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伊斯兰世界主要思潮及其文化根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思潮论文,根基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建立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到19世纪中叶后，民族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扩张、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的理论根据。许多经济落后的地区和国家沦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自西方的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和斗争。于是，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潮涌动起来，在20世纪终于形成波澜壮阔的洪流。民族主义这一人类共同接受的政治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民族那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20世纪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在政治上确立本民族的地位。第二，在国家获得解放、民族取得独立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并没有终结，民族主义中的文化内涵的比重日益增大。追溯民族历史、弘扬民族文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在文化上确立本民族的地位，成为民族主义思潮新的表征。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中也已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国家民族主义，即在一国范围内各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了某些共同特征，以国名或其他名称代表各个民族共同体的最高利益，如叙利亚民族主义、纳赛尔主义等。另一种是以宗教信仰为标准，称之为统一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即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同属于伊斯兰民族。第三种介于两者之间，以地理区域划分，如阿拉伯民族主义。之所以出现这样三种形态，也是源于人们对民族的不同理解。尽管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存在着不同的形态，但其基本特征却是一样的。国家民族主义在南亚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伊斯兰世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典型的以伊斯兰教为基础、从印度分离出来的国家。印度近代穆斯林思想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在穆斯林启蒙运动中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即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是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为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民族别国而居开辟了道路。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穆斯林思想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提出在西北印度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的主张。他提出这一主张的基本依据便是他的民族观，他的民族观继承了“两个民族理论”并使之具体化。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的领导下，巴基斯坦终于在40年代后期成立了。巴基斯坦的建立反映了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也反映了伊斯兰世界在民族独立运动中高举宗教文化的旗帜同殖民统治进行较量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还值得指出的是，在建立伊斯兰政权和更新伊斯兰社会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国父真纳采取与印度教领袖相互信任和合作的态度，力图避免大规模宗教流血冲突以及协商制订和平的印巴分治方案，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伊斯兰教的社会结构可以是多元的，不存在某种惟一的模式；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它们之间亦不存在着天然的相互排斥性。
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是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世界。在少数国家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民族主义的发展十分缓慢。它们处于西方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双重遏制之下。然而，历史进入20世纪后，殖民体系遇到了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挑战，以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争取本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亚洲和非洲广大被压迫民族，其中包括众多的伊斯兰国家，掀起了反抗殖民统治的风暴并不断取得胜利成果。1919年阿富汗各部族力量在阿马努拉汗国王（Amanollah Khan，1892—1960）的号召下团结一致，为抵抗英国当局的镇压，主动向英国宣战。经过3个多月的战斗，英国被迫签订和约，承认阿富汗在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力。在同一时期，与阿富汗毗邻的伊朗也出现了抗英怒潮，伊朗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坚决反对奴役性的《英伊条约》。20年代初，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阿塔图克（1881—1938）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奥斯曼封建王族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连连挫败了外国势力的武装占领和瓜分土耳其的阴谋，无条件地废除所有外国人在土耳其的一切特权，于1923年正式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英国人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始于19世纪末，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斗争，埃及终于在1954年初迫使英国签订了从埃及撤军的协议。1956年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埃及取得了民族独立，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1918—1970）正式就任埃及总统。西欧列强对叙利亚的入侵和渗透从18世纪末拿破仑向东远征开始，到20世纪之初，叙利亚终于被英国和法国所瓜分，但与此同时代表叙利亚民族利益的各种政党和组织也开始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叙利亚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结束法国托管统治的呼声空前高涨。叙利亚终于在1941年宣布独立。世界上伊斯兰教徒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曾经遭受荷兰、英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在沦为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的几个世纪里，遭受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掠夺。