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动词前缀“打－”演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前缀论文,探析论文,动词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3)04-0470-07
“打”字的组合形式极为多样，尤其在近代汉语中，它与动词性成分的凝固组合是汉语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语言现象。各家对此现象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多数人据其结合面较广、有较强的动态性，称之为“动词前缀”。（注：陈望道称之为“动词添头”，王力谓之“动词的记号”，太田辰夫定名“接头辞”，袁宾、俞光中、植田均称为“动词前缀”，蒋冀骋解为“动词词头”，王海芬认为是“动词标志”。）但这种前缀并不是汉语中从来就有的。汉语中的虚词性成分多源于实词，动词前缀“打－”由动词“打”演化而来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由一个逐步扩展的组合群的共有成分推衍形成。通常情况下，“打”是有实在意义的动作动词，在句子中作谓语核心、其后带体词性宾语是它的语法意义的具体体现；而前缀“打－”则多被认为是几乎没有词汇意义、其语法意义是强调所构成词的动态性的构词单位。“打”的这一词汇意义模糊、语法意义改变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语法化现象。本文即以“打、打-V”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口语性较强的材料进行系统整理，考察它的组合形式与使用范围的变化，试图对“打-V”起源、发展及衰变作出描写和解释，并找出某些小范围内汉语词汇群具有一定规律性或倾向性的东西。
一、“打”的语义特点与引申和泛化
虚词性成分的语法化总是以实词的语义为基础，是实词词义概括、抽象、虚化的结果，而“打”的概括、抽象以至泛化是与它的语义特点密切联系的。因此，认真分析“打”的语义特点，理清动词“打”的词义引申与泛化过程是研究动词前缀“打－”语法化的基础。
“打”有文献可查的最初意义即“（用手或器物）撞击（物体）”，在魏晋以前的文献中很少见到“打”字，中古文献中“打”字出现的频率很低，且多见于口语性较强的译经、歌谣、对话中，显示出较强的口语色彩。众所周知，对于主体能发出的动作动词而言，往往连系着一系列的语法语义范畴：动作的主体、动作的方式或凭借、动作的对象、动作的结果、动作的方向、动作的强烈程度等。无论是在古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打”都是一个动态性很强的、典型的动作动词，与之相连系的语法语义范畴也较为典型和全面：动作的主体、动作的受事、动作的强烈程度、动作的方向，以及引起的结果、凭借的工具、起事的目的、担任的角色等。这些语法语义范畴在同一义场内的具体动词中常常具体化，其结果就是形成一些具体的、个别的特征义素，这些特征义素以纯表动作的核心义素为中心聚合形成不同的义位（表现为词），此核心义素如独立为义位，则在义场中居于上位词的地位。据研究，至少在南朝宋齐时“打”在口语中已取得“打击”义场中语词的上位词地位，上古习惯搭配“击鼓”也逐渐被“打鼓”取而代之。[1](P401)因之，“打”作为动作动词的语义特点是：连系的语法语义范畴多，所含限制义素少，能够指称的动作范围广，所指称的动作行为含有击打或类似于击打的动作。因此，“打”的用法灵活，与之搭配的范围广泛。
1.1 中古以及隋唐五代时期，“打”词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引申，应用也更趋灵活，存在明显词义泛化倾向；宋元时期打的语义泛化现象已经极为普遍。
引申为“进行某种游戏、运动”，如“打鞦
、打毬、打竹簇、打叶钱”；引申为“捕猎”义，如“打慈鸦、打鱼、打兔”；在“打谷”组合中引申为“击打使……脱粒”义，与现代汉语“打了多少粮食”的“收获”义有引申关系；在“打碑”中由含有的击打动作指称“拓印”；在“打水”中由击水而汲指称“汲取”义。
(1)蔡伯喈睹睐笛椽，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王右军闻，大嗔曰：“三祖寿乐器，虺瓦吊，孙家儿打折。”（《世说新语·轻诋》）
