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土团”问题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五代论文,土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9-0123-07 “土团”作为“团练化”的武装力量①，原本是中唐以后地方应对动乱困局重要的依赖力量，但自黄巢之乱后，随着帝国对地方逐渐失去控制，遂蜕变为支持割据、颠覆帝国的重要帮凶；五代“土团”对地方影响更甚，成为一些地方势力称雄一方的军事支柱，甚至以此建立割据政权。遗憾的是，这个对唐五代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地方武装，学界却关注不够②，系统性研究尚属空白，故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土团”的招集与统领 军人的来源方式，作为中古军制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它对构成这一制度的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故有必要考察唐五代地方特色分明③、具有团练色彩的地方民兵——“土团”的招集方式。 1.“土团”之招集 “土团”，作为中唐以后地方“团结兵最重要的一种”④，传统典籍对此很少记述，而涉及其招集情况的资料则更为少见，目前仅有五则史料对此稍有涉及。如会昌四年(844)，武宗戡平昭义之乱，为迅速恢复地方秩序，朝廷颁布敕令，责令其“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⑤。咸通元年(860)，浙东发生裘甫之乱，王式受命南下，“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⑥。中和三年(883)，浙西裨将王郢作乱，杭州临安人董昌，“始籍土团军，以功擢累石镜镇将”⑦。大顺元年(890)五月《资治通鉴》考异引《唐末见闻录》曰：“昭义状申军变，杀节使，当日点汾州五县土团将士赴昭义”⑧。考诸上述史料，无论会昌四年昭义“所籍”的“土团”，还是咸通元年浙东“更籍”、中和三年杭州“始籍”以及大顺元年汾州“(征)点”之“土团”，它们都是通过“籍”与“(征)点”的方式招集而来。倘若据此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土团”均属政府依户征集之性质，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在乾符之末，“黄巢乱江南，永兴民皆亡为盗，(鄂州)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侵”⑨。鄂州刺史崔绍在面临黄巢寇掠之时，何以放弃此前屡屡由“籍”、“始籍”、“更籍”，或点(籍)之惯例，而是采取招募之法？由于未见其他诸史记载，或许这仅是一个特例。 2.“土团”之统领 团结(练)、“土团”，作为唐代地方兵役的重要承担者，关于前者之统领，《唐六典》称开元始设关内团结兵，其秦、成、岷、渭、河、兰六州“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而黎、雅、邛、翼、茂五州则“并令刺史自押领”，“若须防遏，即以上佐及武官充”⑩。大历十二年(777)，代宗采纳宰相常衮之议，“奏罢诸州团练、防御等使”，但仍“令刺史主当州军事，司马同副使，专押军案；判司本带参军，便令司兵判兵事”(11)。即大致说来，诸州团结(练)的直接统领者当为本州的刺史、上佐与司兵参军等，他们分别以团练使、团练副使等名义加以统领，而藩镇则由藩帅以都团练使加衔的形式予以统辖。那么，“土团”统领的情况是否也类似于此？ 关于“土团”之统领，唐、五代的史料多有涉及。如会昌元年十月，雄武军奏事官吴仲舒至京，武宗诏宰相问状，仲舒称雄武军使张仲武“性忠义”，颇得众心。李德裕问雄武“士卒几何”？对曰：“军士八百，外有土团五百人”(12)。会昌四年八月，武宗戡平刘稹之乱，朝廷敕令昭义“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13)。咸通元年四月，王式受命平乱浙东，由于当地“府下无守兵”，于是更籍“土团”以补之，并命“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14)直趋奉化，以解象山之围。乾符五年正月，沙陀李尽忠陷河东遮虏军，节度使窦澣“遣都押衙康传圭率河东土团二千人屯代州”(15)。次年五月，诸道都统王铎以泰宁节度使李系为良将之后，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16)。