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兴趣不断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安全已不仅仅是 以军事安全为主体的国家安全，即便是国家安全问题，也涉及国家制度、经济、环境、 生态、资源、网络和信息，以及社会中人的安全等方方面面。然而，从传统安全到非传 统安全的发展，并非只是简单的影响安全状态和实现安全目标的问题领域(issue area) 的扩大，也不是单纯的安全研究对象(subject targets)的扩展；它包含了国际关系的 时代变迁究竟对安全问题带来了什么变化、安全状态和安全目标的延续与发展、安全研 究的学术争论和学术进步，以及国际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对安全问题做出反应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本文旨在从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直接差异入手，分析非传统安全认识产生 的背景，探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联系，并对认识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自己的 思考。
非传统安全的定位
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领域。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与“权力”是一 对非常靠近的概念。国际关系学者对权力做了大量研究，但却很少像研究权力那样研究 安全概念。其基本原因在于，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安全，人们往往有常识性的共识； 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安全却成了目标和手段经常可以互换的概念，主观作用对它的影 响很大。结果是，“安全”在定义上很不成熟。如巴瑞·布赞教授就认为，安全仍然是 一个“发展得非常不全面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注：See Barry Buzan,People,States,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2[nd]ed.).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1,pp .3—5.)学者们普遍认为，安全概念本身存在的模糊性始终就没有彻底清理过，甚至有 人认为，安全天生就难以被给出统一、明确和无争议的定义。(注：从1952年阿诺德· 沃尔弗斯公开提出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安全概念的质疑开始，迄今为止50多年来，围绕安 全概念的理论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参见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d.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7,no.2(Fall 1952),pp.482— 511;Richard L.Kugler and Ellen L.Frost(eds.),The Global Century: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I).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2001,pp.11—25。)
因此，国际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迄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争论十分激烈。非传 统安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晰、有公认的定义边界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非传统的威 胁”导致了新的安全挑战，因此，非传统安全就是对“非传统威胁”的关注和研究。( 注：Terry Terriff,Stuart Croft,Lucy James and Patrick M.Morgen,Security Studies Today.New York:Polity Press,1999,pp.115—117;Jon Barnett,The Meaning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Ecological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New Security Era.London:Zed Books,2001,pp.41—58.)也有观点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安全 研究“再定义”的结果。传统安全观念都是强调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后，新的、非传统 安全观念应该强调“让人民免受暴力的威胁”。(注：Michael Nichols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ncise Introduction.London:Macmillan,1998,p.137;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Spring 1991),pp.313—326.)还有观点认为，非传统安全就应该突破现实主义范 式在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将传统对军事层面的安全关注转向新的、非传统的社会、文化 和认同层面的安全研究，它应该是安全研究理论范式的革命。(注：Ken Booth,Security in Anarchy: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3,no.3,1991,pp.527—545;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From Strategy to Security:Foundations of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In K.Krause and M.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p.21—52.)其结果，即使在权威 的文献编集中，“非传统安全”作为一个独立关键词的地位也并不明确。在最新出版的 国际关系术语词典中，甚至查不到“非传统安全”这个词条。(注：Martin Griffiths and Terry O' Callaghan,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Key Concepts.New York:Routledge,2002;Iai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此外，还存在几个比较相近的概念，这些概念和“非传统安全”有很大程度的重合。 例如，“非军事安全”(nonmilitary security)和“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 在通常的安全语境中，“非传统安全”与“非军事安全”是最接近的，因为相对于“非 传统安全”而言的“传统安全”主要就是指军事安全。“全球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有着很大的共通性，因为就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问题领域”——研究对象来看，它们 基本都具有“全球性”特征：这些安全问题所影响的不只是几个国家，而很可能是国际 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只靠几个国家，而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 共同努力。(注：有关全球安全概念的权威性解释，参见John D.Steinbruner,Principles of Glob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 00,pp.1—22。)例如，环境生态、移民潮，以及毒品走私、恐怖主义和国际人口贩卖等 跨国性有组织犯罪，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国际共识，更需要多边基础上的制度化国际 合作。然而，问题是“非军事安全”与“全球安全”只能是与“非传统安全”接近的概 念，它们无法取代“非传统安全”。否则，“非传统安全”首先在术语学(terminology )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非传统安全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概念，但我们至少可以勾勒出它和传统安全之间的界 限。分为四个方面：
(一)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inter-state)的安全互动或安全问题，而 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向“跨国家”(transstate/transnational)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 内部(intrastate)产生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冷战后，“种族冲突”成为比“国家冲突” 更为常见的不安全现象，也为冲突管理和安全研究提出了许多国内层次上的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的“国内解释”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注：Michael E.Brown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8—11;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Smith(eds.),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二)如果说传统安全研究的是“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之间的安全互动，并把国 家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那么，非传统安全着重研究的就是“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所带来的安全挑战。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 主义、跨国贩毒和人口走私组织以及煽动暴力和反人类思想的邪教组织，等等。
(三)如果说传统安全研究侧重安全议题中的军事安全(military security)，那么，非 传统安全则研究的是“非军事安全”(non-military security)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 的影响。非军事威胁之所以成为“安全问题”，是因为它们同样对人类的和平、发展与 价值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不解决这些非军事危害，人类就难以享有真正的安全。(注：J .Ann Tickner,Re-visioning Security.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Jon Barnett,The Meaning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Ecological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New Security Era.)
