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发展的现状认知与路径思考——以传统出版单位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现状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媒体融合发展到出版融合发展，短短的一年时间，在政府信息层面，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2014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一文；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计16条，包含四个部分：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政策措施和组织实施。 《指导意见》在组织实施的部分明确要求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出版单位将融合发展列入行业和单位的“十三五”规划，并且要求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通过指标细化和责任考核，将融合发展层层落实，落到实处。 要真正将出版融合发展贯彻落实，促进新常态下数字出版的平稳发展，笔者以为，传统出版单位对内应以改革创新作为源动力，对外应用好政府调控的各项政策，以先进技术的应用为支撑，以融合出版人才的培养为主要抓手，在特色资源优势和优质内容能够保证的基础上，做足出版产业链，并将出版产业链延伸至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知识服务之中。 1 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为新兴业态，数字出版业是政府扶持发展的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传播趋势和方向，代表着出版业转型与升级的方向和未来。在西方出版业数字化、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出版业的转型与升级面临着严峻的竞争态势。[1]励德爱思唯尔2014年年报数据显示，励德2014年的数字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2%，其中在科技医疗信息市场的数字化比例为74%，在法律信息领域则为77%。励德的数字化收入在全球位居第四，我国只有中国移动能超越，新闻出版集团鲜有能与之抗衡者。 具体而言，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如下： 1.1 西方出版传媒集团强势进入 前几年，对亚马逊、励德爱思唯尔等西方出版传媒集团宣布将进入中国发展，国内出版界普遍的感觉是“狼来了”；近几年，经过精心规划，这些出版集团不但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人才布局、产品布局、渠道布局；而且还通过“预付费”等方式，在我国出版资源获取方面实现了第一步原始资源储备，而在合作过程中，我们的出版单位很少有获取西方国家同类知识资源的案例。一旦我们丢失了内容资源——出版单位得以生产和发展的根基，我们就丢掉了与境外出版传媒集团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领域竞争的根本武器。 平心而论，我国出版传媒集团的区域式设立、“小、散、弱”的资源分布现状，注定了在网络空间传播的争夺战中，无论是在人力资源竞争、集团实力竞争还是在对互联网传播运营模式的竞争方面，都很难与上述西方出版集团站在同一起跑线。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主要竞争筹码是：西方出版传媒集团还没有获取我国的图书出版、互联网出版方面的许可资质，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在从事着图书出版、互联网传播方面的业务，不断提升着在我国法律、医疗、金融等知识服务领域的企业品牌度和社会影响力。 1.2 民营传媒企业集团发力迅猛 传统出版单位在网络空间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第二个竞争对手便是体制灵活、机制创新、谙熟互联网运营规律的民营传媒企业。相比较传统出版单位而言，民营传媒企业没有或很少获得国家资金政策的支持，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在法律、医疗、建筑等各个领域做得风生水起，甚至成为上市企业，他们所创造的产值往往是传统出版单位所难以企及的。 在法律数据库服务领域，北大法宝、北大法意、中国知网等企业的法律信息服务、法律数据库产品的竞争力非常强，市场占有率也非常高；在医疗卫生、建设工程在线教育领域，正保远程教育集团已经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旗下的建设工程教育网、医学教育网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影响力都处于业内领先地位。 1.3 传统出版单位转型成效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政府调控方面，财政部自2008年到2014年，先后累计拿出6.27亿元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5.02亿元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用于支持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其力度之大、比例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资金的投入，对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产生了较大的助推作用，促使第一批数字化转型升级企业完成了数字出版软硬件的配置，基本实现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流程再造，同时完成了部分优质资源的数字化和碎片化任务；同时，全国首批国家级数字出版示范单位的公布，也分别在产品研发、盈利模式、人才建设等角度为仍处于探索中的新闻出版单位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示范考虑[2]。