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有制经济效率的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有制论文,误区论文,效率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52（2004）03-0094-12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是以私人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扩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属性不仅形成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而且造成生产和产品的极大浪费。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但现有的实证研究的数据却发现公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较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更低，学术界部分同志因此得出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的推论。本文在回顾国内相关文献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方面对能否做出这个推论提出质疑。
一、文献回顾：实证数据的困惑与矛盾
目前大量的文献集中在描述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的退出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方面（注：这里主要参考的是《经济研究》中的文献。）。基本的结论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上升；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集体经济的比重上升。一个共同的解释就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在运用各种国民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刘小玄（1995）发现乡镇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而城市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并无明显区别；林青松（1995）认为城市和乡镇的集体工业和其他类型工业的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约高出1倍左右；黎玉柱（1996）统计得出国有企业每元用工成本所实现的工业产值相当于乡镇企业的约46％，外商投资企业的约33％；姚洋（1998）发现与国营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中国港、澳、台“三资”企业高34％；刘小玄（2000）认为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私营个体企业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刘伟、李绍荣（2001）得出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影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姚洋、章奇（2001）发现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注：对于1996年以前的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林青松、李实（1996）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文献）。关于所有制效率比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96年之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经广为接受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研究结果。1996年之后的研究主要以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利用新的权威数据和改进方法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论。
但是这些公有制企业效率不高的研究就能得出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的推论？上述研究结果本身是否有误区？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上述的研究结论。
二、理论概念澄清：公有制与公有制企业
事实上公有制企业并不等同于公有制，而是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率也不等同于公有制的经济效率，从本质上来说二者分属于不可比的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长期以来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这两个概念一直被混淆，成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效率质疑观点的理论基础。
1.公有制
在马克思以前和以外（与马克思同时代以及马克思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缺乏哲学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的其他经济学家，都把所有制看作是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是法律上确认的关系，即法权关系）。
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本质，只抓住了事物的外部标志没有抓住内部联系。马克思说：“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44页。第191页。）马克思给所有制所下的一般的定义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总和。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生产资料，一是劳动者（生产者）。这是马克思的定义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所有制（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之处：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所有制概念与西方产权理论中的所有制是大相径庭的。
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此产生的社会成员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2.公有制经济
人们一谈到公有制经济，往往就想到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特别是仅仅以国有企业代表所有的公有制经济。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上述内容只是全部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一个综合的经济体系，涵盖的范围相当大，包括国家所有的全部资源、政府、事业单位、公有制的企业等方方面面，可以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部分，其中非经营性部门的比重并不低（注：例如到2002年，上海市国有资产总额约5000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仅有3800亿元，有1200亿元属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不能把范围局限在单一的国有企业内部。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迅速扩大为89404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33.8倍，年均实际增长7.7％（注：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cszkhh/200205300057.htm），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在新世纪新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3.公有制企业
