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学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大多数学界同行都意识到的那样，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是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从苏联理论界那里承袭而来的，它与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斯大林主义有着本质关联。这一见识既敏锐又深刻，但不够系统、全面，因而难以对如下学术史环节给予合理解释：第一，按照苏联官方哲学史的记述，在20世纪20年代文献收集工作富有成效地开始后不久，苏联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就被裹挟进了复杂的理论政治斗争中，并于20世纪30年代初陷入停滞和衰退，直到50年代中期斯大林逝世后方才重新启动和走向成熟①。也就是说，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形成，实际上是在非斯大林化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第二，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宣称自己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源自列宁，特别是对“列宁的方法论思想”的创造性掌握和运用②。这些令人费解的学术史事件的存在表明，我们对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认识还有待深化。要想搞清楚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究竟是什么，进而澄清它与斯大林主义的本质联系，我们就必须回到它赖以生成的那段历史和学术史中去，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严格的知识社会学审理。
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明。我个人倾向于将1962年视为它的诞生元年，因为是年出版了两部后来得到苏联官方哲学史充分肯定的标志性著作：拉宾的《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和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从这时起，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就公开宣布自己是对十月革命前就确立的“列宁的研究原则”的继承与发扬。如果说拉宾着重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什么是“列宁的研究原则”，以及苏联理论界是如何在与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学”的错误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捍卫、落实、发展这些原则，并将它们升华为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话③，那么，奥伊则尔曼则为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提供了第一个样本，并具体实践了“列宁的研究原则”，首次系统完整地表述了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与过程的官方观点④。
众所周知，列宁十分关心、重视马克思哲学研究，曾在不同时期就如何研究马克思哲学作出过一些具体指示⑤。但他真的是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源泉吗？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具体的学术发展史中去。
实事求是地说，列宁论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的著作并不多，主要集中在1893—1904年和1907—1916年这两个时间段中所撰写的九篇文献中⑥。这些总数不过一百来页的文献清晰地显示了：第一，列宁非常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以梅林等前人的工作为基础，比较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其早中期哲学与政论著作)的写作与出版情况。这在同时代德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是非常突出的。第二，列宁非常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来源、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研究。他主要以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上述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在有关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个别问题的认识上，甚至超过了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第三，列宁关心、重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即首先是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并将它运用到对当代现实的认识中去(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梅林、普列汉诺夫是一致的)，其次则是为了捍卫哲学的党性原则，从理论上肃清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打着哲学旗号出现的宗派集团的政治流毒。按照我的看法，列宁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同时代的先进水平，但他在总体上(尤其是在形成史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超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水平。因为他的研究不管在文献上还是在基本观念上，都是依托于后两者的既有工作并由此前进的，而且他从来都没有像后两者那样，开展过专门系统的、纯粹学理性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与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1898)、《马克思传》(1918)、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等广泛流传的专著相比，列宁的相关论述不仅相对分散，且往往与具体政治批判粘连在一起。如果没有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系统化阐述为中介，一般研究者很难察觉到其中学理性内容的存在。换言之，所谓“列宁的研究原则”，与其说是列宁创立的，倒不如说是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再“发明”的！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胜利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所谓“列宁的研究原则”的存在，反倒是普列汉诺夫及其学生的观点长期占据了苏联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⑦。
列宁对自己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学习、研究、继承马克思哲学遗产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科学水平并不满意。这可以从以下两个重要事实中得到证明：第一，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大力倡导马克思哲学研究，并于1921年推动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动用年轻的苏维埃所稀缺的黄金去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著作、书信及其相关著作。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研究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从理论上驳斥第二国际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的怀疑与攻击，使苏维埃的实践获得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第二，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此过程中，列宁从没有对具体研究工作施加任何个人的理论影响，而是保持了令人尊敬的沉默。唯其如此，不过是因为列宁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具有什么需要专门学者务必遵照执行的、科学的“研究原则”。
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以列宁思想与路线的继承者的身份成为党的领袖。此时斯大林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理论挑战：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掀起了一轮质疑列宁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苏维埃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潮，这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合法性基础受到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布尔什维克党内一批老资格的革命家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对列宁是否是一个理论家以及列宁道路是否具有超越俄国民族性的普适性等问题表明了不同的看法，这使得斯大林的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严峻挑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先后发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高举“列宁主义”旗帜，对“列宁主义”的实质、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论证和说明。在斯大林看来，一种学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于它的方法是否能够催生成功的革命实践；因为在列宁领导下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所以“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就是马克思的真正继承人⑧。在当时的论战语境中，这种论证逻辑无疑是睿智的和富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一下子就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问题引向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个问题上来，在痛击第二国际实践“软肋”的同时，使论战的天平显著地偏向了“列宁主义”这一边。但斯大林的这种逻辑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并不能证明这种在具体的实践中获得一些成功的“列宁主义”的方法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
