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与鸿都门学的汉赋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蔡邕论文,鸿都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历史家、文学家、经学家、书法家，还精通数术、天文、音乐等。他生值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桓灵之世，亦曾一度逃隐不仕，但为才名所累，屡遭胁迫，身不由己，后竟以一叹之故，丢了性命。蔡邕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不幸的一生。
在汉赋发展与演变史上，蔡邕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创作了不少辞赋，从今存16篇（包括残篇）作品看，所涉及的内容与题材相当丰富：既有咏物，又有写景，既写天灾，又纪行旅，既有吊古伤今，又写爱情婚姻，甚至还有专写乐人优伶的作品，其多样性在汉代赋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蔡邕赋创作的主题是抨击黑暗现实，抒写愤激之情，但他又在汉赋中大力描写琴棋书扇，反映男女之情，大大拓宽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使汉赋走出宫廷，贴近生活，甚至世俗化，平民化。尤其是他在《青衣赋》中大胆描写婢女的美丽活泼以及主人公与婢女之间的爱恋渴慕，在《协和婚赋》中记述从迎亲到婚夜的完整经过，在《检逸赋》中抒写“夜托梦以交灵”的刻骨相思，在《协初赋》中竟然还有“长枕横施，大被竟床”，“粉黛施落，发乱钗脱”的狎亵场面，以至于被一些学者称为色情文学，为“淫媟文学始作俑者”[1]。
令人惊异的是，蔡邕在评论汉赋时，却又板起了面孔，以一位正统儒者的严肃姿态，对其倾力创作并且颇为擅长的汉赋表示了批判和轻蔑：
臣闻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谕之言；下者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上封事陈政要七事》，载《后汉书·蔡邕传》）
蔡邕贬抑书画辞赋为“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的观点，上承扬雄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吾子》），下启曹植的“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文选·与杨德祖书》），成为汉赋研究史上一种特异的现象。其实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并不局限于他们三人。早在西汉前期，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等人就不满意自己有类俳优的赋家地位，一心相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当然对自己创制的大量赋作也不甚看重了。相如所作之赋都是任人拿取，并不爱惜的，他唯独珍藏着一篇《封禅文》，嘱咐妻子在自己死后进献给武帝，以表示他一生的宿愿乃在于从事庄严盛大的政治活动，并不甘心于写赋帮闲。所以，起码从司马相如起，汉赋作家就有了重政治轻辞赋的倾向。扬雄、蔡邕、曹植都是中国辞赋史上卓有贡献的大家，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辞赋与政治界定为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贬低汉赋为“小道”，为雕虫小技，“才之小者”，不能匡理国政，不能成就大业，不能垂范后人。相反，他们对儒家经典却情有独钟，倍加推崇。扬雄晚年潜读经书而多有仿作，蔡邕正定《六经》而镌刻于太学门外，曹植也更肯定“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认识，固然反映了古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但他们一味轻视汉赋、轻视自己的创作活动，甚至还轻视自己作为文人的身份地位，就未免走向了偏执，滑向了错误。而这些偏见正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汉赋观和文学观所派生出来的。至于汉赋作家是否有“匡国理政”的才能，则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批判的是当时流行的贬抑、蔑视汉赋，推崇、提高经学的思想倾向。这是第一点。
第二，蔡邕贬低汉赋，也是针对时弊、有感而发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汉灵帝刘宏是一位声色犬马、昏庸无道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皇帝。《后汉书·蔡邕传》曰：“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以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执（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灵帝对于包括辞赋在内的各种技艺的重视和奖赏，确实大大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刺激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形成了“诸生竟利，作者鼎沸”的汉赋创作热潮。但在另一方面，蒙受拔擢者多为“无行趣执之徒”，他们趋炎附势，没有节操，盗窃成文，弄虚作假，不仅没有治国才能，反败坏了社会风气，也造成了选士制度的混乱。蔡邕上疏的《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其用意就在于劝说灵帝改变专以书画辞赋取士的做法，恢复汉武帝以来以孝廉、贤良、文学诸路选贤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蔡邕对于包括汉赋在内的才能技艺的贬抑，虽然有偏激之处，但其实质上是对于灵帝时不合理取士制度的批判，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灵帝不仅没有接受蔡邕的劝谏，反而变本加厉，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正式设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后汉书·蔡邕传》）灵帝用这种手段征召擢进的鸿都诸生多达千余人，他们占据着朝中的显位，把持着朝纲，极大地排挤了那批因经术而得官的儒生，威胁着他们的权势地位，于是引发了一场围绕着鸿都门学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东汉末年的两种根本对立、截然相反的汉赋观得以鲜明地凸现出来：