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是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以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的一种公有制企业，集体企业是生产资料归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的主体。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我们可以得到自然的结论是：由于公有制企业包含在公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效率不可以仅仅以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来论成败。因为公有制企业作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同时公有制企业作为政府功能的一种延伸，目前不得不承担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以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即使是以某一行业或某几个行业的公有制企业集合）来衡量公有制经济的效率，从方法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从理论上将微观效率代替宏观效率，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以往的研究主要针对公有制企业，下面也将集中讨论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分析的误区，即以往对公有制企业效率的认识和计算是否有错误。但是对于这一基本的前提应该予以明确：公有制企业效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说明公有制经济的效率，也就是说即使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低下也并不能说明公有制经济在宏观上没有效率。
三、效率的概念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般以“生产效率”（production efficiency）说明“效率”，从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到通常是指两种情况：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资料生产率。由于当时的数据收集所限，在马克思的时代无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由于后文对实证数据分析的需要，我们可以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对效率的概念进行分类，并从效率理论角度讨论建国初期的经济增长。
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效率的终极含义就是投入产出的对比关系。一般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主要是运用国家宏观数据，微观主要是利用企业和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
1.西方经济学的效率分类
在生产效率方面，西方经济理论区分三种效率（注：还有一种效率称作“交换效率”（exchange efficiency）。它涉及的是“为谁生产”的问题，主要是有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和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配置效率解决生产何种产品，即如何把人力、物力资源投入盈利最高的生产活动中；技术效率解决如何生产，即对于确定的产品而言如何以最低成本来获得最好的效率；动态效率解决如何改革创新，即怎样将要素和产品更好的规划。
如图1所示。KL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在整个生产可能性边界内即KOL都是一定的要素投入可以达到的产出，但只有生产可能性边界KL是在要素投入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出。HJ是价格线，其斜率取决于产品C和D的价格比。价格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切点是最优产品组合，即E点所在的产品C和产品D的产量是最多且总售价最高的，在要素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同时也就意味着总利润最大。
图1 西方经济学效率理论图解
G点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从产量来说已经达到了最大，但是由于产品C和D的产量比例没有符合价格比例，从而总售价没有达到最大，从G移动到E，生产更多的C而少生产D，在同样要素投入的时候，并且产出最大的情况下总售价提高，说明改进了配置效率。
F点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表示在同样要素投入的情况下，生产出的产品离最大产量相去甚远，虽然F点的产品C和D的产量比例与最优点E相同，即配置效率已经达到了，但是技术效率没有达到。从F点移动到E点表示技术效率的改进。我们可以用图2来更加清晰的说明技术效率：虚线表示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线代表实际生产曲线，实际生产曲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差异就是技术效率差异。
图2 技术效率差异图解
如果要素投入没有发生改变，生产可能性边界KGEL的向外运动加速，表示企业在进行着大量的技术革新，从而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可能的最大产出在发生着增加，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加速运动，从而导致动态效率上升。
2.公有制发挥最大作用的效率种类与局限
事实上从一个国家到一家企业都有面对这三种效率的问题，在研究当中也应当区分这三种效率。由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限制，在经典论著中无法告诉我们公有制具体在哪种效率方面更加具有促进作用，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下粗略的分析：公有制最主要的优势就是极大地促进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特别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因此公有制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产生的效率方面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在这三种效率中，首先配置效率将是公有制经济所能够形成的最明显的效率——按照社会的需求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注：然而可惜的是在较长时期内，由于受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相当一部分资源并未按照市场（人民群众）的需要进行配置，在原有扭曲的价格体系下形成的生产布局，使公有制企业本应发挥作用的配置效率也受到了严重的约束。）。其次是动态效率，由于工人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会不断地进行生产创新活动，从而促进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但是对于技术效率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技术效率虽然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成分，但是技术知识具有事实垄断性（注：虽然总的来说知识可以由全人类共享，但是由于保密、专利、知识本身的难以理解和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技术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有大量的时滞，从而形成技术知识的事实垄断。）。在一定时期内，技术效率主要由相应的知识资本所决定。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具有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引进的设备、技术、管理流程等往往会有较高的技术效率，从而为合资企业、高新技术民营经济的较高的技术效率奠定了基础。
由于一个企业的总效率是上述三种效率之和，如果技术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相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企业的总效率不高是效率理论的一个推论。
但如果仅从实证数据中发现总效率不高，却不区分效率的具体种类，直接认定是由于公有制这种经济制度造成了企业效率的低下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技术效率低下主要是历史积累和技术传导机制所造成。如果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优于外资和民营企业，只要对国有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则可以有效地提高总效率。
3.利用效率理论来部分解释建国初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注：事实上在剔除干扰因素后直接比较经济增长率不失为比较不同所有制效率的一种有效方法。）
