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福利：女性主义福利理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妇女论文,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诺丁汉大学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帕斯卡尔说，“当女性主义运动于1960年代晚期重新出现之时，女性主义者将福利议题作为她们工作的主要部分。这在实务处境、政治处境和学术处境下都是千真万确的”。[1]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妇女与福利关系的角度，全面介绍女性主义福利理论，以期丰富中国妇女研究与性别研究的文献，为妇女权益保护和妇女参与发展，实现社会平等和性别平等提供更为宽广的理论基础与有用的分析工具。
一、女性主义和“妇女与福利”议题
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与妇女运动发展历史悠久，阶段性特征明显，妇女政治福祉状况与社会福祉状况成为两个时期的主题。女性主义不仅是种清楚表达的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流派，而且是个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社会变迁运动。[2](P9)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英美女性主义发展大体分为两个历史时期：1960年代以前旧女性主义时代和1960年代以来新女性主义时期。整体来说，19世纪中期和晚期女性主义运动主要目标是争取妇女的政治、教育和经济权利，改善她们政治、教育和经济福祉状况，让妇女进入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主要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3](P97)女性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以后逐渐取代了以前风行欧洲国家的妇女运动。因当时妇女运动主要目标是为妇女争取政治投票权利，所以妇女运动又以投票权运动闻名于世。1960年代新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点和妇女运动目标与19世纪有所不同，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妇女在就业、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改善她们及其家庭成员收入保障状况与福祉状况，范围扩大到家庭、生育、性生活等隐私的私人生活空间。英国社会行政鼻祖蒂特马斯在1952年明确指出，受社会变迁影响，妇女在社会中地位的新议题已经形成。蒂特马斯基本结论是：20世纪初妇女运动对国家政策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1950年代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性的。[4]这意味着妇女社会地位及其福利状况已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思想流派与妇女运动关注的主要议题，范围扩大到妇女与社会保障、房屋、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制度的关系。
妇女与福利议题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与妇女运动共同主题，这是由当代欧美国家妇女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地位及其现实社会状况决定的，有其历史发展必然性和客观性。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率先宣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开始成为国家层面社会经济政策中的核心议题，妇女与福利议题也自然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领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女性主义1960年代复兴，但是妇女与福利议题直到1990年代才受到社会政策学者的关注。英国两位著名学者在他们1985年增订二版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福利》一文中，主要论述反集体主义、勉强的集体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种福利意识形态，并未涉及女性主义福利理论。但是在1994年增订三版的《意识形态与福利》一书中，他们增加女性主义和绿色主义两种“新兴”的福利意识形态。[5]这意味妇女与福利议题已进入社会政策主流活语空间，获得学者们普遍接纳。更为重要的是，妇女与福利议题的重要性直接反映在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与妇女日常生活中。首先，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项目同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例如儿童照顾、再生产权利、工作场所平等、收入维持和收入保障、离婚、妇女教育、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等；其次，妇女既是欧美国家福利服务的主要接受者，又是福利服务的主要提供者。[6](P421)一些妇女特别需要财务帮助和社会支持，例如照顾儿童的单亲母亲主要是妇女。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当越来越多已婚妇女走出家门，成为劳动市场中劳动大军的一员之时，她们也要求失业津贴和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7](P15)简言之，现代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及时和有效地回应妇女需要，因为福利国家的活动和目标主要集中在妇女群体之上。无论从数量与社会影响角度来看，妇女与福利议题都处于欧美国家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心。
二、妇女与福利：女性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
女性主义福利理论渊源复杂、多样，基本反映和代表了欧美国家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遗产。
