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铜器论文,墓地论文,叶家山论文,文青论文,曾国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4)01-0065-11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是一处保存较完整、规模较大且年代集中在西周早期的墓地，因此备受学术界关注。墓地出土的大量带铭文青铜器，尤其引人注目。成批带有“曾侯”铭文的青铜器，不仅标明了墓地属于曾国的性质，也为墓主身份及墓地布局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不过，墓地中铭文青铜器也表现出较复杂的情况。如曾侯谏的青铜器出现在多个墓葬中，而M28等墓葬又有不同的曾侯青铜器，铭文分散的情况对那些曾侯级别墓葬墓主的认定带来困难。另外，成组的曾国铭文青铜器、带有族徽铭文的非曾国青铜器以及由这些青铜器组成的随葬铜器群，是如何反映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组合？这是叶家山墓地铭文青铜器为我们提出的问题。叶家山墓地重要墓葬资料多有发表①，以下我们将主要聚焦于曾国属性的铭文青铜器，对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曾国属性的铭文青铜器，包括两个大类：一是器主明确者，有曾侯
、曾侯谏以及曾侯谏作媿器②；二是器主不明确的青铜器，如不带私名的曾侯，或无器主名称者。以上类别中，带有私名的曾侯青铜器器群关系明确，但其是否各自成组仍需要分析。其他各组铭文青铜器情况较为复杂，以下将逐组梳理，分析各组青铜器在时间和作器者方面是否具有同一性。 曾侯
青铜器。曾侯
作器已发表两件簋(M111：59、60)，铭文均为两行7字左行“曾侯
作宝尊彝”，两器铭文内容、款行相同，字形特征也相同，特别是“侯”矢部竖笔下延，与其他曾侯器铭文有所不同。此外两件簋为形制、大小、纹饰等基本相同的一对器，它们是同批生产无疑。曾侯
作器出土于M111，目前M111青铜器尚未全部发表，该墓可能还有更多的曾侯
所作的青铜器。 曾侯谏青铜器。曾侯谏作器共16件，分别出土于M65、M28、M2、M3四座墓葬中，器类包括方鼎3、圆鼎5、分裆鼎4、簋2、盉1、盘1，如表一所示。这16件青铜器包括不同器类、出土于不同墓葬，但铭文几乎完全相同，应该出自同一人手笔(图一)：铭文内容均为“曾侯谏作宝彝”；行款方式一致，都是两行6字左行；铭文字形特征相同，如“曾”上部两笔均为短竖，“侯”未见反书情况，横笔都作斜笔，其左端超出左边竖笔顶部，“作”左下外框一笔写成，下笔圆弧，“宝”上部两笔斜直，两端超出左右竖笔，“彝”左边三点明显且位置固定。如此等等，这些相同的特性又与曾侯谏之外的其他曾国青铜器铭文字形有所不同，暗示这批铭文可能是同批生产。另一方面，从器类分布上也可以看出曾侯谏青铜器同批生产的性质。例如，5件曾侯谏圆鼎的器形、大小、纹饰基本相同，它们应当是同批生产无疑。同样，3件方鼎、4件分裆鼎和两件簋也存在相同的一致性，这些器类的器形、大小、纹饰各自相同。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曾侯谏圆鼎、分裆鼎和簋这三类器物，可以注意到这些圆体器口细部相同，其唇顶凸起，器口横断面形成有力的多棱形，这与其他同类器一般作平折沿的做法不同。铭文和器形特征都说明了这些鼎、簋同一批次生产的性质，从这些器类再串联到单件的盘、盉——这两件器物也装饰风格相同而特殊的牛纹，整个曾侯谏器组的青铜器属于同一批次生产的性质，是较为明确的。
图一 曾侯谏青铜器铭文 曾侯谏组青铜器还说明，即便是同一批次生产的青铜器，不同器类也可能在器形和纹饰风格上完全不同，如曾侯谏方鼎、曾侯谏圆鼎、曾侯谏盉三组器物之间纹饰特征迥异。这一点是我们分析其他器组是否为同批生产所要注意的。
