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季米特洛夫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战线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季米特洛夫（1882年6月—1947年7月）是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卓越活动家。他在共产国际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以此为基础，大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标志着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正是这一变化，对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密切的关系。季米特洛夫还发表许多文章和演说，支持中国革命，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完善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实现了中共策略上的转变。
一
共产国际世界战略的转变，开始于1934年5月23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共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同时，《真理报》还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论文，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这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共产国际七大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始筹备的。
对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季米特洛夫早在1933年的莱比锡法庭上，同法西斯进行的辩论中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阐述了共产党人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重要原则，并着重阐述了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①季米特洛夫经过英勇斗争被宣告无罪释放后，于1934年2月27日到达苏联，当即受到斯大林等领导人接见，季米特洛夫是举世瞩目的“国会纵火案”的重要当事人，以及他在莱比锡法庭上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赢得了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广大工人群众的极大同情、支持和尊敬，这使得他有资格和条件成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亲自提议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
经过紧张而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65个共产党的51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共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二十多人，王明、康生、周和森（高自立）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孔原当选为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周和森、康生、孔原、王明、梁朴（饶漱石）、欧阳生、王荣（吴玉章）、李光（滕代远）、赵毅敏、宋一平等（以上按发言时间顺序排列）。
七大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以及对大会讨论的答复《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和大会的闭幕词《代表大会的收获》。季米特洛夫在上述报告中所阐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一再强调：法西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最直接、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应当集中力量与之斗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特别尖锐化和劳动群众迅速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日益依靠法西斯来挽救自己的命运，以便极其残酷地来掠夺劳动人民，准备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行动的统一，必须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全国规模和国际规模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不仅能使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的自卫，而且能使工人阶级对法西斯，对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反击。”季米特洛夫强调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地位，并就成功地实现这种政策的前提，它对无产阶级开展进一步斗争的意义，反对这种政策的主要论据，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实现统一战线的最好方法，统一战线运动发展的前途等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
其次，必须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法西斯在向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发起进攻的同时，它不仅威胁着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威胁着一切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工人政党和组织，还威胁着所有为民主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争，以及憎恶和反对残忍的暴力与战争的人们。这样，就为无产阶级有联合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甚至联合资产阶级中的某些反法西斯势力，为采取反法西斯统一行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因此，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季米特洛夫又提出必须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他指出：“在动员劳动群众同法西斯进行斗争方面，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最后，特别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季米特洛夫在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的基础上，要求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必须要注意的是，该国群众反帝斗争所处的特殊条件，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无产阶级在这种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等。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范围和广度。但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应联合一切准备“为拯救自己的祖国和本国人民而进行切实有效斗争”的反帝力量。季米特洛夫只是指出了一般的原则，而未说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组织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他认为应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这个问题在巴西和在印度、中国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十分关注中国革命，他赞扬中国的“人民运动的发展，已使好些个苏维埃区在中国广大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强大的红军组织起来了”，他谴责了国民党的叛卖行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已经危及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盛赞中共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在反帝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中国苏维埃区成为反抗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的斗争的团结中心，成为集中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来完成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卫的团结中心。”
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赞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的政策，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代表大会这一神圣而庄严的讲坛上，代表世界无产阶级“向中国一切苏维埃，向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向身经百战的英勇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并向中国人民保证，“坚决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完全解放出来的斗争。”
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对大会讨论的答复以及闭幕词中，以必须建立统一战线这根主线贯穿始终，围绕这一中心议题而展开论述，他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思想和理论，对中国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
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七大的主要报告人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是通过王明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贯彻执行的。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国内局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而日益严重，日本侵略者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桌子了！”消息传到共产国际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当即致电正在苏联基斯罗沃德斯克疗养的王明等共商对策。王明接电后立即回到莫斯科，经过中共代表团集体讨论，根据季米特洛夫起草的共产国际七大报告的提纲，由王明执笔起草了《八一宣言》。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把它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季米特洛夫批准了宣言中提出的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并通过后，宣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宣言，是季米特洛夫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物，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宣言郑重指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②呼吁一切党派军队和各界人士，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才、财力、物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明确声明：“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即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根据季米特洛夫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要点是：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和全部财产，改善工农兵学各界生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③等等。
《八一宣言》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它反映了共产国际七大新策略方针的精神，体现了季米特洛夫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行动，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批准和支持，季米特洛夫在8月2日报告中支持了这个宣言，指出：“我们赞成我们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创议，即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④
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的译文本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办的《救国报》（在巴黎发行）第十期上发表。宣言秘密传入国内后，获得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率先签名响应，就是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也开始了联共抗日的想法。这一切都迫使国民党最高当局不得不考虑放弃内战政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问题。⑤与中共失去联系的北平、上海、天津等地下党组织，立即遵照《八一宣言》的精神，积极开展了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全国知识界也积极响应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促进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爆发，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舆论准备。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帮助和指导作用，不仅反映在他对中共代表团制定和发表《八一宣言》的支持，而且还表现在中共代表团接受并拥护季米特洛夫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中共代表团自始至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亲耳聆听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大会的其他报告，并领会了报告的精神。在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时，王明、梁朴、欧阳生、沈元生、王荣等作了大会发言，在8月7日的第23次会议上，王明作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策略》的长篇报告，他对季米特洛夫报告中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表示“无保留的赞成。”⑥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王明阐述了《八一宣言》的基本点。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不断侵略，同时由于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的政策，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事实已经证明而且正在证明：在目前的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在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办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帝国主义的人民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去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我们的策略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际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⑦值得一提的是，王明在他的报告中论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新策略的出发点和根据，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要。必须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认为应重新审察苏区经济的政策，比如对富农、小业主的政策，税收制度，财政制度、工商业政策等等，使这些政策和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全民的和民族的性质，以便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下，更加容易动员和组织全中国极广大的民众，去进行民族革命斗争以反对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⑧等等。所有这些，在后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均得到反映。