(四)传统安全更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安全主体，强调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国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而非传统安全则希望完成对安全观念的重构，更多将“人” ——在概念解释中无差异、无区别的人类整体，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换言 之，传统安全致力于保障主权、领土和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国家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将 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之上的社会和人的安全，以人类维持日常生活、价值和免于匮乏 、天灾以及专制的迫害为最基本的内容和目的。(注：有关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请参 见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pp.313—26;Steve Smith,Mature Anarchy,Strong States and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2,no.2(Fall 1991),pp.325—39;William Tow and Russell Trood,Linkages between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Human Security.In William T.Tow,Ramesh Thakur and In-Taek Hyun( eds.),Asia's Emerging Regional Order:Reconciling Traditional and Human Security.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0。)
非传统安全的“问题领域”虽然很广，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五大类：一是人类为了可持 续发展而产生的安全问题，包括环境安全、资源利用、全球生态问题以及传染性疾病的 控制和预防；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个体国家或者个体社会失控失序而对国际秩序、地区 安全乃至国际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人权、难民等问题；第三 类是跨国界的有组织犯罪，如贩卖人口、毒品走私等；第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对现有国际 秩序的挑战和冲击，最典型的是国际恐怖主义；第五类是由于科技发展以及全球化所产 生的安全脆弱性问题，例如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以及基因工程安全。“非传统安全”的 出现，大大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虽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否是真正的安全研究对象还存在争议，国际学术界比较公认 的是，由于冷战后的安全研究在不断扩展和深化，超越了原来单纯集中于国家间政治与 军事互动关系的传统范式，安全研究的跨学科特点越来越突出，已经可以成为国际关系 研究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次领域”(sub-field)。(注：Craig A.Snyder,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New York:Routledge,1999,pp.3—4.Joseph S.Nye,Jr.,and Sean M.Lynn-Jon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2,no.4(Spring 1988),pp.5—27;T.Terriff,S.Croft,L.James,and P.M.Morgan(eds.),Security Studies Today,pp.185—189.)
