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开拓者论文,群体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是许多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和新文学个体人才“溶合”而成的“新的力量”，它具有在专业、知识、能力、气质、个性等方面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互补功能，互相影响、互相激发、互相强化的感应功能，从而爆发出创造一代新文学的巨大能量，倡导、推动和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
关键词：新文学 开拓者 群体 功能 互补 感应
1917年—1925年中国文学由传统型文学嬗变为现代型文学。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文学开拓人才的群体。〔1〕恩格斯说过：“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2〕新文学开拓者群体， 就是许多新文学开拓人才和新文学拓者首属群体“溶合”而成的，〔3〕是它们的力量“溶合”造成的“一个总的力量”。这个新合成的力量，已经是远远超过一个一个新文学个体人才和一个一个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力量的总和的宏大力量，它是由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具有的互补、感应等功能生成的。就新文学运动队伍而言，中国现代型新文学，就是凭借这个新的伟大的集合力，倡导、推动和确立的。
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互补功能
构成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和新文学个体人才，具有在专业、知识、能力、气质、个性等方面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机制，从而形成超越它们本身力量总和的放大了的新的合力。我把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这种机能，称之为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互补功能。
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互补功能，首先体现在构成它的核心——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方面。
新文学开创和确立时期产生的第一批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是新文化人才团。第一当推《新青年》杂志社，其次是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等。它们不是纯文学人才群体，而是提倡、推进新文化运动的社团。新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前锋集团，也就成为开创新文学的先躯群体，新文学开拓人才，是做为新文化运动人才的重要成份出现的。1921年创立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是新文学发展史上首次出现的纯文学群体，它标志着新文学开拓人才，从此成为社会上独立存在的群体。这些新文化、新文学人才群体，均为综合性的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其间既有提倡、推动新文学运动的人才，又有新诗、新散文、新小说以及话剧等创作人才，同时还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编辑、出版、翻译等人才。此后新文学开拓者的小型群体不断涌现，据统计1921年—1925年全国出现的文学社团多达一百左右。其中浅草社、广州文学研究会、弥洒社以及较晚出现的狮吼社、莽原社、沉钟社等属于综合性文学人才群体，同时出现了较专门化的文学人才群体，如侧重于倡导和实践新诗的中国新诗社、湖畔诗社、新月社、绿波社等，侧重于倡导和实践话剧的民众戏剧社、戏剧协社、南国社等，语丝社侧重于倡导和实践新散文，未名社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等等。综合性的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全方位地促进新文学的产生和确立，专门性的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从某一个方面促进新文学的产生和确立，它们互相呼应，互相补充，大大增强了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在创建中国现代型文学中的整体效应。
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的互补，不仅仅表现在它们之间的综合性与专门性的互补，而且表现在文学主张、文学流派、文学气质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补，构成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两个社团文研会和创造社，体现得就很显著。实际上创造社的创立，就是对文研会精力上、气势上的补充。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给田汉的信中， 约请他加入创造社，其中就陈述了成仿吾这样的动机：“新文学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般新进也将自己怀疑起来。”尽管此论有所偏颇，但确凿地表达了他们结社的目的之一是打击旧势力，促进新文学运动。文研会和创造社均以创立一代新文学为己任，兢兢业业地奋斗，一个主张文学要为人生，文学应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有关人生的问题；一个主张文学应尊重自我，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一个提倡文学创作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一个提倡采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炽烈地抒写主观情感，淋漓地展现自我。作家的气度一个冷静、稳健，一个热烈、奔放。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这种类型的互补，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较大一些的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之间，比如新月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积极提倡诗歌规范化，他们的新格律诗与自由体诗对待而出，独树一帜；语丝社却又主张形式随意，文体自由，任意而谈，积极干预生活，催促新生，排击旧物，等等。只是有不少首属群体，业绩较微，影响较小，他们的互补作用显得不似文研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那么突出、鲜明。这些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各自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审美旨趣，发展着自己的特色和优长，在“互相补助”中“发达”起来，〔4〕从不同的侧面实践着创立新文学这个相同目标， 使新文学活动轰轰烈烈，新文学创作五光十色。
