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学者对旧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中国论文,社会问题论文,教会论文,学者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会大学在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中办学，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关注并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以期能对社会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便成为教会大学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项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为师生提供了接触并了解社会的机会。教会大学学者对旧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和边疆三个方面。
1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城市既是某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集中了一批产业工人和贫民，社会矛盾在城市中的表现十分突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不可不首先关注当时城市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民国初年，教会大学的一些外籍教授采用西方的社会调查方式，调查并研究中国的城市问题，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1918—191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步济时（J.S.Burqess ）与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等人，仿照1914年美国茹素斯基金会组织的春田社会调查，实地考察了北京市的社会状况，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发表，书名为《北京——一种社会调查》。尽管当时北京市的各部门缺乏详尽可靠的资料，但该书作者以各种方式收集整理了一批有关材料，为探讨这个城市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基本素材，这一调查被视为我国都市社会调查的开端。
进入2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扩展，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使得教会大学愈来愈多地关注城市问题，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都组织了关于城市问题的综合性或专题性的社会调查。
1924年，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外籍教授的指导下，对济南市进行了总体调查，内容涉及该市的历史、地志、人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地方财政、劳教制度、娱乐活动、娼妓、工业状况、生活水准、住宅、慈善事业、教育体制、文化和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妇女动向、家庭状况、基督教活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用英文发表了《济南社会一瞥》一文。此文材料翔实，叙述客观，且能以比较和审视的眼光来看待济南的社会问题。如在“人口”部分，作者将济南的人口密度与北京及美国城市的人口密度作了比较分析，对人口中的男性和女性比例也将之与北京及西方国家城市的两性比例作了比较分析，并且以一定的统计数字作为依据。该报告在对济南市的社会进行客观介绍的同时，展示了这个城市所存在的诸多阴暗面。如城市的理财体制十分杂乱，妓院林立（全市仅注册的妓院便达530家）；房屋破旧， 有数千人居住在条件极为恶劣的土草席屋中等等。作者在结束这项调查时所写的报告中认为，“没有人会对任何大城市提出进行一次完满社会调查的主张，由于许多情报资料保密，有些不准确，而且某些重要的社会现象或机构很可能被我们所忽视。那么，可能做出的最好调查也是不完善的。然而，对周围的社会生活作些了解，总比毫无所知和漠然置之要好些。”〔1〕
燕京大学的学者在探讨城市问题时，采取了宏观和微观并举的方式，调查的门类相对集中，但就某个门类所进行的调查远不止于一个或几个城市。该校教师严景耀于20年代末就犯罪问题带领学生在20余个城市进行了专题调查，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成为颇有声望的犯罪问题专家。此外，对劳工问题的探讨也采用了这种方式。
除了开展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城市调查外，一些教会大学学者还致力于都市社会学理论的构建。1929年，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吴景超出版了《都市社会学》一书，论述了都市的经济、都市的人口，都市的区域、都市的控制等问题。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该书序言中认为，这四部分的论述贯串了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首先说明都市区域的概念，以及都市与周围乡村沟通的现象，从而使人了解都市的存在与发展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本身与其附庸区域交相作用的结果。因此，讨论都市内部的生活要注意环境与行为的关系。另一点是注意研究方法，从实际研究下手。〔2〕
值得指出的是，教会大学学者对城市问题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抗战时期，在生活环境极不安定的情况下，也仍坚持这项研究。当时内迁成都的一些教会大学组织师生对成都市的社会、人口、婚姻等问题进行的多角度研究便是一例。
2 旧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农村，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十分不景气，大批农户破产，农村社会的发展不断受到阻碍，这引起了一部分教会大学学者的关注。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把视角投向农村，进行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农村社会调查。
1918年至1919年间，沪江大学教授葛学博（Daniel kulp ll）带领学生赴广东潮州的凤凰村调查该村的地势、人口、卫生、种族、经济、治理、风俗、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情况。调查结果用英文写成《华南乡村生活》于1925年出版，该报告提供了一种研究农村社会的方法，标志着我国乡村社会调查的开始。
1923年至1924年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J.L.Buck）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了102户农家的状况， 尤其注重调查田主及佃户的全年收入和支出。同时，卜凯还指导学生采用较详细的问题表，在河北盐山县调查了150个农家，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了考察， 对田庄的大小、耕作情况、农产数量、贩卖的方法等项也都有详细的统计，调查结果写成《中国农业经济》一文用英文发表。
1923年，在白克令（H.S.Bucklin）教授的指导下， 沪江大学社会调查班的学生调查了离上海不远的沈家行农村，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宗教生活、地方行政与惩罚制、教育、农工商业、健康与公众卫生、娱乐、居住等项。调查结果由张镜予主编，由曾友豪、汪承镐、邵绳武、黄乃麟、郑鹤、白克令、张镜予、丁瑞生8人合写成《沈家行实况》， 做为沪江大学勃朗丛书之第一种，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个以中文撰写的我国有关农村社会调查的报告。
1926年至1927年间，在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的指导下，部分燕京大学师生对北平郊外的挂甲屯、黑山扈等4个村进行了调查。 这次调查的重点在乡村家庭方面，共计调查了160多个家庭， 向每个家庭所发放的问题约100个左右，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口与家庭、家庭的收入、 家庭的生活状况与支出、村民其它状况。从细目上看，又分为住户的来源、种族的分配、家庭的大小与亲属关系、人口的年龄与性别、结婚的年龄；工资及营业收入、其他收入、借货与当物；食品、住房、衣服、燃料、杂项；健康与卫生、教育与知识、风俗与习惯。调查结果由李景汉写成《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于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是我国最早关于乡村家庭调查的报告，成为以后人们开展家庭调查的蓝本。
抗战前，较为著名的农村社会调查还有：1928年燕京大学学者在北平市郊清河镇进行的调查；1934年至1935年间金陵大学农学院乔启明在江宁县淳化镇进行的调查；岭南大学伍锐麟的旧凤凰村社会调查。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学者的农村社会调查多推重经济因素，调查的规模和范围比较大，并能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结合起来，调查的目的在于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状况。
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一些教会大学学者还进行了改良农村的社会实践，建立了一些试验区或农村建设基地。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北平清河实验区、山东汶上和济宁农村建设基地、贵州定番实验县。