根据张风波（1988）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的研究推算的结果（注：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核算方法中的重要指标。我国改革开放前没有使用这一指标，这里的GDP是从过去的国民生产净值中推算出来的，以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我国的GDP在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20世纪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在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我国改革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得多。而且在这期间还包括了3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在内。
我们运用上面的三种效率分类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建国后的这段时间内，国民经济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恢复，由于物质产品特别是工业品较少，对于经济资源和产品实行计划运作，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进行总的调配，在经济总量较小的情况下信息收集和传递相对比较简单，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配置效率可以相对提高。同时工人的劳动热情被极大激发，发明和创造成为当时企业作为发挥主人翁精神的典型行为而广泛受到尊重，动态效率得到有效提高。由于前苏联的技术援助，特别是重点工程的建设，使技术效率从外部获得了迅速的优化。三种效率都得到了改善，从而总效率提高，国民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四、实证研究样本选择对结论的影响
我们根据《经济研究》1990年以来对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进行比较的部分实证研究进行了考察，总结如表1。我们在这一节主要分析样本的选择，下一节讨论运用的研究方法。
1.样本不是公有制经济总体的有效代表
根据前述，公有制经济包括的范围相当广阔，公有制企业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大量的国有资产还分布在非生产经营性领域，对国民经济发挥着重大的基础性作用。但从表1中可以看到，采用的样本主要是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研究依据的样本数量也很有限，用这些企业的效率来说明公有制经济整体的效率低下显然说服力是不够的。
表1 部分《经济研究》刊载的实证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
题目/书名 作者时间衡量效率的比率样本数据
改革中的中国国有企业
效率 邵琍玲 1990单位产值成本403家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1986～1990年期间的
的产权结构及其对效率
刘小玄1995资本出率（11） 967个国有企业、366个
的影响 城市集体企业和300个
乡镇企业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
的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
林青松1995劳动生产率、资本产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素分析 出率、全要素生产率 （1993）》
（注（11）：在原文中作者没有介绍衡量效率的比率，本文在林青松（1995）的论文中找到对这篇文章比率的引用。）
2.样本不是公有制企业的有效代表
出于不同文章的研究目的，研究者往往要比较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以及公有制企业内部的效率，这就需要寻找可以进行对比的样本组。如果某个产业没有所需要的不同所有制的足够样本，这类产业将被排除。然而这些被排除的产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占据垄断地位的行业，往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骨干力量。
我们可以以刘小玄（2000）的数据筛选原则为例：“基本的选择原则是非国有企业能够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的产业领域，即在这些行业内，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非国有企业，它们包括集体、私营或个体、合资企业等，因而能够测定和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这一选择实际上排除了政府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的产业，例如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加工，电力生产供应，煤气和自来水生产等部门。在这些产业内，由于政策限制，几乎不存在非国有企业。另一些产业，例如汽车制造业，由于有较强的政府政策的限制，非国有企业很难进入，即使有少量个别的集体或乡镇企业能够挤进去，也只是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活动，不具有政策法规允许的较大活动范围。此外，在主要由政府购买，或垄断的国有企业购买其产品的行业，例如交通运输设备产业中的火车机车，航天航空器，远洋船舶，电子及通讯设备行业中的通信传输设备，广播电视设备，雷达等等，非国有企业也会受到很大的进入限制。因而，在上述这些行业内，即使存在少数非国有企业，也不具有可比较的意义，所以，在数据选择时把它们加以排除。”
根据原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的数据：截至2002年7月，国有经济在一些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按销售收入计算所占的比重分别为：石化69.3％，石油92.1％，电力90.6％，汽车72.0％，冶金64.4％，铁路83.1％，兵器99.5％，船舶与航空航天84.5％（富子梅，2002）。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按照销售收入以宽口径大体估算李荣融所描述的行业占全国销售收入的比重约为25％，刘小玄所提到的行业的比重更大。把这样多的国有企业全部排除在研究分析的样本之外，我们对样本是否是公有制企业的有效代表提出疑问。
大量的文章在做了类似的分析之后，将焦点主要集中在竞争性非常激烈的制造业，这一行业内恰恰由于各种原因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最为集中。以这样的样本选择作为论文的出发点，只能够说明这部分的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但是要将结论推广到所有国有企业是较为困难的。
五、研究方法的局限
针对企业的生产效率，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类方法：（1）单要素生产率指标；（2）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及其变形（参见表1）。
续表1 部分《经济研究》刊载的实证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
题目/书名作者 时间衡量效率的比率样本数据
我国国有企业与乡镇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用
黎玉柱1996单位用工成本产出《中国统计年鉴（1992）》
工效率的比较 率
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
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
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 姚洋 1998利用产值数据估算 企业普查的9605家小型
响
技术无效率指数（12） 企业、3221家中型企业、
1844家大型企业
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
以销售收入作为产
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 刘小玄2000出变量，利用超越对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
数生产函数计算全 企业普查的17万家企业
要素生产率
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 刘伟 2001以GDP为y，所有
《中国统计年鉴》1993～
和要素效率提升
李绍荣制结构为x，利用
2000年
Cobb-Douglas生产
函数进行回归
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 姚洋、
2001利用产值数据估算 企业普查的37769家企
分析 章奇 技术无效率指数业