后之言“打折”，即前“振且摆”而折，并非对它撞击使之断折，“振且摆”类似于击打动作。
(2)女子泊纱于水，举头忽见一人……（伍子胥）：“空中忽闻娘子打纱之声，触处寻声访觅。”（《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浣，洗涤”含有击打的动作，所以“打”在这里表示“浣洗”的意思。
1.2 从“打”所连系的其他语法语义范畴看，动作发出者总有其目的，并产生某种结果，这也与“打”的语义特点紧密相联系，例如：
(3)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王梵志诗校注·世无百年人》）
“打”为锤击，“铁”为受事，“作门限”是目的，“门限”是动作的结果。一旦“打”的后附宾语扩大到表目的或结果的名词范围，势必会反过来对“打”的意义形成一定的影响。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例如：
(4)（李太尉家小宅）相传幽甚，直二百十千，
买之，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得一处，就耕之。（唐温庭筠《乾
子·窦》
(5)酒熟花开三月里，但知排打曲江春。（《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6)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似之，而打为夹缬，初献皇后一尺，上见而赏之。（五代马鉴《续事始·夹缬》）
以上各例，“打”的宾语均为动作结果，这使得“打”的意义逐渐获得了语境中“制作，使……产生”的意味，有些因经常使用而愈来愈突出，逐渐独立为一个新的义位，如例(4)独立为“修筑，建造”义，例(6)独立为“编织”。
如果含有该意味的“打”与更为抽象的结果宾语相结合，其意义会随之变得更为概括，如：
(7)曰：“陛下试召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唐郑棨《开天传信记》）
“打场”本为艺人通过类似击打的动作维持场地秩序，因为动作范围大，不仅含有一种具体动作，“打”的所指义也随之宽泛。
(8)善能歌，打难令，正是聪明，处处皆通顺。（《敦煌曲校录·苏幕遮》）
宋洪迈《容斋续笔·唐人酒令》：“又有旗幡令、闪压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惟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打令本为有手部动作，又有韵语的酒席助兴活动，“打”的意义也随之宽泛，甚至可以用泛义动词“行”替代，称“行酒令”。
(9)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尔何不从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李敬》）
此例中的“打”已经不再具有“击打”义，“使……产生”的义素已占据主导地位，“打风打雨”即为“行风行雨、呼风唤雨”，喻威势大。
(10)师强打精神，奏其王曰……（《敦煌变文集·降魔变文》
此例中“打”的宾语为抽象名词表结果，“打”的意义有“使……产生”义，后固化为“振作”。
宋元用例中含有击打动作的如“打铁船、打刀、打火、打个地盘”，同时大量存在动作不包含“击打”的“打N”结构，N仍为表结果或目的的具体名词：
(11)“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无手行者能打饼。”（《古尊宿语录》卷23）
(12)东林颂：袖头打领无添减，腋下剜襟有时短。（《古尊宿语录》卷48）
(13)其徒以为打包潜窜，有欲来装从行者，已乃奄然坐化。（洪迈《夷坚志·雪峰宗一》
有的结果宾语、目的宾语不是实际事物，这时，“打”的意义变得更为抽象，如：
(14)这个是就处打出语。（《古尊宿语录》卷15）
(15)法聪笑道：“休打砌！我见舂了几升陈米，煮下半瓮黄齑。”（金《董解元西厢记》）
今人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使砌，又称打砌、点砌，是宋元时代‘说话’、‘做院本’的一般习惯语。‘砌’是插科打诨开玩笑一类的滑稽话。”此“打”与“使”义相当。
