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永[1]1993年在《结肠癌多阶段发生过程中癌基因研究》文中提出肿瘤是一系列基因紊乱而导致控制细胞生长的正常机制发生进行性失调的一种恶性疾患，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多阶段的演进过程。结肠癌中。腺瘤-癌顺序”(adenoma-carcinoma sequence)的存在已被临床和病理形态研究所证实：多数结肠癌起源于结肠腺瘤的基础上，结肠癌发生过程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明确病理形态学特征，为研究肿瘤发生多阶段过程中的分子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模型，通过对代表结肠癌发生不同阶段材料中癌基因变化的研究，将揭示腺瘤-癌顺序中分子变化情况和分子生物学发生机理。这一研究的深入，将丰富肿瘤研究的基础理论，并有可能对结肠癌的早期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 我们以分别代表结肠癌多阶段发生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标本为材料，其中包括：1．每一例均同时含有癌旁正常粘膜、腺瘤和腺癌的新鲜手术标本(5例)和石蜡包埋手术标本(41例)；2．人结肠癌细胞系(4株)：3．内窥镜摘除结肠腺瘤，即非癌旁腺瘤石蜡标本(10例)。用：1．Northern Blot对4株结肠癌细胞系和5例新鲜手术标本组织中的8种癌基因(c-myc，c-myb，ki-ras，H-ras，N-ras，p53，Rb和c-fos)表达进行了检测；2．Dot Blot对41例石蜡包埋手术标本和10例内窥镜摘除腺瘤石蜡包埋标本中3种癌基因(c-myc，c-myb和Ki-ras)的扩增进行检测；3．用PCR-RFLP和SSCP技术检测41例手术和10例内窥镜摘除腺瘤石蜡包埋组织中Ki-ras12／61密码子突变；4．用反义寡核苷酸调控技术对一株人结肠癌细胞系细胞中c-myc癌基因的过度表达进行调控，并观察c-myc癌基因过度表达受抑制后细胞的生长状态。 在我们所用的主要实验材料中，每一病例均同时含有癌旁正常粘膜、
申亮亮[2]2013年在《NDRG2在结肠癌演变中对TGF-β通路功能的影响及转录调控的研究》文中提出结肠癌是世界范围内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结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男性和女性患者中均位列第三位。目前研究认为，结肠上皮细胞遗传学的改变是导致结肠癌易感性的主要原因，如Ras/Ra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β-catenin/T-cell factor (TCF)和p53通路等。在结肠癌演变过程中，基因的突变和微环境的改变进一步增加了结肠癌恶性表型的发生。因此，结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各种分子事件渐进性累积的复杂过程。尽管关于上述机制的研究已经逐渐明确，但导致结肠癌发生和恶性转变的关键因素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TGF-β属于转化生长因子家族的成员，其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参与细胞内许多生物学行为的调控。经典的TGF-β信号通路是通过Smad蛋白家族来介导，主要参与成员是Smad2/3/4；另外，TGF-β还可以激活细胞内的多条信号通路来调节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如：Ras/MAPK/ERK通路，JNK/P38通路，PI3K/AKT通路，RohA通路，PP2A/p70s6K通路等。TGF-β信号通路的活化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并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出促癌或抑癌的双向功能。目前的研究认为，TGF-β/Smad信号通路在正常的上皮细胞中主要发挥抑制细胞增殖的功能，这主要是通过对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因子p15和p21的诱导，以及对癌基因c-Myc的抑制效应来实现的；但在晚期的结肠癌细胞内，TGF-β通过诱导细胞EMT及侵袭和转移的发生导致其功能从抑癌向促癌转变。诱导TGF-β功能发生改变的原因很多，其中遗传学的改变导致TGF-β增殖抑制通路的突变失活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例如：SMAD4, SMAD2和TGFBR2等。但同时有许多的研究显示，在结肠癌细胞内修复TGF-β缺陷的通路仍然不能有效激活TGF-β增殖抑制信号通路，这提示除了遗传学改变外的其他因素，可能也参与到了对TGF-β双向功能的调节。NDRG2（N-Myc Downstream Regulated Gene2）是我们课题组首次报道的新抑癌基因。它属于NDRG家族成员，该家族由NDRG1、NDRG2、NDRG3和NDRG4四个成员组成。课题组的前期研究结果显示NDRG2可以抑制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并可以诱导多种类型细胞的分化，如树突状细胞，PC12细胞和结肠癌细胞等。另外，NDRG2在结肠癌等多种肿瘤组织中呈低表达状态，这与它作为肿瘤抑制基因所具有的潜在抑癌能力相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最近发现NDRG2的表达与结肠癌的恶性增殖、侵袭和转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其低表达状态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显示NDRG2是一新的结肠癌诊断标志物，为结肠癌的发病机制、临床病理联系及预后判断提供新的思路。【目的】1.揭示TGF-β在结肠癌演变过程中功能由抑癌向促癌转变的原因及影响因素；2.明确TGF-β对NDRG2调控的分子机制；3.分析NDRG2在结肠癌演变过程中表观遗传学的改变对TGF-β功能的调节；4.阐明NDRG2对结肠癌细胞EMT及细胞增殖过程的影响。【方法和结果】1. NDRG2与TGF-β通路在结肠癌演变过程中的相关性分析我们首先分别在50例结肠癌和癌旁的病理组织中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分析了p-Smad2/3C和肿瘤抑制基因NDRG2的表达状态。统计学分析显示，p-Smad2/3C和NDRG2在低分化的恶性结肠癌中呈低表达，两者的表达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提示NDRG2可能参与了TGF-β/Smad通路对细胞的周期调控及增殖抑制效应的过程。2. TGF-β通过Sp1、c-Myc、Miz-1和Smad复合体调控NDRG2的转录我们通过Western blot和Real-time PCR实验发现TGF-β在HaCaT细胞中可以从转录水平直接激活NDRG2的表达。并进一步通过报告基因分析和ChIP实验证明TGF-β通过调节HaCaT细胞内Smad2/3和Smad4的转录调节活性，激活NDRG2的转录；并且Sp1的过表达进一步提高了TGF-β诱导NDRG2的启动子活性；而干涉Sp1或NDRG2启动子的Sp1结合位点突变可显著抑制NDRG2的启动子活性；Sp1的抑制剂Mithramycin A作用细胞能够抑制TGF-β对NDRG2的转录激活活性，进一步说明TGF-β调控NDRG2依赖Sp1的参与；除此之外，报告基因实验的结果显示，c-Myc通过对Miz-1的转录调节作用抑制TGF-β对NDRG2的诱导表达，而Miz-1的过表达则可上调NDRG2启动子活性。