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奋斗：毛泽东生死观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死观论文,价值取向论文,乐观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与不朽的重要价值取向。人生奋斗既是人们理性认知的结果和付之实践的过程，又是人们情感的倾向、认同和内在体验。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的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169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始终把奋
斗作为自己的一种动力，始终以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奋斗不息的人生方式去与命运抗争，以奋斗的精神对待生死，并在“不断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了一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生死超越。
一 “野蛮其体魄”：乐观奋斗的物质基础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老夫子的这段话，千百年来成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奋斗不息、立志成材的座右铭。
青年毛泽东被孟子的精辟论述所感染。他深
切地感到：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充满着艰辛，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要生存、要发展，就需要奋斗。当然，更使他深深地懂得，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奋斗中，随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要想成为一个于社会有用之人，要想担负起一代历史重任，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具备吃苦和耐劳素质，就必须自觉地磨练自己，经受住各种险恶环境的考验，时刻准备迎接各种挑战，甚至是经受生与死的考验。
历史也告诉青年毛泽东，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成为改变历史、拯救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巨人，就在于他与一般的人在对“奋斗”二字的理解上。如果你不懈奋斗，不怕苦，不怕死，向前跨进一步，也许就会成为伟人；如果你在困难和危险面前畏缩，向后退一步，也许会成为一个庸人。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庸人之所以成为庸人，二者的差别常在于懈怠与勤奋、畏缩与执着、坚韧与软弱、智慧与愚笨的差别，有时只在一念间。勤奋、执着、坚韧、智慧，是向伟人跨出的第一步；跨出这一步，也许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毛泽东不仅牢记了孟子的那段至理名言，而且根据现实需要而修改了那句话。他认为，要成为一个伟人，成为于社会和民族有用的人，就必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确，毛泽东的一生也正是按他这句话的要求而奋斗过来的。他把这句溶汇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精神精华的名言，浸透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之中。
说毛泽东修改了孟子的那段名言，主要体现在他比我们的老祖宗多了一个内容，即“文明其精神”。虽然只是一句话的改动，但其意义就大大不一样了。因为一个人的奋斗，一个人坚强意志的获得，只有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双方面都得到顽强修炼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为了锻炼自己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不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毛泽东经常不带分文而外出游学。
1917年7月，学校刚放暑假，毛泽东就邀好友萧子升踏上了他所主张的游学之路。他们要去农村调查，要去偏远的乡下考察，但他们身上没有带一分钱。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在自己考验自己，看自己能不能在没有钱粮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同时也以此来磨练自己的意志。
后来，毛泽东还几次做了这样徒步的考察和游学，并以这种方式面对自然，面对社会和人生，锤炼自己的意志。
大自然是公平的。它平等地给予每个人充盈天宇的浩然精气，也以风雨雷电的方式让每一个人享受着它。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等量地享有它，吮吸它。一般的人也许一生在浪费它，错过了大自然给他(她)们的机会。只有伟人，尤其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才能充分地享有它，才能充分地在它那里获得力量，吸取它的精气。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身养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它强调生生不息的生命，充满浩然之气的灵魂，这是值得吸取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佛教、道教也各有其养生之道，但主要是为了避免死亡，是所谓的为了延续个人的生命。
毛泽东提出“野蛮其体魄”的锻炼方式，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天人合一，即生命与自然的合一。那是一个将生命遁入自然，将自然溶为生命的世界，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强健体魄，延续肉体生命，更在于强调锻炼意志的坚韧。强身的最终目的既是健体，也是磨练出超人的意志。由此看来，这种锻炼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境界，其结果不只是强身，更能使人适应一切恶劣环境，炼出坚韧的意志。
毛泽东对“野蛮其体魄”在人的生存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更体现在他早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体育之研究》中。他在这篇处女作中，阐述了参加体育运动的四大益处：第一，体育可以强筋骨。通过体育运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使人由弱小变为强壮。“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2]70第二，体育可以增知识。毛泽东把人类文明与人的体魄锻炼联系起来了，他说：“近人有言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界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体育以得知识。”[2]70-71第三，体育可以调节情感。“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2]71毛泽东举例说，我们平日里遇到不快的事，或者受到刺激后，心神震荡，难于制止，如果加以猛然的运动，立即便可去掉陈旧的观念，而马上可以使脑筋清醒。第四，体育可以增强意志，成就事业。毛泽东认为，体育的主旨在于勇武。譬如猛烈、无畏、敢为、耐久这些勇武之内容，其实都是意志之事。
毛泽东那充满惊涛骇浪的搏击生涯，在这篇文章中埋下了一个不小的伏笔。后来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再次证实了他提出的“野蛮其体魄”，是完成天降大任的重要基础。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之所以能在“七百里驱十五日”的环境里坚忍不拔；能以带病之躯翻过那皑皑雪山，挺过那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能经受住西北风的煎熬，在延安夜以继日地为中国革命而操劳；能够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而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并最后燃遍大江南北；能在居无定所、行踪不定的日子里，迅速地战胜对手；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能在日理万机之中仍能游刃有余地去做他想做的事，去考察，去读书、去写诗，就在于他从早年开始就坚持着体育锻炼，有着过人的体力和精力。
二 与人奋斗，与地奋斗，与天奋斗……
人生是什么？毛泽东多次作出过回答：人生就是奋斗。