(16)师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景德传灯录》卷7）
(17)僧打圆相曰：“还出得这个也无？”（《五灯会元·大宁道密禅师》）
(18)你本是那泼泥鳅打伙相随从，可便干闹起一座水晶宫。（《元曲选·小尉迟》）
“打”不仅与受事、结果、目的名词组合范围广泛，用法灵活，与其他语义类型的名词组合也极为灵活，有时甚至很难离析出它的意义，但并不能说它无义，如“打官司、打官防”。
1.3 “打”这种泛义性，也可以从另一种组合中得到证明，即唐至宋元时或出现的“打+A（表状态的形容词性成分）”，其意义是“打”的“使……产生”义的体现：
(19)雀儿打硬，犹自落荒漫语。（《敦煌变文集·燕子赋》）
(20)幽岩实快乐，山野打蹒跚，本拟将人看，却被看人看。（《敦煌变文集·燕子赋》）
(21)师云：“我不可替汝这般底，而后去别处打风颠去也。”（《祖堂集·盘山和尚》）
“打硬、打强”意思是“逞硬、逞强”，“蹒珊”为走路不稳的样子，“风颠”为精神行为不正常的样子，“打”即有“作出……的样子或状态”之义。
(22)师云：“与么则打软去也。”（《古尊宿语录》卷九）
(23)德山便打风流儒雅：“某甲话也未问，头上著枷，脚下著匣，待是哪里人？”（《五灯会元·净慈昙密禅师》）
(24)（柳七官人）在京师与三个出名上厅行首打暖：一个唤做陈师师，一个唤作赵香香，一个唤作赵冬冬。（《清平山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25)我索区区每日打勤劳。（《元刊杂剧三十种·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以上的“打”逐步突破了“打＋（表受事)N”的组合形式，与之相应，这也使得它的语义要素部分消失，“击打”意义减弱，但作为动词的语法功能基本未变，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一个泛义动词了。
“打”的组合从唐代开始逐步泛化，至宋元时期，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在数量上，它的泛义用法都极为普遍，[3]如果仅根据组合和语境订立义项，很难把它们归纳为简明的几个义项。这种现象宋代贤达已经注意到了，刘昌诗《芦浦笔记》、欧阳修《归田录》都对当时打的泛化情况有所记载，其中欧阳修更是概括为“触事谓之打”。“触事皆谓之打”可能在概括范围上过于广泛，清代黄生在《字诂》中的概括更为合适一点：“盖凡起而作其事者，皆谓之打耳。”“起而作其事”是“打”字意义的高度概括，也是当时人们语言心理上普遍接受并能灵活运用的，正是在这些灵活运用中，“打”的意义逐步概括、抽象，最终泛化。
在我们看来，“打”的泛化与它的语义特点有着密切联系。“打”本身是一个动态性很强的动作动词，只有具备活动能力的物体才能发出和进行，而它所指称的很多是包含击打或类似击打的动作，而与生命体发出的动作联系密切的语法语义范畴有受事、目的、结果等，“打”的泛化正是在“打”经常与表目的、结果的成分组合的过程中，逐步固化了语义结构中的“作出，使……产生”的义素，进而与抽象概括性更高的成分组合，最终能用“作、为、行、发”等泛义动词代换，成为一个典型的泛义动词。
二、“打”后动词性成分的出现与“打-V”结构的固化
一个动词在“（主）＋动＋名”式的结构中通常是不会发生语法化的。这是因为在这一格式中，动词处于谓语的句法位置，是整个结构的核心，进入该位置的动词动态性强，语法功能显著。因此，“打”虚化为词缀尚需在句法位置和组合上进一步演变，因为“句法位置和组合关系的改变是词汇语法化的重要诱因。”[4](P161)所以，对历史语言材料中的“打”进行结构分析，把握其句法位置和组合关系的改变，是我们探讨动词前缀“打”起源的重要途径。
2.1 我们认为，“打”带动词性宾语是它词缀化的关键所在。蒋绍愚说：“在汉语中，名词固然常常充当宾语，但动词充当宾语，也是很常见的现象。”[1](P225)实际上在先秦、秦汉汉语中就存在能带动词性宾语的动词，如“为、行、作”等。
(26)（孔子）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论语·子罕》）
(27)他日欻然曰：“腹烦杀人，唤萧郎作一打。”（《南史·任忠传》）