其次，新文学群体的互补功能，表现在各个首属群体本身的个体人才的互补。新青年社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难地。它的两员大将胡适、陈独秀首先揭起革命旗帜。其时胡、陈二氏都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但是胡适持论平和，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提出创造白话文学，并望“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5〕“只是一种改良的主张而已，”〔6〕陈独秀则态度坚决， 斩钉截铁地声言：“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7〕他以一个急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 尖锐地提出打倒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迂晦的艰涩的封建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新鲜的立成的、明了的通俗的新文学。一个平和，一个勇猛，一个缓进，一个急进，胡适的倡导，引出了陈独秀的跟进，陈独秀的革命主张，补正了胡适的改良理论，遂使新文学革命酿成气候。1923年胡适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认识到“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他的“太持重的缺点”，〔8〕此论虽然没有说到二位革命与改良的实质， 但互相补充的意思，表达得基本符合实际。综合性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本身就是各种文学活动人才和文学创作人才的聚合。个体根据其特长和群体的需要，侧重于确立新文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活动和创作，使小群体具有了多种文学功能。文研会是综合性首属群体，它的主干人物周作人、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沈雁冰、郑振铎等，既是该会的发起人、组织者，又是各种体裁新文学的创作家，而且大都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者，都是多才多能的新文学人才。在文研会里，沈雁冰以及周作人、郑振铎在理论引导和阐述方面有突出贡献，他们倡导的反映社会有关人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血和泪的文学等文学观，从各自把握的侧面，阐发了文研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使其流向具体化，成为聚合文研会的理论基础和旗帜。这个群体包括着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家，其中小说创作成绩卓著，产生了一批如叶绍钧、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庐隐以及王鲁彦、王仁叔、许杰、蹇先艾、彭家煌、王以仁等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基本体现了文研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创作特色。俞平伯、朱自清、刘延陵、徐玉诺等以他们的诗歌创作，欧阳予倩、熊佛西、陈大悲、汪仲贤、侯曜等以他们的话剧创作，为文研会实体的存在和发展做出成绩，为新文学的确立贡献了力量。所有的文研会的重要人物，又大多是新散文的创作家和翻译文学的居要人才。这些人才为新文学的创建多方位、多侧面地起着作用。创造社也是如此，成仿吾、郭沫若、郑伯奇等比较充分地阐述了该社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主张，在文学创作方面，郭沫若的自由体诗歌，郁达夫的身边小说，田汉的话剧等，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创造社的个性特征。其他的综合性首属群体，虽不及创造社，特别是文研会那样，诸般新文学活动和创作人才齐全、强大，但也都包含了比较多样的新文学人才。这些综合性的首属群体，都是各种新文学开拓者或多或少有互补关系的集团，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互补状况的缩影。专门性的首属群体，比较集中地聚集了某个专门领域的文学人才，比如一些新诗和戏剧社团，他们的成员不少人创作有小说、散文和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但主要开发目标是诗歌和戏剧，不但有一批新诗、话剧创作的重要人物，而且有一些在诗歌、戏剧理论和评论方面论述新颖，观点独特的人才。这些专门性文学小群体，拥有它那个领域的理论倡导、文学活动和创作的各种专门人才，使这个领域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创作，有了一批品种俱全的开拓者。
第三，构成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除了它的核心新文学开拓首属群体外，同时还集结了社会上有志于建设新文学的人才。如陆志韦、沈玄庐、陈衡哲、凌叔华、丁西林、陶孟和、宋春舫等诗歌、小说、话剧、散文诸方面的开拓人才，他们与参加了首属群体的新文学人才，又形成了一层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人才互补。
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上列三种形态的互补，从整体上看，使其成为一个浩浩荡荡的创造新文学的多功能的人才团，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从构成上看，它拥有各色新文学开拓人才，使这个大群体，呈现出多序列性。大类而别，包括倡导者序列和实践者序列。