乾符末，黄巢乱江南，鄂州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17)。广明元年(880)四月，以检校吏部尚书李琢充蔚朔等诸道行营都招讨使，令东北面行营李孝昌、诸葛爽、王重盈、朱玫等兵马及“忻、代州土团，并取琢处分”(18)。中和三年，太守颍川公(陈晟)屯青溪，他鉴于“盗贼”祸乱地方，乃以“土团、兵士镇铜官山江女柅，制衢、信、黟、歙”(19)等州。 考诸上述史料，除了会昌元年雄武军之“土团”，史籍未明确提到它的统领者，文中将其与所部正规“军士”(即官健)相提并论，因其部“军士”无疑由雄武军使直接统领，故“土团”没有理由例外。随后，从会昌四年到中和三年(844～883)，无论是叛乱的昭义留后刘稹、浙东观察使王式及其所辖之将韩宗政，还是太原都押衙康传圭、湖南观察使李系、鄂州刺史崔绍、诸道行营都招讨使李琢以及行营诸将李孝昌等，还有所谓的“太守颍川公”陈晟，他们作为镇守一方的朝廷命官，或“帅”，或“将”，或“处分”其部之“土团”，表明这一时期的“土团”，作为帝国地方民兵的一种，完全由中央委派的官员，如节度使、观察使、刺史、招讨使，或者由他们麾下的将官统领。 然而，自晚唐中和、广明以降，随着黄巢之乱的深入，地方动乱进一步加剧，“土团”作为政府治下的民兵，其统领者的身份开始发生显著地变化，如前述“出于行伍”(20)的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起家，并以功擢累至石镜镇将，于中和三年逐杭州刺史路审中，而“自领州事”(21)。广明初，湖南“盗贼”蜂起，武陵蛮雷满等聚众为“土团军”，以豪者“补置伍长”，并被诸蛮推举为帅(22)。以“趫卞横里中”的孙儒，曾为忠武裨将，后附于“蔡贼”秦宗权，在黄巢败亡后，他率所部“土团白条军”(23)攻城略地，为祸一方。鄂州永兴县民吴讨，亦趁乱“以土团帅起，据黄州”(24)，而率部投奔“为里俳儿”的杜洪(25)。光启之末，时“两川用军”，地方混乱，豪民景义全纠集“土团”数千，“雄踞县邑”(26)。马殷死后，诸子争立，朗州静江军诸将欲召溆州酋长苻彦通为援，周行逢认为“蛮贪而无义”，不足以成大事，且有“暴殄百姓”之忧，然亦畏其为患，因“蛮酋土团都指挥使刘瑫为群蛮所惮，补西境镇遏使以备之”(27)。由上观之，不迟于唐末中和三年，迄于后周广顺之际，因天下大乱，地方势力纷纷依托“土团”而雄霸一方，其统领者的身份开始由朝廷的命官转化为地方的豪强。后来，他们虽多投靠朝廷，并获得官方的地位，但仍难以掩盖其草莽之迹。 二、“土团”的规模与供给 在社会严重失序的唐末，地方势力纷纷粉墨登场，他们统兵的规模往往成为对地方政治影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故关于唐五代“土团”的探讨自然不能例外。 1.“土团”的规模 唐五代典籍，原本仅有为数不多的资料涉及“土团”问题，而这些资料往往不是与其规模无涉，就是语焉不详。当然，也确有极少史籍述及“土团”的数量。如会昌初年，回鹘因离乱寇边，武宗敕令幽州严阵以待，朝廷召奏事官吴仲舒，“细问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团子弟五百人”(28)。咸通元年，裘甫乱浙东，王式统兵南下，“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29)。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30)。时杭州八县，每县招千人为一都，故谓之“杭州八都”(31)。乾符五年五月，李克用父子叛乱，并纠合沙陀攻陷遮虏军，河东节度使窦澣“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32)以为守御。同年，黄巢南下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数千保乡里，号‘九龙军”’(33)。乾符末，刺史路审中赴任杭州，为董昌所拒，败走黄州，至中和间“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广明中，湖南饥馑，盗贼四起，武陵人雷满等“聚诸蛮数千”，置为“土团军”(34)。光启间，蔡将孙儒以“土团白条军”横行天下，“有骑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数万”(35)。光启末，“两川用军，所在土团聚结，有景义全者，纠集数千人，握众顾望，雄踞县邑”(36)。天复三年(903)，淄青王师范叛，所部莱州欲“遣州兵洎土团等五千人将援青垒”，但旋为朱温大将杨师厚击败(37)。 根据上述有关“土团”的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在会昌之际，幽州雄武军有土团子弟“五百人”。