互动，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以及拓展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官办智库通过参与大企业和社会团体的课题项目，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使组织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得以增强。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围绕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广东省社科院与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共同开展“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工作以及辽宁省社科联与大连金重集团建立对接联系合作等。
在决策体制中，我们将咨询子系统视为智库，决策子系统视为政府。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主要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依附型关系模式，即咨询子系统依附于决策子系统，构成咨询子系统的组成部分主要从决策子系统获得，包括人员、财力支持，因此其生存和发展主要由决策子系统决定；另外一种是独立型关系模式，即咨询子系统独立于决策子系统，其生存和发展不依照决策子系统的意志而改变。这两种制度模式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决策咨询者的行为模式，影响着决策咨询的效果，但由于二者各有其优点，这两种咨询关系模式一般是并存关系[6]。由于政治体制以及发展环境的不同，西方国家咨询子系统与决策子系统一般是以独立型关系模式而存在，而现阶段我国官办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则是依附型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使官办智库受政府决策者的制约较大，决策咨询的职能无法发挥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4.2 强化官办智库的内部自身建设
4.2.1 构建科学合理的机构设置 独立性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最为重要的属性，保证了政策咨询活动的公平、中立。但由于我国官办智库的体制问题，使其独立性严重缺失。所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应对我国官办智库的机构设置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使其紧密联系政府，却又不依附于政府。一方面，使用制度手段适度剥离官办智库的政府属性，规定政策咨询组织的运作方向和目标必须以科研、政策咨询为导向。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官办智库与政府直接密切的联系，保证了其政策影响力的正常发挥，所以对于政府属性的剥离需掌握适度原则。另一方面，在人员编制上去行政化，采取科研人员与行政后勤人员并行的双轨制管理模式，并采用政府雇员制。官办智库人员在脱离政府行政编制后，行政后勤人员可采用行政管理岗位系列，科研人员则采用专业技术职称系列。
4.2.2 提高政策咨询水平 官办智库政策咨询能力的强弱，不仅影响着最终的政策结果，还直接影响着决策者对政策咨询组织日后发展的重视程度。因此，官办智库需努力提高学术理论水平、不断提升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能力。首先，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应积极探索创新，借鉴国内外优秀的理论成果和经验，利用科学、先进的研究手段厘清问题，给出最优的政策咨询建议；其次，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上，学术理论只有和客观现实相结合，才能发挥效用，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现实问题；第三，注重学术研究的积累，专家学者应依靠自身的学术专业优势，在某一领域进行长期的深入研究，形成丰富的学术理论积累，从而能够提出具有科学性、前沿性的主张解决相关的政策问题；最后，重视信息数据库建设对决策咨询工作的支持作用，信息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获得可靠详实的信息数据是官办智库进行政策咨询的重要前提。应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信息中心或图书馆，专门负责文献资源和数字信息的收集、分类和管理，并且重视网络数字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依靠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构建专题数据库以及信息共享系统，为决策咨询研究提供参考与支持。
4.2.3 改革内部管理机制 由于现阶段我国官办智库的政府依附性较强，内部管理模式皆参考政府行政机关，忽视了官办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特殊性。所以，我们需因地制宜，改革其内部管理模式，激发官办智库的竞争力。
（1）在人员的引进和培养机制上，进行公开招聘，采用笔试加面试的模式，择优录取。在招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人员的道德素养。在人员的培养上，官办智库应想方设法提高研究人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建立完善的人员交流学习的机制，积极派遣行政管理人员赴高校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和经验；利用自身优势，定期提供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互动交流的机会，帮助他们了解政策动向，或提供给他们前往国内外优秀智库获取前沿学术知识的机会。
（2）在内部考核机制上做出适当改革，目前我国官办智库皆采用传统的职称评审考核体制，这样的体制过于注重学术理论的研究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却忽视了对政策咨询效果的考察。我们应适当改革考核内容，考核的侧重点应放在“研究人员参与政策过程起到的作用如何”，更加强调利用学术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官办智库内部人员应坚持定岗定职的制度，明确每一个岗位的职责所在，不同的岗位执行相应合理的考核制度，还需根据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建立公开、公平的奖惩制度，增强组织凝聚力，激发全员的工作动力。
（3）在资金的管理机制上，遵循可审计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政府的拨款以及参与社会课题所获得的资金，统筹管理，加强成本核算。在保证研究工作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精简机构运行和研究咨询活动的开支。
4.2.4 提升人才素质，优化知识结构 专业人才是政策研究组织的核心，较高的人才素质和完善的知识结构是我国官办智库走向成功的根本因素。
（1）在提升人才素质的方面，我们应重视以下3点。①思维的独立性，政策研究组织需要独立性，研究人员同样应具备独立性，虽然官办智库对于政府具有依附性，但是研究人员的政策咨询工作必须保证“独立性”，从而确保最终制定的政策是科学、公平、不为决策者意志而转移的。②全面的知识储备，研究人员不仅需具备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还应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掌握多学科知识，加以综合利用，便于研究人员处理现阶段越发复杂的社会问题。③较强的创新能力，面对繁杂多变的新问题，过往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方法已无法解决，研究人员只有开拓眼界，运用创造性的思维，在现有的学术理论基础上寻找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2.明确各方关系和职责，消解“两童”问题负面影响。当前，解决“两童”问题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重要关系：第一，家庭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关系。应重点突出强调父母的监护责任，有无父母监护和未成年人是否走上犯罪道路，关联性非常大；第二，心理关爱和紧急保护的关系。遇到紧急情况和严重情况时，应当强制报告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通知父母必须返回家中，否则就直接指定监护人，然后再送到民政部门。这种紧急保护的方式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第三，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关系。这两个地区对于解决流动儿童问题非常重要，都要认真负起责任。