首先是倡导者序列。它由战略倡导者和战术倡导者两个序列组成。新文学开拓的战略倡导者，指对新文学的产生和确立，提出全局性的口号、目标、任务和理论指导的人才。新文学拓荒人物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提出了一系列促成新文学产生和确立的战略思想和理论，引导新文学开拓者形成一些大致趋同的走向：第一，新文学的载体是白话，“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9〕新文学首先要“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10〕第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11〕扫除“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12〕破坏旧的文学观，建立新的文学观，创造新型文学。第三，新文学应求真求实，成为“为社会写实的文学”，〔13〕贴近现实，贴近人，或反映现实的真实，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14〕“为平民”而“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15〕或抒发个体真实情感，本着“内心的要求”，〔16〕进行创作，把“内心的自然的要求”做文学的“原动力”。〔17〕第四，新文学要具有审美特征，把“美”与“精工的技术”作为新文学的重要条件。〔18〕第五，学习外国文学，借鉴外国文学。这些总体性的目标、任务，正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赖以聚合，新文学赖以产生和确立的依凭。
新文学开拓的战术倡导者，指对新文学的产生和确立，从局部的、具体的方面提出目标、任务和理论指导的新文学人才。新文学开拓的战术倡导者对各种文学体裁作品的创作，提出创作的原理、原则、规范、方法等，具体地从一个方面推进新文学的创作的确立。新文学开创时期小说的业绩辉煌，“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19〕小说理论、小说评论比较活跃，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著述，诸如《论短篇小说》（胡适），《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刘半农），《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罗家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周作人），《创作的要素》（叶绍钧），《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沈雁冰），《小说论》（郁达夫），《中国小说谈》（俞平伯）等等，阐述了小说的重要性，小说体裁的特征，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小说的社会功能、人物塑造，考察了中外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和走向，同时尖锐地批判了旧小说，对新型小说的产生和确立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这些倡导者都是新小说创作的开拓前锋。我国以诗国著称，传统诗歌遗产丰富，音韵优美，艺术高超，社会影响深广。因此诗歌的变革相对而言比较困难，任务繁重，道路崎岖，与之相应，倡导的声势、力度，也较小说猛烈、强大，产生了一批激昂慷慨地倡导新诗的人才。他们的新诗理论，几乎含盖了新诗创作方面的所有重大问题，除重视新型诗歌的思想内容、社会功能外，对于具体地怎样创作新诗，也做了比较细致的可以操作的引导。他们的第一个冲击目标，就是突破旧体诗的一切束缚，实现“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20〕因此自由体诗，成为新诗的第一个产儿。破除旧体诗的一切束缚，首当其冲的是怎样对待音韵。新诗开拓者一致认为应该“破坏旧韵重造新韵”，〔21〕“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22〕“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23〕他们还进一步阐明了创作新诗的原则、方法、技术，强调“诗是主情的，是想象的，是偏于主观的”，〔24〕“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25〕把情绪、情感、想象、音韵等做为诗歌的主要特征。〔26〕有的开拓者进一步具体地勾画出新诗的面目：“就形式说，有音乐的和刻绘的两个作用。音乐的是音节，刻绘的是写法”，“就内容说，有情绪的和想的两种意境”。〔27〕“（一）用字要精当、做句要雅洁、安章要完密”，“（二）音节务求谐适、却不限定句末用韵”，“（三）说理要透、表情要至切、叙事要灵活”。〔28〕这些理论引导，使新诗作者有大体可循的规矩，促进了新诗确立的进程。
新散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29〕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鸣锣开道，因此随着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酝酿、产生、发展和深入而诞生和确立。其中，鲁迅与周作人贡献最为突出。前者积极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实践杂文，投抢七首式的新型杂文，把散文发展到新境地。后者潜心倡导和创作美文，遂使艺术性散文蓬勃兴起。新文学开创之时，新戏剧的倡导也随即开首。开拓新文学的将帅人物，在新文学倡导的各个领域里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同样戏剧改革方面也是排头兵。此外还有一批专事戏剧改革的开拓人才。因为戏剧改革的第一道障碍是旧戏以及文明戏，特别是旧戏，源远流长，传布广泛，因此不首先向它开火，戏改无以进行。又因为戏剧改革的直接的、重要的战果是引进西洋的话剧，中国的作者、读者和观者对它都较生疏，所以这个时期的戏改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旧戏以及文明戏的批评、批判、论争和介绍西方话剧方面。话剧创作的指导性理论，不若小说、诗歌和散文活跃，深刻。
其次，是实践者序列。新文学开拓的实践者，指在新文学的具体创作中做出创新性成绩的文学人才。包括新小说、新诗歌、新散文以及话剧四个序列。