咸通元年，王式平乱诸军与“土团”子弟合四千人，又“更籍土团千人”，故“土团”数额当为千人至五千人之间。乾符二年，临安人董昌招募杭州土团“八都”，时杭州八县，每县招千人为一都，时谓之“杭州八都”(38)；又，《旧唐书·僖宗纪》认为“都”作为唐五代一种固定的军事编制，明确称“每都千人”(39)，故“杭州八都”实为八千人。乾符五年，代州刺史康传圭发土团“千人”(40)以御沙陀。同年，建州人陈岩聚土团“数千”人，号为“九龙军”。中和之末，杭州刺史路审中亦募土团“三千”。光启时，孙儒纠集“土团白条军”数万。广明时，武陵人雷满等聚蛮“数千”为土团军。光启之末，两川景义全纠集土团“数千人”。天复三年，莱州援助王师范的“州兵洎土团等五千人”，即莱州的“州兵”与“土团”合计五千，即该州“土团”规模当在五千人以内。考诸上述史料，唐五代各地存在的“土团”，其数量往往并不固定，少者五百，多则数万，但多为“数千人”的规模，而且整体上呈现出日益增多之势。 2.“土团”之供给 自中唐以降，随着府兵淡出历史舞台，健儿(或曰官健)与团结(或曰团练)遂成为国家兵役的主体；然而，晚唐五代地方兵役的主要承担者则是“土团”、乡兵与子弟。关于官方给予健儿、团结的供给，《资治通鉴》曰：“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41)。《唐会要》则曰：“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当上百姓，名日团练，春秋归，冬夏追集，日给一身粮及酱菜”(42)。《唐六典·尚书兵部》亦称凡关内团结兵“选丁户殷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免其征赋，仍许在家常习弓矢，每年差使依时就试”(43)。依据上述材料，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国家招募的职业兵——健儿，不仅其衣食全部由政府承担，甚至还包括随军眷属的“家口粮”在内；而团结(团练)作为地方民兵的一种，他们平时在家务农，仅在秋冬“追集”之时，官方才提供给其“身粮酱菜”，不过这往往以政府对他们赋役的减免为前提(44)。那么，对于那些临时性征集、非正规化的地方武装“土团”，其供给状况又如何呢？ 关于“土团”之供给，因唐、五代史籍并无明确的记载，我们难究其详，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对有限资料的分析加以推断。如会昌之际，朝廷为尽快平定泽潞，对参与戡乱诸军颁布“赏格”，特别强调“如是土团(练)、乡夫之类，不在此例”(45)。咸通时，仇甫乱浙东，懿宗令王式率军讨伐，他大阅诸军，“集土团诸儿为向导”(46)，且“更籍土团千人”以补兵力之不足，并训令他们“毋争险易，毋焚庐舍，毋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胁从者，募降之”，若“得贼金帛，官无所问”(47)。乾符五年，沙陀首领李尽忠陷遮虏军，河东节度使窦澣“发民堑晋阳”，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土团开拔至城北，却“娖队不发，求优赏”，当时河东“府库空竭”，派往劝慰的马步军使被叛军剐杀。节度使窦澣被迫与监军使前往“慰谕”，并承诺“人给钱三百，布一端，众乃定”(48)。 阅读上述史料，我们发现，会昌戡平泽潞之役，在朝廷颁布的“赏军格”中，明确将参与平定叛乱的“土团”置于赏赐范围之外，清楚表明政府对“土团”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与其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不无关系。又如在王式戡平浙东之乱中，政府如何供给“土团”，文中只字未提，仅仅强调他们“得贼金帛，官无所问”。这意味着，官方默认“土团”可以从“盗贼”处掠取财物而不予追究。至于在乾符五年发生的晋阳“土团”事件中，“土团”在开拔之际，“求赏呼噪”，并怒杀“宣慰”的马步军使邓虔，迫使河东节帅窦澣“借率富户钱五万贯以赏之”(49)。这或许与“土团”长期被政府聚集“团练”而脱离生产，造成他们生计艰难不无关系。因“土团”具有“团结土人为兵”(50)的性质，显然属于地方团练兵的一种。正规的团结兵尚且仅在“追集”之时，政府才供给其“身粮及酱菜”，加上土团“不在中央规定的军额内”(51)，无疑其“地方色彩比团结兵更加浓厚”(52)，导致它们“正规化”的程度更低，供军的标准自然无法与团结兵相提并论。政府为了激励“土团”的士气，依照惯例，通常在战前“优赏”士卒，战争中允诺“得贼金帛”以为赏赐，太原“土团”的兵变求赏、王式战前对“土团”的训话，这恰恰是政府对“土团”平时不予供给的明证。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提到元和之际与蔡州接界的“村落百姓”，他们“悉有兵器”，常常“习于战斗”，并由“土人”构成，明显具有“土团”的诸多特征(53)。由于他们“自备衣粮”，政府无需承担他们“身粮酱菜”的费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土团”属于国家平时不予供给的地方民兵。