（2）在知识结构的优化方面，应明确跨学科人员的合理组合会对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官办智库应将不同知识优势的个体有机调配，构建最为优化的知识结构。一方面要吸收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组成高效合作的团队，这其中既要保证高素质社会科学专业人才的存在，也要引进一定数量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使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互相汲取专业优势，扩展思维空间，这样的人员配置符合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是要优化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应杜绝队伍发生过于老化或一味年轻化的现象，对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应采取以老带新、中青年为主体的原则，老专家有实践经验，而年轻人则拥有创新的精神和超前的思维模式，所以我国官办智库应将老学者、老专家的丰富经验与年轻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力相结合，从而提升政策咨询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
4.2.5 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扩大自身影响力 智库政策影响力的有效发挥，必须依靠与政府、高校以及民众等各阶层建立畅通的交流渠道，积极开展互动合作。因此，我国官办智库应积极与社会各阶层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扭转现阶段交流不畅的局面。
（1）完善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政府是政策制定的主体，是官办智库咨询服务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政策影响力能否发挥的首要因素。所以，对于我国官办智库来说，与政府之间建立频繁、顺畅的交流互动极为重要。首先，建立多样化的互动机制与政府决策者展开交流，在向决策者传递政策建议的同时，获取政府的决策动向。可以采用内刊、报告等传统形式向政府传递信息或参与政府的指派课题项目，以期获得高层决策者的赞同与批示，进而影响政策；也可举办研讨会、培训或高层领导论坛，邀请决策者参与其中，形成交流圈子，直接影响决策者的政策主张。如江苏省社科院与南京大学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会议邀请高层官员与会，同官办智库的学者展开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可直接将具有预见性的咨询建议与具体的政策问题相结合，有助于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发展。其次，建立与政府在人员上的交流机制。加大官办智库与政府人员上的交流互动，智库可将研究人员输送到政府任职，这将会大大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而政府则应鼓励有能力的公务员加入到政策咨询机构中进行研究工作，从而加强官办智库在政策咨询工作中对政策现实的准确认识。此外，官办智库还可以聘用现任政府官员或离任干部进行合作研究、专题调研[11]。
（2）强化与高校之间的互动机制。官办智库应充分利用高校在学科建设和信息资源上的优势，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安排人员前往高校参观学习以及吸收高校学术骨干参与课题项目等方式，在学术、人员方面与高校建立一套完备、顺畅的交流渠道。这样的渠道利于研究人员获得前沿学术知识理论及研究方法，强化官办智库开展决策咨询工作的智力支持。
滤池的主要功能是去除浊度的同时，采用接触氧化法去除水中铁、锰和氨氮。滤池采用的气水反冲洗滤池，滤料为天然石英砂，共分8格。总尺寸29.5m×45.7m，实际滤速8.05m/h，强制滤速9.20m/h，联合反冲洗时水反冲洗强度4.0L/s·m2，单独反冲洗时水反冲洗强度8.0L/s·m2，气反冲洗强度14.0L/s·m2，过滤周期2d，同时设置初滤水的排放系统。
（3）构建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机制。官办智库需抛弃以往陈旧封闭的运作模式，主动将研究的成果、现阶段热点问题的解析、官办智库的研究进展等内容整理后公开发表；适时开展民意调查问卷活动，收集民情；加大在新闻媒体上的宣传，在主流报刊上撰稿，参加关于热点时事问题的电视访谈类节目，直接与大众面对面交流；积极使用互联网，建立官办智库自己的组织网站，对机构以及研究内容进行介绍，利用电子邮件、论坛和微博等方式与民众展开互动，力求达到最广泛传播信息、最深入了解民意的效果。
(2)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了解到当前我国老年人运动干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锻炼、体力活动干预老年人认知功能、体质、平衡能力、心理健康四个方面。再由关键词前沿演进分析，发现其研究前沿主要包括：体育锻炼、体力活动、群众体育、太极拳、健身气功、认知功能、认知老化、风险认知、人口老龄化、体质、心理健康、骨密度、体成分、平衡能力、体育管理、女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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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ff icial Think Tanks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Xiao Diyu
Library of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04
Abstract: [Purpose/signif icance] In the present political system and decision-making mode, off icial think ta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hink tanks system in China, which could directly impact on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t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ill be valuable to the scientif ic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Method/proces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off icial think tanks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Result/conclusion] It concludes that from the external aspect, the off icial think tank should emphasize the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 the expansion of organiz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ultation syste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l aspect, it should focus on the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Keywords: off icial think tank government decision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分类号： C932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1.09
作者简介： 肖荻昱(ORCID：0000-0002-9014-8441)，馆员，硕士，E-mail：xiaodiyu@jsass.org.cn。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收稿日期： 2018-11-13 修回日期：2018-12-19
本文责任编辑：唐果媛
标签：官办智库论文; 政府决策论文; 决策咨询论文;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