毛泽东把幸福理解为奋斗。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3]205这表露了他喜爱斗争生活的性格特点，也表达了他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生活视为人生的欢乐。当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自觉地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旗帜，自觉地把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同幸福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幸福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一经踏上了革命的斗争道路，不管前进的路上布满了什么样的荆棘，不管情况多么艰险，即使遭到了失败，他不仅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飘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愈敢于奋斗，愈善于奋斗。
毛泽东在生前的最后一个元旦的前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尽管这时候的毛泽东年事已高，但他的谈话仍然给这两位在西方爵士乐声中长大的年轻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关于“斗争”的问题。其中使他们最记忆犹新的是这样一句话：“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不是肯定。”在这两个美国青年人看来，眼前这位巨人虽然已经经历了82个春秋艰苦的搏斗生涯，从生理的角度看已经衰老，而且是病魔缠身，然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和意志“比中国青年人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压抑、不满、反抗、挑战，这些强烈的字眼，是毛泽东从一个乡村少年走向革命历程的心理起点。毛泽东从小就喜欢看中国古代“造反的小说”，如《水浒》等。
毛泽东最早的反抗，无疑是源于他同父亲的“斗争”，这对他以后在革命中不懈的“造反”精神和“叛逆”行为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对此，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时就说：“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利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善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4]158
毛泽东对父亲的反抗，并不是一般纲常伦理意义上的反抗，而是对父亲身上表现出来的压迫人甚至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观念的抗争，表现了少年毛泽东对一种平等、美好社会生活的朦胧追求。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发展，使毛泽东一步步走上立志改造整个旧社会的道路。
到了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后，毛泽东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思想开始在不同场合表现出来。
1918年前后，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毛泽东最大的特点是挑战，是不断迎接挑战。
最能体现毛泽东这种敢于向世俗、向生命挑战的，是他“五四”时期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那篇不朽的杰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说：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评论》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从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以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2]292
这是当时一篇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向世界不平挑战的宣言，吹响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号角。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曾有“毛奇”之称。何谓“毛奇”？毛奇(Molkt)是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的著名将领，在普法战争中就战功卓著。同学们以此称呼毛泽东是有赞美之意，谐其音以表奇特之士的意思。因为毛泽东常常对同学们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交奇男子。”
毛泽东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主张，反映出他朝气蓬勃的人生观和高昂的奋斗意志。这在他早期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就有过表露：“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2]585
毛泽东深知，要求生存，就得奋斗，就得与各种恶势力斗，就得与恶劣的环境斗。
当然，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候甚至是你死我活的，这就需要有坚韧的意志。
毛泽东一生就是在各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走过来的。他一生是坎坷而又多灾多难的。如果没有他这样的奋斗和抗争精神，作为一个一般人来说，也许早就趴下了。从陈独秀时期算起，在中国民主革命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在党内就受过大大小小的错误处分11次。当时，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而被否决，尽管他心里是痛苦的，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斗争和搏击。真理也许有时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毛泽东通过斗争和奋斗，总算挺过来了。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那种争斗、搏击的意志，就如多年堆积起来的大山，不论面对任何逆境，都能泰然处之。多少次，毛泽东忍辱负重，耐心等待机会。
毛泽东一生都在奋斗。他的奋斗历程是可圈可点的，也是光辉而又悲壮的。他成功了，他得到了全党的公认，他书写了自己政治生命的辉煌。
中华民族是一个宁折不弯，敢于斗争的民族，即使在崩塌的泰山面前也是挺立的。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培育下，使毛泽东更有一种刚烈勇猛之浩然正气。这种浩然之气既刚烈，又柔绵，柔中有刚。
如果我们细心地探寻毛泽东生命的综迹，就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他的生命与山、与水、与大自然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韶山、井冈山、娄山、大雪山、六盘山、太行山、黄土高坡，湘江、赣江，金沙江、珠江、黄河、长沙……
大自然好像特别青睐毛泽东。
毛泽东通过汲取中华民族的精华和大自然的浩然之气，使自己成为民族的伟人，成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伟人。
这种民族精神培育出了毛泽东那种翻天覆地的气概。
毛泽东以他的豪气和真诚，征服了每一个了解他的人，打动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见过毛泽东的人都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身上有一股磁力。无论你对他之前有多大成见，无论你多么恨他，也无论你以前和他作过对，打过仗，发生过磨擦，但只要你一见到他，听到他那豪爽的笑声，幽默的语言，严肃而真诚的批评，见到他那宽宏的气度，你对他的一切成见和拘谨都会烟消云散。这是毛泽东一生堆积起来的功力。这完全得力于他平常的不懈奋斗，得益于他平时的刻苦磨练。其实，在整个革命、奋斗生涯中，毛泽东更喜欢与地奋斗，与天奋斗。
敢于向大自然挑战，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是毛泽东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另一种境界。这从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不断从游泳中汲取人生奋斗的真谛就可以体现出来。
