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城市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的综合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青少年论文,状况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3)01-0051-10
一、问题提出
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通过顺应环境、调控自我或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平衡的动态关系，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心理—社会协调状态的综合反映(邹泓，余益兵，周晖，刘艳，2012)。社会适应是反映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个体成长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青少年期是个体的生理、心理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是个体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期，也是个体毕生发展的“危机期”，社会适应是这一时期青少年重要的发展任务与目标。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急剧变化，也无形中给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与社会压力。身心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双重压力使得我国当代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青少年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关系到未来的人才素质和社会稳定。“我国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如何”这一问题已成为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共同关注的焦点。
纵观国内外研究，有关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评估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国外关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评价与理论研究较多，但我国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国内尚缺乏适宜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评价工具。相关研究多采用如SCL-90等心理健康状况量表(崔红，王登峰，2005)或者选用情绪量表、人际关系量表、问题行为量表、学业成就量表等不同的组合来评估其社会适应状况(范兴华，方晓义，刘勤学，刘扬，2009；李晓巍，邹泓，曲可佳，2008；叶婷，吴慧婷，2012)。评价工具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的科学性。
第二，关于社会适应的评估领域，大多数研究重点关注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而忽略了社会适应的其他领域。如不少研究关注青少年的自我、人际、情绪等方面的适应，却忽略了其与周围环境的适应(范兴华，方晓义，刘勤学，刘扬，2009；叶婷，吴慧婷，2012)。然而，社会适应是一个多维度、内涵非常宽泛的概念。社会适应良好的青少年不但应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拥有融洽的人际关系，还应遵守社会规范、完成学校任务等。但是处于“危机期”的青少年正面临着心理上的成人感与生理上半成熟状态的矛盾，心理断乳与精神依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状态使他们在形成自我同一性、处理人际关系、完成学校任务、应对环境变化等事件的过程中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适应问题。这提示研究者，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评估既要深入分析个体发展的关键任务，在此基础上对其社会适应中最关键、最重要的表现进行评估，还要具有整体意识，对其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
第三，从社会适应功能的视角而言，以往研究者倾向于从消极方面关注个体的适应不良，如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攻击、退缩等行为问题(Finkenauer，Engels，& Baumeister，2005；Murray & Malmgren，2005；叶婷，吴慧婷，2012)，鲜有研究者从积极视角评估其适应良好的状况。然而，积极功能并不只是消极功能的反面(Cowen，1994)，正如亲社会行为的欠缺并不意味着攻击、欺负等反社会行为增多。Diener和Emmons(1984)的研究也证实，个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因此，在评估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时，只有从适应良好与适应不良两方面同时进行，才能得到更为全面、客观的数据。
第四，以往大多数研究仅关注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及性别、年级差异，鉴于青少年所处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的不同，以及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投入的不均衡，也应考虑青少年社会适应在上述变量上的差异。关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前人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表明，低家庭SES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亲子冲突和问题行为(Conger & Donnellan，2007；Shek，2008)。然而也有研究并没有发现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间的关联，如Meyers，Varkey，& Aguirre(2002)的研究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研究取样、评价方式以及家庭SES指标选取的不同有关。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虽然鲜有研究涉及，但是前人的研究依然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如 McNulty和Bellair(2003)的研究指出，美国黑人和拉丁裔青少年比美国白人青少年更容易卷入暴力行为中，原因在于其居住的社区经济发展状况较差。