曾侯谏作媿青铜器。曾侯谏作媿器共见9件，分别出于M2与M28两座墓葬中，器类包括甗1、簋4、尊1、卣2、壶1，如表二所示。这类青铜器铭文具体内容稍有差异，反映的情况略显复杂(图二)。先看内容一致的铭文：“曾侯谏作媿宝尊彝”，有簋4、尊1、卣2等三类7件青铜器。这组铭文与曾侯谏铭文情况相似：内容完全相同，行款一致均为两行8字左行，同时，一些铭文字形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如“曾”上部两短笔微向外倾斜，“侯”字横笔较为水平，“媿”左右部分大小较为平衡，“宝”内王部与口部在右侧等。不过，这组铭文字形也有一些差别，如“侯”、“作”字出现正、反书的不同，反书的“侯”分别见于尊和卣。当然，两件曾侯谏作媿卣器形、纹饰相同，M28：167的器、盖分别出现“侯”字正、反书的情况，说明同时所作之器也可能出现正、反书的不同。这样，曾侯谏作媿的7件青铜器，应该是同一批次生产。曾侯谏作媿青铜器中，甗、壶的铭文内容与前述7件不同，铭文布局略显散乱，壶的器与盖铭文行款、字形略有差异。很难说这两件器物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作媿器之间，是否为同批生产。 曾侯谏作媿器与曾侯谏器相比，铭文风格略微草率，布局不甚规整，书体常常出现反书，这些情况又暗示出这两批器物可能为不同时间生产。
图二 曾侯谏作媿青铜器铭文 器主不明确的曾国青铜器。此类铭文如表三所示，铭文情况较为复杂：或者作器者为泛指的称谓，或无作器者但铭文背景可以看出属于曾国。就器主而言，这些青铜器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带有“曾”字铭文，属于曾国的性质明确。这其中多为曾侯作器，不确定是属于哪一位曾侯，甚至是否可能是属于哪一位曾侯。二是不带“曾”字铭文，它们首先是否为曾国的铸铭，还需要分析。 先看曾侯作器。曾侯作器包括方鼎4、壶2，以及鬲、甗、簋、卣、盘各一③，其中器形和铭文具有关联性的有三件方鼎、两件壶，另外甗、卣和盘铭文也相同。 三件相互关联的曾侯方鼎是M27：23、M27：26、M28：156。这其中，M27：26器、盖和M27：23器的铭文均为两行7字左行“曾侯作宝尊彝鼎”，内容、行款相同，字形结构也几乎完全相同，如“侯”均为反书，“作”字字形较小且被置于“宝”字左上的位置，特点内聚而不同于其他铭文。根据曾侯谏、曾侯谏作媿的类似情况，这组青铜器应该是同批作器。另一组曾侯方鼎是M28：156器、盖和M27：23器盖，铭文、行款也相同，均为单行5字“曾侯作宝鼎”，同样，这组器也应该是同时所作。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组曾侯铭文辞例虽然不同，但方鼎相互关联：铭文为“曾侯作宝尊彝鼎”的M27：26形制与铭文为“曾侯作宝鼎”的M28：156相似，而M27：23器、盖形制、铭文分别与前两器相同。仔细观察M28：156与M27：26(图四1、2)，两件鼎均饰构图相似的双身共首龙纹，形制几乎相同，不过，M28：156耳饰一对夔纹，而M27：26耳饰简单的双阴线，后者与M27：23为一对器，耳部纹饰也均作双阴线。M27：23与M27：26尺寸相同，与M28：156有所区别④。以上相似、相异的特征，说明曾侯作宝尊彝鼎与曾侯作宝鼎原来并非同时所作的一组。但两组器相近的形制和字体、M27：23器与盖为两组器的拼合，又暗示两组方鼎制作时间接近，也可能为同一曾侯所作。 曾侯作田壶。铭文出现在M65和M111的两件壶上，内容与行款相同，一行5字均为“曾侯作田壶”。不过铭文字体有明显差异，首先是M65：31壶器、盖铭文区别较大，仔细观察壶盖铭文，其制作方式较为特别，这可能是同器两处铭文字体差别的原因。M65壶和M111壶铭文不同，则可能的背景是这两件壶非同时所作。M65：31壶为背带纹提梁壶，器形与M111：117壶一侧带管状流的壶器形不同。重要的是，这两种壶都是西周早期新出的器形，他们在目前所见的高等级墓葬中未见同出者。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青铜器组合中，往往同出两件甚至是多件卣，而长颈深腹的壶形器一般为一件。如果是这样，则这两件铭文相同的曾侯作田壶应该不是同一代曾侯所作。 曾侯用彝。曾侯用彝器共见3件，分别是出土于M28的甗和M111的卣与盘。这三件青铜器的铭文内容、行款相同，均为两行4字左行的“曾侯用彝”，M111：119盘上的铭文被补铸所覆盖，但残留文字仍然可以看出字形特征。三件铭文中，M111：119盘与同墓M111：126卣字体特征一致：各铭均有斜体写法，“侯”的外框较小，矢部较长而倾斜，“彝”上下两部分较为平衡，手部较为聚合，因此M111中的这组铭文或可能为同批铸造。