1928年，由美国洛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系主任许仕廉的组织下，于北平郊外的清河镇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较大规模的调查。1930年，正式成立了清河试验区。试验区以清河镇为中心，包括当时的宛平、昌平及市郊40个村，面积达200 多平方公里，有人口25000多人。试验区设主任一人，干事一人， 下设经济、卫生、服务、研究4个股，分别组织信用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和小本借贷，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和经济作物管理，开办工厂和医院，开展妇幼保健、儿童福利、职业训练、公共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娱乐、体育锻炼等工作。在此基础上，许仕廉等人撰写了《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1935年，燕京大学的张鸿钧教授带领一批师生前往山东汶上县开展调查，并建立了农村建设基地。为了便于协调和管理，山东省政府任命张鸿钧为汶上县县长。次年，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会同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山东济宁进行了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一些教会大学不断地派送学生前往汶上和济宁实习，壮大了实验的队伍。
抗战爆发后，华北农村教育协进会所属的乡政学院由河北定县辗转迁到贵州定番，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一些学者参加了该院的工作。从1938年开始，该院在定番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实验，燕京大学教授张鸿钧兼任该县的县长，燕京大学教师吴椿、李葆贵，金陵大学教师章元玮等人兼任了县政府有关科室的负责人，实行行政学术化和学术实际化。该院在定番主要进行农业改进工作，设立了训练农业人员的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和农业推广部、贵州省立直辖农场等机构，实行农业研究和推广一条龙，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3 教会大学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问题亦十分关注。抗战期间，几所主要的教会大学内迁西南，一批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也聚集西南。他们深入少数民族区域，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民族调查研究，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学者是华西协合大学的李安宅、金陵大学的徐益棠、燕京大学的林耀华和吴文藻。
李安宅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到美国留学，1941年至1947年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曾深入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在收集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边疆社会工作》等著作。
徐益棠与助理研究员胡良珍于1940年夏天深入到雷波小凉山，对小凉山
民的地理环境、居处、服饰、生计、财产、婚姻、阶级制度与政治、战争、生与死、宗教与巫术，进行了深入调查，于1944年出版了《雷波小凉山之民》一书，认为在民社会里阶级制度可依血缘关系和政治经济系统来加以划分。依前者，可分为白和黑，依后者，可分为贵族、自由人和奴隶三个等级，这为正确认识民社会中的阶级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林耀华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曾于1943年夏天深入大小凉山进行考察。他采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对夷族的社会性质、家庭婚姻、社会的主要枢纽以及经济、阶级、打冤家、巫术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其目的是探讨少数民族的团结力以及与汉人相处的问题。在吴文藻的热情支持下，其将研究成果写成《凉山夷家》一书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吴文藻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功能学派的代表，他提倡社区研究，主张社会学中国化。抗战期间，吴文藻指导一些师生考察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主持燕京大学西南边疆研究站的工作，与在云南、西藏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费孝通、李安宅、李有义等知名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除了上述所列举的个体的社会调查外，1941年2月由内迁成都的5所教会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正式发表宣言和会章，确定以实现民族团结，建立国防力量、开发富源为目的，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和设计。此后，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边疆研究所，连同原先已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会，这三个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组织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边疆学会成立后，多次举办关于瑶民、羌民、藏民问题的公开演讲，并出版边疆月刊。华西边疆学会坚持每年出一期刊物，每月邀请专家学者作专题演讲。胡秀英的《嘉戎族之生活与植物环境之关系》、林耀华的《云贵之苗族》、葛维汉的《羌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都是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演讲，生动且吸引人。华西协合大学边疆研究所则有计划地派出研究人员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并多次举办边疆文物展览。于式玉研究员和蒋旨昂教授曾赴西康黑水考察，分别写成《麻窝衙门》、《黑水社区政治》等著作。
与此同时，对边疆少数民族区域文化问题的调查研究也成为一些教会大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抗战期间，华中大学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组织包鹭宾、游国恩、傅懋绩等教授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方言，少数民族文学的编撰与分类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美国一些汉学家的重视。
4 在调查和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时，教会大学学者通常不是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因而难以找到社会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以及建设一个良好社会的正确途径。他们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一些社会建设，以缓和社会矛盾为目的，基本停留在改良主义的层面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些教会大学学者就研究社会问题所强调的三个目标：社会化之良好、科学化之社会工作、科学化之社会研究，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但具有积极意义的是，他们能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不顾艰辛，满怀热情地走上社会，亲眼目睹了社会的贫困和落后，获得许多感性认识，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写出了不少颇有份量的论文和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良社会的方案。他们还十分重视引进西方的有关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这具有积极意义。费孝通教授在评价这些学者的工作时指出：“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上估价也许并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去检讨，确可认为是重要的迈进。他们不是单纯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观念加以解释，不是专注重于西洋理论的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的罗列中国的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的范围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从可以证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的解释，使我们对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3〕显然，这一评价是较为客观的。
注释：
〔1〕齐鲁大学社会学系调查编著， 郭大松译《济南社会一瞥》（1924年）。
〔2〕见杨雅彬著《中国社会学史》第139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成长》， 转引自《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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