聂衍刚，林崇德，彭以松，丁莉，甘秀英(2008)也发现了青少年社会适应行为的城乡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投入，中国城市重点校和非重点校的教育资源及生源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背景下，有必要考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地区，以及重点校和非重点校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的差异。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拟采用邹泓等人(2012)编制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评估我国城市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该问卷从青少年发展的关键任务及当前青少年面临的主要适应问题出发，确定了社会适应的领域为：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每个领域都涵盖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种功能。选取我国七城市青少年进行大样本施测，以期全面深入地考察我国城市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正确把握当代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特点与发展规律，还可以为有针对性地对社会适应不良青少年加强心理疏导提供科学依据，这对于促进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哈尔滨、北京、西安、武汉、昆明、上海和广州等七城市中学生共4898人。每个城市抽取重点和非重点中学各1所，每所学校抽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4个年级。其中，男生2324人，女生2536人(38人性别缺失)；重点校2580人，非重点校2318人；初一至高二各年级人数分布依次为：1126、1384、1292、1095人；平均年龄为14.34岁。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
采用邹泓，余益兵，周晖，刘艳(2012)编制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Adolescent Social Adjustment Assessment Scale，ASAAS)。该问卷涵盖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4个领域，每个领域分为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种功能状态，问卷共包括自我肯定、自我烦扰、亲社会倾向、社会疏离、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积极应对、消极退缩8个一阶因子。问卷共50个题目，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5分。8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5—0.87之间。大样本验证性因素表明，所有项目的因子载荷均在0.35以上，RMSEA＝0.05，NFI=0.96，CFI=0.97，NNFI=0.96，GFI＝0.88，信效度指标良好。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调查
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和家庭收入为指标，收集青少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信息。
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以下5类：(1)小学及以下(父6.0 ％；母10.0％)，(2)初中(父22.9％；母25.8％)；(3)高中或中专/职高/技校(父33.3％；母33.7％)，(4)大学(专科或本科)(父30.5％；母26.7％)，(5)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父7.2％；母3.7％)。依次编码为1—5。
参照前人研究(师保国，申继亮，2007； Hollingshead，1975)，将父母职业分为以下5类：(1)临时工、失业或待业人员、非技术及农业劳动者阶层(父10.5％；母21.7％)；(2)体力劳动工人和个体经营人员、技术工及同级工作者，如个体零售人员(父25.2％；母19.2％)；(3)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事务性工作人员，包括商业服务员工、办事人员等(父22.4％；母23.0％)；(4)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如教师、医生、技师等(父26.1％；母25.6％)；(5)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专业主管人员，包括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大中型企业中高中层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如公司经理等(父15.8％；母10.4％)。依次编码为1—5。
参照前人研究(Zhou et al.，2008)，年家庭收入分为9个等级：(1)享受当地低保(2.7％)；(2)6，000元以下(9.0 ％)；(3)6，000—10，000元(11.9％)；(4)10，000—30，000元(20.3％)；(5)30，000—50，000元(15.7％)；(6)50，000—100，000元(15.5％)；(7)100，000—150，000元(7.7％)；(8)150，000—200，000元(4.8％)；(9)200，000元以上(5.4％)。依次编码为1—9。
对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和家庭收入等5个指标进行编码后，参照“PISA 2003技术报告”(2005)中家庭SES的计算方法，首先对每个指标进行标准化，然后以每个指标的项目载荷为权重合成总体家庭SES。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每个班级由2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为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测试。测试前征得学校领导、班主任、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同意，学生自愿填答问卷，作答完毕后现场回收问卷并致谢。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与年级、性别差异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8个维度的得分进行总体比较。结果表明，青少年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存在非常显著的总体差异，