由此可见，TGF-β可以通过Sp1、c-Myc、Miz-1和Smad复合体的介导，参与对NDRG2的转录调控。3. NDRG2在结肠癌细胞中对TGF-β功能的影响在晚期结肠癌细胞中，TGF-β/Samd通路通常发生突变失活，而TGF-β诱导的癌基因信号通路则被激活，TGF-β在这一阶段可通过诱导EMT（上皮-间质细胞形态转变）的方式促进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我们通过形态学观察、Western blot和Real-timePCR分析发现，NDRG2的过表达可显著抑制TGF-β诱导HT-29细胞发生EMT，并从mRNA水平抑制TGF-β诱导的E-Cadherin和Vimentin表达的改变，提示NDRG2可能从转录水平影响着TGF-β对EMT的调节。为了进一步分析NDRG2对EMT导致的细胞恶性侵袭和转移等功能上的改变，我们利用Transwell实验观察了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的变化。结果表明，TGF-β的刺激提高了HT-29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而NDRG2的过表达则显著抑制了TGF-β诱导的细胞恶性转变。因此，NDRG2作为TGF-β/Smad抗增殖通路的应答基因，在晚期结肠肿瘤细胞中发挥对TGF-β诱导的EMT发生的抑制效应。4. NDRG2表观遗传学的改变在结肠癌演变中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在多个结肠癌细胞株及正常结肠上皮细胞中比较了NDRG2表达的差异，并观察到NDRG2在大部分的结肠癌细胞内呈低表达；而NDRG2在结肠癌细胞的甲基化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细胞，并与NDRG2的表达呈负相关；这一结果在结肠癌临床标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另外，在NDRG2启动子高甲基化的细胞内过表达Sp1不能诱导内源性NDRG2的表达上调，但却保留了对外源转染的NDRG2启动子的转录激活能力。通过EMSA实验证明，Sp1结合位点区域的高基化状态显著抑制了Sp1与NDRG2启动子区靶位点的结合。而DNA甲基化酶抑制剂5-aza-dC的作用可以上调NDRG2的表达水平，并恢复Sp1对NDRG2的转录调节活性。为了探讨NDRG2对EMT的抑制效应在临床上的表现，我们在260例结肠病人标本中分析了NDRG2的表达与结肠癌侵袭能力、淋巴转移以及远端转移的相关性，显示NDRG2的表达与肿瘤的侵袭和转移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提示NDRG2作为肿瘤抑制基因，在发挥抗增殖效应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对EMT的调控抑制结肠癌的侵袭和转移。5. NDRG2参与结肠癌生物学行为改变的分子机制结肠癌细胞在高生长密度时可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分化，基于这一细胞特性，我们利用Caco-2和HT-29细胞建立了结肠癌分化的模型，并发现在分化后的结肠癌细胞内NDRG2的表达上调及癌基因Skp2的表达下调。另外，在丁酸钠诱导的细胞分化模型中，我们也证实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我们发现NDRG2的过表达可从转录水平抑制Skp2的表达，并同时上调Skp2的泛素化底物p27和p21的表达水平和蛋白稳定性。除此，NDRG2还可以从转录水平上调p21的表达，但不改变p27的mRNA水平。因此，NDRG2一方面通过抑制Skp2的表达增强了p27和p21在细胞内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从转录水平诱导了p21的表达。由此我们推测NDRG2对Skp2，p27和p21的调控可能是其参与抑制细胞增殖和促进细胞分化的主要方式。最后，我们通过裸鼠皮下成瘤实验发现，NDRG2的过表达显著抑制了HT-29细胞的成瘤能力及细胞的增殖能力，p21或p27的干涉均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瘤体的增殖，并可部分的解除NDRG2对肿瘤的增殖抑制效应。因此，NDRG2通过调节p21和p27的表达参与对结肠癌细胞增殖分化过程的调控。【结论】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TGF-β可以通过Sp1、c-Myc、Miz-1和Smad复合体的介导，参与对抑癌基因NDRG2的转录调控。由于在晚期结肠癌中NDRG2启动子的高甲基化导致NDRG2对TGF-β的应答缺陷，从而导致TGF-β增殖抑制效应的缺失，而TGF-β诱导的EMT过程不能被有效地抑制，加速了结肠癌的演变和转移。
刘玲[3]2012年在《新疆哈萨克族食管癌早期相关基因甲基化分析及功能研究》文中指出目的： DNA甲基化是肿瘤发生的早期分子事件，CpG岛局部甲基化异常早于细胞的恶性增生，因此基因启动子区高甲基化或低甲基化是肿瘤发生早期的一个高度灵敏的肿瘤生物标志物，可通过检测肿瘤相关基因的甲基化状态，为肿瘤的早期诊断、疗效观察及预后判断提供极为重要的信息。新疆哈萨克族食管癌是我区的特高发疾病，基于目前尚无系统的，在肿瘤发生前即可操作的早期预警体系，本课题拟从研究消化道肿瘤早期相关的原癌基因survivin，cdc42与抑癌基因p16，FHIT在哈萨克族食管癌组织中的mRNA差异表达入手，探讨其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状态与基因表达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的改变对基因表达的调控及对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为新疆哈萨克族食管癌早期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早期诊断，治疗和预后提供理论依据。方法：1）哈萨克族食管癌组织中survivin、cdc42、p16和FHIT基因mRNA水平的表达检测：采集新疆哈萨克族食管癌组织及远端无癌组织标本48对，Trizol法提取总RNA，应用半定量RT-PCR技术检测4个消化道肿瘤早期相关基因在食管癌组织及远端无癌组织中的表达；2）哈萨克族食管癌中survivin、cdc42、p16和FHIT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的甲基化检测：应用Methprimer软件查找survivin、cdc42、p16和FHIT基因启动子区第一个CpG岛，并设计甲基化引物及非甲基化引物，用亚硫酸氢钠修饰基因组DNA之后运用甲基化特异性PCR技术(MSP)检测survivin、cdc42甲基化状态；利用高分辨率熔解曲线技术（HRM）检测p16和FHIT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程度，进而探究甲基化状态或程度差异与基因表达的关系；3）survivin及cdc42启动子区CpG岛重组载体的构建及甲基化状态对报告基因CAT活性的影响：重组体的构建：PCR扩增包含survivin、cdc42基因启动子区第一个CpG岛的DNA片段，及任意一段不含CpG岛的random序列，酶切后分组，一组体外甲基化酶修饰，另一组不修饰，分别与酶切的pCAT3-Enhancer载体相连，构建CpG island-pCAT3-Enhancer重组载体，将未甲基化修饰的重组体及pCAT3-Enhancer空载体转化至甲基化酶缺陷的大肠杆菌ER1793（Mcr-、Mrr-）中，将甲基化修饰的重组载体及pCAT3-Enhancer空载体转化至可持续甲基化状态的大肠杆菌JM109中。