非传统安全的由来
学术界通常以冷战结束作为一个重要标志来分析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和发展，强调东西 方对抗的瓦解促成了安全研究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的转化。但事实上，安全观念和 安全研究应该超越单纯对国家间关系的重视、对武器系统和军事科技手段的过分依赖， 以及对政治因素的片面强调，这一呼声从196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
英国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在1960年代中期就曾撰文批评将“安全研究” 简单地等同于“战略研究”的现象。他指出，战略和安全问题专家们都“过分注重和分 析内部稳定并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国家之间的经典性冲突，却还没有习惯研究那些不稳定 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现在更普遍、更有代表性”。(注：Hedley Bull,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World Politics,vol.20,no.4(July 1968) ,p.605.)但在1960年代，几乎没有人认为环境或者国家的内部因素，如种族主义或民族 主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注：Michael E.Brown(ed.),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8—11 .)即便是民族争端导致了军事行动，也因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大背景而变成了世界性“主 义”之争的缩影。1960年代是安全研究“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期”，(注：Steven 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vol.35,no.2(Fall 1991),pp.211—239.)威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成为这一时 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美国学术界关于安全议题的争论主要在于方法论 之争：以“博弈论”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历史与理论分析为代表的传统派，究竟是谁对 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更有发言权。(注：P.G.Bock and Morton Berkowitz,The Emerging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World Politics,vol.20,no.4(June 1968),pp.122—136 .)1970年代，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开始成型。在威慑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威胁观 念中的政治性要素以及对主权国家关系的管理”成为安全研究的关键领域，其他领域， 例如经济如何影响安全，国家制度及价值观等的安全结果，则是边缘性课题。诸如环境 和渔业资源的退化等问题只是“生态问题”，而决不是安全问题。(注：Richard Smoke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Fred I.Greenstein and Nelson W.Polsby(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vol.8,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ion-Wesley,1975,p.251.)“安全”概念直接就是“国家安全”，安全研究就是研 究“来自外部的威胁”。
1970年代安全研究术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国际安全”开始取代原来常用的“国家 安全”概念。这一变化反映了学术界和政界这样的共识：当代安全问题在范围上是国际 性的。换句话说，对安全构成的威胁不仅来自于国外，而且，各种国际威胁相互影响， 安全研究常常需要考虑威胁产生的多种国际背景。进入1980年代后，传统以军事安全为 主、完全“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理论开始受到新的挑战。1980年的“布伦特报告”(Brandt Report)首次提出了应该用“非传统的方法”看待安全问题，并提议解决国际安 全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各国能够更多地重视“非传统安全”。(注：“布伦特报告”的全 称是“北方和南方：生存计划”。见Trevor C.Salmon(ed.),Iss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61—62。)巴瑞·布赞教授开始 将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同政治和军事问题并列，认为对安全的威胁并非只来自军事， 受安全问题影响的不仅有国家，还有社会和个人。(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83,pp.54—128.)理查 德·乌尔曼是第一个提出要对安全概念进行扩大解释的学者，他认为，构成对安全威胁 的范围应该包括自然灾变等环境与生态恶化所带来的恶果，“非军事安全”应该是安全 关注和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注：Richard Ullman,Redefining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Winter 1983).)然而，由于冷战的因素，乌尔曼 教授的文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共鸣。随后，有一些环境问题学者开始将环境问题与安全 挂钩，“环境安全”的概念开始出现，但冲击1980年代安全研究的最具挑战性的话题， 不是环境安全问题，而是国内因素的变化对大国权力追求能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与此 同时，论述经济与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而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成了一个 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但关于权力的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如何作用于大国关系的研 究则比较薄弱。约瑟夫·奈在1988年回顾总结美国二战后安全研究的发展时特别指出， “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安全在研究领域上的分化是政治学学科范围内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结果是“对于安全的经济层面分析一直非常缺乏”。(注：Joseph S.Nye,Jr.,and Sean M.Lynn-Jon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p.25.)重视研究大国权力变化的国内因素，还是戈尔巴乔夫 上台之后“新思维”给东西方关系带来巨大变化的结果。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传统上构 思严密的各种威慑理论的缺陷，正是未能充分预计到国内因素——“国家安全”的内部 问题对改变大国战略对峙所发挥的作用。(注：Stephen M.Walt,The Search for a Science of Strategy: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2,no.1(Summer 1987),pp.140—165.)总之，冷战结束以前，压倒性的安全观念就是防止国家间的军事 冲突和战争，安全研究等同于战略研究，而国家的安全政策就是如何动用各种手段来防 止外在的军事威胁。
冷战结束对国际安全研究和安全关注产生了巨大冲击。下述三个因素的出现加速了国 际社会安全观念、安全研究以及安全政策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将会 何去何从，是人们在摆脱了冷战之后又不得不面对的思考。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言，需要 对“世界是回归二战之前动荡的历史、还是在大国合作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和平里程”给 出预测与解释。(注：Zbigniew Brzezinski,The Cold War and Its Aftermath.Foreign Affairs.vol.71,no.4(Fall 1992),pp.31—49.)后冷战时代在西方引发了国际 安全走向的大讨论。面对主导世界和国际安全研究近45年之久的大国直接军事对抗和新 的世界大战毁灭性风险大大降低这一事实，学者、公众和智库们开始如释重负地去寻找 在核对抗高峰期难以想象的安全议题和手段。支撑传统战略与安全研究的核武器等军事 技术因素以及“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再是难以驾驭、压倒一切的噩梦。这让国 际学术界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去研究军事威胁之外更为广泛的、具有战略性同时又是非政 治性的威胁。