M28：159甗铭文“侯”字也是“侯”的外框较小，矢部拉长，但其他字与上二器有所差别，且字体方正，因此M28甗与M111两件青铜器可能为不同时间生产的器物。 其他曾侯器。包括有M111的“曾侯作父乙宝尊彝”方鼎、M28“曾侯作宝尊”鬲和M26“曾侯作旅彝”簋等三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铭文内容和字形各有差异，同时它们又属于不同器类，缺乏关联的因素，难以判断这几件曾侯器、或者这几件曾侯器与其他曾侯器是否是同一批生产，也难以判断它们的器主是否是属于相同的曾侯。M111方鼎铭文“曾侯作父乙宝尊彝”，此处“父乙”为特指，但因曾侯不明，也难将父乙与某具体曾侯关联起来。此外，类似的情况还有M27：15“白生作彝、曾”盉，铭文辞例较为特殊，但“曾”标明了国属，而“白生”所指不明，其为某位曾侯的私名的可能性较大。 “侯用彝”。两件，为出自M65的盉和M111的斝。这类铭文未表明国属，但应该为曾国所作。“侯用彝”和“曾侯用彝”的铭文辞例相同，某人“用彝”的辞例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非常特殊，但在这里应当都是曾国铭文。从铭文构成上来说，“侯用彝”一如“曾侯用彝”，器主为“侯”，身份也是泛指，但侯的爵称暗指它们为曾侯所作，两件青铜器出土于M65、M111这两座曾侯墓也说明了这一点。浚县辛村西周早期卫国国君墓葬曾出土有只有一字“侯”铭的戟、銮铃(《集成》10794-12007)，也是这种情况。只是，两件“侯用彝”铭文虽然内容相同，但铭文字体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可能并不是同批生产，甚至不是同一曾侯所作之器。
图三 曾侯青铜器铭文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器主不明确的曾侯青铜器之中，少数铭文相同的青铜器可能为同批生产，如“曾侯作宝尊彝鼎”方鼎，但多数青铜器铭文内容较为多样，铭文字形特征没有表现出类似“曾侯谏”铭文那样的同一性，不能确认它们为同批生产，有些青铜器则可以确定不应该是同一时间生产。不过，根据叶家山墓地的情况，称谓为“曾侯”者，应该不超过三位⑤，而从曾侯铭文的一些相似性来说，曾侯器较多地属于某一位曾侯的可能性较大——但这些青铜器在某一位曾侯之世，也可能不是在同一时间生产的。
图四 器形、铭文关联的曾侯青铜器 通过上节讨论，可以明确如下两点：一是带有曾侯私名的同铭青铜器多为同批生产，如16件曾侯谏青铜器、9件中的7件曾侯谏作媿器以及2件曾侯
青铜器，各自为同批器。二是不带私名的曾侯青铜器生产时间可能多不相同。这两点是分析曾侯墓主身份和叶家山墓地青铜器组合的基础。 先讨论墓主身份。 叶家山墓地中可讨论墓主身份者，仅限于曾侯及夫人一级墓葬，这是因为只有这类墓葬才有青铜器铭文和墓葬所反映的等级特征。目前学术界认为叶家山墓地墓主身份明确的有M1和M111。M1出土的4件方鼎、3件圆鼎都带
作器铭文，墓主明确。M111出土有两件曾侯
簋，曾侯
的器物目前所见虽然不多，但考虑到M111青铜器尚未完成清理和资料发表，且曾侯
青铜器不见于其他墓葬，因此可以认为曾侯
为M111墓主。 有争议的是M65和M28墓主身份。这两座墓葬均出曾侯谏青铜器，在墓地第一阶段发掘简报中，M65墓主被认为是曾侯谏⑥，这一认识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但第二阶段发现的M28出土曾侯谏青铜器数量更多，简报作者认为“M28墓主当与曾侯谏有密切关系”⑦。那么，到底哪一座墓葬墓主为曾侯谏？另外一个相应的问题是，不管M65和M28哪一个是曾侯谏，那么另一座墓葬的墓主是谁？ 讨论上述墓葬的墓主需要认同目前已经形成的这样的认识，即叶家山M65、M28、M111为三代曾侯墓葬，他们的年代顺序是从早到晚，以M111最晚。M65与其东的M2、M28与其东的M27形成夫妇并穴合葬，即M2、M27分别为M65、M28的夫人墓。这样的认识，在目前学术界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过去讨论认为M65墓主为曾侯谏⑧、M28墓主为不带私名的曾侯——他也是大部分曾侯器的器主。以下根据曾侯铭文青铜器在墓葬的分布情况(表四)，再来重申这一看法。 假定M65墓主为曾侯谏，M65随葬曾侯谏青铜器，M2随葬曾侯谏和曾侯谏作媿青铜器。