印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不仅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做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遭到殖民地当局的疯狂镇压，但印尼人民从未屈服，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终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于1945年宣告独立，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在20世纪下半叶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殖民主义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但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并未停止直接对一些国家进行政治威胁，因此维护政治独立一直是这些国家关注的问题。纳赛尔主义产生在埃及独立之后，成为埃及维护民族独立，与西方强权势力企图通过介入中东事务重新控制这个地区进行斗争的一面旗帜。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美国直接干预伊朗以及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尽管存在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但也说明这些国家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决不可掉以轻心。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显得异常尖锐，这一方面是由于霸权主义势力的间接介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因而导致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在一些地区酿成局部战争。20世纪下半叶与伊斯兰世界有关系的重要地区性战争分为两类，一类发生在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如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三次印巴战争，另一类发生在伊斯兰国家之间或某个伊斯兰国家内部，如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阿富汗内战和黎巴嫩内战等。人们从中看到，二次大战后，构成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国家虽然都已取得民族独立，但是它们仍然面临着巩固独立成果和加快发展民族经济的繁重任务。巩固政治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双重任务，对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国家而言，归结到一点就是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这是一条异常艰难和坎坷的道路。
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对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来说并不是一种主动和自然的选择，而是在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的一种被动选择。换言之，它是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对世界在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过程中形成的强烈挑战的一种直接回应。伊斯兰世界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不得不奋起追赶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罗荣渠教授在分析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时，特别指出了它们在起始阶段的显著区别。第三世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突破的外源性现代化，即传导性巨变类型。（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亚洲四小龙属于这类国家和地区，虽然伊斯兰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在整体发展程度上达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但是它们充分运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为增强国力和改善国民的生活条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海湾六国、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个阶段，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程度。
同整个第三世界一样，伊斯兰世界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大门所依托的正是民族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伊斯兰世界众多国家获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造就了建设国家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同时，广大穆斯林民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被动员和组织起来，他们的民族意识被最大限度地唤醒和强化。追求现代化成为民众的普遍心理要求和生活选择。50和60年代是伊斯兰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为数众多的国家在民族独立的凯歌声中奋发图强，推行国有化，增强国家实力，实行土地改革，使广大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融为一体，使伊斯兰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有土耳其的政教分离全盘西化模式，也有埃及的融合不同文化循序渐进的模式，还有沙特阿拉伯等国利用石油资源优势迅速富裕的模式。这些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各国。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里，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依然十分缓慢，很多国家还处于很不发达和比较贫困的状况，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留给伊斯兰国家和民族的思考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潮
伊斯兰主义是穆斯林依据伊斯兰教义为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它以实现伊斯兰教法对国家的治理和统治为最终目标。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可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伊斯兰思想文化运动。穆斯林代表人物从兴办教育、倡导科学文化、改革宗教到从政治上提出主张和要求，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思潮——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之时，伊斯兰各国正面临外敌入侵。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看到，殖民主义对伊斯兰国家的侵略和统治使这些国家面临相同的命运，而要反抗强大的殖民统治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走联合的道路，形成整体的力量。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全世界的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寻求建立伊斯兰国家统一战线，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
