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几个问题_中国史学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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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史学史或撰写中国史学史著作,无论主观上愿意不愿意,都不能回避分期问题。自梁启超1926年倡言撰写中国史学史以来,至今已有近50种中国史学史或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专书相继问世。这近50种著作都涉及分期问题,有的明言,有的通过著作本身显示。另外有些论文或专论也涉及史学史分期问题。意见有分歧。分歧的原因,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实践上的原因,更应引起注意,我仅就这近50种著作所反映出的三方面问题,谈谈看法。

一、中国史学史分古代近代,不如分旧史学新史学好

三四十年代的史学史著作,在分期问题上受梁启超的影响较大。梁启超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概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无异是一部中国史学史概要。它对中国过去之史学讲到清代为止,以后的不讲。实际上是给古代近代划了界限,不过未明说而已。1926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出版之前叫“广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之丑项“史学史的做法”,给中国史学史规定了四项重点内容:(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他前三项讲的多,第四项最近史学的趋势讲的极简单,只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存在的时弊。梁氏说的“最近几年”,显然指20世纪以来的二十几年。实际上还是把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界限划在清末。三四十年代的几部中国学史著作,大多只讲古代史学,近代的只是附带涉及。古代史学,一般讲到清末为止,本世纪不讲。意味着不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古代近代。这与梁氏的影响有关。

比较自觉解决古代近代史学分期问题的,是1938至1939 年写成、 1944年出版、1957年修订再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金氏在分期问题上,观点前后有变化。初版把有清一代史学全部划为近代,名曰《近代史家述略》,列于第九章。第十章(最后一章)叫《最近史学之趋势》,包括20世纪以来的突出史学成就和重要史家。很明显,金氏划分中国史学史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段。把清代史学全部划为近代,在当时的同类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划分古代近代,是出于个人臆断,谈不到科学根据。1957年出修订本时,金氏观点变了,删掉第十章、第九章标题改为《清代史家之成就》。表明作者分中国史学史为古代近代两大段,有清一代往前划,20世纪算近代。他的书只讲古代部分,20世纪部分不讲,全书的修订主要是分期上的修订。金氏的分期观点,最后与梁启超一致。

另一种意见,从鸦片战争划界限,鸦片战争以前是古代史学,以后是近代史学。这种与中国社会历史即一般通史的分期方法相适应的史学史分期,在当时是少数人的意见,但是比较现成,容易被接受,因而影响较大。

最早这样分期的是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 1947)一书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1949.10)一文。 前者书名所用“当代”一词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一百年的史学又分前中后三阶段。后者文中所论述是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状况。文章题目本身已经表明,它讲的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学史。

80年代以来,见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十多种,作者们好像有了分工,有的专讲古代,书名叫中国史学史或者叫中国古代史学史。有的专讲近代,书名叫中国近代史学史或者叫中国史学史的近代化过程。无论讲古代的还是讲近代的,古代近代的界限都划在鸦片战争。只有1982年出版的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个例外,它讲中国古代史学史讲到清代结束为止,不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从清代割出去。

总之,百分之九十的专家把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界限划在鸦片战争。

我以为,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办法,是值得商榷的。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项文化专史,跟随整个中国历史一道,从鸦片战争划线,以前为古代,以后为近代,顺理成章,在理论上本无问题。可是从实践的结果看,问题不小,史学史以讲史籍编纂为主,而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史籍编纂情况依旧,无大变化。为了协调这一矛盾,一些史学史著作不得不把叙述的重点由史籍编纂转为史学思想,并且把19世纪后半期叫做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酝酿期。这就显得牵强,不如按照史学本身的特点,不与通史分期取齐,干脆把19世纪后半算在清代史学内更合适些。

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的50年算在清代以内,以清末划界,以前的史学叫古代史学,以后的史学(20世纪)叫近代史学。史学史这样划分古代近代,与通史分期两层皮,势必造成混乱,显然不妥。怎么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成另一种叫法,所谓近代史学改叫新史学,与之相应,所谓古代史学改叫旧史学。从实际情况看,分新旧能反映史学之质的变化,分古近只能说明时间的推移。

全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事实上存在两大段。第一段是旧史学,或者称之为传统史学。这一段时间最长,有两千多年之久。其间史学经历千变万化,而万变不离其宗。史官、史家的职掌不外乎记注、撰述两大项。史学的主体不外乎史籍编纂。史籍体裁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为基本。早期,只有修史(记注、撰述)的史家。稍后,在修史的史家之外,产生了专务评史的史家。这种旧史学直到清朝结束为止,没有质的变化。第二段是新史学,时间极短,涵盖却复杂。从19世纪90年代至今,有西方传入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方法,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以疑古为主旨的古史辩派史学,还有旧史学的余韵,仅一个世纪多一点,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历史巨变。这一段时间的史学与以前两千多年的旧史学相比有根本的不同,真可谓全新的史学。史学“软件”的变化姑且不论,史学“硬件”的变化如史学的主体、主线、史籍编纂之外,有表现在史学论文和史学概论性著作中的史学思想与之并驾齐驱;原来意义上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的地位,被专题研究取代;史料范围空前扩大,一切传世的历史文献之外,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成为直接支持史学的比肩学科和强有力的史料库,等等。这些崭新的东西,足以把它同以往两千多年的旧史学划分开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新史学。新史学在时间上没有限量,除非史学有朝一日发生我们今日想象不出的变化,有更新的史学出现,新史学的概念都可以用。