三 “土团”的时空分布 “土团”作为唐五代地方兵役的重要承担者，如果依据现有的传世文献，以史籍中明确含有“土团”的词条进行检索，就这一阶段而言，我们发现“土团”的区域分布尽管非常广泛，但它既没有存在于整个唐五代时期，也没有遍布于帝国的所有区域，而是仅存于特定的时空范畴。为了研究的方便，现依据相关资料列表1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土团”研究所涉及的典籍，其中所载之史实，由于唐代自中期以降，官方记录颇多散佚，使得诸史阙载的问题非常普遍，尤其至唐末，因帝国已陷入分崩离析之境，官方档案失载的现象就更加突出，五代时期亦复如此。由此造成现存的相关资料极度稀缺，这势必影响可供研究范本的数量，由此导致有限的数据统计，其精确程度或稍显不足；然而，传世典籍资料存世的随机性，又赋予其很高的客观性与可信度。那么，特定时段资料的丰富，则意味着其存在的广泛；同样，特定区域资料的丰富性，则意味着它在该区域分布的广泛性。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表排列的“土团”中，它最早出现于中唐会昌元年，谢幕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在已知的史籍记载中，目前共有17条史料对此有所涉及，其中唐代就占16条之多，五代仅有1条，故“土团”大都存在于唐代；而唐代史料就有13则发生在乾符至唐朝灭亡期间，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占据了唐代总体数量的80%以上，其中尤以乾符、中和、广明之际政局最为混乱的阶段这一情况最为突出。 就“土团”的空间分布而言，除了黄河以北隶属于河东的汾、代、忻三州与平卢军的莱州、幽州雄武军、昭义镇以及中原蔡州外，其余全部位于淮河以南区域，如两川、镇海军(浙西)、浙东的杭州、鄂岳的鄂州、黔中的溆州、湖南与荆南的朗州等地。在已知的17条史料中，7条分布于黄河以北地区，1条地处中原，而南方有9例之多，表明南方成为唐五代“土团”的主要分布区。也就是说，“土团”主要存在于晚唐的南方地区。 四、“土团”与地方动乱 “土团”作为政府组织的地方民兵，自中唐以后就开始零星地出现，随着晚唐地方动乱的增加而日渐增多。起先，“土团”是地方为应付军力不足的困境，而临时性征召“土人”为兵，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地方动乱结下了不解之缘。原则上，“土团”由“土人”构成，兵员通常来自当地，他们因“护惜乡里”，而“共相保聚，以备寇贼”(54)。如乾符二年，浙东裨将王郢作乱，以“土团”起家的石境镇董昌，“纠集以扞乡邑”(55)，令钱镠率土团“击破之”，并使转寇至临安的黄巢被“射杀其将”，“遂引兵过”，而“不敢犯”(56)。当时鄂州刺史崔绍亦募集土团，使“贼不敢侵”(57)。乾符六年，湖南观察使李系率“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58)。可见，在晚唐之际的“土团”对帝国确实多有“捍卫”之功，并以实际行动实现御“盗贼”、护乡邑的目标。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过高地估计“土团”在稳定地方中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它们给地方社会带来的混乱与祸患。 “土团”在朝廷的戡乱之役中，通常只是“与官军协同作战”(59)，如“剧贼”仇甫乱浙东，因“观察使郑祗德不能讨，宰相选式往代”，乃诏其率军南下，“擒甫斩之”。然而，此役主要发挥平叛之功者并非当地的“土团”，而是来自于忠武、义成的“北来”之兵，“土团”最多不过充当“向导”而已。(60)当然，也确有一些“土团”对维护地方并不热心，或“握众顾望”(61)，或“所在拥兵自保”(62)，或以“捍御乡里为辞”(63)而拒绝外出“讨贼”，甚至参与叛乱，反对中央，如前述会昌刘稹之乱。此役中，为尽快结束讨伐战争，朝廷重申赏格，宰相李德裕在给武宗的状文中称： 右，缘并无军将、官健等第，稍似不备。今请获贼都头，赏绢三百匹；获正兵马使，赏绢一百五十匹；获副兵马使、都虞候，赏绢一百匹；都虞候以上，仍并别酬官爵。如是官健，仍优与职名，获贼十将，赏绢七十匹；获贼副将，赏绢三十匹；获贼赤头郎及刘稹新召宅内突将，赏绢十匹；获贼长行，赏绢三匹。