挑选阳性克隆，测序并检测甲基化程度；重组载体转染至食管癌细胞株Eca109中：将8种载体转染至食管癌细胞株Eca109中，37℃孵育48小时；报告基因氯霉素乙酰基转移酶（CAT）活性的检测：收获细胞，提取CAT基因表达产物，加C~(14)标记的氯霉素后，用薄层层析法测定CAT活性，以此分析survivin，cdc42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对下游CAT活性调控能力的影响，确定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差异对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1）在48对食管癌组织标本中，癌组织中survivin，cdc42，p16，FHIT阳性表达率分别为87.50%，97.92%，75.00，83.33%，远端无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8.33%，100.00%，77.08%，85.42%。癌组织与远端无癌组织比较，survivin阳性表达率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dc42，p16，FHIT阳性表达率癌组织与远端无癌组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urvivin mRNA表达水平癌组织明显高于远端无癌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dc42，p16，FHIT mRNA表达水平癌组织与远端无癌组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在48例食管癌癌组织中，survivin mRNA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肿瘤侵犯深度具有相关性（r=0.379、0.488、0.393；P=0.017、0.002、0.019），与分化程度无相关性（P＞0.05）。cdc42mRNA表达与临床分期，肿瘤分化程度具有相关性（r=0.452，r=0.325；P=0.003P=0.034），与淋巴结转移及侵润程度之间均无相关性（P＞0.05）。p16mRNA表达与临床分期、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侵润程度之间均无相关性（P＞0.05）。FHITmRNA表达与肿瘤临床分期具有相关性（r=0.338，P=0.035），而与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侵润程度之间均无相关性（P＞0.05）。3）在20对食管癌标本中，癌组织中70%的survivin基因启动子区CpG岛为杂合型甲基化，远端无癌组织中75%的survivin基因启动子区CpG岛为杂合型甲基化，组织间杂合型甲基化状态无明显差异（P＞0.05）。癌组织中有4例甲基化，其对应的mRNA表达水平均大于远端无癌组织；远端无癌组织中有4例甲基化，其对应的mRNA均未表达；4）在20对食管癌标本中，癌组织中有90%c的dc42启动子区CpG岛呈现出甲基化状态，远端无癌组织中有80%呈现为甲基化状态，组织间甲基化状态无明显差异（P＞0.05）。且cdc42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状态与mRNA水平的表达无相关性；5）在20对食管癌标本中，癌组织及远端无癌组织中p16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例数均为20例，甲基化比例100%。p16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水平在癌组织及远端无癌组织无明显差异（P＞0.05）。p16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水平与食管癌组织TNM分期具相关性（r=0.511，P=0.030），与组织分化，侵润程度，淋巴结转移均无相关性（P＞0.05）。与其mRNA高阳性表达相比，甲基化与mRNA水平的表达无相关性；6）在20对标本中，FHIT启动子区CpG岛呈现低甲基化比例及水平。癌组织及远端无癌组织甲基化比例分别为35.00%和30%。甲基化水平均小于10%，且在癌组织及远端无癌组织无明显差异（P＞0.05），甲基化水平与食管癌组织TNM分期，组织分化，侵润程度，淋巴结转移均无相关性（P＞0.05）。与其mRNA高表达比较，提示低甲基化水平可能未影响基因的表达；7）甲基化及非甲基化的pCAT3-Enhancer载体，转染至食管癌细胞株中，甲基化的载体下游报告基因CAT酶的活性显著低于非甲基化的载体；8）甲基化及非甲基化的Random-pCAT3-Enhancer重组载体，转染至食管癌细胞株中，CAT酶的活性均接近阴性水平；9）甲基化及非甲基化的survivin启动子区CpG岛-pCAT3-Enhancer重组载体，转染至食管癌细胞株中，CAT酶的活性均接近阴性水平；10）甲基化及非甲基化的cdc42启动子区CpG岛-pCAT3-Enhancer重组载体，转染至食管癌细胞株中，甲基化的重组载体CAT酶的活性显著低于非甲基化的重组载体CAT酶的活性。结论：1）哈萨克族食管癌癌组织中survivin mRNA水平表达的增高在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例远端无癌组织中survivin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对应了mRNA的沉默表达，提示在正常组织中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具备调控基因表达的能力。在食管癌细胞株中，survivin启动子区CpG岛的甲基化及非甲基化均导致了CAT的失活。提示在癌组织或癌细胞中，启动子区CpG岛的甲基化可能与基因表达无直接关系，在癌变过程中可能有更多的机制调控了该基因的表达。2）哈萨克族食管癌中cdc42基因mRNA在癌组织和远端无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及表达水平无差异，提示该基因可能不是参与食管癌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其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状态的阳性率在癌组织和远端无癌组织中也无差异，且甲基化状态与该基因mRNA水平的表达无关。在食管癌细胞株中，cdc42启动子区CpG岛的甲基化降低了下游报告基因CAT酶的活性，而非甲基化使酶保持较高活性。提示cdc42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本身具有调控基因表达的能力，而在哈萨克族食管癌中其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与基因表达无直接关系，说明在癌变过程中可能存在更多的调控机制参与了该基因的表达；3）哈萨克族食管癌中p16mRNA在癌组织和远端无癌组织中均为高表达，p16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比例高达100%，提示p16可能未参与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发生发展，且甲基化可能不是调控该基因表达的主要分子机制。4）哈萨克族食管癌中，FHIT mRNA在癌组织及远端无癌组织中表达无差异，其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比例及程度均较低，提示FHIT可能未参与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发生发展，同时低甲基化水平可能未影响FHIT基因的表达。