50年代初，毛泽东就曾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言必行，行必果，是毛泽东历来的作风。因此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去游泳，而且总是带着挑战的心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
1974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到长沙。这时，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且又病魔缠身，可他仍思念着那中流击水的岁月。
然而，这时的他却再没有力气到湘江去搏击了。但是，不服输的他却还要游泳。当时的湖南省委负责同志没有办法，只得让他到省游泳馆去游。每次一游就是半个小时。
在毛泽东的字典里，奋斗和不怕是一个革命者最起码的素质。如果不具备这两种素质，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青年时代，他就豪迈地宣称：天、地、鬼、神、资本家都不要怕。1957年他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谈话时就送给他至今难以忘怀的“五不怕”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4]518。毛泽东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既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敌人作斗争的一生，也是与大自然斗争的一生。他对生死的理解，就在于“奋斗”二字上。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成其为毛泽东的根本原因所在。
乐观奋斗，构成了毛泽东生命中最美妙的交响曲。
三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正确地看待生死，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只争朝夕”。
毛泽东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使他的生命溶入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1963年，他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中，更是急切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体现出一个历史巨人在生命面前的一种紧迫感：“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从1948年12月底写的《元旦献辞》到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就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完成了一系列前人所从没有从事过的事业，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完成了建立新中国这一伟大壮举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感觉到了一种紧迫感。他不仅亲自为中国人民描绘出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而且还有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它的雄心壮志。
他要使人民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使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毛泽东在不到7年的时间，就成就了几件大事：
——建立国家政治体制和有关国家制度；
——实行全国土地改革，使四万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进行了清匪反霸，消灭了封建恶势力；
——进行了“三反”、“五反”，既挡住了来自党内的腐败之风，又彻底挫败了资产阶级对新生红色政权的进攻；
——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并第一次要号称王牌帝国主义大国美国在失败的协定上签字；
——开展了“一化三改”运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拉开了工业化建设的序幕。
基于以上成就和他本身就具备的只争朝夕的精神，毛泽东大胆地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毛泽东同时开始作赶超美国的酝酿。1955年11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设想中，就包含了这个议题，毛泽东说：
“大约50年到75年左右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635
如果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赶美还不怎么气粗的话，那么，但到了1957年后，他就说得比较明确了。这都是受苏联赫鲁晓夫的影响。这年的11月，毛泽东率党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当时苏联党的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了用15年的时间，不仅赶上美国，而且要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的话深深感染了毛泽东，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使他心里本来就具有的那种紧迫感得到了发动。于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当着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面，提出了中国用15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毛泽东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依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一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一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同志(当时的英国共产党主席——引者注)、高兰同志(英国共产党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那么，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要争取15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6]5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战略口号。
四 “我是乐观主义者”
毛泽东多次说过，我是乐观主义者。
毛泽东的这种乐观主义不是自我陶醉，也不是自得其乐，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上，是科学的、革命的乐观主义。因为他坚信新生的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社会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毛泽东说：
“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遇的任何巨大困难，指导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7]490-493
只有乐观，才能生出一种志气、热气、生气、豪气和朝气，也才能使你摆脱一切不该有的烦恼。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对他曾有这样一种评价：“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免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至!”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受过的压制和打击有许多次，有的甚至是致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遵义会议以前一直是受压的!”就是在这种受压制、受打击的时候，毛泽东仍是一颗平常心，仍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其中最使毛泽东痛苦的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但他没有因此而趴下，仍以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对待革命工作。
