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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3)01-0123-06
一、从崔致远取得崇高文学成就的原因说起
在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唐朝与新罗的文化关系最为密切。这不仅是因为新罗与古代中国的交往时间久远，文化背景甚至言语名物颇多相似之处。据《册府元龟》记载，“隋高祖开皇十四年，新罗王真王遣使贡方物。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焉”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罗派遣的入唐留学生人数最多，其学业成就最高，甚至出现了崔致远(857-？)这样的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致远874年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新罗入唐留学生的杰出代表，留下了大量用汉文写作的诗文，是新罗时期第一位留下了个人文集的文学家，并被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享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美誉。
新罗派遣留学生和僧徒到中国学习，这种情况在隋唐以前就已出现。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这三个政权分别并不断地派遣子弟入唐习业。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此后派遣的留学生和僧徒几乎不曾中断过，同时在长安的新罗留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200-300人。②可是，为什么要等到200多年后的唐朝末年，才出现崔致远这样有成就的留学生出身的文学家呢？崔致远成为“东国儒宗”的原因有很多方面，除了其个人的禀赋和勤奋之外，其特殊的唐朝生活经历也是重要原因。其以12岁的幼龄入唐，接受能力比较强；在唐朝生活时间达18年之久，而且担任了县尉这样的基层官吏，真实地深入到唐朝的基层社会生活之中；尤其是担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使府幕僚长达4年时间，为其起草各种表状、文告和应酬文字，极大地锻炼了他文章写作的水平。③此外，二百多年间新罗入唐留学生整体学习情况的变化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亦应是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
本文从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入手，以期从一个侧面分析崔致远取得崇高文学成就的历史背景。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新罗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并非今日所谓全日制学生，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821-824)以后越来越多的新罗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到崔致远的时代，“第进士”已经成为新罗贵族遣子弟入唐留学的崇高而现实的目标。所以崔致远出发前往唐朝的时候，他的父亲会告诫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隳乃力”④。正是在不断有人应举和及第的过程中，留学生群体的整体知识水平和文章写作能力逐步提高。而崔致远则以其特殊的经历，在几代新罗留学生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基本克服了留学生在语言文字和文章写作方面的障碍，进而达到了崇高的文学成就。
二、从“请经史”看新罗向唐朝学习礼仪的意图
由于唐朝在东亚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周边政权都积极向唐朝学习朝章典仪和经史知识，其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引进唐朝的书籍；二是派遣使团、子弟和僧徒到唐朝学习。在引进书籍方面，又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向唐廷请经史，二是通过在唐朝购求或通过学生和遣使人员往来而发生的馈赠等方式。唐朝对于各部族和政权的请经史行为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戒备，对出口图书有一定的限制。据《唐会要》和《册府元龟》等汉文史料记载，唐朝只有三次官方图书出口的记录：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一部，并杂文章。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⑤
开元十八年七月癸未，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⑥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许之。⑦
见于史籍的仅三次唐廷批准的请经史之事，分别是新罗、吐蕃和渤海所请，其中都包括了礼书，可见他们对于唐代礼仪的向往与学习的要求。而对礼书的要求，应当是建立在其已派遣子弟入唐宿卫、见习朝章典仪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入唐宿卫子弟回去后并不能全部记住各种礼制和仪节，所以需要引进唐代礼书以作参照模仿之用。至于《文馆词林》和《文选》等文章习作之书，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学习唐朝的朝章典仪以服务其国内部所用。对于输出和传播礼仪制度，唐廷并不加以限制。但是一旦涉及有关君臣失序、兵谋诡术方面的图书出口，唐朝的一些士人是非常警惕的。所以当开元十八年(730)吐蕃使者借金城公主之名来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书之时，秘书正字于休烈上表加以反对：