＝6512.65，p＜0.001。进一步的成对比较表明，青少年在8个维度上的得分两两间均存在显著差异。8个维度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亲社会行为(M＝4.00，SD＝0.61)、自我肯定(M＝3.84，SD=0.70)、积极应对(M=3.66， SD=0.75)、行事效率(M=3.50，SD=0.74)、消极退缩(M＝2.24，SD＝0.73)、自我烦扰(M＝1.93，SD＝0.79)、社会疏离(M=1.65，SD＝0.59)、违规行为(M=1.30，SD＝0.52)。4个积极适应维度的得分都显著高于4个消极适应维度，这说明总体而言，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良好。从领域上看，青少年人际和自我适应状况优于行为和环境适应。
以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8个维度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2(性别)×4(年级)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显著，
＝25.98，p＜0.001，年级主效应不显著，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单变量F检验显示，在自我肯定、亲社会行为、社会疏离、违规行为、积极应对和消极退缩6个维度上男女生性别差异显著，表现为在自我、行为和环境适应领域，男生适应优于女生；而在人际领域，女生适应好于男生(见表1)。
(二)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类型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的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GDP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将研究所选七个城市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和广州，第二类城市包括武汉和哈尔滨，第三类城市包括西安和昆明。以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8个维度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3(城市类型)×2(学校类型)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类型主效应非常显著，
＝25.98，p＜0.001；学校类型主效应亦非常显著，
＝5.31，p＜0.001；城市类型和学校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单变量F检验显示，在自我肯定、自我烦扰、违规行为、积极应对以及消极退缩5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城市类型差异(表2)；在所有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学校类型差异(表3)。Tukey事后检验表明，总体而言，第三类城市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优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城市青少年，重点校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优于非重点校学生。
(三)七城市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聚类分析
以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8个维度的平均分作为聚类指标进行快速聚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聚类结果：(1)每个类别都有比较突出的得分特点；(2)各类别的得分不相重合；(3)每类别的人数不少于总人数的5％。最后发现，3个类别的聚类结果最为合理。对3个类别的F检验和各类别的人数见表4。
比较3种类型的分数，可概括出各自的特点。类型1：积极适应维度得分较高，消极适应维度得分较低；类型2：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维度得分都居中；类型3：积极适应得：分较低，消极适应得分较高。依据各类型的特点，将它们依次命名为：适应良好、适应一般和适应不良型。适应不良型所占比例尽管最低，但仍达到了14.73％。特别是，该类青少年在4个消极适应维度上的得分都远高于其他两类。为更好地揭示适应不良青少年的突出问题，从4个消极适应维度各抽取出两个代表性题目，把项目得分为“1”和“2”的划为低分组，得分为“3”的划为一般组，得分为“4”和“5”的划为高分组，
由表5可知，尽管总体来说，青少年的人际和自我适应较好，但对于适应不良青少年，这两个领域的适应问题不可忽视。如自我烦扰维度2个题项的高分组人数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社会疏离维度2个题项的高分组人数虽略低一些，但也接近30％。适应不良青少年的环境适应也令人担忧，消极退缩维度的高分组人数都超过了50％。违规行为方面的问题不是非常突出，高分组人数在10％左右。
以
检验考察重点校和非重点校学生在三种适应类型上的人数分布是否有差异，结果表明，两类学校学生在适应类型上的人数分布存在显著差异，重点校学生中适应良好型所占比例更高。
(四)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比较
首先，计算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相关。家庭SES与青少年积极适应中的自我肯定、亲社会行为、行事效率、积极应对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依次为0.11、0.08、0.05、0.09；与消极适应中的自我烦扰、社会疏离和消极退缩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依次为-0.08、-0.10、-0.12；但是与违规行为相关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考察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家庭SES分数的上下27％为高低分组标准，将家庭SES分为高、中、低三组。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家庭SES的青少年社会适应各维度的差异。结果表明差异非常显著，
＝5.00，p＜0.000。进一步单变量方差检验结果表明，除了违规行为，不同家庭SES的青少年在社会适应各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Tukey事后检验表明，高家庭SES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好于中、低家庭SES的青少年；中、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在上述7个维度差异均不显著(见表7)。
进一步以检验考察不同家庭SES的青少年在学校类型和三种社会适应类型上的人数分布是否存在差异。由表8可知，三种家庭SES的青少年在学校类型和适应类型上的人数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不同家庭SES的青少年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低家庭SES的青少年更多的在非重点校学习，而高家庭SES的青少年更多的在重点校学习。另外，与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相比，高家庭SES的青少年适应良好的比例较高，适应不良的比例较低。