“为、行、作”是上中古就已存在的泛义动词，而“打”，如前文所述，是近代汉语新兴的一个泛义动词，它的意义与“为、行、作”等泛义动词极为相近，都有“做、作出、进行”义，都能带抽象性很强的名词性成分和形容词性成分作宾语。“打”后自然、也可带动词性成分作宾语。不过，“打-V”形式的动宾式与“打N”形式相比，“打”的意义更为抽象，如：
(28)此四凶者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南史·梁临川靖王宏传》）
(29)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隋书·刑法志》）
稽，《说文》云：“留止也。”“打稽”的语义指作留止行人、财物的事。
(30)引军打劫，直到石头店。（《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31)玉梅将贼兵打劫及范希周救取成亲之事，述了一遍。（《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
“打劫”，亦称“打结”，本为围棋术语“作劫夺”的意思，引申到一般指作劫夺的事情。
(32)师因举初祖于少林寺里，面壁打坐九年。（《祖堂集·保福和尚》）
(33)进曰：“如何是进身事？”师云：“事事惣须打过。”（《祖堂集·齐云和尚》）
唐五代文献中的“打-V”式还不多见，其明显的特征是其后不能带名词性成分作宾语。我们认为“打-V”本身即为动宾式，这种结构式几乎排斥了除时间名词外的一切名词宾语。“打-V”结构中的“打”与前述“打”加抽象程度高的结果宾语名词和“打+A”中的“打”意义极为相近，都是“作出、进行”义，与之相较，“打-V”中的“打”意义更抽象。“打-V”式在宋元乃至明朝极为常见，如：
(34)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馉饳儿。”（《清平山堂话本·简贴和尚》）
(35)及至接入，却其俗，只是一路爱便宜，才说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打供，想见宗杲如此。（《朱子语类》卷112）
(36)师云：“打躬近前，问一处火发任从你救。”（《古尊宿语录》卷9）
(37)阿骨打一日集众酋出荒漠打围射猎，粘罕与某并辔，令译者相谓曰……（《三朝北盟会编·茅斋自叙》）
(38)这官人好和那孝友孩儿厮似也。仔细打看，全是我那孩儿。（《元曲选·合汗衫》）
(39)领上因打折时被灯煤落下，烧了一个孔。（《警世通言》卷11）
(40)峰云：“今生不着便，共文遂个汉行数处，被他带累。今日师兄到此，又只管打睡。”（《祖堂集·岩头和尚》
(41)师上堂：“山僧本无积蓄，且得粥足饭足，困来即便打眠，一任东卜西卜。”（《五灯会元·西余净端禅师》）
例(34)至(39)是“打＋及物动词性成分”（我们称为“打-Vt”）的组合，因为是在动宾格式下产生的，所以构成的组合形式不能再带受事宾语。宋元明时期，像这样的组合形式是大量的，如“打博、打抹、打渲、打请、打调、打谈、打揭、打转、打醮、打哄、打挣”等。例(40)、(41)是“打＋不及物动词性成分”（打-Vi）。一般来说它们更不可能带宾语。在“打-V”式组合中“打”的意义明显为“作出，进行……动作行为”，但是作为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V本身就含有“作出，进行（动作行为）”的意味，这种意义上的重合使得“打”的意义更为模糊、抽象，语义重心必然落在具体说明动作行为的动词V上。“打”在“打-V”中实际上强调、突出了动作行为的进行和发出，起到了增强后面动词V效果的作用。
2.2 众所周知，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双音节化的趋势，这是因为人们在语言认知心理上历史形成的、把双音节韵律作为标准节律的倾向。进入双音节结构的组合形式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一个整体的印象，节律要求其中的两个成分必须同时出现，出现的次数多了便成为熟语，熟用久了就导致凝固，因而有可能（不是必然）凝固为词。这种现象，冯胜利称之为双音短语固化。[5](P16)“打-V”正是这样的固化形式，有些“打-V”组合有明显的词化倾向，但“打”仍未发展到完全词缀化的程度，“打一V”形式的大量存在证明了这一点，例如：
(42)如引人向万丈悬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断。（《碧岩录》卷4）