正如人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列宁主义”是以列宁的名字来命名的，但它并不就是列宁的思想，而是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政治实用主义方式，对列宁的思想遗产进行了选择性的系统化诠释，因此其本质是斯大林主义⑨。斯大林的政治实用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认识上⑩。列宁认为理论必须联系实践、服务于实践，但同时强调必须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去指导实践，从而使理论与实践处于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之中；斯大林则片面突出理论对实践的依从关系，弱化、甚至排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理论的独立性，使理论成为政治的附庸。所以，在高举“列宁主义”旗帜的时候，斯大林根本没有打算完整准确地理解并继承列宁的思想遗产，而是根据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对列宁的思想进行有选择的系统化诠释(11)。因此，列宁的真实思想与“列宁主义”存在差异(甚至是原则差异)是很自然的。
我认为，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哲学研究这一问题上，这种原则差异得到了特别清楚的显现：第一，列宁认为应当按照真实的历史逻辑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与本质，而斯大林则认为只需要从苏联经验出发，根据列宁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来理解、评价马克思哲学即可；第二，列宁认为应当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他因此积极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的编辑出版工作；而斯大林则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他本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因此他不支持并最终取消了MEGA1的出版计划，并且默认阿多拉茨基等红色哲学家根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切割、重新编排甚至篡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第三，尽管都主张应当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但列宁从来没有将哲学的党性原则与政治的党性原则混为一谈，所以尽管他后期与第二国际决裂，但却从来没有因此否定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而斯大林则认为，哲学的党性原则其实就是政治的党性原则的一种特殊表现，他因此强调政治正确的首要性，对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党内同志的学术主张，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完全否定态度；第四，列宁承认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因此他始终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梁赞诺夫的工作；而斯大林则认为，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学术研究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与利益，最终将梁赞诺夫送进劳改营，并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按照自己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列宁研究院合并。
1931年1月25日，苏共中央通过“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用政治力量对当时占据苏联哲学界主导地位的德波林派进行了清算(12)。在苏联哲学史上，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取得了彻底胜利，苏联哲学研究就此进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新时代。我注意到，在评述苏联哲学在1931年后的发展时，奥地利学者威特尔所用笔墨极少。因为在他看来，此后确立的斯大林主义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刚刚受到批判的德波林派哲学的变形继承(13)。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德波林派与其批判者在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学理问题上确实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别的理论，而在于哲学研究的模式本身。事实上，只要我们读一读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传诵一时、如今已无人问津的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14)，就能够感觉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德波林派的哲学研究“脱离政治”、“脱离实践”，因而是“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而米丁则已经将斯大林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基本主张系统化并升华为一种完整的研究模式。具体地讲，米丁确立的模式包含三个原则：一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论，即强调具有成功实践基础的苏联党天然地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地位；二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最高发展阶段论，即强调苏联党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哲学的真正继承和最高水平的发展；三是政治领袖发展主体论，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由一些杰出的政治领袖独自完成的，斯大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真实贡献的第四个政治领袖。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这种研究模式颠倒了历史与现实、源与流的关系，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即马克思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实现形态)非历史地设定为马克思哲学的发展目的；第二，这种研究模式始终戴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副有色眼镜，它眼中的世界是变形的、不真实的；第三，这种研究模式将苏联建设成就神话化，制造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总之，尽管米丁言必称列宁，但他确立的这种研究模式却是根本违背列宁的基本主张的；尽管他承认马克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但他确立的这种研究模式却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取消了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正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陷入停滞和衰退的理论原因。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无疑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影响最大、最深刻的一本书。唯其如此，不是因为这本三十万字的教材提供了多少真理或谬误，而是因为它所确立的思想模式从根本上影响了此后五十年间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当斯大林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20世纪30年代以后方才成型的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强加给1908年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时(15)，我看到的是一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盛大加冕典礼。从本质上讲，这种教条主义的研究模式是有违于哲学研究追求真理的自由本性的，所以在它的推行过程中，曾遭到个别苏联哲学研究工作者不自觉的抵制和修正，但这随即遭到苏共中央的严厉批判和彻底围剿，使这种教条主义的研究模式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和扩大。1947年6月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讲话有着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同样重要的学术史意义(16)。因为经过它的再次洗礼，教条主义的研究模式最终深入到每个苏联哲学工作者的脑海，除了它，苏联哲学工作者已不再能够按照其他模式思考和进行研究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抨击和批判。赫鲁晓夫的愿望或许是良好的，但他如此粗暴地对待斯大林的后果却非常恶劣；它和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一起，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很快就发现：在斯大林被妖魔化之后，原本由斯大林时代巨大建设成就提供的、牢不可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基础一下子被掏空了。面对第二国际传统的社会民主党、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各种修正主义思潮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成果，原本坚如磐石的苏联一下子变得弱不禁风，而这些思潮原先是苏联理论界根本不屑一顾的。在这种形势下，苏共中央被迫开始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研究和著作的出版工作，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理论竞争，捍卫和重新确立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在苏联由此应运而生，而建构具有苏联特色、根本不同于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问题也就随之提上日程。