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篇，它与其后不久问世的《孔乙己》、《药》，共同显示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30〕1922年连载刊出的《阿Q正传》，引起轰动， 使中国小说走向世界。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收入26篇小说，恰恰出手于1918年到1925年，鲁迅小说创作实践整整贯穿于新文学开拓时期的始终，是新型小说诞生和确立的顶梁柱石。叶绍很早便用白话写小说。他的《这也是一个人》（1919年），是新小说的第二篇佳作，及至1925年只小说结集已有三部面世，仅此三集便收录有50余个短篇。叶氏是一位产出多、质量好的冷静谛视人生的小说大家。郁达夫从1921年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始，到1925年已创作小说的20多篇，其中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那样较早写劳动者的好作品。1921年出版的《沉沦》奠定了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其中重头作品《沉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个成功的中篇，惊世骇俗，震动了中国文坛。1919年冰心带着问题小说闯入小说界，处女作《两个家庭》之后，接着发表了《斯人独憔悴》、 《秋雨秋风愁煞人》、 《去国》， 引起强烈反响。 1920年至1924年发表了包括《超人》、《悟》在内的30余篇小说，以问题小说家饮誉文坛。用白话写作品，公认诗歌最难，因此胡适扯起“白话文学”旗号后，首先致力于新诗的创作实践，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刚刚兴起，他就有白话诗作发表。1918年初在《新青年》等4卷第1号上，他与刘半农、沈尹默一起发表的9首白话诗，引起社会广泛重视， 1920年出版了《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虽然还不是质地全新的现代新诗，但已是非常可贵的“尝试”，遂使其成为白话诗的第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郭沫若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1920年至1921年诗兴大发，接连写出了《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炉中煤》和《女神之再生》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诗。1921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新诗集《女神》出版，奠定了郭沫若在新诗确立中的重要地位。他以狂飚突进式的思想，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新异奇特的色彩，瑰丽繁富的想象，独树一帜，开辟了自由体诗发展的广阔天地，把1918年诞生的新诗歌，推向第一个峰巅。比胡、郭稍后出世的闻一多、徐志摩，将新诗引向规范化方向，他们的诗集《死水》、《志摩的诗》为新格律诗树立了样板，从而使新诗展现出又一种发展走向。胡、郭、闻、徐的诗作，使中国新诗建筑在坚实、丰厚的基础上。散文本来就是我国传统文学的正宗体裁之一，同时也是发动和推进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武器，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同步产生，发展到1925年，已经完全确立，除了数量多、质量好外，体式、风格、流派五彩缤纷，绚丽壮观。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政论性散文，成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开路先锋，深化、发展的掘进利器。以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杂文，思想性、艺术性均达到前所未及的水准，已臻成熟。以周作人、冰心、朱自清等为代表的艺术性散文，精彩纷呈，出现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佳品。新文学开拓时期的话剧，虽尚难断言业已确立，但确实已经产生了一批埋头实干的实践者，写出一些较好的剧本，其中以田汉为代表的剧作家，创作的《咖啡店之一夜》、《获虎》、《泼妇》、《一只马蜂》、《压迫》、《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洋状元》、《赵闫王》等，已有较广泛的良好的社会影响。
这里举出的鲁迅、叶绍钧、郁达夫、冰心和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以及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朱自清、瞿秋白、田汉等，就是新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各个实践者序列的重镇。中国现代小说起步略晚于现代散文、诗歌，但成长迅速，成绩裴然，著名作家层出不穷；新诗歌诞生较早，规模盛大，作者广泛；新散文声势大，著者多，几乎重要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主干人物，新小说、新诗、话剧的主要作家，都有有价值的新散文贡献于世。因此在上述名家大家之外，各个序列都拥有一批比较著名的作家，他们是四个序列的中坚。此外尚有许多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的作家和作者，成为各序列的广泛基础。
鸟瞰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由新文学战略倡导者、战术倡导者和新小说、新诗歌、新散文、剧本创作实践者等多种序列组成，这便从又一个视点，明显地观察到了它的互补特征。
个体人才的知识、能力、才干、精力无论多么丰富多样、多么强大高超，多么气势雄壮，都是有限的，对于创造一代新型文学这样宏伟的工程，显得菲薄乏力，只有聚集大量的多色泽的人才，协同作战，才能爆发出共创辉煌的足够的能量。
互相影响，互相强化——感应功能
构成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和新文学个体人才，在新文学的产生和确立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激发，互相强化，从而使一个个首属群体，一个个个体人才较充分地发挥才智，并且形成超越它们本身力量总和的放大了的新的合力。我把新文开拓者群体的这种机能，称为它的感应功能。
认同感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感应功能的一种表现。认同感应，是指新文学开拓人才，对于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所树立的目标，担负的使命、责任以及组织原则、纪律等的承认、同意，并使自己的行为与之谐调、一致，从而使他们的集合体，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