国家在妇女生活中的角色和在改善妇女福利状况中的作用是女性主义思想家关注的核心议题。女性主义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妇女及其家庭的社会福祉、经济福祉和政治福祉，关注于或是使妇女增权，或是使妇女屈从的结构性体制和集体性过程。[8](P421)在这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社会政策和妇女与福利议题是对长期以来的性别盲点和以男性为中心视角的必要纠正。总体来说，由于不同流派女性主义理论视角的差异性，不同取向女性主义对国家理解也不尽相同。一些人强调国家的监管角色，一些人强调国家作为妇女增权的潜在盟友角色，一些人强调国家充当妇女代理人角色，以及探讨国家立法与保护战略效果。[9](P424)1960年代以前，女性主义思想家关注焦点是妇女、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妇女和家庭之间关系是不同派别女性主义者之间，女性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10](P256)但是各种流派女性主义者普遍认同的是，国家不是中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深深隐含着父权主义假设和男女不平等的价值判断。女性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只是有限地关注不平等。[11](P137)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女性主义者普遍批评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主导价值理念不是帮助妇女实现解放和追求平等，恰恰相反，而是巩固和强化妇女在家庭生活、两性关系中的依赖模式，以及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从属地位。[12](P9)简言之，女性主义者对国家在妇女生活中的角色基本上持批判态度，她们认为国家在改善妇女福利状况中的作用基本是负面和消极性的。国家是父权主义的象征和代表，而不是价值中立的保护者。
妇女与劳动市场关系是19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思想家高度关注的新兴核心议题之一。女性主义者普遍认为妇女与劳动市场关系是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情。[13](P93)195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妇女主要在边缘性劳动市场中从事服务和体力性工作，她们在职业结构体系中处于低下层次，充当劳动市场中的后备军，形成劳动市场的性别分隔格局。[14]妇女工资水平普遍低于男性，低工资就业和女性贫困化现象密切相关。[15]女性主义者对妇女依赖和福利依赖现象的解释是多种角度的，其中妇女与劳动市场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议题。劳动市场中妇女低工资、就业岗位性别分隔和服务行业女性化、兼职工作和临时工作“正常化”等现实加剧了妇女对男性工资的依赖。[16](P425)与此同时，由于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她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母亲、妻子与挣工资者、劳动者双重矛盾角色以及家庭照顾责任与有竞争力生产者冲突责任之间的两难境地，进退维谷。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著作集中在以男人有薪工作与妇女无薪工作之间分工为基础的权力与资源不平等划分上。[17](P133)与此同时，妇女与劳动市场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思想家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总体而言，对绝大多数妇女来说，劳动市场在她们生活中的角色是好坏参半，市场机制在改善她们福利状况中的作用是双刃剑性质的。一方面劳动市场为妇女参与社会生活和实现经济独立提供机会和途径，有助实现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和就业制度又是性别取向的，不仅无助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而且恶化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状况。因此，妇女普遍希望国家在改善妇女福利状况中发挥更大作用和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妇女角色与家庭责任、家庭结构与妇女福利的关系，不仅在女性主义福利理论中占有独特和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且这是其他思想流派考虑妇女福利时普遍缺乏的视角。妇女福利与家庭生活关系的独特和重要性理由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婚姻与家庭不仅全面和决定性地影响妇女的生活状况，而且直接影响家庭生活状况和家庭成员福祉状况。因为婚姻与家庭是妇女生活中两件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实际上家庭总是提供最大数量的福利。[18](P134)英国著名社会政策大师平克曾明确指出，家庭比所有其他群体更适合满足特殊性质的需要，因为家庭规模最小，可以更为独特的界定什么是有价值的，而且可以快速和弹性地回应需要。[19](P13)其次，女性主义者的分析始于家庭，始于社会政策与家庭的关系。女性主义福利理论既始于分析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又以家庭结构变迁和功能作为对妇女福利状况影响为核心分析议题。[20](P95)女性主义始于1970年代的家庭和社会政策分析已取得世人瞩目的业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政策实际成为欧美国家1980年代政策议程的主要议题。[21](P134)第三，女性主义分析不仅是推动欧美国家家庭研究复苏的最主要动因，而且是研究家庭结构与社会政策关系的主要力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家庭研究过去似乎是最乏味无聊的工作之一。现在家庭研究则似乎是最富诱惑力和最令人着迷的领域。[22](P1)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19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出现许多不同和相互冲突的家庭生活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是其中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最后，1970年代以来英美为首的保守与右倾政府的上台执政和巩固传统家庭主义的政策目标与女性主义思想家对家庭问题的批判反思形成激烈冲突，二者针锋相对，从而使家庭与社会政策关系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政策议题。欧美国家文献回顾发现，在整个20世纪之中，决策者主要依赖“家庭”是一种和谐化力量，是社会和平和社会稳定基础的观念。[23](P3)与此同时，父权主义的家庭结构：即养家糊口的丈夫和家庭主妇的妻子是保守主义社会政策议程的基石。[24](P422)而且1980年代英国和欧美国家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重新划定家庭、市场和国家之间的边界范围，以便决定由哪个部门来承担福利提供的主要责任。