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母亲教育意识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中日论文,意识论文,母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从1979年起，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表明，199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71%，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独生子女率也已达98%左右。与此同时，从数年前起，东邻日本也出现了“少儿化”、“1.54冲激”等反映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新名词。中日两国虽然国情不同，但可以说同时进入了“少儿化”的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家庭教育的担当者——母亲为研究课题，分别于93年6月和94年6月在东京和北京对合计两千名的初中生的母亲做了关于母亲对子女教育意识的调查。希望通过两国母亲教育意识的考察，对我国家庭教育及女性工作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调查问卷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母亲自身状况及意识的问题，如工作状况、学历、自我评价、学历观、老后观、日常生活中的感觉、体调、理想的女性像等。另一部分是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意识及行动，如评价、学习情况、行为表现、学历期待及人生期待、对孩子的养育态度、子女观、期待的教师像等。现将调查结果中两国差异较大的项目介绍如下。
关于两国母亲的工作情况
从职历及工作时间制度上看，中国母亲职历较长，很少有人因结婚或生育而辞去工作，每日工作时间为8小时。日本母亲工作职历较短，过半数的人有过因结婚或生育一度辞去工作的经历，家庭主妇约为三分之一。日本的妇女在婚前或生育之前日工作时间多为8小时，婚后或生育之后即使继续工作，也多采用4-6小时工作制。日本妇女这种职业上的特点反映了日本社会对男女不同性别不同要求，即“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不同，要求妇女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料理家务，教育子女，彻底解决男性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以达到家庭安定间接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此外，从社会劳动结构上看，女性大多从事非技术、非管理的服务性及事务性较强的辅助工作，这不仅有利于妇女随时进出社会，也不会因女性的辞职而影响整个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在女性的社会劳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采用多种工作时间制度，使女性的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关于母亲的学历
中国母亲初中毕业的人数占全体的41.2%，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比率为27.1%，大专及大学为30.0%。日本母亲初中毕业的比率仅为4.2%，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比率为48.3%，大专及大学为46.5%。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母亲的整体教育素质大大低于日本母亲。这一点可以上溯到两国60、70年代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接受调查的中日母亲的年龄，集中于40-44岁之间，其青少年时代正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吻合。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教育遭到了灭顶之灾，因而大多数中国母亲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而日本则为了适应经济的高度发展，大力兴办中、高等教育、使日本母亲在其青少年时期有机会接受中、高等教育。一般来说，母亲自身的教育素质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水平。这一点在这次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
关于母亲的自我评价
在自我评价的12个项目中，差异最大的是对孩子的教育态度。中国96.6%的母亲认为自己比同龄母亲更为关心孩子的教育，而日本则为61.7%。这种差异，一是因为本调查80.8%的中国母亲只有一个孩子，对孩子的期望较高，因而从时间上、精力上、经济上对孩子的投入较大；二是因为中国母亲在其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理想被毁灭，因而希望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孩子身上弥补这一缺憾。相对来说日本母亲对孩子的成长及教育较为宽容。
中国母亲关心孩子教育的态度在对待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反映得更为突出。在“您是否介意孩子的学习成绩”这一问题上，中国母亲表示“非常介意”和“比较介意”的比率为88.0%，远远高于日本母亲的17.0%。一般来说，日本母亲比较注意对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特别是共公道德及文明礼貌行为、自立能力的培养，而对孩子的学习则主要依赖学校及各种补习机构。和日本相比，中国母亲关心孩子的学习，对其生活也照顾得很周到，而对其性格、行为及自立能力的培养则显得无能为力。中日母亲这种意识上的差别，反映了两国家庭教育内容上的不同。
关于母亲的老后观
在老后的经济生活上，两国母亲有着较一致的想法，即经济上不依赖孩子。但在老后是否和孩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上，两国的差异较大。中国67.7%的母亲表示愿意与孩子共享天伦之乐，而日本相应比率只有15.8%。战后的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人普遍认为扶养子女教育后代是家长必尽的义务和责任，而赡养老人则不然。所以许多人并不指望老后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得到孩子的照料。从另一方面讲，日本虽然是世界长寿大国，但在激烈竞争的日本，老人因丧失了生产能力而得不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被视为“粗大垃圾”，遭人嫌弃。为了不让人指责为给别人添麻烦的包袱，许多老人选择了孤独。中日母亲老后观的差异，可以说与两国母亲对孩子教育态度有关。
对孩子的评价
对孩子的评价可分为抽象评价和日常生活具体行为评价。中国母亲在对孩子“爱学习”、“生活有规律”、“身体健康”、“做事积极主动”等五个方面的评价均高于日本。但对孩子具体行为评价如“丢三拉四”、“偏食”、“反抗家长”、“不满意时爱发脾气”等生活自立能力及性格方面的评价却低于日本。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母亲在对孩子学习的评价上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比如在抽象评价上认为孩子“爱学习”的比率为91.4%，而在具体行为评价上“爱学习”的比率则为46.2%。这说明一部分中国母亲对孩子的评价不够客观，一方面认为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好，什么都行，另一方面又对孩子期待过高，认为孩子学习还不够努力，因而对孩子的评价加杂着个人感情。
