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里的棚户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棚户论文,市里论文,小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工子弟学校最初是以“棚户小学”之名呈现于公众面前的。 自1992年第一所棚户小学在上海创建至今已有5年， 仅仅用“棚户”二字已无法概括它们发展的全貌与未来。1996年3－5月间，我们对上海西南角10多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及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
来自何方
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整个上海迅即成为国内各类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据统计，1996年上海市流动人口总数为600万，其中登记在册的为330万。而按照1993 年上海市流动人口的调查结果进行推算，该年的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6－14岁）已达20余万。
上海市政府为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提供了两条制度化的就学途径，这就是蓝印户口和在本地学校的借读。由于上海历来执行严格的户籍管理，蓝印户口极难得到，因此对解决数量庞大的外来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来说，作用不是很大。相比之下，借读的形式较为可行。以徐汇区为例，作为上海市解决流动人口就学问题的试点区，其借读生总数为7950人，占了适龄人口的80.3%。
问题在于：（一）徐汇区是上海各区中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一个，不具有代表整个上海市的意义。如在闵行区，1996年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有117000人，如按徐汇区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比例计算，其人数当为15210人，而该区借读生的总数只有5582人； （二）由于上海市流动人口中登记在册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60%，所以，即使在徐汇区，未能通过借读形式而得以入学的外来人口适龄儿童也不在少数。
大量民工子女需要教育，上海本地的学校又不能满足，专门的民工学校便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海已有民工子弟学校100多所，主要分布在：徐汇、长宁、闵行、浦东、闸北、嘉定等区和一些郊县。仅徐汇、长宁和闵行3区的外来人口密集地区，就有13所， 它们主要面向民工子女。
上海市最早的民工子弟学校出现在1992年。目前，3 区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大多来自安徽省。据部分办学者称，1991年华东地区洪水灾害之后，安徽省有大量儿童随其父母来到上海。当地教委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发现小学流生现象严重，而在上海的民工则向家乡教委反映其子女在上海入学困难，于是家乡教委决定来上海跟踪办学。稍后，一些在职教师、退休教师甚至非从教人员看到民工子女就学的巨大需求，也纷纷来上海创办了大量因陋就简的民工子弟学校。根据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性质，这些学校大致可归为3类：
第一类是流动人口流出地教委或学校的跟踪办学点。此类学校主要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目的，在管理上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与家乡教委或学校关系比较密切，如卉园教学点。另一类学校中的一部分已经与家乡教委或学校相脱离，转变为社会力量办学，如船涨小学、郢都小学，但其规模和内部管理是与家乡教委或学校当初的支持分不开的。
第二类是企业为解决本单位内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创办的学校，如广丰小学。该校由一房屋拆迁公司创建，在学校初建的半年中主要是本企业成员子女入学，学费全免，办学资金由该公司提供。
第三类是其他社会力量（多为个人）办学点。这类学校有两种情况，一种有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如蒋家塘小学；另一种没有任何证件，如稚心小学。
以上3 类民工子弟学校均称：已到上海市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或注册过。调查表明，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书面认可，也没有对这些学校进行任何形式监督和管理，仅仅表示默认而已。
他们是谁？
1.来源地复杂多样。被调查的任何一个学校，无论其创办者籍贯为何，在何地教委获得办学许可，都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我们调查中了解到一共涉及到9个省，具体分布是：安徽占55%，湖北占12%，江西占9%，江苏、浙江各占5%。
2.年龄偏大。若以全国大部分内地省份小学正常入学年龄7 岁为标准，这里的超龄率分别为：学前班85.7%，一年级88.9%，二年级75%，三年级和四年级100%，有的学生超龄达4、5岁之多， 据学校教师称，这种情况绝非少见。