可见,从中国史学史自身特点出发,分之为旧史学新史学两段,比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古代近代,更为科学。

二、旧史学的历史虽宜从史官讲起,但是上限应划在孔子及其《春秋》

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位史家和第一部史书是哪一位哪一部,中国史学史的起点在哪里,这是写中国史学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大多对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或者根本没有解决。

梁启超20年代两次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题发表著作,给中国史学史大体画出一个框框,倡言中国史学史要从古代史官讲起,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的重要史家和史籍并加以适当的批评,对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工作,贡献很大,影响很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梁氏的论述带有粗疏的性质,许多问题只在大处点到,仔细分析则不够。尤其关于中国史学的起点问题,哪一人是中国第一位史家,哪一书是中国第一部史书,出言犹疑,模棱不定。时而说中国史学的祖师爷是孔子,时而又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祖,先秦无所谓史学。

中国史学史的起点在哪里,史学的主体或主线是什么。梁启超当时对此未曾寻究。倒是后来金毓黻,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接着讲明白了。

旧史学范围内的史学概念,章学诚已有说法。他认为古代史学的存在先后两个阶段。撰述之史书出现之前,史学存在于口授心传之中,像司马迁父子和班固兄妹那样,一家人口耳转授,不通过史学概论一类的专书表达。在《史记》、《汉书》这些撰述之史书著成之后,史学便随史书作者(如马迁父子、班氏兄妹)之殁而没。后世人要想知道古人之史学,必须从古人的史书中攻取。金毓黻认为章氏此说一半对一半不对。章氏说,古人史学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金毓黻以为这是“精确不易之论”(《中国史学史》第8章之“史学之阐明”目)。 金氏意见,史学在史著之中,司马迁之史学,必于《史记》中求,别无他途。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学呢?

章学诚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文史通义·申郑》)。意谓史学有其文其史其义三方面。但是他又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家书》),“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和州志志隅自序》),把史意与史法分开,又把史学超然于史法史意史识之外。目的在于强调史意,进而强调别识心裁,成一家言,又进而强调撰述之史著之重要而轻视记注。

金毓黻不赞成章氏的意见。他说,“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中国史学史》第8 章之“史学之阐明”目),强调史著之事、文、义必统一在一起,不得分离,才是史学。所谓史识、史法、史义,都是史学之一方面,都包括在史学之内。

那么,史学史是什么?史学史的主体或主线又是什么?

“就历代史学、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论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者,是谓之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初版导言)。

“吾向谓榷论吾国史家,应以史籍为依据。凡史家所擅之史学,即具于所著史籍之中,论古代然,论近代亦然。其在例外而当别论者,仅刘知几、章学诚数人而已”。(《中国史学史》第7章第4节最后一目)

金氏所有这些言论,归根结底是说史学在于史籍之中,离开史籍则无史学可言。言外之意,史学之主体、史学史之主线是史籍。史籍概有两类:(一)《史记》、《汉书》一类史书;(二)《史通》、《文史通义》一类论史之专书。今日研究旧史学之历史,舍此二类史籍,则无从措手。

金氏寻究中国史学之起点,确认中国史学之第一人是孔子,第一书是孔子所修之《春秋》。他说,“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中国史学史》第2章之《尚书》目)。 又说,“吾于古代(按指先秦)之史家,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则左丘明也”(《中国史学史》第2章之“孔子与左丘明之史学”目)。 “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中国史学史》第3章开宗明义)。以孔子为中国史学第一人, 根据是孔子所修之《春秋》。据《孟子·离娄下》,孔子修《春秋》,有事有文又有义,史之三要素俱备,故得谓之史。孔子之前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并有史有文而无义,皆不得谓之史学。只有孔子已修之《春秋》,有孔子“窃取”之义在内,始得谓之史学。金氏据此断言曰:“史学之包蕴至广,所谓史识史法史意,皆具史学之一体,盖必知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中国史学史》第8章“史学之阐明”目)。