[25](P136)简言之，婚姻家庭对妇女生活的重要性，家庭照顾在福利制度中的传统与基础性地位，女性主义思想家对家庭问题独特的反思批判，以及保守主义者主观和客观上巩固家庭的福利政策取向，导致家庭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成为女性主义福利理论体系中最为独特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女性主义思想家彻底改变了家庭结构功能与妇女福利状况之间关系的传统解释，为我们理解家庭生活与妇女福利状况以及国家、家庭、市场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和发人深省的理论分析。长期以来，依据欧美国家中标准和有影响的家庭生活理论，家庭被认为是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个适应性单位；家庭是满足个人成长与发展，以及满足生理和感情整合的基本社会单位；家庭是国家极少介入的典型私人生活领域。[26](P4)家庭是无政治色彩和权力斗争的纯净空间；妇女生活和家庭问题纯属私人麻烦。[27]这意味着由于1950年代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影响，家庭研究的主导方向与理论是结构功能主义。[28](P131)按照结构功能主义家庭理论，无论她们经济状况如何，妇女的传统角色是母亲负责儿童养育，妻子和女儿是家庭中老年成员的主要照顾者。[29](P425)而且这种角色定型是天经地义与理所当然的。与此对应的是，早期女性主义政策分析者的著作主要致力于阐明妇女和男人在私人领域的家庭和在公共领域的工作中的位置。挣工资的丈夫和依赖妻子与孩子的小资产阶级核心家庭模式，既代表决策者的理想政策目标，又几乎是所有妇女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庭。[30](P132)这种状况伴随社会经济变迁、家庭结构与妇女角色转变，特别是女性主义家庭研究逐步深入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首先，女性主义者在性（sex：生物学）与性别（gender：社会性）之间做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区分，而且将妇女家务劳动概念化为无报酬的妻子和母亲。这二者对社会政策分析与妇女福利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女性主义者明确无疑地指出，如果社会政策分析不能将性别作为像社会阶级、种族或年龄同等重要的变量来对待的话，社会政策分析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31](P132)其次，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巴雷特和其他学者都认为，家庭有时候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家庭生活并不是纯净的私人空间，同样充满冲突与权力斗争。女性的身体与性就是政治。[32](P265)第三，保守主义政府在推卸国家福利责任承担，大力宣传和推进社区照顾政策模式之时，试图将福利责任和主要福利提供者的角色转嫁到社区，其实质是转嫁给家庭和妇女。社区照顾等同家庭照顾，家庭照顾等同妇女照顾。正如英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威尔逊所言，通常在使用“社区”一词之时，而且特别是其在与福利提供相联之时，社区应该被读作“家庭”。而且，我们也应该将“家庭”读作“妇女”。[33](P40)简言之，女性主义思想家开创性地揭开了家庭生活的神秘面纱，打破了传统的家庭理论和妇女角色定位，提出许多耐人寻味的独到见解。她们基本否定了家庭是妇女福利主要来源的传统看法。恰恰相反，家庭是父权主义权威和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是影响妇女福利状况改善的重要因素。
女性主义思想家建构理论家庭生活和家庭政策的努力反映了她们追求平等的愿望，以及最大改善妇女福利状况的不懈努力。目前，关于社会政策与家庭关系的讨论主要聚集在信赖主题上，而且作者通常选取性别作为分析的主要变量。[34](P4)与此相反，女性主义思想家主要是从男女平等角度设计理想家庭的。英国两位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曾将当时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家对理想家庭模式与男女平等家庭政策精髓概括在《更好家庭政策框架》之中。这个框架主要包含如下内容：(1)平等的为人父母和平等机会：家庭政策应该打破而不是强化男女之间人为的劳动分工。(2)选择的权利：家庭政策应建立在自由选择基础之上。人们应该能够选择是独身生活，或是夫妻生活，还是与朋友或亲属一道生活。(3)儿童：家庭政策应承认儿童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而且每个人都对儿童负有义务，无论他们是父母本身，或者不是父母。(4)社会提供：家庭政策应以维持和扩大集体性社会福利提供和在地方控制下的社区设施为基础。(5)个人权利：家庭政策应该认可作为整体的家庭和家庭中个人的权利与需要。(6)经济平等：家庭政策应认识到依赖儿童给家庭带来的额外压力，而且应恢复和保护这些家庭的资源。[35](P36-38)这个政策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女性主义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家庭模式和国家“应该”采取的家庭政策框架。更为重要的是，从女性主义家庭政策和理想家庭看，女性主义社会政策目标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福利社会”。[36](P44)
在社会的观念上，女性主义思想家普遍具有浓厚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倾向。她们认为世界是由男性建构出来的，男女两性及其性别差异也是由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建构出来的。[37]例如波伏瓦的著名论断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女人的。[38](P24)女性主义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权威家长与服从依赖者，权力拥有者、资源占有者与商品消费者、服务使用者的关系。英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明确指出，社会政策的一种考察方式是将其描述为男人为塑造妇女生活而创造的一套结构。[39](P33)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现实和男女角色是在男女性别差异基础上人为建构出来的。例如波伏瓦将社会世界和社会生活分为公共空间（工作场所）和私人空间（家庭）两部分。公共空间属于男性，私人空间归属女性。私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空间的缩影。[40](P237-241)在这种社会处境下，女性主义学者过去30年中不懈努力的重要领域是将妇女的“私人麻烦”转变和重新建构为公共议题。[41](P424)对女性主义者来说，1980年代存在两种相关斗争：如何挑战男人的权力，如何接触政治和公共的世界？[42](P54)简言之，女性主义思想家的社会观念主要是社会建构的，男女关系是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不平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依据性别差异社会分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两大部分。