第一种以灵帝和鸿都门士为代表的贴近世俗生活、追求感官享受的新型的汉赋观。两汉帝王的汉赋观中有一个共同的成份，那就是娱乐消遣。鸿都门学的建立，标志着这种汉赋观已经发展到极端。同样都是消遣娱乐，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个人才能兴趣的差异，灵帝的汉赋观已与汉武帝有了很大的不同。武帝所欣赏的，是《天子游猎赋》等作品中恢宏阔大的气势、兼容并包的景象、夸张虚构的笔法与华美艳丽的语言。灵帝究竟喜欢哪些赋作？由于史料缺载，鸿都之赋都被历史的长河淘汰掉了，我们已难以确考。但灵帝生活在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经济萧条的东汉末年，文坛上已产生不出《天子游猎赋》之类的弘扬大汉国威的赋作；即使有，也不会得到灵帝的青睐。因为灵帝是一位兴趣广泛、声色犬马的昏佞之君，他迷恋奇异、新鲜的异域物品，追求别致强烈的感官刺激，甚至驾驴骑狗，以笑为乐。他所招聚的鸿都门士，亦“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与浅薄放纵的享乐倾向。鸿都门士所蜂涌创作并且为汉灵帝所迷恋喜爱的汉武，恐怕就是这类反映游乐生活、充满市井气味的轻巧浅薄的小赋、俗赋，是与《两都》、《二京》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的东西。
汉灵帝这种纵乐的汉赋观也有着很强的社会基础，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经学发展到东汉末年，早已变得枯燥、乏味、笨拙、呆板，缺乏鲜活动的生命力和动人的情趣，追求新异、崇尚娱乐的汉灵帝必然要从经学之外的诗赋书画、杂技百戏中灵求刺激和满足。此其一。其二，在动荡不安的东汉末世，由于经学地位的动摇，道教、佛教的萌生，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社会上流行着一种率性自然、及时享乐的社会风气。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中就充满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的忧伤感喟以及“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生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放纵享乐的态度。与此相协调，当时赋坛上不仅出现了《刺世嫉邪赋》一类抨击现实、嬉笑怒骂的篇什，也出现了逃避社会矛盾、沉迷声色犬马的娱乐之作，赋的描写范围也大为拓展，出现了不少描写琴棋书画、杂技说艺甚至男女色情的文字，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极大地投合了汉灵帝的趣味，而灵帝的鸿都门学又使这种时尚呈波澜壮阔之势。我们很难用一个“好”或者“坏”字来评价灵帝的汉赋观以及他所推波助澜的颓废享乐文学。倘若仅从国家政治的角度而言，它无疑是堕落的，庸俗的，反动的；但倘若考虑到汉赋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丰富以及文人地位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它又成了六朝时期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先声和前奏。由于灵帝处帝王之尊，任何反对者都奈何他不得，他的纵乐型汉赋观以及鸿都门学便在众儒的批判声中我行我素，继续发展。
另一种就是以蔡邕为代表的恪守传统经学与道德规范的旧的汉赋观。他们本着经世致用的功利文学观念，早在西汉初年就敏锐地感觉到了汉赋“虚辞滥说”、无补讽谏的缺陷而加以批判；至东汉末年逸乐小赋兴起，不仅没有了讽谏的尾巴，甚至还助长着颓废享乐的风气，这更为正统儒者所不容。对于大量创制这种辞赋的鸿都门学，他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蔡邕责备鸿都学士“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后汉书·蔡邕传》），甚至还有《对诏问灾异八事》中说：“则上方技巧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宜且息心，以示忧惧。”（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七○）有意把自然灾异说成是鸿都门学造的孽，以耸动君主，危惧主上。灵帝的师傅杨赐上书说：“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后汉书·杨赐传》）斥鸿都门士为“群小”，斥其赋为小文小技，态度明朗而强烈。尚书令阳球更对灵帝为之图像立赞的乐松、江览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后汉书·酷吏列传》）他们抨击鸿都之士以及鸿都门下产生的逸乐小赋，固然反映了他们对宦官把持的鸿都门学欺罔君上、窃取利禄、专权纵恣、败坏世风的丑恶行径的憎恶和批判，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重道轻艺、重经学而轻辞赋的狭隘的政治功利的汉赋观。
令人玩味的是，蔡邕虽然在理论上对纵逸享乐的鸿都赋风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但在实践上却成了东汉末年逸乐小赋的创作高手，他的赋中也不量大出了描写琴棋书画、书技百艺、男女爱情乃至色情的成分，对汉末赋风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在蔡邕的身上奇迹般地统一了起来。我认为，这并不是蔡邕本人具有欺骗性、两面性，而是由于他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思考。正如在前面所讨论过的，蔡邕把政治活动与汉赋创作界定为两个不同层面的社会形态，政治活动是高尚的、严肃的、庄重的，必须用儒家经学来支撑；而汉赋创作则是任性的、恣意的、自由的，可以尽情抒写自己的人生体验甚至浪漫幻想，以点缀丰富多彩的生活。这种认识颇像梁代萧纲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须先慎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又像宋代人视诗为文坛正宗，措词高雅严肃，却在小词中恣意描写艳情一样。蔡邕的汉赋观及其汉赋创作的错位与对立，固然反映了汉赋批评滞后于汉赋创作的历史事实，但同时也透露出文学即将与其他社会科学分离、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