于冰[4]2017年在《ACY-1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作用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结直肠癌为目前世界上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在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中仅次于胃癌和食道癌。在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近二十年来呈逐渐上升趋势,且发病人群的年龄逐渐趋于年轻化。随着我国居民的饮食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城市居民中增高尤其明显。结直肠癌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以及高转移率的特点,因此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尽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对结直肠癌的治疗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结直肠癌患者生存率依然未得到明显改善。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率与其诊断时所处的恶性化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即Ⅰ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高达93%,而Ⅲ期结直肠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则仅为8%。引起结直肠癌患者死亡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肿瘤复发转移,目前临床上通过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法仅能够使约50%的结直肠癌患者在术后三年内无进展生存,但约有大于40%的结直肠癌患者在术后发生复发和转移,而且结直肠癌复发的高峰期往往集中在术后2年左右。因此,寻找与结直肠癌发生以及恶性化进程相关的分子标志物,同时对其相关功能及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索是目前医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内容,对于结直肠癌患者的早期检测、治疗以及预后情况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直肠癌的恶性化过程通常是由体内外多种因素参与的多步骤的复杂过程,通过网络性调控影响结直肠癌的生物学行为。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探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基因被证实参与了结直肠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氨基酰化酶1(aminoacylase-1,ACY-1)为一种胞质酶,能够使细胞内蛋白的N末端肽链上的αα酰化氨基酸发生乙酰化,在此过程之后能够使该蛋白质的稳定性增强。当机体内的原癌基因活化或者抑癌基因失活时,细胞的生长以及分化过程将发生失控,从而向癌细胞转变。目前对于ACY-1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其具有的酰化氨基酸水解酶的活性作用方面,临床上通常将血清ACY-1作为判断肾移植预后的指标,但依然缺少其在恶性肿瘤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作用的研究。目前已有研究表明,ACY-1在多种实体恶性肿瘤组织中的表达量发生下调,从而提示ACY-1可能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发展。还有报道发现,ACY-1在神经母细胞瘤患者的血清中呈低表达状态时往往预示着患者的预后情况较差。但目前尚未有对于ACY-1在结直肠癌中表达以及作用机制的报道。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为一个在人体多种生理病理过程具有生物学功能的生长因子超家族,主要功能是调控细胞增殖以及分化过程,同时还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除此之外,TGF-β还具有促进细胞外基质的形成以及调控机体免疫反应等功能。TGF-β共包括6种异构体(TGF-β1～6),其中TGF-β1最为常见,几乎参与了生物机体内所有的病理以及生理过程,与临床上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研究发现,TGF-β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胚胎发育、细胞外基质的形成以及免疫调节过程中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已有研究证实,TGF-β1在乳腺癌、胃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宫颈癌以及膀胱癌等恶性肿瘤组织中呈异常高表达状态,且其表达水平与上述肿瘤的进展以及转移相关。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kinase,ERK)为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protein kinase,MAPK)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MAPK通路能够被多种因素刺激而活化,其中包括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生长因子、激素、细胞应激以及细胞黏附等,其下游靶基因包括多种蛋白激酶、磷脂酶和转录因子等。当这些下游靶基因被活化之后能够直接使核转录因子以及其他蛋白激酶等底物发生磷酸化,从而对相关基因的转录过程进行调控,最终影响机体细胞的生长、发育、分裂,从而维持其正常生理功能的完整性。ERK1和ERK2是MAPK/ERK信号转导通路中的两个重要成员,主要对细胞生长、发育、分化、凋亡等生理过程进行调控,同时在细胞的恶性转化过程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由ERK所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受到来自于细胞内外多种丝裂原的刺激和应激,从而使ERK的底物活化,最终实现调控细胞周期以及抑制细胞凋亡的作用,同时还能够促进细胞增殖、迁移以及侵袭等生理病理过程。ERK1/2在生物机体细胞内分布产生变化往往预示着MAPK信号转导通路的功能状态发生改变。研究表明,在未受到刺激的细胞中,ERK1/2大部分均存在于细胞质中;当细胞受到刺激时,部分ERK1/2向细胞核中聚集,从而形成p-ERK1/2。