3.学生的家庭背景基本属于民工的中下层。据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反映，这些学校的学生家长多为工人、郊区农民雇工或“做小生意的”。在调查到的学生家长中，从事职业大致可分为三大类：①最低层的商业和服务业工作。包括“卖菜（或水果）”、“摆小摊”、“三轮车工人”、“摊鸡蛋饼”、“收废品”、“帮鸡贩杀鸡”等。父亲从事这部分职业的占被访总数46.55%，母亲从事这些职业的学生占32.76%。②工人或雇工。包括“工厂工人”、“给农民种菜”、“建筑工人”、“手工编织”、“清洁工”。父亲从事这类职业的学生占22.41%。 母亲从事这类职业的学生占27.59%。③有较大自主性的职业。包括“修汽车”、“开车”、“小型加工（煤球、防盗门等）”、“安装电灯”、“小店主”等。父亲从事这类职业的学生占27.59%， 母亲从事这类职业的学生占10.34%。
有限的抽样结果反映了一些基本的事实。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家长从事的多是与市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上海本地居民极少从事的职业。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的正常运转不能缺少这批人。同时，这些职业收入偏低，职业地位属于最低层，从业者一般支付不起子女到本地小学借读须实际支出的费用，或缺乏取得借读机会的社会关系资源。这批人一般职业稳定性较低，流动性大，他们认定费用低廉而且入、转学手续简单的民工子弟学校能满足他们的子女读书需求。学生家长们十分关注民工子弟小学的前途，唯恐孩子再度失去学习的机会。
4.流动性较大。这一特点与学生父母职业状况有关。郢都小学校长称，该校学生流动率至少在10%以上；广丰小学上学期招收的96名学生中已有27人随父母迁走；卉园教学点教学点建校之初招收的18名学生中已有11名流走。因这些学校学生转学情况记录不全，无法得到民工子弟学校每学年学生流动的全面数据。
设施与师资
民工子弟学校一般规模偏小，只有少数学校已达一定规模。同时，这些学校极少形成完整的年级体系，一般来说，年级越低，学生人数越多。这是因为，民工子弟学校出现只是近四五年的事情，第一批入学者尚未升到高年级，现有高年级学生多为插班生；此外，这种状况还与各校师资配备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校一旦成立，规模扩大十分迅速，卉园小学正拟设立初中班。
影响学校规模的因素有许多，最重要的是政策上的制约，导致制约学校规模的另一原因：设施不足尤其是校舍紧张。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舍多租用民房，活动场地狭小，采光、通风不足，教室严重超荷。
即使这样条件的校舍，许多学校仍无法将它保全。一方面因房源变更，许多学校随之四处漂泊；一方面生源增加，新校舍却无从落实。作为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点区的上海徐汇区，几所较大的民工子弟小学得到当地村委会的支持，被应允将废弃厂房或旧校址租给他们。但并非所有学校都有如此幸运。在学校流动过程中，大量流动人口跟随学校一起走。这一现象反映了民工家庭对教育的强烈渴求，应予充分关注。
由于资金投入有限、民工子弟学校所用桌椅多为本地学校废弃的，多数学校只具备一些起码教学用具，用来实验、演示的教具未曾发现。
即使资金有限，一些初具规模的民工子弟学校仍在尽量改善教学条件，如购置标准课桌椅、添置电子琴、录音机等教学设备。部分学校有专人负责学生午餐。夏季将临，广丰小学与卉园小学每个教室都已安装了吊扇，以助空气流通。另外，卉园小学还有一辆中巴车，专门用于接送学生。该校还准备落实校舍后给高年级学生开设电脑课程。
总体而言，“棚户小学”在因陋就简中办学者并不抱残守缺，他们改进条件的愿望通常十分强烈。
民工子弟学校曾引起人们普遍忧虑的一个方面是师资水平。调查表明，情况尚属乐观。在教师学历、教龄与职称上，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情况并不如想象那么糟。绝大多数教师具有高中或中师以上的文凭；半数以上的教师从事过教学工作，其中包括60%以上有10年以上教学经验；30%以上教师具有小教二级或中教三级以上职称。由此看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一定保证，许多规模较大的学校尤其如此。
虽然各校师资力量存在差异，但从教师任课情况来看，皆为满负荷工作，一周35课时，所有专职教师都教两门以上课程。卉园小学的老师还另有一特殊任务，即每周轮流负责随车接送学生。教师超负荷运转使学校难以再安排其他活动，甚至无法开展必要的教研活动，一切为了应付上课。
问题和对策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民工子弟学校明显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民工子弟学校本身存在着大量问题，有的还很严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工子弟学校毕竟为解决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还为更好地解决民工子女就学乃至其自身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技术上说，几乎所有的民工子弟学校都不具备必要的办学条件，从校舍、基本设施、师资力量到学校管理等各方面，基本上都达不到正规学校教育的有关要求。
从法规上说，民工子弟学校的运作在资金上都依赖于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这本身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的性质不符；而在实际运作中，这部分资金并未全部用于教学，收支之间确有部分差额去向不明，不能完全排除有个人赢利的可能，这又与国家有关民办学校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相悖离。除此以外，有关部门为保证人口的有序流动而对各类民工子弟学校招收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诸如就读学生的父母或监护人必须持有“八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监护证及学生的出生证、健康证等），事实上在民工子弟学校都未得到落实。所有这一切强烈表明，民工子弟学校不但是一种有别于正规学校的边际性办学形式，甚至是一种法规政策以外的形式。纯从法理意义上说，它已构成对现行教育法规的一种挑战。