（注（12）：该指标基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思路，主要是计算方法上的改进（当然产生了新的问题），在这里就不作专门的评述。）
1.两类方法共同的局限性——价值量与政策性负担
两类方法都要使用价值量指标（例如产值），但价值量指标并不是实物产品量，而是用货币计算的产品单位价格乘以产品数量。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市场和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会使价格扭曲，从而使产值利润指标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这就造成了价值指标与实物指标之间的矛盾。增产不增收就是说价值指标与实际创造的物质财富相背离。以铁路为例，从1990～1994年，客运量增加了1.3亿人，货运量增加了1.3亿吨，运输收入增加了171.7亿元。可是，其实现利润却由113.1亿元下降为-27.7亿元（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摘要（1995）》。）。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国有企业配置效率低的表现——没有按照市场价格来合理安排产出。例如铁路运输亏损就应当提高运输价格或降低服务质量从而减少成本。但是如果铁路运输等基础产业的价格，也依成本推动而相应上涨，它就会成为制约其他产业的瓶颈。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20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而它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但是其作为政府功能的一种延伸，却不得不承担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以企业自身的成本对社会创造着巨大的外部效应。这一点往往为实证研究所忽视，当然也是非常难以度量的因素。
2.单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局限
单要素生产率指标主要是直接用常规的一些统计指标作为研究的工具，例如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单位产值成本等。这些指标都以利润为核心（注：竞争和分工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对促进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好处，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利润率的迅速平均化，使原有国有企业的利润降低，这一点必须要正视。），主要考察企业的经济效益。其突出的优点是比较简单而直观，但其缺点也是不容回避的，即所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效率的改进及其相关因素的贡献程度。
相当一部分指标计算对国有企业不利。典型的如资本产出率，根据林青松（1995）采用的方法，“以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投入指标、净产值为产出指标计算了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本产出率”：
资本产出率=净产值/固定资产净值
可以看出，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个指标计算将是偏小的。长期以来，由于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执行低折旧或少折旧的政策，这样固定资产净值被人为高估，从而使资本产出率的分母偏大。国有企业在产品价格受到国家约束的情况下，承担着比非国有经济企业更高的负担（例如员工刚性薪酬、医疗、住房、养老、依法纳税等），在同等效率情况下会使净产值金额不高（注：由于折旧少提，致使净产值偏高。但是可以证明，在分数值大于1的情况下，分子分母同时增加相同的数字，也会使分数值降低。），从而使资本产出率的分子偏小。在分母和分子的共同作用下使这个比值人为下降。
3.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局限
由于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太过笼统，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经济计量分析，在表1中也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主要的研究方法已经转向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一种比较易于理解的表达式是（注：一般的要素都是指劳动和资本两项。）：
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率-∑（要素的投入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系数）
具体在实证研究的时候，通常是先估计一个生产函数（常用Cobb-Doug-las函数），确定各种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然后将不能被要素贡献所解释的部分视为企业的生产效率。遗憾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在不同的市场背景中，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意义不同。
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包含范围广阔，除了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个因素以外，所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会进入其中。对于处于市场竞争环境比较健全和具有充分经营自主权的企业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反映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程度。而对处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更多地反映了企业的一些制度性“软件”改善对企业产出的贡献程度。这些“软件”要素包括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管理体制的改进，企业外部竞争的加强等（林青松，2001）。不同类型的企业可能衡量的就不是相同的因素，用这样一个残差项来代表笼统的生产率可能会有局限性。
六、结论
坦率地说，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环节一直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大量的经济学者对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一个普遍的结论。问题是，是否能由此引伸出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的结论？本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基本结论就是：
1.公有制并不等同于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公有制经济广阔的内容中，不应当仅仅以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来对公有制经济的效率下结论。
2.借鉴西方经济学对三种效率的划分：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动态效率，分析公有制在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方面更有优势，而将三种效率加总后公有制效率的优势可能被外资民营的技术效率所掩盖。
3.在实证研究中为了进行比较，样本的选取往往集中在有各类所有制的竞争性行业，但是将国民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国有企业骨干力量的通讯、能源等产业排除在外，样本的偏差不足以说明公有制经济的整体效率。
4.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探讨了对有大量外部效应的国有企业用价值量而不是用实物量测算生产率的弊端，以及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在应用和解释上的局限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公有制是更加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所有制，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现有经验和探的实现形式，使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对公有制经济效率的适当评价也是必须的，对公有制为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变迁的深入分析，尤其是运用现代计量经济手段所进行的研究有待于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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