且臣闻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当周德既衰，诸侯强盛，礼乐自出，战伐交兴，情伪于是乎生，变诈于是乎起，则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与此书，国之患也。⑧
于休烈认为，一定要同意吐蕃请书的话，也必须把《左传》排除在外。因为《春秋左氏传》记载了大量的“用师多诡诈之计”、“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谋”，会让吐蕃滋生情伪变诈不臣之心，这将会成为唐朝很大的祸患。对于于休烈的上疏，玄宗下令宰相组织讨论。侍中裴光庭等曰：“西戎不识礼经，心昧德义，频负盟约，孤背国恩。今所请诗书，随时给与，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使也。休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玄宗同意了裴光庭的意见，“乃以经书赐与之”⑨。
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自然不同于吐蕃与唐朝之间那么紧张，但是唐朝的某种戒备还是存在的，或者为了加强对新罗的规训，所以新罗在垂拱年间请到的也只是礼书部分的《吉凶要礼》和《文馆词林》之摘抄本。
在主动购求唐朝书籍方面，日本表现得最为积极，唐朝图书外传也以流入日本最多。《旧唐书·日本国传》载：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⑩
日本使团在出使唐朝的短暂时间内就请求儒士授经，而且将所得赐予全部用来购买书籍，可见其学习唐朝文化态度之急切。中日史籍中有大量关于日本使臣购求书籍的记载，除了佛教典籍、岁时历法和诗文杂集之外，礼仪书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1)
新罗所获唐朝书籍当亦不在少数，甚至还是唐朝书籍经此而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通道。新罗政权还给入唐留学生发放买书金，(12)留学生在学期间所购书籍，在其放还归国时当一并带回，书籍的数量当亦不在少数。也许是由于新罗政权可以通过留学生等人在民间购求或馈赠等方式获取书籍，因此到后来新罗向唐廷请经史的情况就很少发生了。
新罗输入唐朝的图书以什么方面为主，笔者缺少深入的了解。但从垂拱二年(686)所请书来看，主要是礼书和文章之书。其请书的意图，乃是在派遣子弟入唐宿卫、见习朝章典仪之后进一步在本国学习唐朝礼仪制度之需要。诚如崔致远所说：
臣窃以东人西学，惟礼与乐。至使攻文以余力，变语以正音。文则俾之修表章，陈海外之臣节；语则俾之达情礼，奉天上之使车。职曰翰林，终身从事。是以每遣陪臣执贽，即令胄子观光。而能视鲸浪为夷途，乘鹢舟为安宅，锐于向化，喜若登仙。(13)
新罗人最看重的是学习唐朝的礼乐，其学习热情非常之高，以至于能够“视鲸浪为夷途，乘鹢舟为安宅，锐于向化，喜若登仙”。而学有余力的则兼习文章和语言，以便于和唐朝打交道。
三、宿卫与习业：新罗留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朝章典仪是包括新罗在内的周边政权向唐朝学习的主要内容，而派遣子弟入唐宿卫则是最主要的学习途径。新罗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主要通过参加宿卫的学习方式，在宿卫的实践过程中学习唐朝的一些朝章典仪。同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宿卫子弟也会附学读书。
新罗留学生在入唐学习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语言和文字的障碍。崔致远曾经指出新罗与唐朝在文化上的差距与隔阂，他说：
臣伏以当蕃，地号秦韩，道钦邹鲁，然而殷父师之始教，暂见躬亲；孔司寇之欲居，唯闻口惠。郯子则徒矜远祖，徐生则可愧顽仙。是以车书欲废于混同，笔舌或惭于差异。何者？文体虽侔其虫迹，土声难辨其鸟言。字才免于结绳，谭固乖于成绮。皆因译导，始得通流。以此敷奏天朝，祗迎星使，须凭西学之辨，方达东夷之情。故自国初，每陈蕃贡，即遣横经之侣，聊申慕化之诚。(14)
尽管唐朝与新罗两国有着久远而深刻的渊源关系，但也存在着很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是以车书欲废于混同，笔舌或惭于差异”。这种差异在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之中主要体现在语言的不同，所谓“土声难辨其鸟言”，正是两国语言差异甚大的表现，必须借助翻译才能实现顺利交流。因此，派遣留学生和僧徒到唐朝学习，对于新罗来说就显得十分必要，“故自国初，每陈蕃贡，即遣横经之侣，聊申慕化之诚”。
正因为存在语言与文字的障碍，入唐留学生一开始很难直接读懂汉文典籍，到国子诸学习业的困难可想而知。而参加宿卫则是一个可行的学习途径。唐朝的宿卫包括日常的宫廷警卫、大朝会及大驾行幸时的仪仗等。据《唐六典》载：
左、右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统领宫廷警卫之法令，以督其属之队仗，而总诸曹之职务，凡亲、勋、翊五中郎将府及折冲府所隶者，皆总制焉。凡大朝会，率其属以黄质鍪、甲、铠、黄弓箭、黄刀、黄楯、黄、黄麾、麒麟旗、角端旗、赤熊旗之类，为左、右厢之仪仗。每月，亲、勋、翊五府之三卫及折冲府之骁骑应番上者，各受其名簿，以配所职。凡宿卫内廊閤门外，分为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亲仗，三曰勋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坐于东、西廊下。若御坐正殿，则立于两阶之次。在正门之内，则以挟门队坐于东、西厢。承天、嘉德二门之内，皆大将军守之。诸门及内厢宿卫之仗，无将军者，则以中郎将一人权代其职。若大驾行幸，则如卤簿之法以从。(15)
其他掌管宿卫的诸卫还有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等，其宿卫之制大体同于左右卫，只是旗帜的颜色和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由于礼仪既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神圣性，(16)也是维持朝廷尊严与秩序的必要保证，所以参加宿卫时与皇帝的距离很近的宿卫人员，必须熟悉各种朝章礼仪，唐朝的律令和礼制对此也有严格规定。参加宿卫可以学到的内容，不仅是各种典章名物、朝廷礼仪、百官班序等明显可见的东西，还包括那些无形的体现朝廷威仪和官场心态的文化。