从管理上说，民工子弟学校由于无法纳入现行义务教育体制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框架，其在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上的归属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流入地政府因为学生的户籍而不便管理（其中显然包含着经济上的考虑）；而流出地政府则不但面临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在教育上的巨大差异和异地管理成本等问题，而且由于民工学校学生来源的复杂，仅以就读学生的原籍为依据来确定学校的上级主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上述问题看上去颇为严重，其实还只是整个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表层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我国差距悬殊的城乡二元利益分配格局和为维护此格局而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枢纽的管理体制。民工子弟的教育和民工子弟学校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根本上在于义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城市不提供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这客观上起着在微观层面调节人们的需求，从而达到宏观层面上控制人口流动的作用。
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充分发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的活力和动力，社会人口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流动的是必不可少的，而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利更是不可剥夺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以实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为价值。说到底，如何对待民工子女教育，如何对待民工子弟学校，必定同时涉及功能和价值两个层面的考虑，两者应该达到某种平衡而非一味偏颇。
基于以上的思考与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全面认识民工子弟学校的作用
民工子弟学校总体上说，其积极作用仍是主要方面。这些简陋的学校在相当不利的环境中，坚持为那些对上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仍处境艰难的民工家庭，提供其子女的教育。从技术上看，这样的教育不过是“扫盲”而已，但这种“扫盲”本身不仅对孩子和社会具有未来意义，而且在传输知识的过程中，同时弘扬了知识的价值、文明的价值和人生精神追求的价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提高民族素质，甚至对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国家和社会，特别是上海各级政府和人民，应当以此为基础，妥善解决民工子弟学校的一些紧迫问题。
继续保持民工子弟学校的边际地位
民工子弟学校的目前处境和地位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在目前情况下，迅速改善之，道义上是值得赞许的，经济上是勉为其难的，而社会管理上则是无法承受的。在上海各级政府的默许下，民工子弟学校仍存在着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学校自身又存在着改进完善的内在动力，没有必要过早地将其纳入主流办学形式。可以采用较为顺其自然的方式，因势利导。
谨慎处理民工子弟学校运作中的市场要素
义务教育在性质上是社会财富通过国家而实现的第二次分配。当国家不便或无力提供义务教育，而民间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方式又尚未成熟之际，教育机构借助市场的“第一次分配”便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像民工子弟学校这种仍处于某种边际地位且又面向特定的处境不利群体的学校，主办者即使赢利，其获得暴利的可能性也很小，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办学许可证发放加上规定公立学校的借读费用，可以从行政和市场两个方面加以监管和控制。反过来，需要警惕的倒是随着民工子弟学校地位的某种改善而来的有关部门乱收费。
鉴于目前城市中相当数量的民工子女失学，有人已提出“希望工程办在家门口”。但大张旗鼓、不加区别地建设此类“希望工程”，必定会带来种种副作用，包括引发更多的盲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民工子弟教育，不可不重视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