但是，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宗教改革问题上坚持复古主义原则，宣扬坚决捍卫伊斯兰教教义。在政治目标上，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在《古兰经》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服从统一的哈里发的领导，鼓吹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或组成一个联邦。它的理论依据是“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穆斯林有着共同的信仰，并且不受种族、语言和地域的限制。由于泛伊斯兰主义强调的是伊斯兰教的共性，掩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掩盖了伊斯兰国家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但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目标却为后来兴起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奠定了基础。
现代伊斯兰主义，西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以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统治为目标。在它的影响下，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各种政党和组织，形成持续的运动。1928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标志着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诞生，其创始人和第一任总指导是以复兴伊斯兰事业为己任的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1906—1949）。10年后，该组织公开提出了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主张，并全面开始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准备。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都已过时，只有伊斯兰能够解决当代社会的所有矛盾；对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体制予以彻底的否定，要建立伊斯兰神权统治；《古兰经》应作为最高法律，世俗的法律制度应予以取消。该组织认为伊斯兰教具有普世性，既内在于国家与民族之中，又超越于民族与国家之上，主张建立伊斯兰世界体系。在它看来，全世界的穆斯林是一个共同体，伊斯兰国家是穆斯林的祖国。“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以来与埃及的世俗政权进行了反复较量，几经兴衰，至今仍然是埃及最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在伊斯兰世界有重大影响，在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或有其分会或有同样的组织，如苏丹的“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运动”和黎巴嫩的“真主党”等。
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将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推至巅峰。这场革命起先是一场反对君主专制和美国控制的民众斗争，到了后期由大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1902—1989）掌握了领导权，才转变为一场伊斯兰革命。新建立的政府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霍梅尼为最高精神领袖，国家全面实行伊斯兰法，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公开宣扬要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霍梅尼说：“应当让一些国家明白，如果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并准备按伊斯兰章程办事，我们就承认他们；如果他们不准备这样做，我们就同他们斗争；伊朗这次人民的革命，这次伊斯兰的起义，这次神圣的行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这块土地上，而应该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注：转引自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第16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给伊斯兰世界以巨大的鼓舞。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宗教意识空前高涨，信徒人数明显增多，去麦加朝觐的人数成倍增长，宗教书籍大量印刷发行。各地出现了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如从苏联解体出来的中亚伊斯兰国家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成立不到两年就发展到10万人之多。（注：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第1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股夺取政权的浪潮，一些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也受到鼓舞，制造的一起又一起暴力恐怖事件震动了全世界。
继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崛起再一次引起世界对伊斯兰的关注，也为现代伊斯兰主义作了明白的注解。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因争权夺利卷入内战。塔利班提出的把阿富汗建成一个统一、民主和繁荣的伊斯兰共和国的主张，受到民众的支持，从而一举取得了政权。塔利班掌权后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法律，在社会生活方面全面地按照“沙里亚法”行事，盗窃犯被剁手脚，通奸者以乱石砸死，喝酒者处以鞭刑；女子必须戴面纱，不得穿高跟鞋；女子不得参加工作，女子学校和公共浴室一律关闭；男女之间的接触有严格限制，男医生不得给非亲属女子看病。在一些城市，当局将电影、电视、照相、音乐和舞蹈也列入禁止的范围。这些禁令窒息了社会生活，似乎要把人们拖回到蒙昧时代，与建设一个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国家的目标风马牛不相及。更有甚者，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在极端的宗教学说和情绪下被当作异教偶像惨遭摧毁。塔利班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成了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在执掌政权的情况下改造社会的一次演示。
现代伊斯兰主义是20世纪伊斯兰世界盛行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起因和表现形式都是复杂的；尽管现代伊斯兰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决不可将它们完全等同起来。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文化基因来自伊斯兰教义，其追随者认为伊斯兰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宗教，主张回归《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按照伊斯兰原教旨精神解决当代的一切社会问题，通过发动伊斯兰革命建立神权政治，重建伊斯兰社会，实现伊斯兰教对人类生活的全面管理，实现安拉对人类的绝对统治。在宗教观上，现代伊斯兰主义者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将其他宗教和无神论都视为异端邪说。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各个热点地区，如果冲突发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话，现代伊斯兰主义必然采取支持穆斯林和反对非穆斯林的基本立场。20世纪下半叶，中东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当解决，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偏袒以色列的态度推动了现代伊斯兰主义向极端方向发展，使其反西方、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9·11”事件发生后，人们在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看到其中有美国自食全球霸权主义苦果的一面，而中东的人肉炸弹以单纯的反对恐怖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诉求的行动也难以断绝。在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要处理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尊重伊斯兰的文化传统、伊斯兰教信徒的基本权利和伊斯兰世界各国的主权决非空谈，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伊斯兰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元。