此外，王荣在发言中指出“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在中国则更加重要，因为那里的民族危机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反对宗派主义倾向是成功地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⑨周和森则认为：“党准备同一切诚恳地希望为挽救祖国而同外国侵略者斗争的人们，同任何一切为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从灭亡的危险中挽救中国）的政治派别和军队签订协定。”⑩
综上所述，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帮助和支持了中共代表团《八一宣言》的制定和发表，中共代表团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和大会决议的精神，认识到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中国具体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三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精神，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在大会还未闭幕的情况下，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经中共代表团慎重考虑，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执行这一任务。他向党中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系统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从接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八一宣言》开始的。胡乔木曾经指出：“这个工作（指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1931年到1934年党中央所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这时，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帮助下，党在八月一日发表了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一要求。”(11)
因此，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对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一直接的影响可以林育英通过陕北前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得到证实。1935年11月13日（即林育英到达陕北前）《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彻底消灭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12)那时还没有《八一宣言》的内容。而到1935年11月28日（即林育英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明显地吸收了《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明确地提出愿与任何抗日反蒋的队伍或团体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并提出了同《八一宣言》内容相同的十大纲领。(13)1935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强调在中国要把一切反帝抗日力量联合起来，指出中国共产党实行剥夺富农和工商业者是过左的政策，这些过左政策在目前斗争中只会妨碍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4)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中提出：为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要改变过去以对富农的政策，规定对富农只取其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予没收”，并规定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这明显地反映出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的精神，说明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策略思想和新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具有直接的影响。
张闻天在1936年3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如何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曾指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特别重要的，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战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我们的具体环境。”(15)张闻天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把共产国际七大方针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国的具体环境。七大决议民族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是照搬照抄国际决议，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充分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特点，发展共产国际七大的统一战线思想。《八一宣言》是中共中央策略转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开始，但它没有脱离共产国际根据欧洲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经验给中国抗战设计了框架和蓝图，因此并没有真正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实质性转变是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开始的。
为了传达贯彻执行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使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民族化的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这成为这次会议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理论基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为适应新形势作了若干政策的变化。改变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名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六个方面的政策，这也反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思想。27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毛泽东报告的基本内容，如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组织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府（是“人民共和国”），强调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和矛盾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等方面，是与上述季米特洛夫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认识和出发点不同。
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制定这一策略方针的根据，是认为那时红军有四十八万五千人，游击队九十九万五千人，苏区遍布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山西等十六省区的一千三百四十个县(16)，第五次反“围剿”并没有失败，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并以苏维埃为中心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
而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确立这一策略方针的根据，是认为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红军处于伟大的战略转移，而蒋介石继续出卖东北的利益，正又在出卖华北，并继续向红军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制定“反蒋抗日”政策，这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际，进行国内战争，有利于日本灭亡中国，只有抗日，中国共产党才能赢得全国各阶层的同情，革命的力量才能日益扩大。因此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第一次向国民党郑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共双方互派代表谈判，商讨抗日办法，党的策略口号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这一方针政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则下，独立自主地适应中国革命形势而确立的战略策略，从而使中国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由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本来就是合法政党，他们同社会民主党以及本国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是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处境不同，它是非法的，但却又是有军队、根据地、政权和从事武装斗争的政党，因此，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比较艰巨的。各国国情千差万别，斗争十分复杂。要真正了解本国情况，只能靠在本国从事革命斗争的党和群众。毛泽东一贯主张“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7)把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及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了季米特洛夫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持久性，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把不平衡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化费很大的力量，因此，只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能壮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二，特别突出的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这完全是与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及七大决议精神不同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尤其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缺乏具体的分析。瓦窑堡会议正确处理了党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反映中国民族特点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其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另一部分则由动摇而采取中立的可能，并且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担负起领导权的责任，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把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在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同时，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方针，而不是以无原则的让步来谋求建立国共合作关系，从而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第三，在具体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时，在对待蒋介石同国民党的态度和斗争策略时，中国共产党也是同共产国际的观点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各派军阀夺取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国民党看成一个派别复杂、多层次的政治集团，在实事求是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充分的利用其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营垒”的策略任务。比如当蔡廷锴等领导的十九路军表示要和红军合作抗日反蒋。本来利用国民党这一内部“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1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把红军主力调入福建从侧翼猛攻蒋介石部队，给十九路军以政治上、军事上的充分支持，但是共产国际却反对这样做。(19)并电示我党中央，要根据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要兵不要官，指示我党“使十九路哗变”的办法来瓦解他们。(20)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做法，不但使我党失去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宝贵时机，而且断送了联合抗日反蒋各派力量，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大好机会，严重地孤立了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从东西方崛起，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动，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实行了政策转变，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并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国共产党运用季米特洛夫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⑩莱布索恩著《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第90，第272页，求实出版社。
②③(12)(13)《六大以来》（上）第679、722、727页，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
④⑥⑧⑨《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3页，第396页，第421页，第423页，人民出版社。
⑤李淑瑛著《国共合作简史》第13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⑦《王明言论选辑》第434页，人民出版社。
(11)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38页，人民出版社。
(14)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记事》第11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5)《张闻天选集》第82页，人民出版社。
(16)周和森《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载1935年7月31日苏联《布尔什维克》第14期。
(17)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18)《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
(19)斯诺：《西行漫记》第346页三联书店出版社。
(20)《中央局转国际对福建局势估计与策略意见》1934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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