p-ERK1/2能够与细胞核内的多种转录因子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促进了癌基因的表达。ERK1/2信号通路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存在显著相关性。目的本研究通过检测ACY-1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明确其临床意义,同时对其在结直肠癌细胞增殖、凋亡、侵袭以及转移过程中的相关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旨在探讨ACY-1与结直肠癌发生和发展的相关性,从而为寻找新的肿瘤分子标志物以及药物作用靶点奠定基础。方法(1)采集132例结直肠组织样本均来自于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胃肠外科2015年6月～2016年6月结直肠癌手术切除组织样本,按照性别进行划分,其中男性为70例,女性为62例;按照年龄进行划分,其中≤50岁为57例,>50岁为75例;按照是否淋巴结转移进行划分,其中发生转移的为52例,未发生转移的为80例;TNM分期进行划分,其中Ⅰ期为44例、Ⅱ期为62例、Ⅲ期+Ⅳ为26例。另外选取120例健康志愿者血清作为对照组。采集上述入选者的癌组织、相应癌旁正常组织或血清,分别运用荧光定量PCR、western blot法以及ELISA法检测ACY-1 mRNA及其蛋白的表达,并分析其与患者性别、年龄、TNM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2)将携带有siRNA-ACY-1基因的慢病毒载体GV218-EGFP-ACY-1转染人293T细胞,待包装出病毒之后将之感染人结肠癌HT29细胞,以此构建ACY-1过抑制表达HT29细胞系。用倒置荧光显微镜对人293T细胞的转染效率进行观察。荧光定量PCR检测ACY-1表达抑制的HT29细胞中ACY-1 mRNA的表达;运用Transwell小室法检测该细胞系的侵袭能力;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的凋亡情况,CCK-8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活性。(3)分别将 siRNA-NC 和 siRNA-ACY-1 转染 HT-29 细胞,运用 western blot法分别检测ACY-1抑制表达的人结肠癌细胞HT29细胞中p-ERK1/2和TGF-β1蛋白的表达。结果(1)荧光定量PCR检测表明,ACY-1 mRNA在癌旁相应正常组织(对照组)中的表达量为0.324±0.012,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量为0.614±0.051,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western blot检测结果表明,ACY-1蛋白在癌旁相应正常组织中的表达量为0.231±0.065,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量为0.646±0.038,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ELISA检测结果表明,癌旁正常组织中ACY-1的含量为36.88±5.65 pg/mL,结直肠癌患者血清中的含量为57.11±6.32pg/mL,明显高于健康志愿者(P<0.05)。对ACY-1的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例参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ACY-1的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的性别和年龄之间无显著相关性(P>0.05),而与TNM分期和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2)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表明,构建的ACY-1抑制表达HT29细胞中的ACY-1 mRNA的表达量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成功构建ACY-1抑制表达HT29细胞系。CCK-8检测结果表明,转染siRNA-ACY-1后细胞的增殖活性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表明,ACY-1抑制表达的HT29细胞的凋亡细胞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Transwell检测结果表明,感染siRNA-ACY-1后HT29细胞的侵袭能力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3)western blot法检测结果表明,对照组ACY-1蛋白的相对表达量为0.78±0.11,siRNA-ACY-1 组为 0.16±0.04。与对照组相比,siRNA-ACY-1组ACY-1蛋白的表达量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对照组p-ERK1/2蛋白的相对表达量为 0.89±0.13,TGF-β1 蛋白为 0.78±0.14;siRNA-ACY-1组p-ERK1/2蛋白的相对表达量为0.33±0.09,TGF-β1蛋白为0.21±0.06。与对照组相比,p-ERK1/2、TGF-β1蛋白的表达量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CY-1在结直肠癌组织中呈高表达,且其表达量与结直肠癌患者的TNM分期以及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ACY-1能够通过直接调控TGF-β-ERK1/2信号通路来实现对结直肠癌细胞增殖、侵袭以及凋亡的调控。
李扬扬[5]2010年在《癌基因PIK3CA在大肠癌变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的相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研究癌基因PIK3CA在大肠癌中的突变情况,检测PI3Kp110α在大肠癌变演进过程中(正常大肠组织、轻度异型增生腺瘤、重度异型增生腺瘤、大肠癌)不同阶段组织内的表达差异,并同步检测p21、Bcl-2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其相关性,初步探讨癌基因PIK3CA突变在大肠癌变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致癌机制,为大肠癌的早期诊断、判断预后提供新的检测标志物,并为临床大肠癌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思路。材料与方法1、收集病例,阅片分组查阅2005年8月到2009年2月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病理科存档的病理资料,收集所有大肠病变病例资料,根据WHO诊断标准,采用盲法重新阅片,按照实验要求共选取大肠病变病例172例,其中大肠癌110例,轻度异型增生腺瘤30例,重度异型增生腺瘤32例,另选取病变旁正常大肠粘膜组织12例作为对照组。