三、世俗主义思潮
世俗是相对宗教而言。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包括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和信前定，核心是信安拉和信使者。“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表明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安拉是惟一的神；穆罕默德本人不是神，而是安拉的使者，体现安拉的意志，代表最高权威。它的宗教制度包括礼仪典制和戒律，最基本的功课有五项，即念功、礼功、斋功、课功和朝功，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神圣义务和职责。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并逐步完善了教法，规定了信徒的礼仪形式和道德准则。伊斯兰教凭借这些维持教徒的宗教感情和信仰，训导教徒对神的虔诚崇拜和终生依附，要求教徒按照宗教法律规范自己的全部行为。因此，伊斯兰教的信仰、义务、礼仪、法律、组织都具有神圣的特征，一个穆斯林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活和社会活动都处在神圣的氛围之中。世俗则将神圣非神圣化。世俗化即非神圣化，指的是一个漫长渐进的社会发展过程。从社会意义上说，它表示宗教的衰退，原有的宗教思想、制度和组织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减弱；宗教与社会进入分离状态，从原有的极强的统一性和公众性向社区性或纯粹的私人事务方面转变。从个体意义上说，信徒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其价值取向从来世转向现世，个人的行为从形式到内容都趋向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接受由此产生的新观念。世俗化过程的核心是政教分离，一个重要标志是宗教私人化，即将宗教作为纯个人事务来看待。这种现象在西方越来越普遍，而在伊斯兰世界，人们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形，宗教越来越走向体制化和整体化，以致70年代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复兴运动呈现某种强势状态。除了宗教本身的原因外，还因为伊斯兰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内面临许多复杂难题，政治家们试图以此解决诸多方面的问题。
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是缓慢而又跌宕起伏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世俗化思潮形成的原因之一。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伊斯兰世界封闭的门户，处于外国占领下的伊斯兰各国在遭受侵略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悄悄地渗进伊斯兰文化环境。在国家政体方面，伊斯兰教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模式在西方宪政和法律体系面前显示了弱点和缺陷。一些比较开放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教领袖从困惑中走出，企望以一种新的国家模式改变自己国家屈辱的地位。在19世纪经历过两次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土耳其，终于在凯末尔的领导下于1923年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废除了伊斯兰哈里发制度，把宗教从国家政权排除出去，实行共和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众性和革命性等六项原则，使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世俗政权的国家。虽然土耳其政教分离的国家模式很难被其他伊斯兰国家效仿，但是它的成功却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穆斯林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伊斯兰教是否是惟一适合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20世纪埃及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学者阿里·阿布杜·拉兹格（Ali Abd al-Raziq，1888—1966），在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后撰写了《伊斯兰与统治渊源》，指出《古兰经》并没有明确规定伊斯兰国家的政体形式，整个世界也不可能实行同一种政治制度。他的观点对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遭到了宗教学者的强烈反对，拉兹格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做出让步。尽管如此，一股追求思想自由的新风在伊斯兰世界终于飘荡起来。
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教改革思想也为世俗化思潮的发展推波助澜。在伊斯兰思想界，学者们普遍认为《古兰经》和圣训由于是天启的，因而是亘古不变的，而宗教思想和观念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发展变化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无一不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引领伊斯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胆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阿富汗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主张依据伊斯兰教义中那些富有生机的原则，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政治体制和社会理想。印度穆斯林思想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呼吁穆斯林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和世俗的教育方式，并从家庭到社会，从取消一夫多妻制、提高妇女地位到推行西式教育、改革宗教仪式，全面提出了宗教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艾兹哈尔大学穆·伊·富尤米教授是当代学者。他认为，在伊斯兰遗产中宗教思想和宗教科学都指穆斯林围绕经训所产生的成果，但是宗教思想不能等同于宗教，伊斯兰思想遗产中已有许多内容不适于现代的需要。为此，穆斯林应该用现代眼光重读伊斯兰教的经典，为伊斯兰思想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解释。（注：金宜久前引书，第315页.）在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伊斯兰各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些运动推动了国家政治的变革，然而，最重要的是广大穆斯林民众在运动中通过普及教育，对现实生活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使世俗化思潮具有了一定的民众基础。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是伊斯兰世界建立最早的政治宗教组织，但并没有成功地实现其政治目标，也从未动摇过埃及的世俗化政府。巴基斯坦是一个穆斯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伊斯兰共和国，从1977年至1988年全面推行伊斯兰化，成立了伊斯兰议会，实行伊斯兰法和天课税、无息存款等一系列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经济政策，在军队里设置宗教导师的专职，但最终伊斯兰化并没有取得成功，国家宪政仍旧回到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轨道上。