四、讨论
(一)七城市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与发展特点
本研究从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四个方面较为全面评估了来自我国七城市的4898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总体而言，青少年社会适应良好，4个积极适应维度的得分均高于4个消极适应维度，且积极适应维度的均分在3.50～4.00之间，消极适应维度的均分在1.30～2.24之间。从不同适应领域的比较来看，青少年的人际适应和自我适应状况较好，而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相对较差。在本研究所评估的社会适应领域中，人际适应和自我适应反映的是青少年在处理与“人”相关的各类问题时的适应状况，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则更多反映青少年应对“事务”时的适应状况。林崇德(2003)曾指出，人际关系问题、学习压力问题和自我问题是青少年群体中最为突出的三大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十分关注这些问题，自我接纳、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压力调节等一直都是学校心理健康课程中的核心内容。本研究的被试都来自于直辖市或省会城市，所在学校一般都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本研究这一结果是否表明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改善了学生的人际和自我适应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在未来的教育中，应更为注重培养学生在遵守社会规则的前提下，高效率地行为处事，以及有效应对环境变化和挫折的能力。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年级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在青少年阶段年龄可能不是影响个体社会适应的敏感变量。但是在除自我烦扰和行事效率的6个维度上，男女生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所揭示的性别特点与已有性别研究的发现具有较高一致性：在人际领域，女生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在自我和环境适应领域，男生具有些微优势；而在行为适应方面，男生的违规行为远高于女生。这一结果在印证社会角色理论对于性别差异的解释的同时，也说明男生和女生的突出社会适应问题表现在不同方面。男生的社会适应不良更多表现为违规、亲社会水平较低等外化问题行为，而女生更多表现为自我价值感低、退缩被动等内化问题行为。学校环境中，外化问题行为一般容易引起教师关注，而内化问题行为因较少影响到他人或整体班级环境，因而容易被教师忽视。这提示学校教师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特别关注女生群体的社会适应问题。
(二)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地区与学校类型差异
本研究比较了来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和不同类型学校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结果发现，城市类型和学校类型的主效应都显著，但两者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从城市间的比较来看，第三类(包括西安和昆明)城市的青少年在大多数社会适应维度上优于第二类(包括武汉和哈尔滨)和第一类(包括上海、北京和广州)城市的青少年，这一发现和“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组”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董奇，林崇德，2011)。该项目组的调查发现，在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亲社会行为和自尊等积极适应指标上，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的表现优于欠发达地区，城市儿童青少年的表现优于县镇和农村；在焦虑、孤独和违法犯纪等消极适应指标上，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的得分显著低于欠发达地区，城市儿童青少年的得分显著低于县镇和农村。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的结果显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正向关系，而本研究却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更为堪忧。两项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是，本研究所选城市都是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尽管经济发展不均衡，但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从城市的整体生活节奏和竞争压力而言，三类城市间还存在一定差异。第一和第二类城市激烈的社会竞争、相对较高的生存压力可能是导致这两类城市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低于第三类城市的重要原因。
从学校类型差异上来看，重点校学生在社会适应各维度都优于非重点校学生。检验也表明，在每一类城市中，两种类型学校学生在社会适应类型的分布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重点校更为优越的师资与教学环境对学生的社会适应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促进学生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此外，一般而言，重点学校拥有更好的生源，因而学校的整体氛围，学生的整体素质也优于普通校，这也是重点校学生适应状况表现出一定优势的重要原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明确指出需加快薄弱学校改造，切实缩小校际差距，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学生享受优质教学资源。这一举措将对提升普通校学生的社会适应，缩小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校际差异起到推动作用。