(注：See Theodore C.Sorensen,Rethinking National Security.Foreign Affairs,vol.69,no.3(Summer 1990),pp.1—18;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Treverton(eds.),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New York:WW Norton and Company,1992;Robert Mandel,The Changing Face of National Security:A Conceptual Analysis.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4,pp.11—28.)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传统安全的兴起，是时代变化的产物，是安全从观念到实践被引 入新的时代内容的结果。(注：Barrie Paskins,Security in a New Age?In Michael Clarke(ed.),New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London:Brassey's,1993,pp.17—35.)在 冷战高峰时期不被承认的安全原则——全球问题中的人性主义视角、世界主义的观点以 及“非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安全领域，以对抗以往冷战时代残酷的、 冰冷的军事安全观念。与此同时，以往安全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如第三世界国家对安 全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对安全的挑战，个人权利缺乏保障等引起的种 族、宗教冲突，以及大规模的难民、流行病等问题，都成为安全探讨的新热点。(注：1 990年代第三世界安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Mohammed Ayoob,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Predicament:State Making,Reg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5;Robert Jackson,Quasi States: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其次，两极体系的崩溃，让联合国、自由主义的中等国家、有强烈和平主义倾向的非 政府组织在国际论坛上的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环保主义 和道德主义的安全议题开始广泛出现，成为国际舞台主张和提倡非传统安全观念最强大 的政治和社会推动力。英国学者肯·布思提出安全应该是“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 的思想，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安全不仅应该摆脱军事技术对人的控制，更应该体现世界各 国不可分离的共同体联系，体现一切社会现象应该“以人为本”的本质立场。(注：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pp.313—26.)联合国作为多元化的国际社会的代 表，成为吸纳、组合与倡导新安全概念的旗手。而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世界发展趋势的 出现，又进一步加速了国际社会在摆脱单纯国家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安全认识的发酵与 膨胀，非传统安全在对抗国家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倡非军事化的安全主张和高扬“全球 安全”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非传统安全”也成了国际社会广大中小型国 家摆脱大国政治的支配，按照人权、全球治理等新理念来“改造世界”的重要步骤。( 注：有关冷战后联合国和中小国家的安全主张，参见Dietrich Fischer,Nonmilitary Aspects of Security:A System Approach,New York: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1994；澳大利亚和英国安全观念在后冷战时代的变革，参见Graeme Cheeseman,Responding to“New Times”:Securing Australia and Britain in a Post-Cold War Era.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22,no.1(April 2001),pp.107—136。)在这个意义上，非传统安全代表了国际社会不愿重回大国对抗时代、希 望彻底走出核大战困境以及摆脱大国支配、加强国际合作的共同心声。对于传统安全与 非传统安全的讨论，成为国际社会审视和追求更加合理、可靠和人性化的安全需要的突 破点。(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p.1—11;Ken Booth(ed.),New Thinking abou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London:Harper Collins,199 2,pp.1—28;Dietrich Fischer,Non-military Aspects of Security:A Systems Approach,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UNIDIR,1993,pp.5 —18.)而“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则成了非传统安全理念的典型代表。
联合国毫无疑问是非传统安全进程最大的发动机。作为政策建议和政治理想中的“非 传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用法中最早出现、也是最早引起国际社会重视的概念。冷战 结束以后，联合国在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自由主义国家和和平主义非政府组 织的支持下，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倡导和宣传“非传统安全”，努力树立和推广安全新观 念。“非传统安全”同“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以及“共同安全”一起，构成了对 以国家和军事为关注点的传统安全追求和观察方式的挑战和否定。这些非传统的安全新 观念就是希望国际安全不应该总是纠缠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威慑、冲突管理以及以相互制 衡为核心的安全认识，而应该更多地注意非国家层面的、与人类日常生活有关的、困扰 人类发展与繁荣的社会问题，将安全关注从以国家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注：“人的 安全”虽然提的人很多，但真正对这一安全新理念怀有极大热情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北欧国家。有关系统研究和介绍这一概念的书籍，参见Caroline Thomas and Peter Wilkin(eds.),Globalization,Human Security and the African Experience.Boulder,CO:Lynne Riennre,1999;W.Tow,R.Thakur and I.Hyun(eds.),Asia's Emerging Regional Order:Reconciling Traditional and Human Security;John Kirton,Human Security and the New Diplomacy.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1994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发展报告”中呼吁，国际社会应该 完成从“核安全到人的安全、或者人的安全的基本概念”的转移，安全的决定性因素， 应该不再是单纯的“缺乏威胁”，而应是让所有的人免于饥饿、疾病和压迫的威胁，使 人类享有“平安”。(注：UN Development Program:199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在北欧国家、加拿3大和澳大利亚出版的英文国际关系及和平 研究期刊上，“非传统安全”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最高。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和平主 义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学术界，是包括“人的安全”在内的“非 传统安全”概念和政策建议最强烈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2002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宣布成立“人类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uman Security,CHS)，以专门负责“威胁世界和平的两大邪恶力量：匮乏与恐惧”。 联合国努力推动“人类安全”的做法，不仅使这一概念开始深入人心，也将联合国的全 球管理作用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在联合国的积极作用下，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的安 全”这种新观念已经占据了“外交政策讨论的中心位置”。(注：Gary King and Christopher JL Murray,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p.585.)