为什么在壁垒森严的宗教面前，世俗主义文化思潮具有生命力？我们可以从一般宗教所具有的负面效应和逆向功能里寻找到答案。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对人的心理也具有调节功能，信徒在遭遇困难或受到压抑时，可以通过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得到慰藉，使自己超然于现实之外。但是，这种逃避现实的宿命论也导致信徒盲目沉浸于对天国的向往之中，泯灭改变自己社会地位和现实生活的愿望，形成更深层次的对人自身的压抑。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前提的，个体的创造力是否能得到充分发挥是衡量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人的个性被抹杀，人性遭受压抑，那么人的创造性将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世俗化推崇人文精神、主张展现人的价值的思想，为人性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开辟了道路。凯末尔在推动国家政治改革时毫不避讳地指出：“你们必须明白引导我们沿歧途走下去的坏人常常披着宗教的外衣。他们用伊斯兰宗教法中的词句欺骗我们纯洁无辜的人民。读一下我们的历史，就会看到摧残和奴役我们民族的一切罪恶都出于在宗教的幌子下活动的祸根和罪过。”（注：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04页，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对阿塔图克主义素有研究的耶萨尔·那比·那伊尔认为，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社会改革的基础就是世俗主义，凯末尔的基本理想就是建设一个更为发达的伟大、自由的土耳其，而这一理想只有通过一切领域的世俗化才能实现。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时期，世俗主义与神权政治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两个世纪之后，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土耳其政治改革模式也同样是在激烈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
如果说人性化是衡量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的话，那么理性化则是衡量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发展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人类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运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断揭示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领域的各种难题，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强化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理性化认知。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非常强调理性化的概念，认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对于什么叫理性化，我们从他所说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祛除巫魅的时代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理性化就是以科学为依据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它否定世界是由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这无疑对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一切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在当今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里，信徒的理性化倾向都在不断得到强化，世俗化正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
世俗主义思潮尽管在20世纪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但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仅就伊斯兰世界内部而言，就存在着多方面的促进世俗文化发展的因素，如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的某些禁忌，尤其是针对妇女社会活动的禁忌已不再为人们所遵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称职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少；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科技向伊斯兰世界大规模地扩散西方文化和思想，极大地影响着伊斯兰世界广大民众乃至他们的思想家和领导人。然而，伊斯兰文化在21世纪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强化它的宗教教义，这就是现代伊斯兰主义文化；另一个是弱化它的宗教教义，这就是世俗主义文化。正如我们赞同世界文化应该是多元并存、共同发展一样，对一种文化自身也应该允许它的多样性，时间将会做出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
四、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也给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送去了一缕春风。伊斯兰国家不少的政治家、思想家热情欢呼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创举。在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根本对立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伊斯兰教主张的社会私有制的本质冲突中，伊斯兰世界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公正与伊斯兰教的平等和公正之间存在相通之处，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伊斯兰的社会理想之间有着相似之点。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从此涌动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众多伊斯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情况下，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伊斯兰国家的领袖们宣称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于是，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埃及的纳赛尔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在正义和满足需要的基础之上，是埃及实现社会解放的必由之路；叙利亚、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正合理的经济制度，能够制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的各种矛盾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他提出了拯救人类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即“世界第三理论”；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由本·贝拉总统提出，旨在倡导工人的自管制度。