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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兀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为清末民初学校体育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尤为可贵的是，在那个以男性为主体、视女子为奴婢、女子根本无人格、无人权可言的社会里，他能赞同男女平权，倡行妇女体育，以他的实际行动推进了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
1 蔡元培妇女体育思想的历史背景
在蔡元培之前，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等人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推进过妇女体育。19世纪末，随着大清帝国的日益衰败和列强对中国加紧蚕食，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已经到了非改革维新不可的紧要关头。此时，康、梁、严复等人反对女子缠足、童养媳等旧俗，是出于富国强种的民族主义动机和“母健儿肥”的保健需求来提倡妇女体育的，更多地强调妇女对国家、民族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从妇女自身的权利和人格独立方面来关注妇女的解放问题。他们还首次从全面发展教育的角度来定位与肯定体育和妇女体育的地位，并且有了初步的实践，如在“百日维新”期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就已把“体操”列入了教学课程。这就比洋务派引进洋操仅为强兵却不究“体育”为何物进了一大步。而在蔡元培生活的时期，1903年正式颁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第1个全国性教育法规《奏定学堂章程》，首次将“体操科”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内容，这标志着新教育制度和体育制度在我国得到确立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课程比重、时数安排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标志着西方近代体育第1次较普遍地进入中国官办学堂。1913年又颁布了中国第1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将“体操”与“体育”两词并用，首次实行了初小的男女同校制度，开创了中国小学男女合校之先河，不但从实际上实行“男女教育平等”，而且为他（她）们成长提供了竞争的权利和机会，用行动直接对清及清前封建伦理作了决裂。这是蔡元培的改革封建旧教育的成功之处，规定每年举行两次运动会，规定“视地方情形，得在体操授课时间或时间以外，授适宜之户外运动或游戏”，课外活动的开展为户外运动或游戏正式进入中国学校扫清了障碍，开始了中国学校体育的“双轨制”历程。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宣扬的科学与民主，更是从空前广泛和深刻的程度上推进了妇女解放运动与妇女体育运动。
2 从妇女和民族发展与竞争的关系提倡妇女体育
蔡元培是从民族发展和妇女权利的角度考虑妇女教育和体育问题的。他在爱国女学校演说时提到，“旧俗每为女子缠足，不许擅自出门行走，终日幽居，不使运动，久之性质自变懦弱。光阴日销磨于装饰中，且养成依赖性，凡事非依赖男子不可。苟无男子可依赖，虽小事亦望而生畏。”这样的结果导致：“倘不幸地方有争战之事，敌兵尚未至，畏而自尽者比比矣”的可恨、可悲的结局，这种闻风丧胆的女子“又安望其抵抗哉”。因为，中国旧女子“是皆不运动不发达其身体之故，卒养成懦弱性质，以减杀其自卫之能力与胆量也。”为此提出：“今欲养成女子高尚之品行，非行其除依赖性质有自立性质不可。”“固养成女子完全人格，非使女子入学后，即放弃其固有之天职也。”（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词，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7～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他《学堂教科论》中这样说道，“妇女不学，其以掣男子之肘，败男子之业者多矣”，忽视妇女教育包括体育，而“害于人种尤巨，遗传也，胎教也，蒙养也，何一不关女权者。”（蔡元培：学堂教科论，1901年10月，《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51～15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由此看出，蔡元培认为，妇女受教育包括体育不仅是她们的一种权利，而更是妇女自身发展、社会进步、优化人种与提高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妇女进行教育与体育教育既是妇女自身发展的主观需要，又是社会进步与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
蔡元培也是从各国妇女间的竞争乃至各民族间的竞争这样一个长远目标来考虑妇女教育与妇女体育的。他在《当代妇女》序一文中指出：“20世纪的中国妇女，仿佛以春初雨后之笋，崭然露头角于久经斩伐之园林，欲与西邻之森然矗立者竞秀。顾如何而能解除传统的箝制，与世界出类拔萃者竞争，则必锻炼其体格与心智之能力。”（蔡元培：《当代妇女》序，1936年9月9日，《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11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当今，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与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因运动不足或劳累过度而患有不同程度的“文明病”。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综合国力间的竞争不仅是身体的抗争，而且更是科学技术的竞赛。身体健康是学习、工作、生活与竞争的物质保证、前提条件与动力源泉。身心俱健无疑是提高学习、工作、生活质量与竞争能力的最佳选择，这种身心两全的健康理念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而蔡元培在20世纪初就已提出这一思想，充分说明作为思想家的蔡元培在体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超前性。
3 从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角度认识和倡导妇女体育