大朝会并不经常举行，大驾行幸也不频繁发生，日常的宫廷警卫则轮流当番，“凡应宿卫官各从番第”，其中“蕃人任武官者，并免入宿；任三卫者，配玄武门上，一日上，两日下；配南衙者，长番，每年一月上”(17)。作为“蕃人”的新罗留学生，其实际当番的时间并不多，所以有时间到国子监诸学去附学读书。
从新罗善德王九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18)开始，新罗就不断派遣子弟入唐宿卫，并且有不少宿卫子弟附学读书。这些被称为“宿卫学生”或“宿卫生”的子弟，是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据《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第七》记载：新罗文武王十五年(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秋九月，“薛仁贵以宿卫学生风训之父金真珠伏诛于本国，引风训为向导，来攻泉城”。又，《唐会要》记载，“开成元年六月，敕新罗宿卫生、王子金义宗等，所请留住学生员，仰准旧例留二人，衣粮准例支给”(19)。上引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提到，“新罗国当国差遣宿卫学生、首领入朝，请附国子监习业。谨具人数姓名，分析申奏如后。学生八人(崔慎之等)、大首领八人(祈卓等)、小首领二人(苏恩等)”。状文中“请附国子监习业”的人员包括其所列全部十八人，而不仅仅是崔慎之等八名学生，而且学生和大小首领都要参加宿卫。崔致远《奏请宿卫学生还蕃状》则说，“新罗国当国先具表奏宿卫习业学生四人，今录年限已满，伏请放还。谨录姓名奏闻如后(金茂先、杨颖、崔涣、崔匡裕)”。也表明金茂先等四名所谓“宿卫学生”是参加宿卫并入学习业的。关于入唐新罗留学生的身份，皆非今日所谓全日制学生，而是在参加宿卫的同时配入国子监习业，这一点还可从以下材料得到证明。《册府元龟》载：
敬宗宝历元年五月庚辰，新罗国王金彦升奏：“先在太学生崔利贞、金叔贞、朴季业四人，请放还蕃；其新赴朝贡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请留在宿卫，仍请配国子监习业，鸿胪寺给资粮。”从之。(20)
可知“宿卫学生”这一群体，被新罗国王遣至唐朝受业，并不是作为纯粹入学读书的留学生，而主要是来参加宿卫。通过宿卫，可以见习朝章，观光礼仪，所学到的是更为直接的东西。“观光”一词，所指即为担任宿卫而对朝章典仪进行观察和学习。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的自序中说：
臣自年十二离家西泛，当乘桴之际，亡父诫之曰：“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隳乃力。”臣佩服严训，不敢弥忘，悬刺无遑，冀谐养志。实得人百之，己千之，观光六年，金名榜尾。此时讽咏情性，寓物名篇，曰赋曰诗，几溢箱箧。(21)
高明士认为，“所谓‘观光六年’，在当时的唐朝与新罗皆无此年号，宜如严氏所解在唐逾六年之意，时年十九，也就是在唐游学六年”(22)。其实，此处所谓“观光”无疑与年号无关，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游学，从参加宿卫、观光礼仪的角度理解，其义甚明。
周边各族各国的入唐留学生只有在宿卫之余，才附学读书，即到国子监诸学之中旁听经史。《唐会要·学校》所载贞观时期“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23)，所指酋长子弟之入学情况，亦当如此解释。诸国酋长子弟之所以以宿卫子弟的身份附学读书，而不是作专职学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迫切需要学习的是实践中的朝章礼仪而非书面上的经史知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些子弟的经史知识还达不到国子诸学对生徒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还只能作为旁听习业者。
关于入唐新罗留学生在国子诸学习业的基本情况，《东史纲目》卷五上载：
新罗自事唐以后，常遣王子宿卫，又遣学生如太学习业，十年限满还国。又遣他学生入学者，多至百余人。买书银货则本国支给，而书(按：当作衣)粮，唐自鸿胪寺供给。学生去来者相踵。(24)
严耕望已经据此指出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学习年限、买书银与生活衣着费用的支给、入唐留学生的身份、派遣留学生的规模等。关于新罗派遣来唐习业者的身份，严耕望认为，“除正式学生外，又有大小首领等名目”，如崔致远这样的青年学子“来唐作正式习业学生”，“大小首领则彼国各级官吏来唐进修者耳，非正式学生也”(25)。严文并未留意所谓“正式学生”绝大部分也是以参加宿卫的身份附学读书的，只是他们习业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一般达10年之久。而入唐宿卫的王子和酋长子弟、大小首领等，不少人也都申请入国子诸学习业，时间或许很短，当属于短期进修。如开成元年(836)新罗王子金义琮“来谢恩，兼宿卫。二年四月十一日，放还蕃”(26)。金义琮是以谢恩的目的出使唐朝，入唐后仍兼宿卫，未明其是否到国子诸学附学读书，按照惯例或当亦曾入学习业，但其第二年就回国了，因此即便入学习业时间也很短暂。由于每次派遣的留学生都可能留旅于唐朝长达10年甚至更长时间，积累起来同时在唐的留学生就可能多达一二百人。如开成二年(837)三月，“又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及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又请旧住学习业者，放还本国。敕：新罗学生内，许七人准去年八月敕处分。余时十马畜粮料等，既非旧例，并勒还蕃”(27)。开成五年(840)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其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28)。
至于入唐留学生的具体习业情状，包括其学习科目、学习时间以及宿卫与习业之间如何安排，唐代国子诸学的兴衰起伏与其习业情况的变化，凡此等等，由于史料的局限，目前还无法获得真实的了解。唐代后期有所谓“宾贡进士”之称，(29)史料中最早的“宾贡进士”是穆宗长庆元年(821)登科的金云卿。朝鲜史料之外，中文史料中亦有记载。《玉海》引唐《登科记》，“长庆元年辛丑宾贡一人金云卿”(30)。许多论文都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无面赘引。(31)从大量新罗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情况看，(32)10年或10年以上的留学生活，足以使其获得一定的经史知识，达到一定的文学水平。尽管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录取标准要低于唐朝士子，发榜时其名亦置于榜末，但能够登科，已经说明其文章水平和经史知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①《册府元龟》卷996《外臣部·鞮译》。