本·贝拉政府被推翻后，布迈丁总统推出了具有阿尔及利亚特色的社会主义；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的宪政社会主义倡导人道主义、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宪政；巴基斯坦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总理在执政期间提出了以实行农村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为中心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色彩缤纷的社会主义思想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都反映了伊斯兰世界建设民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广大穆斯林民众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的要求。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伊斯兰社会主义对抵御外国的侵略和干涉、维护国家独立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伊斯兰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追求包含着合理的因素。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反映了伊斯兰教对公正和平等的追求。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认为，社会的公正和平等的原则早已包含在伊斯兰教教义之中。他们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脱胎于外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从本国的现实，从我们阿拉伯和伊斯兰的精粹中产生的。”（注：《本·贝拉言论集》，第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我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是源起于真正的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社会主义。”（注：《卡扎菲和利比亚》，第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古兰经》里有很多经文涉及到社会公正和社会成员平等的观念，要求信徒对人对事要做出公正的判断；作证的时候要公平；在交易中也要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讲求公正和公道是真主的意愿，是一种近于虔诚的对主的敬畏。“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尽忠报主，当秉公作证，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公道是最近于敬畏的。”（注：《古兰经》（5：8））《古兰经》还有一段关于劳动和报酬关系的经文：“个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劳绩；他的劳绩，将被看见，然后他将受最完全的报酬。”（注：《古兰经》（53：39—41））穆斯林认为这段经文的意义就是反对剥削，提倡劳动，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此外，伊斯兰教的天课义务和提倡施舍不仅是一种良好的道德准则，还被认为是平衡社会财富，防止两极分化的一种措施，反映了伊斯兰教关于建立公正和平等社会的理想。
为了实现伊斯兰教的社会理想，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把社会主义当作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一剂良方，提出了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国家经济模式的方案。他们从《古兰经》关于“大地确是真主的”（注：《古兰经》（7：128））的经文里引伸出土地属于真主，而不属于任何个人，从而以此为依据实行农村的土地改革和推行工业国有化的经济政策。埃及政府1956年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后又对几百家与外国合营的公司企业实行“埃及化”，将它们转变为埃及的股份公司。卡扎菲在利比亚“九·一”革命后，把石油、金融和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建立强大的国营工业经济，之后又没收了外国殖民者和国内封建主占有的农田和牧场，把其中的一部分无偿分给无地的农牧民，另一部分用作大型的农场，发展国营和集体农业经济。阿里·布托上台后，为在巴基斯坦建立伊斯兰社会主义，先后对银行和保险业、重要基础工业的几十家私营企业以及2000多家私营加工工业都实行了国有化政策，以取消经济权力的高度垄断，加强政府的控制能力。在伊斯兰世界一些有影响的国家，实行国有化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它们建设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这类实践有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对国民经济起了不良作用。如巴基斯坦实行国有化后工业发展速度严重滑坡，这个时期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最低的时期。
伊斯兰社会主义不但未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欢迎，而且遇到了宗教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艾兹哈尔大学的宗教学者认为，伊斯兰社会主义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思想，危及了正统信仰的纯洁性。巴基斯坦的几百名宗教学者曾联名谴责社会主义，反对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
20世纪，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者和追随者一方面要坚持伊斯兰教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国家建设的诸多问题。他们既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这些国家的国情，又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渗透，既反对殖民主义时代的经济掠夺，又要摆脱后殖民时期对西方经济的依附，因此，把伊斯兰教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成了他们的一种选择。伊斯兰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反映了激进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实际上是伊斯兰教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纳赛尔就十分明确地从五个方面谈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他说：“第一个区别是，我们信仰宗教，马克思主义否认宗教，我们相信哈里发，马克思主义否认哈里发。第二个区别是，我们说过我们要从反动派专政过渡到全民专政，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却要从反动派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阶级专政。我说过，我们拒绝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第三个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土地国有化。我们没有规定土地国有化，我们相信在合作范围内的土地私人所有制。第四个区别是，共产主义不相信私有制。我们说过，我们把所有制分成剥削的所有制和非剥削的所有制，我们相信私有制，但是我们不相信剥削的所有制。我们说过，我们正在消灭剥削的所有制。第五个区别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要通过暴力无情地消灭和粉碎资产阶级或者说我们所称的反动派，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说过，我们要在不使用暴力消灭统治阶级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和矛盾。”（注：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第36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标签：伊斯兰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土耳其军队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古兰经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穆斯林论文; 伊斯兰教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