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是一种自织织群体，不是靠上级命令、他人旨意组织起来，而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聚合。结构这个群体的主要粘合剂，就是共同的意愿、目的——推倒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构成这个群体的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凡有章程的，几乎都明文规定了这个目标。如文研会言称“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31〕“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32〕《创造社社章》首条就规定“努力文化运动”是社员入社的主要条件，并在《创造》季刊的创刊号的序诗中写道：“我知道神会到了，我要努力创造！”用诗的语言表达了“创造”新文学的宏愿。不久郭沫若做了进一步说明：“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一块儿翱翔罢！”〔33〕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目的是“从事于文艺活动”，具体内容是创作表现“内心的要求”的“优秀的作品”。凡无章程的，也以某种方式表明同样的志向，如语丝社，在《语丝发刊词》中，从新文学内容方面强调语丝的性质是，同仁们“自由发表”“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的思想的阵地，从它刊载的作品看，无疑撰稿者追逐的目标正是推动新文学，发展新文学。沉钟社是新文学史上公认的新文学社团，但它的主要人物陈翔鹤却郑重申明，它不是“团体”，他说：“只消一提到‘沉钟’二字时，或许就会有人以为这是一种团体，或为一种组织的名号似的，其实在我们之间，不仅不曾有过组织，甚至就连组织的‘意识’，也从来不曾有过。自然，这事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即是我们的结合，是先有‘友情’的存在，然后才从这种友情出发，以共同发表文章。”〔34〕实际上这里业已明明白白指出它是友好者的“结合”，并是“以共同发表文章”为目的，这就是社会学上界定的社会群体了，就是“团体”，属于没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那一种社会群体。他们在自己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的正是新文学作品。可见创造新文学也是该社团成员的基本意愿。没有参加首属群体的个体新文学人才，凡谈及其创作意图的，差不多都说明了创造新文学的志向。没有留下此类文字资料的，均以他们积极创作新文学作品的事实，说明着他们创建新文学的宿愿。总而言之，新文学开拓人才有一个共同认识：创造新型文学。这正是把他们聚集为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群体文化意识。因此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中的个体人才，均具有认同感：创造新文学，就是规范自己行为的准则；在创建新文学中做出怎样的贡献，就是衡量自己价值的法码。在排除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这个大方向上，与群体保持一致，并努力做出成绩。
身为新文学首属群体的人才，是属于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但同时首先是属于这个群体的“团体”成员——首属群体的。因此他们不仅在上述大目标上与整个新文学开拓者群体认同，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与其所归属的首属群体认同。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个体需求有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35〕这些“需要”对于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 作用强度不同。许多新文学人才组织或参与社团，首先是出于自身的需求，他们有创造新文学的欲望，并在创造新文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但又感到人单力薄，产生了合作要求，希望归属一个群体，在其中与志同道合者互相帮助，互相协同，凭借群体力量，实践创造新文学的目标。同时使自己创造的成绩，首先得到所属群体的认可和尊重。这种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需要，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义务感，自觉地与群体意向保持一致。在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中，极少数的有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比较具体的规章制度，绝大多数组织比较涣散，没有成文的章程、规范。但是诚如郭沫若体验到的那样：“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是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个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36〕隶属于前一类首属群体的，不仅承认那个团体的制度、纪律、权利、义务，而且积极地与其文学主张、审美取向等群体意识趋同。隶属于后一类的，同样与他归属的团体的意识认同。沈雁冰在1933年论述文研会时，就正确地指出，它的成员在这样一些原则问题上是一致的：第一，“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一基本的而且共同的态度”。第二，“多数会员有一点‘为人生的艺术’的倾向”。〔37〕第三，是他在很多文章中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些论述的实质，当时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他断言“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华生，以及其他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38〕这就是说文研会这个首属群体中的作家，主动以文研会的群体意识规范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并且获得了丰硕成果，群体的追求，在它的成员的创作中得到较充足的体现。