第三，在上述两种思潮和势力的推动下，学术界对现实主义在安全研究中主导地位的 反思进入了新阶段，对新现实主义国际安全理论范式的批评不断增强，安全研究进入一 个新的创新时期。(注：J.Ann Tickner,Re-visioning Security;Jon Barnett,The Meaning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Ecological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New Security Era.)安全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突破以及非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壮大 ，为非传统安全观念和方法论的确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依据。这一点充分得益于西 方国际关系学术界相对开放、独立的学术探讨精神，也同西方社会多元化的认识方法、 雄厚的研究力量以及高强度的学术竞争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1990年代以后，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中女性主义(femin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alism)以及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的兴起，都对新现实主义在安全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对安全研究领域 引入和扩大非传统安全研究方法起了重要作用。(注：有关“非传统”的安全研究方法 和理论代表作，参见Peter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Wyn Jones,Strategy,Security,Critical Theory.Boulder,CO :Lynne Reinner,1999。)安全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以大致分为“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和“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注：Terry Terriff,Stuart Croft,Lucy James and Patrick M.Morgen,Security Studies Today,pp.121—54.)而 前者也被笼统地称为“传统安全”，后者包括许多第三世界和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观点 ，被称为“非传统安全”。安全研究也因此形成了“传统论述”和“非传统论述”的差 异。(注：Steve Smith,The Increasing Insecurity of Security Studies: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20,no.3(December 1999),pp.80—97.)
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思考
加强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加强对今日中国 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的认识和对策研究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将面临紧迫 的国家安全议程。不真正深入和科学地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和把握 传统安全问题。(注：安全研究的整体性决定了要深入了解安全问题，必须均衡地看待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学科重要性上的差异。见David A.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3,no.3( Winter 1997),p.13。)只有在确保“传统安全”的同时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努力， 才能真正提高和发展中国安全研究的理论和对策水平，并让中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建设 能真正保障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
冷战结束后，安全领域产生了看待安全问题的三种不同观点，形成了“正统派”、“ 扩展派”和“全球派”的基本差异。正统派强调安全研究应该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的理 论范式，其特点是主张冷战以来安全研究的基调和主流不应有实质变化，强调军事威胁 和国家层面的安全研究，强调安全仍应该以国家间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军 事威胁的使用、控制和管理的研究为主体。理查德·贝茨的观点相当具有代表性。他指 出，“战争总是世界政治中的本质现象。只要人们不允许把有关战争起源和发展的各种 推论从最高议事日程上除掉，这样的观点就没有任何错误”。(注：Richard Betts,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World Politics,vol.50,no.1(Summer 1997),p.7 .)需要指出的是，正统派并不完全排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只不过坚持非传统安全 仅处于从属的、边缘的和被支配的位置。
扩展派则强调必须根据冷战后的新形势和新局面对安全研究进行大幅度调整，特别是 要求对安全的概念进行扩大性的解释和理解，以便让安全研究不仅可以涵盖诸多的非传 统安全问题，更可以在保持传统安全研究的同时，实质性地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安全 建设和安全观念中的比重和分量。戴维·鲍德温强调，面对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问题 ，冷战时期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局限于国家安全军事涵义的安全概念和研究成果是远 远不够的；安全观念若继续局限于军事层面，会大大限制对许多与军事安全无法分离的 外在和内在问题的分析和了解”。(注：David A.Baldwin,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orld Politics,vol.48,no.1(Spring 1996),p.132;David Mutimer,Beyond Strategy: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New Security Studies.In Graig A.Snyder(ed.),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pp.77—101;Barry Buzan,Security,the State,the New World Order,and Beyond.In Ronnie D.Lipschutz(ed.),On Secur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87— 211.)