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除了中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基本完成项目结项和成果验收以外，还有大量的文化产业资金项目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并没有按照预期实施和验收，财政项目的成果转化还没有得以量化，项目成果与生产力的衔接还没有及时到位，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步伐和成效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加快。 2 融合发展的动力源泉：出版改革创新 传统出版社开展新兴出版业务，推动融合发展战略的最根本动力在于企业内部的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创新必须是全面的，必须是深入的，必须是有魄力和敢于担当的。 改革创新的全面性体现在：首先，需要对出版企业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进行改革，进而摆脱传统体制依靠职级、年限加以确定薪资待遇的行政式薪资体系，转向依据预定任务完成率、对出版企业的贡献率加以确定员工薪资待遇的薪资体系。2014年，地质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不谋而合地聘请国内同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在薪酬体系、绩效考核方面进行改革的初步探索。其次，需要在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的产品提供和服务供给方面进行创新，不能仅仅拘泥于传统的纸质图书。最后，需要改革单纯依靠增设部门、增加人数以提升年度利润的粗放式经营策略，转由采用提升编辑盈利能力、提升单品种图书效益的精细化增长策略。 改革创新的深入性体现在：首先，出版企业领导层需要树立改革创新的思维，将改革创新触及灵魂深处。遍览全国580多家出版社，在新兴出版领域起步早、发展快、拥有较成熟的发展模式的企业，其领导层是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是勇于改革、勤于创新和善于抓住重要发展机遇期的。其次，出版社的每位员工都要具备改革创新的思维，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研发产品、包装产品和营销产品。对于许多观念陈旧的编辑而言，依赖补贴书过日子，“闭门家中坐、书从天上来”的出版观亟须改变，而是应该走出去，与作者交流、与读者沟通、与市场相衔接。最后，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一体化的考核体系需要建立和健全。全员数字化转型升级、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体化的考核体系，使得数字出版的收益与贡献能够与每个相应的编辑挂钩，编辑绩效指标除了包括传统图书业绩，还要包括图书的数字化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全社上下、编辑全员的转型升级。 改革创新的魄力和担当体现在：融合发展是“一把手”工程，需要由出版社社长亲自加以贯彻和落实，时间表的制定、路线图的规划、任务书的签订，均需要由社长和社领导层统筹安排和协同开展。就融合发展模式而言，成立单独的数字出版部门，创新性的以高薪吸引人才、以良好的成长环境留住人才、以科学的方式方法培养人才，需要魄力，需要具备担当能力；在合适的时机，适当引入社会资本，成立数字出版公司，进行独立的市场化运作，尝试股权激励的设置与创新，更需要魄力和担当。就融合发展的集团化而言，成立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的新型出版传媒集团，更考验出版社领导层的魄力和担当能力。 3 融合发展的外部推动：项目驱动发展 在《指导意见》出台后，财政部文资办负责人表示还将以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为契机，继续推动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一步支持重点平台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全面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我国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多由政府主导，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新闻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自2010年以来，政府对于新闻出版业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引导、扶持和有效干预方面，以出版方向的确立、出版规则的建立加以引导，以财政项目评审、示范工作评比加以扶持，以数字出版市场秩序维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以有效干预。 值融合发展《指导意见》公布之际，传统出版社应该充分用好融合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融合型产品研发、高新技术运用、复合型人才培养、一体化渠道建设等方面统筹规划、积极探索，及时有效地申报、组织和实施数字出版项目，借助财政项目的强大推动力，促使企业由传统出版向新兴出版转型，实现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运营方面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4 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创新技术应用 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是创新技术的应用，如何把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语义标引等先进技术有机地融合到新闻出版产业链，有机地应用到国民经济各行业知识服务领域，是传统出版单位必须面临和必须着力解决的难题。 数字出版在经历了原版原式电子书为代表性产品的数字化阶段后，步入到以数据库产品为代表的碎片化阶段，现在又发展到以知识体系、知识标引为逻辑内核的体系化融合发展阶段。以知识服务为业态创新表现的融合发展，要求各项技术之间以知识体系为内核，按照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采集、标引、计算、服务的产业链环节先后顺序，进行有机融合和相互支撑。 