(43)但反而思之，便弥便明，这气色打一转，日日作功夫，日日有长进。（《朱子语类》卷112）
(44)杨官人觑一觑，把脚打一踢，踢在半空里，却待脱落，打一接住。（《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
(45)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别物。（《水浒传》第一回）
这样的例子还有“打一解、打一看、打一望、打一和、打一耸、打一夺、打一跳、打一掣、打一抖”等。其中的动词V因受表瞬间的“一”限制，多数为具体动作动词，且能瞬间发出或完成。动作持续性动词、非自主动词一般不能瞬间发出和完成，就没有“打一V”形式。这种“打－V”形式，吕叔湘先生认为“一V”是动量宾语，“打”是某一动作。[6](P199)我们以为，由于“打”是抽象度很高的泛义动词，有“作出，进行（某一动作)”义，则“一V”应为普通宾语。它与动量宾语的区别就是其后不能再插入名词性宾语，“打”后不能带时态成分和名词性宾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打－V”在与其他表达动量和瞬间动作的句法形式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在明代衰退、清初消失。
三、“打-V”的凝固式词化与前缀“打”的形成
3.1 “打-Vt”组合在产生早期受动宾格式的制约，一般不能再加宾语。但在双音节打-Vt固化短语中，语义重点落在Vt上，这使得Vt的及物动词特性有可能逐渐凸显，“打-Vt”也能带Vt的宾语，这就标志着“打-Vt”由短语的句法组合层面进入到凝固的词的层面。“打-Vt”作为一个词，其内部两个语素的句法结构动宾关系就不可能在“打-Vt”词的句法组合中起什么作用，“打-Vt”也就能够像任何一个及物动词一样带体词性宾语。这种词化趋势在宋代已经开始显现：
(46)（渊）首座住慧安，逐日打化。（宋《大慧普觉宗门武库》）
(47)这大相国寺里知寺厮认，留苦行在此间打化香油钱。（《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
(48)日来听得孙二要出外打旋，不知如何，等他来时把几句劝它则个。（宋无名氏《小孙屠》）
(49)随后打旋些银钱将你去。（《元典章·刑部七》卷45）
钱南扬校注(48)：旋有周转之意。言经济不宽裕，求助于人。
(50)（诸色人等）私卖酒醋盐曲货，匿税遏所在捕捉，却行聚众打夺。（《元典章·户部八》卷22）
(51)（人犯）贪图厚利、聚成群党，恃势打夺私酒曲货，匿税不畏公法。（《元典章·户部八》卷22）
(52)（崔宁）看着清湖河里扑通地都跳下水去了，当下叫人打捞，便不见了尸首。（《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
(53)大尹交且将卜吉押下牢里，到来日押去了通判宅里，井中打捞尸首。（《三遂平妖传》第6回）
(54)次日郡王封简子去临安府，即将可常、新荷量轻打断。（《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
(55)赵再理授广州新会知县……第一日谒庙行香，第二日交割牌印，第三日打断公事。（《警世通言·皂角林大王假形》）
(56)（宋四公）故意叫骂埋怨，却把点茶老儿的儿子衣服打换穿了，因此众人不疑。（《近代语法资料汇编·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57)道别求个女艳姝，待打换我这丑媳妇。（《元曲选·生金阁》）
“打化”为“乞化，做募化的事”，动词性成分“化”凸显则“打化”能带“化”的宾语；“打断”谓做判案的事，动词性成分“断”凸显则整体带“断”的宾语“公事”，“打夺、打捞”等亦是如此。我们还注意到：例(54)、(56)的语法格式是“把／将+N+V（打-V）”式，即平常所说的处置式，其中的N为V的受事。这种格式在“打-V”仍为动宾式短语的情况下是较为稳定的，但一旦“打-V”凝固为词，格式就变得不太稳固了，（注：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P220)说“由于句尾只有一个单纯动词，这就在动词后面留了很大的发展余地。”）表受事的N就比较容易移至V（即“打-V”）后。