2、免疫组织化学检测PI3Kp110α的表达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PI3Kp110α在不同病变组织的表达情况,分析PI3Kp110α在经大肠腺瘤癌变的不同阶段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探讨PI3Kp110α在大肠癌变过程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PI3Kp110α与大肠癌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3、PCR检测癌基因PIK3CA的突变情况根据PI3Kp110α表达情况,选择PI3Kp110α表达强阳性和阴性的病例,采用PCR技术检测不同组中癌基因PIK3CA的突变情况,探讨癌基因PIK3CA突变与PI3Kp110α表达的相关性。4、免疫组织化学检测PI3K/AKT通路中p21、Bcl-2蛋白的表达采用免疫组化检测PI3K/AKT通路中相关蛋白p21、Bcl-2的表达,探讨两种蛋白在大肠癌发生发展不同阶段的表达差异,并通过分析PI3Kp110α与p21、Bcl-2蛋白表达相关性,初步探讨癌基因PIK3CA突变的致癌机制。结果1、PI3Kp110α在大肠癌变不同阶段组织中的表达具有差异性PI3Kp110α在正常大肠组织、轻度异型增生腺瘤、重度异型增生腺瘤、大肠癌的阳性率分别为8.3%、10%、34%和34.5%,AOD(平均光密度)分别为0.0693±0.0062、0.0738±0.0091、0.1926±0.0023、0.1108±0.0032,两两比较显示大肠癌和重度异型增生腺瘤组织中PI3Kp110α表达显著增高,均明显高于正常大肠粘膜组织和轻度异型增生腺瘤组织(P<0.01)。2、癌基因PIK3CA突变与PI3Kp110α的表达具有相关性癌基因PIK3CA突变与PI3Kp110α的表达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79,PI3Kp110α表达阳性组癌基因PIK3CA的突变率明显高于PI3Kp110α表达阴性组(P<0.01)。3、PI3Kp110α表达与Bcl-2蛋白表达呈正相关,与p21无相关性PI3K/AKT信号转导通路中Bcl-2蛋白的表达与PI3Kp110α的表达具有相关性(P<0.01),相关系数为0.53;而p21蛋白的表达与PI3Kp110α的表达无明显相关性。结论1、PI3Kp110α在重度异型增生腺瘤和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增高,其表达促进大肠重度异型增生腺瘤向大肠癌的进展过程,在大肠癌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作为检测大肠癌变的早期标志物,为临床早期预测、早期诊断提供理论依据。2、PI3Kp110α的表达与大肠癌的分化、淋巴结转移以及TNM分期具有相关性,为临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3、癌基因PIK3CA突变及异常扩增可以导致PI3Kp110α的表达增高,检测PI3Kp110α的表达情况可以成为间接反应癌基因PIK3CA突变的简便、有效的指标。4、癌基因PIK3CA突变的致癌机制是上调PI3Kp110α表达,激活PI3K/AKT通路,进而调控其下游Bcl-2等的高表达,促使细胞异常增殖。5、癌基因PIK3CA在大肠癌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其突变可以促进细胞的癌变,为临床靶向治疗大肠癌提供了新的思路。
黄涛[6]2017年在《黄连碱的结肠癌预防作用及其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黄连碱是传统中药黄连的特征性成分之一,研究表明,其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调节脂质代谢等多种生物学活性,但其抗肿瘤方面的作用尚不清楚。本论文旨在探讨黄连碱对HCT-116型结肠癌的预防作用,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阐述,为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方法和结果:1、本课题建立了结肠癌的体内预防模型,通过对黄连碱预保护处理的裸鼠进行皮下接种结肠癌细胞HCT-116,诱导移植瘤的发生,考察黄连碱的预防效果。实验将裸鼠随机分为5组:正常对照组、肿瘤对照组、50 mg/kg黄连碱组、100mg/kg黄连碱组和150 mg/kg黄连碱组。药物组均在接种前给予灌胃黄连碱处理2天,皮下接种后,每组继续灌胃给药相应剂量黄连碱25天。实验结束时,与肿瘤对照组相比,药物组平均离体瘤重减少,平均荷瘤体积也明显减小。其中,高剂量黄连碱组(150 mg/kg)的平均离体瘤重和平均瘤体积与肿瘤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并且延长了肿瘤发生的潜伏期。此外,采用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检测裸鼠荷瘤25天后的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结果表明,给药后,CEA、CA19-9和CYFRA 21-1水平显著降低。实验过程中,黄连碱给药组裸鼠的体重虽均比正常对照组低,但重要脏器指数(心、肝、脾、肺、肾)并未受到影响,表明黄连碱长期给药对动物生长状况无不良影响。以上结果表明,黄连碱可以有效的抑制结肠癌的形成。2、本课题基于网络药理学的原理,依据反向药效团匹配方法预测了黄连碱的药理作用靶点。借助KEGG等生物分子功能软件靶点信息的注释,并运用网络可视化软件,构建“药物-靶点-疾病”网络。结果表明,黄连碱药理作用集中于代谢性疾病、癌症、免疫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信号通路富集结果表明,黄连碱主要靶点蛋白与PI3K-Akt信号通路和癌症途径等信号通路相关。其中,AKR1C3、CCNA2、ESR1和IL2可能是黄连碱防治癌症的重要作用靶点。3、体外实验中,利用MTT法和台盼蓝实验分析了黄连碱对于HCT-116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采用Hoechst染色及荧光显微镜观察,黄连碱作用后,人结肠癌细胞HCT-116的形态学变化,并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了HCT-116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分布。进一步采用Western blot和q RT-PCR分析了黄连碱对凋亡、周期和生存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和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黄连碱可以通过诱导凋亡来实现对肿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同时,高剂量黄连碱还能够造成G0/G1期细胞周期阻滞。同时,黄连碱通过抑制PI3K-AKT、MEK-ERK通路,遏制细胞生长;还诱发Caspase 8-Caspase 3级联反应,引起外源性细胞凋亡;并且,对Cyclin E-CDK2和Cyclin D-CDK4复合物也有一定抑制效果。4、采用qRT-PCR法对荷瘤裸鼠肿瘤组织和肺脏组织中癌症相关基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连碱能够抑制肿瘤组织中原癌基因TNF-β和KRAS的表达,激活抑癌基因p53,同时下调MAPK通路相关基因mRNA的表达。在肺脏组织中,黄连碱同样可以抑制KRAS、BRAF的表达,下调MEK-ERK通路的Mrna水平。结论:黄连碱具有较强的肿瘤预防作用,它能够抑制动物肿瘤的发生和发展。黄连碱能抑制体外肿瘤发生过程中与细胞增殖密切相关的蛋白及基因的改变,并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