②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425-481页。
③关于崔致远的生卒年、入唐和归国时间、仕唐经历等，学界存在争议，本文采用较为通行的说法。可参见贾云《宾贡进士崔致远和他的〈桂苑笔耕集〉》，《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祁庆富：《崔致远在中国行迹考》，《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赵妍：《从中晚唐铨选制度考察崔致远在唐及第后的仕宦经历》，《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④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14页。
⑤《唐会要》卷36《蕃夷请经史》；又参见《旧唐书》卷199上《新罗传》；《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旧唐书》卷183《外戚窦德明传附窦维鍌传》载维鍌“撰《吉凶礼要》二十卷，行于代”。《新唐书》卷58《艺文志》仪注类收有“窦维鍌《吉凶礼要》二十卷”。考窦维鍌生平，其著此书当在开元前后，而非垂拱年间武则天赐予新罗的《吉凶要礼》。
⑥《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据《唐会要》卷36《蕃夷请经史》。这几部书写成并颁赐给金城公主的时间当在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⑦《唐会要》卷36《蕃夷请经史》；《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两书《十六国春秋》皆作《三十六国春秋》，疑误。
⑧《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
⑨《唐会要》卷36《蕃夷请经史》。
⑩《旧唐书》卷199上《日本国传》。
(11)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2)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载徐居正等编《东文选》，东京：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8-40页。
(13)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载徐居正等编《东文选》，东京：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9页。
(14)崔致远：《奏请宿卫学生还蕃状》，载徐居正等编《东文选》，东京：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40-41页。
(15)《大唐六典》卷24《诸卫》“左右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条，广池千九郎训点本，东京：横山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第438页。
(16)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儀禮空間——皇帝儀禮の舞臺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第七十二號、1992。
(17)《大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兵部郎中”条。
(18)《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五》，奎章阁藏本。
(19)《唐会要》卷36《附学读书》。
(20)《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
(21)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14页。
(22)高明士：《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23)《唐会要》卷35《学校》。
(24)朝鲜古书刊行会编：《东史纲目》卷5，日韩印刷株式会社，1915年。
(25)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431-432页。
(26)《唐会要》卷95《新罗》。
(27)《唐会要》卷36《附学读书》。
(28)《唐会要》卷95《新罗》。
(29)关于“宾贡进士”出现的原因，可参见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高明士：《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30)《玉海》卷116《选举》“咸平宾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高明士认为此处之《登科记》是《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李奕《登科记》，参见高明士《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31)参见高明士：《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党银平：《唐代有无“宾贡科”新论》，《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史秀莲：《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高氏继承严耕望之说，认为唐代科举考试有“宾贡科”。党文和史文都对此进行了辩驳，认为宾贡并非特设的科名，只是对异邦入唐应试士子类别的代称，但录取标准当低于中国士子。
(32)据严耕望统计，“新罗白长庆至五代登第者盖近百人”。参见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