曾侯谏作为国君，将自己的青铜器和自己为夫人所作的青铜器随葬于夫人墓M2中，这种器主与墓主的关系，合乎逻辑。而假定M28墓主为曾侯谏，其夫人墓M27并未出现曾侯谏或曾侯谏作媿青铜器，这种情况显然不合常理，在西周时期已发现的高等级夫妇并穴合葬墓中也很少见。 从早晚关系而言，如果M28墓主为曾侯谏，则作为先君的M65不应该下葬下一代已称侯的曾侯谏青铜器，因为此时下一代国君可能尚未称侯，更遑论作侯之器。同时，如果M28墓主为曾侯谏，则M65作为曾侯墓，作为曾侯的墓主就找不到可能对应的曾侯器。而如果M65、M28、M111墓主先后为曾侯谏、曾侯、曾侯
，则M28的曾侯可以下葬较多的先君即曾侯谏夫妇的青铜器，M111的曾侯
也可以下葬先君无私名曾侯的青铜器，另外M2、M27也分别下葬其国君之器。表四所示M28出现曾侯谏及曾侯谏作媿青铜器、M111出现曾侯青铜器，大约就是这种下葬先君青铜器情况的反映。这种现象，在晋侯墓地等西周高等级墓葬中也常有所见。看来，在较为复杂的M65与M28的墓主身份上，M65墓主为曾侯谏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图五 五件相同的曾侯谏圆鼎 再以这样的同出关系检视M50是否为M111夫人。可以注意到，作为夫人墓的M2、M27或下葬国君青铜器，或下葬国君为其所作青铜器，但M50未见相关青铜器，其作为M111曾侯
夫人墓的可能性，还需要其他的依据。 再看器物组合。 在叶家山墓地中，这样一种现象引人注目：某位曾侯作有一群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明显具有成组的特性，但在下葬的青铜器群中，这种组合被打散，并重置形成新的组合关系。这样，一个高等级贵族就有生前使用的青铜礼器组合和死后下葬的青铜礼器组合两种方式，这也是叶家山墓地发掘资料对我们研究西周早期青铜器组合的一个重要启示。下面进一步分析这两类组合方式。 由于曾侯
青铜器尚未完全发表，叶家山墓地只有曾侯谏、曾侯谏作媿和曾侯三人所作青铜器按铭文成组，目前所见的这几位器主的青铜器器类如表五。如前所述，曾侯铭文青铜器可能并非同一人、同时所作，但其器类至少说明当时的出现和使用情况，对分析组合方式仍然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所见曾侯谏等青铜器分别出自不同墓葬，它们当初并未完整地一同埋入器主的墓葬，因此可能并不是当时作器时的完整组合。例如，曾侯谏作媿器中不见当时最重要的鼎，也不见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墓中常出的盉、盘等水器。同样，曾侯谏器的类别分布也不甚均衡，比如不见西周早期仍然流行的壶、尊、卣等酒器，簋只见两件也可能不完整，因为曾侯谏作媿簋有4件。这些情况说明，目前所见无论曾侯谏还是曾侯谏作媿器都已不是当初生产时完整的情形。但是，曾侯谏等器组所见的数量也应该距离当初生产的全套器不远，如曾侯谏器中鼎的类别齐全，方鼎、圆鼎和分裆鼎分别达到3、5、4件，这几个器类原来的数量也应该不超过4、6、4件。因此，这些曾侯谏等器组仍然能够反映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生产时的组合情况。 综合考察如表五所示曾侯谏等器的组合情况，可以观察到如下三个特征：其一，在器类分布上，鼎、簋等食器的数量居绝对优势，晚商时期以来的觚、爵、斝等传统酒器或其器形几乎不见，或其器形多已为商末以来的新器形，而流行的酒器器类，则多为大型盛酒器如尊、卣、壶等。其二，成组器物开始流行，所形成的组合如曾侯谏作媿的一尊二卣、曾侯谏的盉、盘组合，都是西周早期所形成的新的搭配形式。除了铭文相同之外，这种组合的器物纹饰相同或部分相同，使得器物外在风格也具有一致性。例如，曾侯谏作媿的尊和两件卣都以构图完全相同的鸟纹为主题纹饰，曾侯谏盉和盘都装饰有较为少见的牛纹，都是有意识的设计。这种器物组合和纹饰搭配也见于其他周文化青铜器⑨，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作风。其三，同类器物出现多件形制相同的器物。