邰建东[7]2007年在《大肠癌基因表达分析及应用siRNA-c-myc和siRNA-VEGF进行分子靶向治疗的实验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筛选适合大肠癌早期诊断的异常表达基因;研究利用siRNA-c-Myc和siRNA-VEGF进行分子靶向治疗大肠癌的效果。方法:RT-PCR及Western blot方法对各期大肠癌标本进行基因表达分析,筛选并鉴定适合大肠癌早期诊断的异常表达基因;基因重组技术构建psilencerTM U6-siRNA-c-Myc和psilencerTM U6-siRNA-VEGF表达质粒,应用真核细胞转染技术转染大肠癌细胞株VoLo进行体外研究;RT-PCR和Western blot方法鉴定靶基因沉默的效果;MTT方法、流式细胞技术和TUNEL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及凋亡特性的改变;应用Boyden小室侵袭实验检测细胞侵袭能力的改变。结果:(1)RT-PCR结果显示:c-Myc、AKT和VEGF在大肠癌早期即出现异常表达,且表达显著增加(P<0.05);Western blot方法证明c-Myc和VEGF蛋白在大肠癌组织中表达增加,且增加程度与Dukes分期正相关。(2)成功构建psilencerTM U6-siRNA-c-Myc和psilencerTM U6-siRNA-VEGF质粒。(3)质粒转染大肠癌细胞株VoLo后,靶基因c-Myc和VEGF分别被沉默。(4)体外实验证明应用siRNA-c-Myc和siRNA-VEGF抑制了大肠癌细胞的增殖活性,诱导细胞出现凋亡,同时肿瘤细胞的侵袭特性降低。结论:联合应用c-Myc、AKT和VEGF三种基因,可作为早期诊断大肠癌的分子标志。构建真核表达质粒,在细胞内表达siRNA-c-Myc和siRNA-VEGF,作为分子靶向治疗大肠癌的新的手段,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实验通过系统分析临床大肠癌肿瘤标本的基因表达水平,筛选出适合早期诊断大肠癌的分子标志;同时针对筛选出的分子标志(c-Myc和VEGF),应用RNAi技术,对大肠癌细胞进行分子靶向治疗。如此系列的研究在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沈克[8]2013年在《Has-miR-139调控人结肠癌细胞浸润转移及多药耐药的分子机理研究》文中指出结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恶性肿瘤,居恶性肿瘤死因的第三位。CRC的高死亡率主要是由于频发的术后转移和对化疗药物产生的多药耐药性(Multi-drug Resistance, MDR)造成的。所以,积极寻找有效的治疗结肠癌的方法和药物已成为目前抗肿瘤研究领域的热点。微小RNA (MicroRNA, miRNA)是一类新发现的非编码小RNA分子,它们能够通过与靶基因mRNA上的特定序列结合,通过抑制靶基因蛋白质翻译或剪切靶基因的mRNA分子从而起到对靶基因的调控作用。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报道发现这种小RNA分子几乎参与调控了细胞生命周期中所有的关键步骤,且miRNA的异常表达也是生物体产生疾病的一大重要原因。因此,深入开展miRNA在癌症中发生,调控与受调控机制及生物学功能的研究将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对结肠癌的认识和临床诊断、治疗的水平。为了发现能够在结肠癌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的miRNA,本研究使用高通量Agilent人类miRNA芯片(V.12.0)检测了6例不同病理分型的结肠癌患者组织及其相对应的正常组织中873条miRNA的表达谱,于所筛选出的13条在结肠癌病例中表达量显著异常的niRNA(p<0.05,差异倍数>2)中选择表达量下降最为明显的niR-139-5p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Real-Time PCR方法检测34例不同病理分型的结肠癌患者组织及其相对应的正常组织中miR-139-5p的表达量,本研究发现,miR-139-5p在34例结肠癌标本中普遍异常低表达,从而验证了miRNA芯片的结果。在此基础上,通过瞬时转染和稳定转染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结肠癌细胞中过表达miR-139-5p,本研究发现无论在体内还是体外,miR-139-5p均显示出显著的抑制结肠癌细胞浸润转移的能力(体外p<0.001,体内p=0.0079)。同时发现,其调控结肠癌细胞增殖的能力则并不显著(体外p>0.05,体内p>0.05)。本研究结合生物信息学预测与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方法,发现Ⅰ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Type I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GF1R)是miR-139-5p的一个关键靶基因。MiR-139-5p能够通过与IGF1R的3’非转录区(3'UTR)结合,抑制IGF1R的蛋白翻译,使IGF1R下游的MEK/ERK信号通路失活,从而抑制MMP-2的转录活性并最终影响结肠癌细胞的浸润及转移能力。本研究同时发现miR-139-5p与结肠癌恶性程度(p=0.02),淋巴结转移(p=0.02),血管浸润(p<0.01),器官远端转移(p=0.03)等诸多临床病理特征也密切相关。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结肠癌细胞中miR-139-5p异常低表达的分子机制。MiR-139位于11号染色体并且是磷酸二酯酶2A(Phosphodiesterase2A, PDE2A)基因2号内含子的一部分。然而miR-139(前体与成熟体)与宿主基因的表达量在34例结肠癌病例中并无显著相关性。本研究发现PDE2A激动剂无法调控miR-139胞内表达量,通过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方法确定miR-139具有独立的转录起始位点。此外,本研究确定了组蛋白乙酰化转移酶在结肠癌中对miR-139表达量的调控能力。通过检测miR-139前体分子pre-miR-139及其靶基因IGF1R, ROCK2和RAP1B在34例结肠癌病例中的表达量,发现靶基因的过表达可能与miR-139的低表达相关。过表达靶基因的3’UTR能够下调包括miR-139-5p在内的多个miRNA的胞内表达量。因此,转录后调控也是造成]miR-139-5p在结肠癌病例中异常低表达的一个重要因素。MiR-139-5p的靶基因能够通过miR-139-5p影响各自的蛋白表达量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分子信号转导和调控网络,同时本研究也首次发现了IGF1R, ROCK2及RAP1B的3’UTR在结肠癌细胞中所发挥的生物学功能。通过对耐药结肠癌细胞亚株的研究发现miR-139-5p与靶基因IGF1R的表达量较亲本株相比分别显著低表达及过表达(p<0.001,p<0.01)。敲除IGF1R或过表达miR-139-5p同样能够抑制下游PI3K/AKT/Nrf2/MRP-2信号通路从而显著抑制结肠癌耐药细胞的体外增殖同时增加细胞对抗癌药物的敏感性。通过检测耐药细胞株中肿瘤干细胞相关表面标志物CD44和CD133发现耐药细胞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肿瘤干细胞样特性。结合生物信息学预测与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方法,本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的miR-139-5p靶基因Notch-1。MiR-139-5p能够同时调控IGF1R及结肠癌Notch-1的蛋白表达量从而影响细胞的耐药性。综上所述,本研究从分子,细胞,组织和整体动物水平等多个方面验证了抑癌基因miR-139-5p调控结肠癌细胞浸润转移及多药耐药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本研究的结果表明：miR-139-5p可以作为结肠癌相关的一个分子标志物,无论在疾病的诊断还是在药物治疗靶点的发现或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研究中均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为在结肠癌的分子病理诊断,相关药物的分子靶向治疗及预后的评价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及新思路。