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经过斯大林主义的长期灌输与训导，在思想模式上苏联哲学界实际上已经彻底斯大林主义化。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提供的那种教条主义的研究模式外，苏联哲学家已经不知道还有其他研究哲学的模式了。因此，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提出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建构问题，就注定只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即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对于苏联哲学界来说，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提供的那种相对比较抽象的教条主义研究模式具体化。为此，苏联哲学家着重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沿袭斯大林主义传统，强化对列宁的相关论述的整理与系统化，“发明”出了一个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列宁正统”，以列宁的名义打击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学的各种与苏联不一致的错误思潮，捍卫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正统性和苏联特色。苏联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自觉，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成熟的操作路线(17)。第二，以“列宁正统”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为预设终点，回溯并“重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模型。由于一方面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与著作比较生疏；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然而却又必须要反对的研究成果，所以苏联哲学家在这个方面的“创新”工作一开始进展比较缓慢。但以敦尼克等人主编的六卷本《哲学史》第三卷的尝试性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一工作后来还是以比较快的速度于1962年由奥伊则尔曼完成了。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就此最终建构完成。必须看到，在苏联及东欧学术界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一些著作中，这一模式本身已经开始出现显著的变化，但我认为它的逻辑本质并没有改变。尤为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这些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弱化的新著作的影响，这一模式在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获得了成功的复制与再生，并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外部形态改变，以致人们往往难以察觉它的异域起源与隐秘本质。
在审理完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这一模式的形成实际上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它体现了特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马克思哲学问题上达到的水平，但在政治权力话语的作用下，它却被意识形态地建构为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绝对科学；第二，这一模式的内在目的是为了论证和维护斯大林主义，因此，从它的三个主要方法论弊端即目的论预设、线性进化论和政治领袖中心论中真正获益的，并不是马克思哲学，而是斯大林主义本身；第三，这一模式的基础是同一性思维，所以尽管它力图科学地认识马克思哲学，但它真正让人们看到的，只是它按照自己的形象建构出来的一个“马克思哲学”图像，其实质是它的自我认识，而真正的马克思哲学则消失在其光亮的同一性图像的阴影之中了。
通过这种审理，我们对反思、检讨这一模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随之深化和提高，因为我们已经由此看到，如果不检讨这一模式的得失并超越它的思想羁绊，那么，我们就会永远停留在已经成为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的窠臼之中，而真正的马克思哲学及其未来将无缘于我们。
注释：
①②参见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25—433、436页。
③参见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参见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潘培新等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
⑤拉宾后来曾比较系统地正面表述过列宁的这些指示。参见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18页。
⑥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参见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第56—63页。
⑧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199页。
⑨参见杰拉塔纳：《斯大林、列宁及“列宁主义”》，《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第4期。
⑩在对斯大林主义进行理论反思的时候，伽罗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在哲学上所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参见伽罗第：《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哲学译丛》1963年第1期。
(11)斯大林有意识地限制对列宁《哲学笔记》手稿的整理、出版及其研究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因为他真正完全赞同的其实只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表述的早期观点。
(12)参见张念丰等编译：《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2页。
(13)参见威特尔：《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之历史的和系统的概观》，周辅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5—219页。
(14)该书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三本苏联哲学著作(另外两本分别是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本，在1936年和1938年即分为《辩证法唯物论》(沈志远译，三联书店1949年版)和《历史唯物论》(沈志远译，三联书店1949年版)两部分译成中文。毛泽东曾于1937年7月以前阅读并批注了其中的第一部分，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189页。
(1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叙述的是1908—1912年间的党史，该章第一节以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评述结尾，与它衔接的就是著名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参见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146页。
(16)关于这场围绕着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一书展开的重大理论争论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见威特尔：《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之历史的和系统的概观》，第212—219页；贾泽林等：《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4页。
(17)参见巴库拉杰：《论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形成问题》(1956)，于文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2页；西道罗夫、雅科夫列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列宁遗产》(1956)，潘文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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