(三)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得到了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三种典型类型：适应良好、适应一般和适应不良型。尽管其中适应不良型所占比例最低，但仍达到了14.74％。适应不良型不仅没有表现出各种积极适应品质，在消极适应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在学校教育中，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三种类型中比例最高的是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都在中等水平的适应一般型。这类学生由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问题，通常不会受到教师和父母的特别关注。但是，依照积极心理学的观点，积极功能并不是消极功能的反面，没有突出的适应问题并不意味着适应良好。适应一般型青少年可能在生活中幸福感不高，没有丰富的积极体验，特别是在面临挫折和逆境时，可能缺乏足够的心理弹性与抗挫折能力应对环境中的消极事件。学校教育以及针对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提升的干预研究，除了要致力于改善适应不良青少年的适应状况，还应当关注适应一般型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的提升。
为更好地揭示适应不良青少年的突出问题，本研究考察了适应不良组青少年在消极适应的代表性题目上的人数分布。结果表明，在自我烦扰和消极退缩方面，适应不良青少年的表现尤为令人担忧。青少年期是自我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进一步发展，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寻求也更为迫切。然而，不少研究也揭示，个体自尊在青春期会表现出下降趋势。同时，尽管中学阶段，个体的独立性会有一个迅猛的发展，但他们仍然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情感上依恋于父母，生活和问题解决上也需要父母和其他成人的帮助。本研究揭示了青少年在青春期的一般发展特点，也启示学校教师和心理健康教育者应特别关注适应不良青少年在自我和环境适应方面的突出问题。他们在困难、变化面前产生的挫折感和无助感容易导致他们对自我价值的怀疑、自尊水平的降低。成人在给予他们足够的鼓励、帮助与支持的同时，也应当教会他们积极“求助”。
(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家庭SES是反映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指标。参照前人研究，本研究的家庭SES以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和家庭收入为指标，并采用“PISA2003技术报告”(2005)中家庭SES的计算方法合成SES。结果发现，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大多数维度相关显著，与中、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相比，高家庭SES青少年的积极适应得分更高，消极适应得分更低。这一结论得到了西方研究的支持，低父母受教育水平和低家庭经济收入常被视为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危险因素(Li& Nussbaum，2007；Georgiades，Boyle，Jenkins，& Sanford，2008)，因为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了父母和家庭所能提供给孩子的教育投入，包括成长环境、生活质量和教育资源等，而教育投入可能进一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低家庭SES的青少年更多的在非重点校学习，而高家庭SES的青少年更多的在重点校接受教育；另外，与低SES家庭中的青少年相比，处于高SES家庭中的青少年适应良好的比例较高，适应不良的比例较低。这启示父母应尽量为孩子提供较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促进其社会适应；同时也提示政府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尽可能让更多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然而，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家庭SES与青少年违规行为之间的关联。Jiménez，Dekovic和Hidalgo(2009)以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青少年为被试，发现低家庭经济收入和中、高家庭经济收入的青少年在违规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高家庭经济收入之间没有差异。这提示研究者，本研究没有发现家庭SES与青少年违规行为的关联的原因可能在于家庭SES过低的青少年出现违规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而本研究选取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家庭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尽管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但是城市家庭的SES在全国范围内都相对较高，且所选非重点校是普通校，而不是较差校，可能未能反映家庭SES较低的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另外，本研究所得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大多数被试可能不愿报告自己存在诸如逃课、违反校规等违规行为。
五、结论
(1)七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社会适应状况良好。从领域上看，人际和自我适应优于行为和环境适应。
(2)青少年在自我肯定、亲社会行为、社会疏离、违规行为、积极应对和消极退缩等6个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年级差异不显著。
(3)在自我肯定、自我烦扰、违规行为、积极应对以及消极退缩5个维度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总体而言，第三类城市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优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城市。
(4)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存在显著的校际差异。在社会适应的所有维度上，重点校都优于非重点校。
(5)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可分为适应良好、适应一般和适应不良三种类型。重点校和非重点校学生在三种适应类型的人数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
(6)除违规行为外，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在社会适应的7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与中、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相比，高家庭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更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