创造社的台柱郭沫若1930年总结创造社时指出：“他们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他们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这内在的要求，自由的组织……，无形之间便是他们的两个标语。”〔39〕强调张扬个性，表现内心要求，正是创造社群体意识最基础的要点，表现这种文学追求的最适宜的创作方法是创造社大力提倡的浪漫主义。这些共同的观念，就是创造社的群体意识，他们自觉地传播它，并遵循它去创作新文学，郭沫若、郁达夫、田汉以及其他创造社成员的作品中同样体现了这些原则。语丝社比文研会、创造社又不同，更为散漫，即使如此，依然有它的个性，有它的追求。《语丝》的主持人孙伏园认为《语丝》比之于别的刊物，“倒是同人最热心于谈政治”，“最尊重的是文体的自由”。〔40〕1930年鲁迅回顾他与语丝的关系时，总结说《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41〕《语丝》的作家成分比较复杂，但它是刊发散文为主的，任意而谈，排旧促新，便是这个小群体的群体意识，尽管它的撰稿人政治态度、文学追求、美学情趣各个有别，然而在《语丝》上发表的作品，就总的倾向而言，同样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语丝”这些群体意向。
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认同感应，把它的成员聚集在创造新文学的大旗下，使他们为实现同一目标发掘、发挥自己的才智、能力。组成它的核心——各个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将大群体的总目标，分解成具体的、较细致的内容和任务，使它们的参加者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释放自身的能量。所有新文学人才，从各自的方位，各自的侧面，以各自的途径、方式、方法，创造着共同的辉煌事业。
激励感应，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感应功能的又一种表现。激励感应，是指新文学人才之间互相勉励，互相激发，互相强化，使其更有效地为创造新文学做出成绩，同时增强了群体的整合效应。
新文学开创时期，存在着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许多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的产生，往往是先萌生出版刊物、丛书的欲望，而后组织文学社团。大的群体文研会、创造社如此，较大的民众戏剧社、语丝社等也如此，较小的湖畔诗社、浅草社等莫不如此。即使发生过程并非这样，也是小群体一经诞生，首先着为的是编办自己的出版物。文研会于新文学开创时期主办了《小说月报》61期，《文学旬刊》80 期， 《文学》90期，《文学周报》34期，《诗》月刊4期。共出版七种丛书， 其中《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4种，1921年至1925年5年中，共出92种。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出6期，《创造周报》出52期，《洪水》出8期，并出版有丛书。新文学开创期许多质量高、影响大的作品，大多出自这些出版物。其他新文化、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出版的刊物和丛书也不少，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都在倡导新文学、建设新文学方面有影响。这些刊物、丛书等出版物，既是聚合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的纽带，又是培植新文学的园地，它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发表新文学作品，以其理论引导和创作实绩，首先激发了本首属群体成员创立新文学的激情，其次，同样激发了附着于其周围的其他新文学个体人才的创作新文学的热情。同时这些出版物的创办者，就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新文学创作的名家，他们在自己经营的文苑里，看到本人和本群体的文学主张得以阐发和流布，本人、本群体以及其他附着与群体的个体新文学人才的文学创作硕果盈树，更加鼓舞他们不间断地创造更多更好的新文学的精神和力量。
上文论及的新文学开拓群体的激励感应，是通过群体提供的文学园地实现的。激励感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发生源。据西方学者研究，在群体中工作的个体，其工作成效受人际关系、心理氛围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受工作条件等物质的、生理的因素的影响，心情舒畅，情绪高涨时创造力可能被激发到80—90 %， 反之只能达到20%左右。〔42〕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为新文学个体人才，创造了心情舒畅、情绪高涨的人际关系和心理氛围，形成一种文学界除旧立新的浓厚、热烈的气氛和气势，较好地开掘着个体人才的创造力，扩大了他们创造新文学的功效。酿成这种气氛和气势的重要渠道之一，是卓有成效的文学批评。不少新文学报刊开辟出专门的地盘评论、指导新文学创作，激励更多更好的新型文学问世。影响巨大的《小说月报》从第13 期第8号起，开辟的专栏《创作批评》，第14期第3号停办后， 又开出《读后感》专栏，评价和讨论了冰心、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徐玉诺、庐隐、朱自清、孙俍工、俞平伯、郑振铎以及顾一樵、赵景深、徐志摩、吴立模、鸣唐君等的小说，其间品评的《超人》、《缀网劳蛛》、《黄昏》、《毁灭》、《海的渴慕者》、《海滨故人》等，至今仍是现代小说的名篇佳作。《创造》季刊辟有《编辑余谈》、《通讯》等栏目，也是评介作家作品的，对创造社成员的《女神》、《沉沦》，非创造社成员的《超人》、《命命鸟》、《一叶》、《呐喊》等均有较有价值的评议。其他报刊或设专栏，或发专论，新文学评论欣欣向荣。这方面沈雁冰贡献出色。1917年到1925年他的精力侧重在倡导新文学方面，做了许多扎扎实实而且有真知灼见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通过评论引导新文学创作。他充分利用编办《小说月报》的便利，促进新文学的开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21—1925年仅在该刊他就发表了评论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的文章近二十篇，其中《春季创作坛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等鸟瞰式地品评一个时段的新小说创作的成绩、不足和走向，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他当时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至今仍然熠熠闪光。