三、旧史学内部按朝代分期最为妥当

如前所述,中国史学史宜划分为旧史学、新史学两段。两段史学存在本质差别,故分期应该分别对待。

旧史学的内部分期,实质是给旧史学的主体、主线分期。上文一再提及,旧史学的主体是史籍编纂即历史编纂学。史料的问题包含在其中。古代史家一向不认为史料的收集和甄择是史籍编纂以外的事情。可以说史料工作是史籍编纂的前提、基础。史籍编纂离不开史料工作。但是史料工作与史籍编纂毕竟不同,不可以说史料即史学。若说史料即史学,则史学只是史而没有学了。

旧史学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就是史籍编纂发展历程的分期。史籍编纂发展历程是史学史的主体、主线,任何偏离这一主体、主线的分期,都不可取。但是,在不偏离主体、主线的前提下,应考虑其它相关因素对史学史的制约。许凌云教授提出三条具体要求:(一)史学史分期应与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二)应与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其它意识形态部门的情况基本相吻合;(三)注意史学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读史入门》第180页,北京出版社,1989)。 他强调第一点是根本的,第三条也重要。从许氏的全书整体观点看,他其实主张史学史分期要根据第三条,第一条只是照应的问题。我认为许氏的说法是正确的,有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按五种社会形态分期,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不大顾及史籍编纂,把全部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奴隶社会的史学、封建社会的史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史学三大块,这种把中国史学史套进五种社会形态框框的分期,不合适。因为它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史学的实际,是分不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三种不同形态来的。况且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聚讼多年,迄无定论,划分史学的奴隶、封建界限更谈何容易。为奴隶社会服务的史学什么样,为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服务的史学又是什么样,恐怕谁也很难讲出个子午卯酉来。搞这种分期的人没有好办法,于是把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作为史学发展的主线而置史籍编纂于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次要地位。可是这样一来,所写中国史学史还是不是中国史学史,就值得商量了。一部脱离中国史学实际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难。

大多数中国史学史著作按朝代分期,其中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最为典型。它分中国旧史学为五个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它的分期有明显优点,第一,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外部表现形式是朝代更迭,朝代更迭直接反映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史学与政治、经济的变化直接发生关系。按时代分期,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史学实际。第二,既突显了史籍编纂这一主体、主线,也同时兼涉了历史哲学、历史文学和文献学几方面,重点之下有全面、全面之中含重点。第三,史籍编纂与社会历史变化紧密结合,从史籍编纂上反映时代特点,例如揭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谱学的兴盛反映当时门阀制度的存在。第四,对每时期史学的特点都既有高度的概括,又有清晰的分段描述。例如明清时期史学,特点是史学的衰老,一方面因循保守气息充斥,另一方面,反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问世。三个阶段情况不同,明代史学比较苍白;明末清初史学终结于经世致用;清代史学以乾嘉考据学与浙东史学为脊梁,而乾嘉考据不能与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考据同日而语,浙东史学诸大家亦难跟当年黄宗羲的风范相提并论。从分段描述上动态地体现整个一个时期史学的特点。这才是史学的“史”。

白寿彝先生这样分期似乎平常,人人可为,其实很难。不是吃透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不敢按朝代分期,不是对众多史籍了如指掌,不能按朝代分期。不是有高超的史学理论修养,即使想按朝代分期,也不会分得如此精卓。

金毓黻作为史学大家,欠缺重要一条,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他的《中国史学史》一因旧史学套数,没有马克思主义做主心骨。因此他按朝代分期显得犹疑不定,论述各代史学特点,有欠明晰、坚确。1944年初版,他分为上古迄汉初、两汉、魏晋南北朝迄唐初、 唐迄清末四期。 1957年再版时,在导言里申明把四期缩为三期,两汉与魏晋南北朝并为一期。正文没有变动,只是在导言里申明而已。申明之后附有“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一语。既是谦词也是真情流露。反映此时金氏心中还是拿不准究竟如何分期好。按朝代分期,恐怕不合适,又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存在姑且为之,以俟来者的心态。

在金氏以后问世的几部中国史学史著作,试图摆脱朝代的束缚,采取按史学本身发展规律、特点分期的办法,都不算成功。1982年出版的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可为代表。读书《余论》说,他以前按朝代分期,设定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三个重点期,有很大的片面性。现在按照一般看法,摆脱朝代框子,定中国史学的萌芽(先秦)为一期,从司马迁到刘知几为一期,刘知几到《明史》为一期,清代史学为一期。话是这么说,可是各章目录和正文论述,还是摆不脱朝代痕迹。清代部分,把《明史》编纂划入前期,固然有理,而清代史学的其余内容,头绪繁多,难以条理,乃不得不以“清代史学概观”名期。至于正文,更时不时地流露出“中国史学到了南北朝而极盛”、“隋唐史学虽然不能说是高潮……”、“宋代史学界不论哪一方面都是蓬勃发展的”一类牵涉朝代的话语。这再次证明,讲中国史学史,不按朝代分期,又想达到圆融贴切的效果,纵然出自大家手笔,也难以办到。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旧史学内部,像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那样,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地按朝代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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