这种“打”后动词Vt语义语法作用的凸显使得“打-V”整体能带宾语，也说明“打”作为动词的语法功能极大削弱，以“打”为动词核心的动宾关系在“打-V”中逐渐模糊，“打”几乎失去了词汇意义，变成在构词上起强调“打-V”动词动态性语法意义的词缀成分，语法化完成。
3.2 类似的“打-V”带名词宾语的例子在宋元明时期普遍存在，例如：
(58)你如今和我去勾栏内打唤王金榜。（宋无名氏《错立身》第二出）
(59)人都唤我做张撇古，三月五日去那会稽城中打勾些物件。（《元曲选·渔樵记》）
(60)宿太尉打担了御酒、金银牌面、缎疋表里之物，上马出城。（《水浒传》卷82回）
(61)一面点了茶，一面下去打抹春枱。（《金瓶梅词话》第11回）
(62)那呆子认是行者的声音，在水里骂道：“天杀的弼马温！到这们苦处，还来打诈财物哩！”（《西游记》第76回）
(63)兰氏口里道：“终日去打动人，今日却有人来打劫了。”众人道：“胡说！谁来打劫你家，你家强盗事发了。”（《初刻拍案惊奇》卷19）
以上的“打-V”意义均与“V”同，“打”有强调动作行为动态性的作用。我们注意到，这些“打-V”式词多数在使用频率上始终未能高于单音动词V，而且大多数未能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保存下来。我们认为，“打-V”式结构词的衰退表明，“打-V”式词仅仅是近代汉语词汇双音节化过程中一种颇具尝试性的构词现象。这种构词现象的衰落与“打-V”式词本身的特点有着密切联系：双音节“打-V”词虽然满足了汉语词语双音节化的要求，但是它在意义上与“V”本身没有很大的区别，这显然不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的要求，况且单音节动词本身使用也较为灵活，其他方式双音节化词具有比“打-V”词更强的表现力。
3.3 少数保留下来的“打-V”式词是这种颇具特色的构词现象的历史积淀，有的是因为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密切，使用较广，如“打扫、打搅、打探”等。有的是在语义和用法上有了变化，如“打量、打听、打点、打发、打算”等。
打量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说：“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这种意义在宋元时期占多数：
(64)臣今欲乞令差官只据见在草地，逐段打量的实顷亩，明立封标界至。（宋欧阳修《论牧马草地札子》）
(65)试请六蕃岭直南，打量四十里，看到得鸿和尔大山甚处？……假令去却“脚”字，只将地里打量，也只打量得山脚下。（宋沈括《乙卯入国奏请并别录》）
(66)奉圣旨约束管民官司，不得打量军户地亩。（《元典章·刑部十》卷24）
由实际测度引申为“心理上测度”，则为“估量、料想”：
(67)说与东江津吏道：打量今晚涨痕来。（宋范成大《甘雨应祈》诗）
(68)那雪雁此时只打量黛玉心中一无所知了。（《红楼梦》第90回）
由实际测度引申到“用眼测度”，则为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察看、掠视”义：
(69)这熙风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红楼梦》第2回）
打发 宋刘昌诗《芦浦笔记》“诸府支酒谓之打发”，即“发放（物品）”，如：
(70)倘有迎接人不到，其差去人员因而织罗其间，取受打发钱物，深不便当，都省却。（《元典章·礼部一》卷28）
(71)其全省部台院务监诸衙门差去人员，并不得打发人情钱物。（《元典章·礼部一》卷28）
元代“打发”后宾语可以是物品发放对象：
(72)梅香，取上好的脂粉来，打发这秀才咱！（《元曲选·留鞋记》）
因此，“打发”有了“发给、施予（人）”的意思，施予的原因是“应付，回应人的某种要求”，目的在于“使之离开”，由此产生两个引申义：“应付、回复；发遣”义，如：
(73)如今俺娘要和你对话哩，你别要说我对你说，交他怪我，你须预备些话儿打发他。（《金瓶梅词话》第51回）
(74)那个弟子孩儿，偷东摸西，打发了他去了罢！（《元曲选外编·村乐堂》）
两义又分别衍生例(75)“照应安排”义及主谓结构做宾语的例(76)“派遣”义：
(75)那时节先打发了孙家孔目出牢囚，我就直到他衙门里报冤仇。（《元曲选·黑旋风》）
(76)我着员外打发你去。（《元曲选·看钱奴》）
打算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