比如《阿Q正传》连载至第4章，他就别具慧眼地断定“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43〕一矢中的地点出《阿Q正传》的重要价值在于写出了“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的“阿Q相”等。〔44〕酿成这种气氛和气势的另一重要渠道， 是新文学个体人才的互相声援、互相鼓励、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从群体性动向看，新文学开拓时期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个体人才的激励感应，出现过两个高点：一个是群策群力推动白话文学和文学革命运动；一个是群策群力扶持、维护较早诞生的新文学作品。这两方面关系到文学革命能不能开展起来，新文学创作能不能传播、确立，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创造新型文学的总目标能不能实现，因此新文学开拓人才显示出强烈的趋同性和协同性。胡适、陈独秀举起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旗帜后，胡、陈二人互相勉励，钱玄同、刘半农等立即响应，沈尹默、李大钊、周作人、鲁迅以及郁达夫、傅斯年等相继支持，首先是新青年社，而后是新潮社等其他新文化和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以及一些新文学开拓者个体，纷纷参与，一时间文学革命的号角不绝于耳。大家互相激励，互相鼓舞，协同以战，彼此交流，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迅速蔚成气候。胡适的状况，是这种激励感应的一个典型。他提出文学改良主张之时，声明只是商讨并不坚决，陈独秀等立即声援，使得胡氏坚强了，自信了。他有切实的体验：“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45〕类似感应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许多新文学开拓者身上，于是为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早期的新文学创作，是具有开拓性质的新事物，尽管代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体现了现代型文学的基本特征，但幼稚粗糙，对此敌对阵营攻其一而不及其余，图谋扼杀之，自我营垒也出现了种种疑问。此时此刻特别需要新文学开拓者互相扶持，互相维护，一方面激励已经参与创建新文学的人们的必胜信心，一方面启迪有志于此的人们参加战斗。最早出现的胡适的白话诗，自然就成为文化界、文学界的关注点。敌阵诅咒漫骂，说它是“必死必朽”的“死文学”，〔46〕新文学开拓者们却欢欣雀跃，支持、赞扬。钱玄同热情地为《尝试集》初版作序，肯定它的价值，赞扬胡氏“‘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我对于适之这番举动，非常佩服，非常赞成”。鲁迅、沈尹默等新文学开拓群体的将帅式人物，也为胡适的白话诗和第一部白话诗集叫好。新文学开拓者们的鼓励，不仅促进了胡氏继续“尝试”，并且激扬了其他新文学人才谱写新诗的热情，掀动了白话新诗的创作热潮。鲁迅起初写小说，就与新青年社的同仁密切有关，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诞生的《狂人日记》，就是在钱玄同的启导下开写的。〔47〕鲁迅小说连续问世之后，胡适夸赞“差不多没有不好的”，〔48〕李大钊及时提出应集拢重印。新青年社以外的新文学开拓者，也一齐称赞鲁迅的小说，誉其为“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郁达夫《沉沦》出版，惊世骇俗，非议四起，创造社的成员和其他新文学开拓人才却为之喝彩，斥责种种欲置其于死地的谬论。郑伯奇读毕《沉沦》的手稿，随即鼓动立刻出版。《沉论》问世后成仿吾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肯定。〔49〕周作人力排众责，确有见地地说明《沉论》描写的是“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50〕大权威们的首肯，使诅咒者们“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郁达夫深感欣慰。湖畔诗社是个小小群体，由四位青年组成，当时已经名满文坛的新文学开拓人物，对它备加培植，《湖畔》诗集出版，朱自清、周作人立即著文推荐，郁达夫致函祝贺。文研会几位骨干创办的《诗》月刊上常常刊发这几位年轻人的诗作。旧派攻击他们的诗时，鲁迅等拍马迎战，予以反击。汪静之《蕙的风》只作序的就有朱自清、胡适、刘延陵等多人。胡适夸赞汪是近一、二年来“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51〕鲁迅称赞他的诗“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同时指出“颇幼稚”，希望读拜论、雪莱、海涅的诗“以助成长”。〔52〕新文学开拓者互相影响，互相强化，形成的浓厚、热烈的创立新文学的气氛和气势，使新文学人才处于破旧立新的激发状态，较好地开发了这些个体人才的创造活力，从而放大了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能量。
激励感应还有一个特殊的发生源，即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之间的竞争。许多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在创造新文学的大目标相同的前提下，又各有各的文学主张和审美追求，其中的一些甚至各执一端，针锋相对。这层箭拔弩张的迷雾，遮掩的却是同一营垒中不同色彩的成员的自我展现和扩张。最典型的是文研会与创造社。创造社横空出世之时，就有所谓反对“偶像”“垄断”文坛之意向，声称“最厌恶团体之组织”，并指责文研会就是“团体”。诚如创造社的重要成员郑伯奇说的那样，“话虽是这样说，创造社实际上是一种同人团体”。其实它的主要成员，包括郭沫若，都曾明明白白说过创造社是个“小社”，即小团体。〔53〕而且后来进一步准确地指出“团体的从事于文学运动的开始应该以1922年5月1日《创造》季刊的出版为纪元”。还把当时文坛分为“敌对阵营”和“本阵营”，并把创造社与文研会，一并归入建设新文学的阵营。〔54〕郭沫若很有感情地说：“在‘五四’以后，凡是从事于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这样相亲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人是很难想象的。”〔55〕可见，创造社与文研会确实是一个新文学开拓大群体中的两个首属群体。它们在同一阵营里互相对待，互相刺激，形成一种各自发扬其特色，发掘其才智，与对方竞争的态势，驱动着双方你追我赶地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各自朝气勃勃地创造着有自我特色和个性的新型文学，争芳斗艳共同盛开在新文学花圃。