如是土团(练)、乡夫之类，不在此例(64)。 阅读上文不难发现：朝廷明确规定，对官军捕获各类叛军分别给予轻重不同的奖赏，唯独将“土团”排除在范畴之外，可见其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极为有限，以至朝廷认为此举殊无必要。 随着晚唐动乱的加剧，尤其“群盗”与“豪民”势力的粉墨登场，遂使得“土团”开始由“地方长吏自行组织”(65)的地方武装，逐渐蜕变为豪强称雄一方、控制地方的政治工具。如光启初年，统辖数万“土团白条军”的孙儒，不仅“焚宫阙，屠居人”，使所经之地“流尸于河”，给中原地区带来空前浩劫，而且还“钞淮南”，甚至所过“杀老弱以给军”(66)，屡屡“毒螯于淮甸之邦”(67)。光化三年的雷满，聚蛮为“土团军”，他“略江陵，焚庐落，劫居人”(68)，并“攻劫州县”(69)，为祸一方。光化年间，两川景义全，趁“两川用军”之机，聚结土团，“雄踞县邑，横暴弥甚”(70)。后周广顺二年，溆州酋长苻彦通，跟随马希萼入据潭州，一时“焚掠无遗”，并大肆“暴殄百姓”(71)，给地方造成巨大的灾难。当然，“土团”为邀赏而杀掠官长，并公开进行叛乱的事例也不罕闻，如乾符五年，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因“时岁荐饥”而“稍刻军食”(72)，导致“土团”哗变，河东为稳定军情，虽派其“赏土团牛酒”，但仍为乱军于“城南门楼上系缚”(73)杀死。随后，沙陀占据遮虏军，节帅窦澣急“遣都押衙康传圭率河东土团二千人屯代州”，在军队开拔之际，“土团”喧嚣邀赏，杀马步军使邓虔。最后由节度使窦澣亲入军中劝慰，以借率“富户钱五万贯”犒赏方才平息了事端(74)。尽管如此，也未见唐代诸史记载河东“土团”在防扼、抵御沙陀内侵中取得任何战绩的只言片语，可见它在稳定地方中的作用实不足道哉！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豪强纷纷通过“土团”攫取地方的控制权，使得晚唐的割据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他们纷纷崛起于一方，为瓜分大唐帝国的政治遗产而展开激烈的角逐。如乾符五年，黄巢转掠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以“保乡里”为名，召置“九龙军”，被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而陈岩却于中和四年将其驱逐，“自称观察使”。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起家，因功擢石镜镇将。中和三年，刺史路审中赴任杭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领州事”(75)。中和之末，鄂州将杜洪“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并于光启二年“乘虚入鄂，自为节度留后”。当时，永兴民吴讨据黄州、骆殷据永兴，二人虽隶“土团”并受杜洪节制，却依附于朱全忠，竟悍然“绝东南贡路”(76)。广明初，武陵蛮雷满以“土团”纵横湖南，“杀刺史崔翥，诏授朗州兵马留后，俄进武贞军节度使”(77)。这些“土团”首领，趁唐廷虚弱之际，凭借“土团”之力驱逐朝廷的命官并取而代之，而中央因皇权衰落，权威不振，为了对其进行笼络，在力不能逮之际，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并授予其刺史、观察、节度之号。随着帝国对地方控制力的消失，导致“土团”武装逐渐脱离帝国的政治轨道，并先后成为称霸一方的割据势力。 五代的“土团”，与唐代相比，它们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当属蔡州的“土团白条军”与“杭州八都兵”。前者，作为唐末重要的“土团”武装，是孙儒逐鹿中原、荼毒淮南的武力基础，后来他虽兵败被杀，其部除战死、逃散外，“儒众多降于行密”(78)，而杨行密“选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廪赐”，号“黑云都”，平常以为亲军，“每战使之先登陷阵”(79)，成为其麾下最富战斗力的精锐之师，也是杨行密赖以征讨四方，建立霸业的重要核心。需要说明的是，孙儒统率的“土团白条军”，也并非完全消融于杨吴集团，其余部之一由刘建锋、马殷统领，一路南下，转战江西，远征湖南，先后逐灭当地的土著势力邓处讷、刘士政、雷满等，成为马殷割据湖南，建立马楚割据政权的基石。至于董昌创建、钱镠参与，最后由钱氏完全控制的“土团”武装——“杭州八都兵”，它既是董昌崛起于地方最初的班底，也是他进一步称雄浙东重要的武力凭借，更是董昌败亡后钱镠与杨行密争夺苏常润三州，雄霸两浙的军事支柱。