蔡元培的全面教育思想在他1912年提出的“五育”和1920年提出的“四育”中都有所体现。“五育”是他于1912年在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全面发展教育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五育”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相当于体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相当于智育，占40%）、公民道德教育（占20%）、美感教育（占25%）和世界观教育（占5%），并在建立新教育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指出倡行军国民教育的缘由，是因当时“强邻交逼，亟图自卫”与“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之挽救民族危亡之急务而“诚今日所不能不采”的“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蔡元培的这一军国民教育观在他1916年从欧洲考察归国后又有所改变。他是“鉴于世界大势”与近代科学知识、从实利主义的角度对军国民教育及其所倡行的兵操加以否定，并于1920年重新提出不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与未为人接受的世界观教育在内的“四育”——德育、智育、体育与美育。无论主张“五育”还是”四育”，都是关于培养人的“健全人格”的全面教育理论。在这“五育”或“四育”中，体育问题都受到极大重视，都曾就体育本身以及它同德、美、智育的关系进行过十分详细的讨论，在女子体育方面亦如此。
3.1 妇女体育与德育
从蔡元培的民主思想看，他对女子教育和女子体育的重视，是植根于他的平等主张。在反对男尊女卑、尊重女权、主张男女平等与提倡妇女解放方面，蔡元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在形式上求平等，而且注重其思想德性、风格展示、价值体现，重视培养女子独立的“完全人格”，这是他男女平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强调“我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观点，具体表现为：1900年，他认为男子丧妻可以再娶，因而寡妇也可再嫁，反对缠足。1912年，在他出任教育总长时就明确指出，“教育普及者，人人受同等之教育”。“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权利与义务，应当平等。”（《民立报》1912年5月24日，转引自《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他还要求议员在议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时，对于妇女不要加以限制。他认为，女子只有到学校接受教育，做到不依赖男子，自己有独立的人格，有一定的职业以自谋生活，才能争取男女平等，并认为实行男女同校，是改良不平等关系最好的办法。1913年，在其影响下公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从法律上奠定了男女平等的教育制度的基础，为女子参加体育运动铺平了道路。1920年，蔡元培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我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例，各地高校纷纷效仿，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解放妇女，开“女禁”，是当时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的一件事”（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第246页，上海新华书局，1928年版）。
蔡元培是从女子自身的全面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的角度来重视女子体育的。1917年1月15日，他在爱国女学校演说时指出，体育是思想道德培养的重要手段，“在民国成立之后，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男女一也”。“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包括体育）为根本，完全人格，男女一也。”蔡元培特别指出：“完全人格”的造成，当“首在体育”（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词，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7～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确立了体育在他提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3.2 妇女体育与美育
蔡元培先生所说的美育，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美育，而恰恰是一种伦理教育，一种高尚人格之培养。它是近于德育的，因而蔡先生说“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可见，美育同德育的接近。从蔡元培“德育兼意志感情、美育毗于感情”的论断以及“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可以看出，美育在塑造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方面的侧重。
蔡元培从妇女在家庭中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以为求国富强，人人益受教育”的目标，并强调“既欲令人人受教育，自当以女学为最重要之事。”因为“人之受教育，当自小儿时起。而小儿受母亲之教，比之受父亲之教为多。苟女子无教育，则小儿在胎内时，为母体所范围，虽欲避免不良之影响，其道末由。当孩提时，又处处受母亲影响，此时染成恶习惯，他时改之最难。”（蔡元培：养成优美高尚思想，1913年6月，《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0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蔡元培从胎教、启蒙教育的近代科学的高度来说明妇女养成优美高尚思想对胎儿、幼儿的健康发育与成长有着直接的影响与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把女子教育包括体育置于首位是完全应当的。
关于家庭教育，蔡元培是从胎教谈起的。在蔡先生看来，这是优生学的问题。由于家庭一般条件不够好，因而，他认为胎教应在胎教院完成。
蔡元培的胎教理论现在已经得到现代科学的验证。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动态中的机体和环境的关系可以概括为2个作用：同化作用（有机体作用于环境从而把环境的因素纳入有机体的结构中，如摄取营养）和调节作用（环境作用于有机体而引起，如心理情绪等）。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母体与环境的关系产生的同化作用也好，调节作用也罢，无不影响胎儿的发育与成长。为此，许多专家认为，审美教育的起点在胎儿，如果婴儿出生以后才开始审美教育，则为时已晚。
蔡元培关于胎教的设计无疑具有空想性，但是他所提出的为孕妇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的主张，则又是符合现代科学的。