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做法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会议由代表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先后通过了关于政治、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团工作、苏区工人运动等5项决议案。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四大“错误”。
一是“狭隘经验论”。会议认为：“为使红军能够担负起大规模作战和争取一省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红军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变，完成脱离游击主义和小集团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的经验论。”实际上，这是把毛泽东创造的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经验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狭隘经验主义，必须抛弃。
二是“富农路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时，主张应给地主、富农以出路，要“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而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则对毛泽东的做法予以全盘否定，认为：“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被没收土地的以前的所有者，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且用自己劳动耕种这些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也就是说“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三是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军事战略实行全盘否定。这些《决议案》认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护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在中央苏区，要贯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正确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和“积极的进攻路线”。
四是“以党治国”。因为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为了建立、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创建的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他常常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不论红军各部、地方党和政府及各群众团体都可以指挥调动。应该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这样做没有错，有利于统一指挥反对敌人的“围剿”。而中央代表团不顾当时的具体情况，无端指责毛泽东的做法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此，《决议案》认为，要“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因而借此取消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
赣南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因担心红军的命运和前途而病倒了。苏区中央局决定让毛泽东到东华山休养。实际上，这是把毛泽东凉在了一边。
更有甚者，临时中央怕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和影响，会使他们推行的那条“左”倾路线受阻，所以，当时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李德和临时中央的最高决策者，竟要把毛泽东“驱逐”出中央苏区。李德说：
“毛在红军中的威信太深，他在苏区会影响我们的军事决策，到上海也随时可以回来。我看不如干脆把他送到苏联去疗养，就说他有病。而且他的确有病。”
博古毫不犹豫地采纳了李德的意见，并立即给共产国际发去了一封秘密电报。
不久，电报内容泄露，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很平静地说：“我没有病，身体还可以，就是有病，我也不去苏联，我不离开中国。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我有权有义务为这个党的事业服务。”
共产国际接到博古、李德的电报后，认为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有较高的威望，他的离开会影响中国的苏维埃事业，所以，不同意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并回电说：“鉴于毛泽东对苏区和整个红军的重要作用，不宜在苏区面临紧要关头时赴苏联养病。”
而李德却并没死心，他又向博古建议，开除毛泽东的党籍，把他发配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以慢慢淡化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苏区中的影响和威望。
因为有第一次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没有被共产国际批准的教训，再加上毛泽东当时在苏区人民和红军中的影响，博古没敢采取李德的建议，只好冷落毛泽东。
这时的毛泽东，对我们党内的领导者这样对待自己，当然有些不满。但他没有因此而颓废起来，反而是更加积极工作。你不要我指挥打仗，我就专心致志搞苏区的经济工作，仍以一种乐观的精神而忘我地工作着。
正因为毛泽东的这种风格，使得毛泽东并没有因李德、博古的打压而降低在苏区人民和红军中的威信，反而进一步提高。特别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受挫，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毛泽东重新回到指挥岗位上。
毛泽东对待人生、对待生活，始终是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状态，才使他能在顺境中得到更大的发展，引导革命一步一步走到胜利；才能使他在逆境中、在困难的条件下摆脱困境、克服困难而到达光明的顶点。
正是基于几十年革命的考验，基于他对客观事物、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自己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对祖国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同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还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引导人民要看到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指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鼓舞人民坚定斗争的信心。
20世纪40年代初，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他从困难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始终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1944年，毛泽东在那篇脍炙人口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就说过：“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实践证明，在任何困难面前，只要我们保持一种乐观和奋斗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它，并最终战胜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毛泽东仍然以一种乐观、战斗的心态对待着。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蒋介石留下的烂摊子时就说过：“我们有充分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毛泽东始终要求全党同志要保持一种精神，保持乐观主义的心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不畏强敌，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