厥后蓄积稍羡，人堂有意用兵。祭酒芮国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数文腥钱使作，何不试打算，了得几番犒赏？“上曰：“朕未知计也，待打算报卿。”后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赏，于是用兵之意又寝。
这三个“打算”明显为动宾组合短语“作核算”，不能带名词性宾语。《元典章》中“打算”用例9，只有一例（后例78）能带宾语：
(77)（官吏）多酣酒命妓以为故常，年终打算，数其破官钱何所从出。（《元典章·户部二》卷16）
(78)奉圣旨打算了后头，觑面皮呵那其间里细看察。（《元典章·户部八》卷22）
这说明至少在元代“打算”已经固化为词，且宾语多为帐目等可算计的东西。元明时期“打算”已经引申出“在思想上算计”的“考虑”义：
(79)恰打算别离苦况味，见小玉言端的。又惊散鸳鸯两处飞。（《元曲选·青衫泪》）
(80)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产，时常心下打算。（《初刻拍案惊奇》卷37）
至少在清初，“打算”已能带谓词性宾语，而在现代汉语中“打算”则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名词性宾语。《红楼梦》、《歧路灯》所代表的语言时期正是“打算”发展变化的过渡时期。据我们的统计，《红楼梦》中带名词性宾语的“打算”5例，带谓词性宾语9例；《歧路灯》中“打算”带名词性宾语16例，带谓词性宾语22例。
(81)贾琏答应了“是”，便退出来打算银钱。（《红楼梦》第116回）
(82)你的话，我明日到路上说。你可打算行李，休遗漏下东西。（《歧路灯》7回）
(83)听见宝钗推让，他心里本早打算过宝钗生日，因家中闹得七颠八倒，也不敢在贾母处提起。（《红楼梦》108回）
(84)但如今也将近冬天了，到了来年，再上紧打算这宗大事。（《歧路灯》26回）
(85)薛姨妈是高高兴兴要打算替他买房子治家伙，择吉迎娶。（《红楼梦》67回）
(86)你打算还债，我一心读书。（《歧路灯》）
(87)我打算要问二奶奶那里支用一两个月的月钱。（《红楼梦》83回）
(88)这邓祥、德喜正打算随主荣任。（《歧路灯》10回）
例(81)、(82)带名词性宾语有明显的“核算、计点”义，(83)、(84)所带名词性宾语因不可能“计点”，有“考虑、谋划”义，而(85)、(86)带谓词性宾语，但所涉及的事物能计点，所以仍带有一定的“核算”意味；例(87)、(88)已经和现代汉语的“谋划”义带谓词性宾语没有差别了，“打算”也由具体动作动词转入心理动词，至现代汉语中“打算”带名词性宾语反而湮灭无闻。
综合“打量、打发、打算”词化后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我们发现，这些“打-V”的意义和用法已经不能简单地与“V”划等号了，进入词汇层后这些“打-V”的词义及用法变化遵循词汇系统自身不同于句法的演变规律。而“打-V”也已经作为一个语义、语法的整体独立起作用，与“V”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但“打-”仍为词缀成分，只不过由“粘附于词干的词缀”变成了“与词干融合的词缀”。这极为近似于“一个成分虚化到极限后就跟实词融合在一起，自身变成了零形式”。[7](P20)
从“打”由实义动词到词缀的语法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动词“打”的语义特点诱导其语义泛化，泛化义“作，为”是它发生语法化的语义基础，与动词性成分的结合为其结构基础，少数进入“打-V”的单音及物动词固化成词，“打-”随之成为一个具有较强能产性的词缀，由词化而完成语法化。这一过程与双音节趋势大背景下词化是一致的，密不可分的，透露出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在不同层面上有其复杂性。“打-V”的历时演变验证了萨丕尔“形式比它的概念内容存活得长久”[8](P87)的重要语言发展演变规律，即语言形式和意义在演化进程中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性，语言形式总是落后于语言意义的变化。
［收稿日期］2003-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