全球派则在扩展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全球派要求将安全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彻底从传 统安全转向非传统安全，主张国家间军事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将基于人类共同 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体之上的道德性的安全关怀，变成实质性的国家、组织和国际社 会的共同行动。因此，全球派要求的是对安全理论、或者说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进 行一场“新革命”。“人的安全”这一概念的支持者和实践者，都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 。
究竟要对传统安全持怎样的看法，不仅同我们自己认同怎样的安全理论和安全观念有 关，更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相关。“安全的语言总 是非常政治化的语言”，(注：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Broadening the Agenda of Security Studies:Politics and Methods.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s,vol.40(1996),p.233.)对安全问题的看法说到底是由我们的立场和国 家本位所决定的，是由从中国的角度去解决什么样的安全问题所决定的。因此，对安全 问题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论方法、价值取向和国家本位决定的。
现实主义坚信，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根本改变”，(注：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Fall 1993),pp.231—65.)因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特征没有变，安全研究说到 底，还是要继续探讨国家间的军事和政治关系。虽然可以适当讨论影响这种关系的新问 题，但基本还应以传统安全为主，在传统安全的架构中去分析非传统安全问题。不能认 为非传统安全在地位和认识方法上已经超过了传统安全，或者安全研究的重点将由军事 安全转向非军事安全。斯蒂芬·沃尔特是正统派的代表。他强调，虽然国家面临的危险 并不仅仅是“军事威胁”，但安全研究说到底是对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的 研究，同时也可以包括其他的国家手段，例如外交、危机管理以及军备控制。(注：Steven 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p.212.)他认为，将安全问题扩 大到其他问题，例如生态、环境、艾滋病、人权和经济等领域，不仅会削弱安全研究对 核心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威胁——的重视，而且，也将“削弱安全研究的学术凝聚 力，并使人们更难找到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法”。(注：Ibid.,p.213.)
但站在扩展派和全球派的角度来看，沃尔特的观点则不仅保守，也缺乏深化安全研究 的热情。如果认为人民要比国家在决定和判断安全威胁上更重要(因为在今天的时代背 景下人民比国家更容易受到不安全的伤害)，那么，安全研究就需要更多地转向道德、 价值取舍以及一种社会性合作为主、而不是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或者政府可以拒绝来自不断扩大的人口为了物质进步而产生的强大需求。这些需求乃是 基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科技更新而提出的，要求能在国际共同体中得以均衡实现；而以 地缘政治为目标的国际体系是这些要求的敌人”。(注：Edward A.Kolodziej,Renaissance in Security Studies?Gaveat Lecto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6(1992),p.427.)
然而，不管我们从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对传统安全得出什么样的看法，也不管我 们的个人价值趋向到底是强调国家本位的现实主义，还是强调人民本位的理想主义，我 们都需要承认：经过冷战后十多年的发展，安全研究在不断扩展和深化，非传统安全本 身就是安全研究不断发展的结果。
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对非传统安全持有批判态度。例如，环境问题究竟是一 种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远比简单接受“环境安全”这个概念重要的多。没 有人否认环境生态、经济和发展、跨国犯罪、民族主义等因素对国际安全具有影响，但 是否这些问题应该同“安全”挂起钩来，是否应该成为安全研究优先关注的问题，仍存 在很大的争论。学者们所探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环境和生态问题是最有希望同安全 建立联系的，即便是正统的现实主义学者，也主张要在军事安全之外，研究环境等非军 事因素对安全的影响。(注：Marc A.Levy就得出结论，“认为环境构成诸多安全威胁是 正确的，但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而言却意义不大”。Marc A.Levy,Is the Environment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2(Fall 1995),p.60。)但反对的一方坚持认为，安全研究的核心是军事、暴力以及国家关 系等相关问题；环境和生态是“发展”问题，不是“安全”问题，反对在学术意义上使 用“环境安全”的概念。(注：反对环境问题是安全问题的观点，请参见Daniel Deudney,The Case Against Link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Millennium,vol.19,no.3(Winter 1990),pp.461—476;Daniel Deudney and Richard Mattew(eds.),Contested Ground: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the New Environmental Politics,Albany:SUNY Press,1996;M.Shamsul Haque,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East Asia:A Critical View,Strategic Studies,vol.24,no.4(December 2001),pp.203—234。)他们还强调，找不出证据证明环境的退化会直接导致军事冲突 。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区分非传统安全中，什么是属于理念性质的、价值倡导性质的 内容，什么又是政策性的、具有操作性的内容。安全作为重大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 ，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理想主义层面，最重要的，是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 些非传统安全观念在这方面就非常薄弱。