对孩子的满意度
与对孩子的评价有关，我们对“您的孩子是否按您所期待的那样成长的吗”为问题，从“健康体力”、“学习”、“性格”、“同学朋友关系”及“做事的积极性”五个方面对母亲的满意度进行了考察。从整体上看，日本母亲对孩子的满意度远远高于中国，说明日本母亲对孩子的认识比较客观，因而孩子的成长与母亲的期待基本一致。而中国母亲选择“比期待的差一些”的比率学习方面为61.2%，性格方面为44.6%，做事积极性方面为50.4%。这些数字反映了中国母亲对孩子要求过高的心态，也反映了母亲期待与孩子实际成长水平的距离。
对孩子的期待
为了考察中日母亲对孩子期待的差异，我们对学历期待、社会生活期待及家庭生活期待三大方面做了调查。其结果表明，两国母亲对孩子的学历都有较高的期待，而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期待，中国明显高于日本。这与两国母亲的教育态度及老后观相联系。中国的多数母亲因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不仅对孩子的学历期待很高，对其终身的发展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和中国不同，日本虽然是一个高学历倍受重视的学历社会，但大学教育已走出神话的世界，正向大众化方面发展。所以从人的一般教养需要出发，日本母亲希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立于不败之地。而对孩子将来的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期待，则因教育和扶养义务的完成，而不象中国母亲那样继续投入较大的关心。从老后观上看，许多母亲因不打算同孩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从孩子上大学或参加工作时起，便把注意力从孩子身上移向老后的生活，因而对孩子的前途持较宽容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
对孩子的养育态度
关于母亲的养育态度，我们从对孩子的营养、睡眠、学习环境及家务的态度等十多个项目进行了考察。两国母亲在许多项目上都有着较一致的态度，如注意营养的搭配、保证充足的睡眠、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孩子的学校生活等等。说明两国母亲对孩子生活照顾得较周到。但在对待孩子做家务的劳动态度上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59.5%的母亲表示不让孩子做家务，而日本此项的比率只有25.4%。美国的《每周新闻》早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不久的1983年，就称我国的独生子女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称我国家长为服侍这些“小皇帝”的仆从，暗示中国家庭教育的危机。正如许多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由于家长的溺爱、娇惯，造成我国独生子女任性、依赖心增大、利己自私的通病。试想一群动脑而不会动手、任性、缺乏自立能力的孩子，其将来的发展能否回答家长的期待，能否适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中国母亲的养育态度与其对孩子人生的期待很难统一、一致，令人深思。对孩子立自能力生存能力的培养，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我国家庭教育的薄弱环节。
综上所述，这次考察的结果可以概括如下。
日本的家庭教育对象多为2-3个孩子。母亲对孩子的评价比较客观，孩子的成长与母亲的期待较为一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着较明确的区别，即孩子的日常生活行为及文明礼貌习惯的养成主要靠家庭，而学习则主要依赖学校等教育机构。母亲对孩子的学历期待较高，但对其将来的发展则较为宽容。从母亲自身的条件来看，学历较高，家庭主妇即使有工作，日工作时间也较短的人很多，因而利于家庭教育的实施。但是因日本社会对男女性别分工的不同要求，家务及家庭教育主要依赖于母亲的倾向很普遍。
中国的家庭多为独生子女，母亲对孩子的期待较高，孩子的实际成长水平与母亲的期待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家庭教育上存在着偏重学习而忽视孩子自立能力培养的倾向。从母亲自身条件来看，学历较低，因而虽然热心于孩子的教育，教育上却不免出现盲目的行动。此外，虽然父母双方共同承担教育子女的义务，但由于同为双职工，在工作与家庭教育子女的时间分配上，很难做到三全其利。
克服中国母亲自身不利于家庭教育的因素，一是提高母亲的教育素质，二是改革现行劳动制度。对于后者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日本的工作时间制度，以给母亲较多的时间安排家务、教育孩子。长期以来，我们大搞“高就业、低收入”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局面，也使妇女在事业与家庭及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负担过重，举步艰难。在男女平等意识已普遍为人接受的中国，“妇女回家论”显然不会受欢迎。但是在独生子女的教育倍受重视的今天，允许妇女在生儿育女期间采取阶段性就业或多种形式的工作时间制度，无疑是解决妇女负担过重的良方。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及家庭教育的充实。
作者：张溯 日本静间大学教育学部留学生
小资料
妈妈评选“乖孩子”
什么样的孩子算得上母亲心目中的“乖孩子”呢？调查表明，母亲们认同的乖孩子具有的主要特征中，前7项如下表:
位次男孩
女孩
1 聪明(46.7%) 文静(45.7%)
2 健康(42.8%) 好学(36.4%)
3 好学习(37%) 聪明(33.2%)
4 坚强(36.1%) 健康(32.9%)
5 有理想(34.7%)大方(28.3%)
6 能干(22.0%)有理想(26.6%)
7 进取(16.5%) 漂亮(20.5%)
由上表可见，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母亲们都期望他们能“聪明”、“好学”、“健康”、“有理想”，但是，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母亲们的要求存在显著的区别。
对于男孩子，母亲们主要关注于他们是否具备那些有利于未来取得成就的特征，要求他们具有聪明的头脑、坚韧不拔的性格、远大的志向和健康的身体。对于女孩子来说，母亲们对于她们的外表和性格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当母亲们首先要求男孩子“聪明”的时候，她们却首先要求女孩子“文静”。与此同时，“漂亮”、“大方”也被排在前7位，而这两个特征根本未排入母亲们理想的男孩子特征中。“能干”在母亲们理想的男孩子特征中位居第6，但在母亲们理想的女孩子特征中却排在第18位；“坚强”在母亲们理想的男孩子特征中位居第4，在女孩子的特征中位居第12位。“乖孩子”形象中的性别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母亲们对不同性别的孩子的文化期望中，并不存在性别差异。也就是说，无论自己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们期望他们接受的教育水准是一样的。因此，对于女孩子而言，一种潜在的两难处境出现了：她们既要保持“文静”和“漂亮”的形象，不表现出争强好胜、富有进取心等“男性”特征，但却又被要求取得与男性相同的学业成就。
（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1995、6、7“特别调查”《可怜天下母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