卢天宇[9]2008年在《大肠癌最新研究进展及中医治疗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主要包括文献综述和讨论部分。文献综述两篇。第一篇“2003年至2008年大肠癌研究进展”,对近五年来,国内外文献中报道的大肠癌的科研及临床治疗进展加以总结分析。第二篇“大肠癌中医药治疗演变”,介绍了从先秦开始至明清时期医家对大肠癌的认识演变,及现代从1990年至2008年我国在大肠癌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及治疗发展。目的了解近5年国内外在大肠癌科研和临床治疗进展,以及中医药治疗大肠癌的认识和发展。方法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医药卫生、文史哲、教育与社科、政治军事与法律)。⑴检索关键字为大肠癌;匹配:模糊;范围:全部期刊;更新:全部数据;日期:从2003年到2008年。不包括中医共检索到有关文献4387篇。⑵检索关键字为大肠癌、中医;匹配:模糊;范围:全部期刊;更新:全部数据;日期:从1990年到2008年。共检索到有关文献69篇。⑶阅读标题和摘要,排除无具体实质相关内容的文献4247篇,初选出国内治疗大肠癌的临床文献209篇,再选取有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的文献59篇(包括文献的二次引用)。2、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英文网站文献检索库,检索关键字为“colorectal”,共检索到从2000年1月至2008年有关报道867篇,查看标题及阅读摘要,选取相关文献6篇。讨论1、肠覃与肠蕈的区别;2、从历代大肠癌治疗中看大肠癌中医发病及转移机理;3、从阿司匹林预防大肠癌的研究考虑得到的一点提示;4、目前国内中医药治疗研究大肠癌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结论1、大肠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正在加速向临床应用转化,手术、化疗等治疗逐渐走向成熟,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出现较大推动了大肠癌西医治疗的发展,药物预防成为新热点。2、肠覃与肠蕈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疾病。3、中医药治疗与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的临床研究存在若干问题。4、从瘀毒理论解释大肠癌发病与转移机理。5、以活血化瘀类中药可否代替阿司匹林达到预防大肠癌的目的,有待进一步临床验证。
葛亚东[10]2005年在《结肠癌细胞中SOX4基因突变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文献综述1、肿瘤是多病因参与并经历多阶段的发病和演进的过程而产生的,其本质是一种分子病,是某些基因异常改变的结果。结肠癌是较常见的恶性肿瘤,在结肠癌发生的病因学中,主要有3 类基因的突变,即癌基因(oncogene)、肿瘤抑制基因(suppressor genes)以及错配修复基因(mismatch repair gene,MMR)突变。本文就上述基因在结肠癌中的研究作一综述。2、SOX 基因是一类与SRY 基因紧密相关的编码转录因子的基因家族,其产物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一个HMG 基序保守区,可与DNA 序列特异结合,参与多种发育过程的调控。在人类,SOX 基因的缺失或突变可导致许多先天性疾病。如人类SOX9 突变可引起CD 综合征和性反转,SOX10 突变与Waardenburg 综合征(WS)等。本文综述了近年来SOX 基因突变及异常表达与人类相关疾病发生关系的研究进展。二、研究报告1、本研究采用PCR—SSCP 技术,对13 例结肠癌及其癌旁组织进行了SOX4 基因突变分析,结果在13 例结肠癌组织中检测出5 例伴有SOX4 基因突变,而其相应癌旁组织中均未检出有突变。2、SOX 基因是以SRY 基因为基本成员的一类新的控制发育的基因家族,其编码产物为一类重要的转录调控因子。研究显示:SOX 基因家族中的SOX4基因可能通过影响其下游基因的转录调控,从而诱导结肠癌的发生。本研究中,我们克隆了5 例经PCR-SSCP 检测有突变结肠癌组织的SOX4 基因HMG-box区序列,测序后与正常人SOX4 的序列比较发现HMG-box 区均有突变,分别位于10541bp、10580 bp、10476 bp、10485 bp、10518 bp、10648 bp 和10666 bp处,而与之作对比的癌旁组织均无突变,提示SOX4 基因HMG-box 的突变可能导致了结肠癌的发生与发展。本文首次报道了结肠癌组织中SOX4 基因突变的情况,以期能从分子生物学水平上探讨结肠癌的发生机理,为预测结肠癌发生、患者临床预后以及结肠癌早期诊断提供的分子依据。
参考文献：
[1]. 结肠癌多阶段发生过程中癌基因研究[D]. 王志永.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93
[2]. NDRG2在结肠癌演变中对TGF-β通路功能的影响及转录调控的研究[D]. 申亮亮. 第四军医大学. 2013
[3]. 新疆哈萨克族食管癌早期相关基因甲基化分析及功能研究[D]. 刘玲. 新疆医科大学. 2012
[4]. ACY-1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作用机制[D]. 于冰. 山东大学. 2017
[5]. 癌基因PIK3CA在大肠癌变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的相关研究[D]. 李扬扬. 滨州医学院. 2010
[6]. 黄连碱的结肠癌预防作用及其机制研究[D]. 黄涛. 西南大学. 2017
[7]. 大肠癌基因表达分析及应用siRNA-c-myc和siRNA-VEGF进行分子靶向治疗的实验研究[D]. 邰建东. 吉林大学. 2007
[8]. Has-miR-139调控人结肠癌细胞浸润转移及多药耐药的分子机理研究[D]. 沈克. 华东理工大学. 2013
[9]. 大肠癌最新研究进展及中医治疗演变[D]. 卢天宇.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8
[10]. 结肠癌细胞中SOX4基因突变的研究[D]. 葛亚东. 安徽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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