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的这种竞争，并非仅仅存在于这两大首属群体之间，只是它们的对峙更引人注目。这种竞争增添了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活力，激活了新文学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势头，造成一种生气蓬勃，只争朝夕地创造新文学的效应，大家在竞争中进行的文学革命活动和创作的新文学作品，均成为新文学赖以确立的基础。由于首属群体的主导成员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策略水平局限，使这种同阵营的竞争，有时蒙上狭隘偏激的色彩，正如郭沫若嗣后总结的那样，“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56〕这对峙的“无聊”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共同建设新文学有耗散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他们互相竞争、共建新文学的整体效应。这恰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是当时创造新文学的队伍的实际状况所显现的必然特征。
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是人与人在创造新文学中聚集成的人才团，每个新文学开拓人才，在这个统一体中发展自我和影响他人，他们互相作用，激发出一种比他们的个体能量简单叠加之和大得多的集合能量，它使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具备了创立一代新型文学的功力。
（收稿日期：1995年6月2日）
注释：
〔1〕此观点在拙作《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刍议》（见本刊1995 年第4期）中已做了论述。
〔2〕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 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关于“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 参见拙作《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刍议》，同〔1〕。
〔4〕〔32〕《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921年1月10日，第12卷第1号。
〔5〕〔9〕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6〕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的论争》。
〔7〕陈独秀，《答胡适》（1917年5月）。
〔8〕〔4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10〕〔21〕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
〔1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2〕钱玄同，《寄胡适之》（1917年7月）。
〔13〕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
〔14〕周作人，《人的文学》。
〔15〕沈雁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
〔16〕〔33〕郭沫若，《编辑余谈》（1922年8月）。
〔17〕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
〔18〕胡适，《什么是文学》；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19〕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20〕〔22〕胡适，《谈新诗》。
〔23〕宗白华，《新诗略谈》。
〔24〕周太玄，《诗的将来》。
〔25〕郭沫若，《论诗通讯》。
〔26〕郑振铎，《论散文诗》；罗家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
〔27〕康白情，《诗底我见》。
〔28〕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29〕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3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31〕《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1921年1月10日， 第12卷第1号。
〔34〕陈翔鹤，《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35〕〔42〕参见李新生主编《群体人才学》第216页，第223-224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
〔36〕〔55〕〔56〕郭沫若，《创造十年》。
〔37〕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
〔38〕沈雁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39〕〔54〕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
〔40〕伏园，《语丝的文体》。
〔41〕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43〕沈雁冰，《通讯》（1922年2月10日）。
〔44〕沈雁冰，《读〈呐喊〉》。
〔45〕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46〕胡先骕，《评〈尝试集〉》。
〔47〕鲁迅，《〈呐喊〉自序》。
〔49〕成仿吾，《致郭沫若》（1922年6月5日）。
〔50〕周作人，《沉沦》。
〔51〕胡适，《〈蕙的风〉序》。
〔52〕鲁迅，《给汪静之的信》，转引自孙琴安《现代诗40家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53〕郭沫若，《编辑余谈》（1922年9月）；郑伯奇，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成仿吾，《编辑余谈》（19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