1990年代以来的非传统安全话语中，没有什么概念比“人的安全”更有综合性、道德 说服力和国际影响力了。联合国提出了“人的安全”的七个主要内容：经济安全、食物 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注：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4,p.24.)几乎包括了现 在所说的非传统安全的所有议题。在《特种常规武器公约》的多边磋商和签约过程中， “人的安全”概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注：Richard Price,Reversing the Gun Sights: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 Min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3(Summer 1998),pp.613—644.)推动了国际多边军控与裁军 的新进展。换句话说，在今天国际社会林林总总的安全观念中，“人的安全”是非传统 安全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尽管如此，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观念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 商榷的，它的种种局限性，也反映出了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内在局限性。人们可能会问， 上述问题到底是国家发展问题、福利问题、社会政策问题、生态与环境问题、经济效率 问题，还是“安全”问题?安全与发展、生态以及人的生活与生命质量之间当然存在着 密切联系，但用安全这个“帽子”来涵盖上述所有问题，将传统的经济发展、社会正义 、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人权保障等问题，都提升到安全的层面，变成非传统的安全关 注，这些问题就能更好地解决了吗?任何安全概念如果忽视了“国家”层次上的安全认 同，排斥在安全建设中的国家利益主导，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人的安全” 这一概念不管在动机上如何崇高和合理，它的提出本身主要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人 的安全”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作为口号有号召力，但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有难以克 服的内在局限性，因而其生命力必然会受到削弱。但这些概念上的模糊性，又正是“人 的安全”这一概念能够被联合国倡导、被众多背景不同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认同的原因 。虽然有一系列的努力希望能够降低“人的安全”概念泛化的缺陷，迄今为止并不成功 。“人的安全”目前最大的困境是定义散漫、注重政治效果、缺乏政策层面的可操作性 。(注：Roland Paris,Human Security: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pp.87—102;William Tow,Introduction.In W.Tow,R.Thakur and I.Hyun(eds.),Asia's Emerging Regional Order:Reconciling Traditional and Human Security,pp.3—5.)
结论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安全研究与实践领域，普遍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不仅 成为安全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也带动国际安全关注进入新的阶段，成为冷战后国际 安全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发展。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对传统安全的超 越，或者是安全概念和理论不同阶段的发展。之所以称为非传统安全，是因为非传统安 全中的安全问题，都是在传统安全的架构中被排斥、或者不被明确指称的问题。非传统 安全概念的确立，是因为它提出并建立了不同于以往安全研究的问题领域，并发展出了 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理论。传统安全的概念本身就是因为有了非传统安全才产生的 。非传统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安全研究领域，以往的安全关注就必然是“传统”的了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提法反映了安全研究的术语更新，是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不 断丰富发展的产物。
确立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必须首先明确它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三种语境下的“非传统安全”：一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大力提倡和发展的非传统安全。 “人类安全”就属于这个语境。在这个意义上，非传统安全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也逐 步发展成为一种国际实践。二是作为“安全”这一概念衍生物的“非传统安全”。在此 ，非传统安全是指区别于传统安全观念与安全政策的安全关注。三是学术界关于安全研 究讨论的“非传统安全”。这三种语境中的“非传统安全”观念和价值立场相互影响， 但是不能相互取代。
非传统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上并不必然排斥传统安全，也不能替代传统安全。传统安全 也在不断吸收非传统安全的内容，并在更新和发展。如果说传统安全更多强调的是“单 位安全”，如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并且迎接安全挑战首先要靠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国际 组织；那么，非传统安全更强调“全球安全”，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区域内的安全问题 ，都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安全影响；而安全问题的全球性参与以及国家、社会和个人的 共同努力，才是增进安全的有效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