曾侯谏所作的方鼎3、圆鼎5、分裆鼎4器形、大小、纹饰、铭文基本相同(图五)，这与此前所见两件相同的成对器物不同，是目前在其他西周早期墓地中未见的特别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大小不是作等差排列之外，这些形制相同的鼎与西周中期之后所形成的列鼎，内在的理念和外在形式都是相同的。结合一尊二卣成组且风格一致的特点，似乎可以认为，曾侯谏及曾侯谏作媿器的组合形式已初具后世用鼎制度的雏形。 除了M111尚未发表完全的随葬青铜器组合之外，其他几座重要墓葬的青铜礼器组合是较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周文化方式(表六)：鼎、簋数量较多，但传统和新见酒器也有一定数量。另外，在随葬品组合中曾国之外的青铜器占有相当的比例，但不难注意到，这些青铜器多为酒器之属，而明确为曾国青铜器多为鼎、簋，这些铭有曾侯的器物，显然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 曾侯谏等生前器物组合方式，与他们死后在墓葬中实际操作的方式区别明显。生前组合虽然体现了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礼器组合的一般情况，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出超前的趋向：西周早期青铜器组合中仍然保持的觚、爵、斝更早地退出，组合中强调器物外在一致性的成套器物出现，特别是形制相同的鼎的出现，更展现出列鼎形式的早期形式。因此，曾侯谏等生前组合方式，对我们认识列鼎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高等级贵族生前使用与死后随葬不同的器用方式，说明了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也是饶有趣味的。曾侯谏生前使用的方鼎3、圆鼎5、分裆鼎4，以及曾侯谏作媿器类中的4件簋，都未全套出现在任何一个墓葬之中，而多是两件一对的形式下葬。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以图改变原有的组合形式。似乎，墓葬中的器用方式，表现出更为保守的倾向。 叶家山墓地随葬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属于较为典型的西周文化，青铜器组合形式，也属于西周早期较为典型的方式。但在叶家山墓地青铜器组合中，存在生前与死后的不同布置，表现出西周中期列鼎制度的先兆，是这处墓地提供给我们的新鲜信息。 ①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②M111：59、60两件簋器主旧释为曾侯犺，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罗运环先生提出应该释为曾侯
，今依罗先生意见。参《江汉考古》本期：《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③关于曾侯作器，叶家山墓地图录、简报存在不一致之处。叶家山图录第231页称M50：23卣为“曾侯铜卣”，但未公布铭文。据《考古》2012年第7期简报，M50：23卣铭文为“作宝尊彝”，且公布有铭文拓片。此从《考古》简报。 ④叶家山不同的简报和图录，对这几件方鼎尺寸报道有所不同，相同或成组的器物如曾侯谏鼎等，尺寸在不同的报道中或不一致。 ⑤我们认为M1也是一代曾侯，只是其墓葬中未随葬带爵位的青铜器，或可能尚未使用曾侯之封号。参张昌平《论随州叶家山墓地M1等几座墓葬的年代以及墓地布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 ⑥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⑧张昌平：《叶家山墓地相关问题研究》，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⑨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第五章，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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