女性主义思想家对福利和福利国家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的。妇女与福利、妇女与福利国家的互动关系是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英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帕斯卡尔开门见山和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主义社会政策分析中可能最引人注目的主张是：不理解福利国家对待妇女的方式就不可能理解福利国家。[43](P83)总体来说，女性主义者在承认国家福利提供对改善她们福利状况具有不可或缺和积极影响的同时，又猛烈批评福利国家强化父权制和不平等，巩固男女角色定型和扩大男女性别差异的制度性安排与政策模式。女性主义福利议题分析起源于四个基本始点：一是福利国家过去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妇女身上；二是假如要理解这些活动的话，关键是运用一种聚焦于导致妇女处于主要由男性描绘图画之中的分析方式；三是妇女地位分析不是边缘性的，而是理解福利国家性质的关键；四足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一定要从系统和结构性角度理解，应从妇女在社会中总体地位处境下理解福利国家。[44](P130)尽管女性主义分为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女性主义学者们的共同信念是：妇女是受男人剥削的，福利国家是男性为了男人利益设汁的。[45](P235)而且不同流派女性主义学者的共识是，通过其政策和服务项目，国家强化有关性别角色的传统定位，因而支持了男性特权的性别差异制度。[46](P424)在她们眼中，福利国家成为男性的化身，成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女性主义思想家猛烈批评福利国家，但是绝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承认，福利国家和国家福利提供有助于妇女解放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有助于确保妇女充分参与社会经济生活。高质量和可以负担得起的儿童照顾服务，完全考虑妇女“家庭工作”的津贴，劳动市场中反歧视的立法，国家提供的家庭照顾服务，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提高，男女之间工资收入差距日趋缩小，都直接影响妇女生活质量和福祉状况。[47](P236)概括来说，女性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对福利国家的矛盾看法。(2)女性主义批评福利国家没有说明妇女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平衡的特别需要；福利国家没有采取行动以补偿妇女养育儿童的劳动，也没有回应单亲母亲的特别需要。(3)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发挥强化传统家庭形式和性别角色的作用。[48](P137-141)简言之，女性主义对福利国家基本上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因为福利国家不仅没有及时和有效地回应妇女的特别需要，而且强化妇女的角色定型，加剧性别差异和不平等。
妇女与福利发展，妇女与福利国家发展的关系，这是女性主义福利理论的独特和重要贡献。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传统上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结果。女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崭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福利与福利国家发展应被看作是性别政治的产物。与此同时，女性主义也强调妇女对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贡献。[49](P135)因此，女性主义福利理论和社会政策研究大大深化了我们对福利议题和福利国家的理解。具体来说，女性主义福利理论的独特和重要贡献是：(1)在阶级、地区、年龄和其他层面之外，为分析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分配性影响提供了独特的性别视角。(2)女性主义分析使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发生“革命性”变化。国家是个利益团体而非中性团体。(3)女性主义分析使我们警惕社会政策的特定性别结果。现在普遍接纳性别是政策分析的基本变量，社区照顾政策是个典型例子。(4)女性主义有效地将一系列状况界定为需要采取社会行动的“社会问题”，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是典型例子。(5)女性主义的最重要贡献可能是她们宣称：私人和个人因素对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机会具有举足轻重作用。女性身体、性和个人是政治性的。照顾对社会分析是如此重要，以致是妇女机会的关键性决定因素。(6)通过对福利社会关系的探讨，女性主义者在福利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7)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通常从其社会控制角度来分析福利国家，为福利国家分析增加新的层面。(8)除传统阶级不平等以外，女性主义者强调性别差异是不平等的核心层面。[50](P158-159)(9)女性主义福利理论导致福利研究典范的转变，而且为福利研究新典范带来崭新的内容。福利研究新典范的优先领域是个人差异和个人资源，超越传统不平等的权力和阶级观念，而且将不平等扩大到包括性别、种族、残疾、性和年龄关系的新领域。此外，非正式部门照顾（家庭照顾）与照顾的性别分工也被纳入社会政策分析框架之中。[51](P13)简言之，女性主义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观在社会福利理论中占有独特和重要的地位，其理论贡献是多方面和开创性的，其社会影响是革命性和颠覆性的。
三、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笔者采取文献回顾方式，系统介绍了女性主义福利理论，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女性主义福利理论具有重要现实及政策意义。妇女福利不单是她们个人的事情，而是牵涉儿童福利、家庭成员福祉状况和社会质量的社会问题。换言之，妇女福利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儿童福利、家庭成员福利状况和社会整体的质量。妇女福利状况成为测量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国家发展状况的灵敏指标。尽管目前英美国家“福利之战”主要是有关妇女，甚至是反对妇女的，[52]但是在现代社会之中，妇女与福利议题必将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与福利必将成为社会政策议程中的主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