具体而言，在数据采集阶段，传统出版社的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是知识服务的数据基础；通过大数据的数据采集、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技术，使得信息数据进入语义标引库[3]。在知识标引阶段，对特定出版领域的规模数据进行知识体系性的语义标引之后，通过相同或者相似维度的数据提取和汇总，步入到数据计算环节。在云计算环节，通过HBase、Hive、Tez、Storm、Kafka等计算组建，高效地将离线计算、流式计算、内存计算等计算框架融合在一起，实现统一的数据调度和管控。最后，在大数据服务阶段，通过特定领域的大数据建模，综合采用数据共享、数据租赁、数据定制等多种商业模式，形成用户所需的大数据知识服务。 5 融合发展的主要抓手：复合人才培养 推动融合发展，实现新常态下的数字出版平稳发展，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复合型人才在单个出版单位、在整个数字出版行业都十分短缺，传统出版社需要在新兴出版的内容人才、技术人才、销售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资本运作人才方面进行引进，通过良好的薪资体系留住人才，通过有挑战性的成长平台锻炼人才，通过足够的成长空间来留住和提拔人才。[4] 2014年，国内数十家出版社出现了数字出版的人才流动潮流，数字出版人才跳槽和交流的原因大致有薪资待遇低、成长空间有限、顶层设计有障碍、体制机制陈旧落后等几种因素。客观地讲，人才的流动有利于数字出版整个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领军式的人才，在不同出版领域之间交流，一方面能够促进新加盟单位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的调整和提高，进而提升整个出版业数字人才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单纯以市场竞争的规则和市场机制规律来看，未来出版企业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哪个单位拥有良好的薪资体系、合理的成长环境、足够的成长空间，哪个单位便占据了人才竞争的战略高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融合发展《指导意见》公布之前，地质出版社便由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人才培养基金管理办法》，每年拿出100万元用于创新性人才的培训、培养和激励，鼓励全社员工不断增强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对新技术、新业态的驾驭能力，进而全面促进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为融合发展奠定扎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6 融合发展的题中之意：产业链贯通与延伸 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一方面要求传统出版单位打通数字出版产业链内容、技术、营销和衍生服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鼓励传统出版社尝试出版产业链延伸，实现出版与旅游、教育、影视等其他产业的融合。[5] 在数字出版产业链的贯通方面，传统出版单位需要立足自身特色出版资源，研发数字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熟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语义分析、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建立健全数字产品服务的销售渠道，不断提高数字产品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终实现数字出版的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 在出版产业链延伸方面，传统出版单位需要遵循“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种产品”的原则，尝试将出版产业链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产业链相衔接，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知识服务。 仅以出版与影视产业的跨界融合而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便实现了出版与影视在管理体制方面的融合；与此同时，各地的传统出版单位也跃跃欲试，通过不同方式实现出版与影视的业务融合。例如，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采用版权开发参股影视投资的模式，《手机》、《蜗居》等影视作品提升了其纸质图书的销量；新华文轩、人民交通出版社则采用影视投资的方式，参投了《画皮Ⅱ》、《碧海雄心》等作品；地质出版社则于2015年自主拍摄了国内首部4D特效科普电影《会飞的恐龙》，该电影获得了第五届中国科普特技电影展的最受观众欢迎奖。与其他出版单位跨界影视产业不同的是，地质出版社深度参与到了电影的编剧、制作、发行等全部产业链环节，其中地质出版社是唯一出品人，总编辑王章俊担任总策划、总导演，在发行和放映方面，地质出版社也同时参与。 综上所述，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既是出版单位自身生产和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应对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不二法门；既是传统出版单位提高网络空间话语权的职责所需，也是出版业巩固壮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迫切需要。传统出版单位只有以复合人才培养为主要抓手，以创新技术的应用为关键举措，对内全面深入推动改革创新，对外用好各项政府调控政策项目，才能够实现新兴出版的产业链畅通，也才能够实现出版与影视、与教育、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发展。标签：产业金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