儿童降生后，作为有机体同环境单独发生关系。巴甫洛夫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神经系统与生俱来的特征所制约，而且，更重要的是身体在存在时间内已经受到和正在受到哪些影响，也就是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关于家庭环境，蔡元培认为，主要是指物质陈设和精神气氛。蔡元培说：“其中陈设的雕刻、图画可多选裸体的健康儿童，备种种动静姿态；隔几日，可更换一套；音乐选简单静细的；院内成人的言语动作，都应有适当的音调态度，可以作儿童的模范。”这是蔡元培对“育婴院”的要求，而且他也说：“若能在家庭里面，按照上列的条件作小小布置，也可承认为家庭美育。”而且，他认为：“家庭之父、母、兄、姊与公共机关之保姆……均当以身作则，无疾言遽色，无粗暴之举动，养成慈祥恺悌之习惯；其他体育、智育，均当按其年龄而施之。”（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121页）蔡元培的上述主张，是应为我们所重视的。
在蔡元培的美育教育中，除了以上的形成人的“情感”的内在美之外，蔡元培也力图通过体育活动来形成人的外在形体美的目标，但由于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远远少于人的内在美的介绍，因而一般被人忽视。其实，我们只要认真从著作中查找，还是可以见到这方面论述的。他于1930年在《美育》一文中这样写道：“体操者，一方以健康为目的，一方以使身体为美的形式之发展。”（蔡元培：美育，1930年，《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50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他还通过古希腊运动员的雕像，认为是“空前绝后的美”，这种美是由于当时的体操造成的，蔡元培在1917年对爱国女学校为女学生开设体育（操）课表示赞同的态度就是很好的明证。因此，蔡元培审美教育中这一方面的内容，应为我们未来研究者所重视和进一步发掘。
3.3 妇女体育与智育
蔡元培也把体育作为妇女才智发展、能力发挥、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于1936年在《当代妇女》序一文中就提到体格与心智应同时发展，“与世界出类拔萃的妇女竞争，则必锻炼其体格与心智之能力”。在具体体育内容方面，因各个时代差异而不同。在蔡元培最初投身教育时，是根据当时学校流行状况开设女子体育的。1901年，他在《学堂教科论》中就已经把嬉游体操为卫生而设，在其所订的《女子普通学级表》中，各班级均有体操课。他也在该文内倡导让女子学习医理以为幼儿身体健康，认为学习与掌握一些近代科学知识有助于健康，因为“我国内外之防极严，解剖之学不讲，妇科医学，有决非男子所能洞彻者。小儿疾病不能自言，必按之于前后声色服食之变异，有决非仓卒诊视之所能知者，故妇女不可以不知医理。”（蔡元培：学堂教科论，1901年10月，《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51～15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由上述妇女体育与德育、美育、智育的关系的论述可知，蔡元培是从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高度来认知与倡行妇女体育的，足以说明蔡元培作为杰出教育家与思想家的独具慧眼之处。
4 蔡元培的女子尚武思想
值得一提的，还有蔡元培的女子尚武思想与实践。蔡元培于1902年创办爱国女学，用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等教育来校学习的女生，并对她们进行军事训练，以便为未来革命做准备。而且，蔡元培认为女子宜于暗杀活动，对她们特别教以柔术等活动。他自己也剪掉辫子，穿起操衣，与学员们一起每日操练步伐。尽管蔡元培对女子进行军事训练并教习柔术以为暗杀的过激的革命手段不免有消极的一面，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民族危亡关头，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对女子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进行军事训练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从妇女自身保健要求与御敌防卫的角度来积极地鼓吹女子尚武，倡导女子体育。民国初年的水师学堂仍然是军事学堂，还没有普通教育与体育，蔡元培提倡女子尚武，目的在于通过尚武活动运动身体，祛除疾弱，以避免因“不运动不发达其身体之故”而造成“以减杀其自卫之能力与胆量”的不良后果。1917年在爱国女学校演说时，他对该校为女学生们开设体育课且尤重拳术的做法十分赞赏。他说：“闻本校有体育专修科，不仅各科完备，且于拳术尤为注意，此最足为自卫之具，望诸生努力，切勿间断。即毕业之后，身任体操教员者，应时时练习，即担任别种事业者，亦当时时练习。盖此等技术，不练则荒，久练益熟，获益非浅戡也。”（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词（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7～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种获益之处正如他的学生黄炎培先生所言体操的功效一样：“注重学习调节，即在学习中间，插入体操，借以恢复疲劳”。（罗炳之：《中国近代教育家》）
5 蔡元培妇女体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蔡元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从人的解放、天赋人权、独立人格和教育实践等方面来认识并推进妇女解放、妇女教育和妇女体育的，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与体育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体现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就是封建礼教，而封建礼教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男女有别、男尊女卑。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旧中国，普通男子要受政权、族权、神权这3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女子除受上述3种权力支配外，还要受夫权的支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纲常伦理，把妇女紧紧地禁锢在奴隶地位，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妇女参与体育运动则是反映妇女解放程度的内容之一。积极倡导女子参加体育运动问题，充分说明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教育家的蔡元培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开明。蔡元培的女子体育思想与实践顺应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也代表了妇女教育和妇女体育发展的方向。在蔡元培等人的研究和推动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妇女体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收稿日期：2001-07-16； 修订日期：200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