另外，蔡州“土团白条军”的残部之一，在孙儒被擒杀后，还有一小部分投奔钱镠，钱氏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80)，以此为先锋逐灭竞争对手董昌，多次成功地遏制了杨行密的凌厉攻势，为钱镠割据吴越准备了条件。 “土团”作为唐、五代重要团练兵的一种，它是在地方动乱的冲击下，政府为了应对兵力不足的难题，而招集当地的“土人”为兵，其中尤以“军力薄弱化”(81)的南方地区最为突出。“土团”一般由政府依照户籍临时性征集，但亦偶有豪强招募，起初完全由中央任命的官员统领，并被纳入官方所控制的军队系统，随着朝廷对地方逐渐失去控制，其统领者开始由朝廷的命官转化为地方的“豪杰之士”。“土团”的人数往往并不固定，一般多保持在数千人的规模，由于“自备衣粮”，政府一般无需承担养兵的费用，故“土团”属于国家平时无需供给的地方民兵。 “土团”，通常由当地的百姓组成，在“乡梓情怀”的驱使下，纷纷“团营”自卫。它们虽为地方兵力的重要补充来源，却只是作为辅助的军力参与平乱战争。“土团”因熟悉本地情况，戡乱中能够很好地充当“向导”并与官军“协同作战”。不过，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晚唐中和末年以前，如果说这时它在戡乱之役中尚能发挥一定正面作用的话，那么，此后随着大唐帝国走向末路，它对社会的影响则完全转向反面，“徐约、刘浩之徒，孙儒、董昌之辈，或毒螯于淮甸之邦，或虏掠于二浙之内，苏常近境，允常故都，鞠为战场，荡为兵墟”(82)，其遗祸于天下，昭昭可鉴。更为严重的是，“土团”首领在社会失范之际，由中央遏制地方动乱的重要支持者，逐渐沦为地方豪强雄霸一方、控制地方的政治工具。五代之际，“土团”势力则更加恶性膨胀，尤其在南方，它成为取代旧势力、建立新割据的重要支柱，并为新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军力基础。 ①(81)详见拙文：《关于唐代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②涉及唐五代“土团”问题的研究，目前仅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练兵的探讨》、张国刚《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及拙文《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等文对此有所涉及，但上述诸文皆因论述主旨的关系，尚未就“土团”的招集与统领、规模与供给、时空分布及与地方社会之关系进行考察。 ③(52)(59)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3、429、429页。 ④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练兵的探讨》，《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13)《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四年八月”条。 ⑥(14)(29)(47)《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四月”条。 ⑦《新唐书》卷225下《逆臣下·董昌传》称董昌“始籍土团军，以功擢累石镜镇将”；而在《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则曰：“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镜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其后，随着“天下已乱，昌乃团诸县兵为八都”，称董昌所统之兵为乡兵。《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五月亦曰：“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考诸上文，在《新唐书·董昌传》、《新五代史·钱镠传》与《资治通鉴》所载诸事均为石镜镇将董昌“讨贼”事，其统帅之兵实为同一支军队，在不同的史籍记载中，甚至在同书的前后不仅对其称谓迥异，或曰“土团”，或称“乡兵”，而且对这支军队的招集方式的记载或“籍”，或“募”。在这里笔者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在欧阳修与司马光看来，关于董昌所率之兵(即“杭州八都”)，或许他们认为“土团”与“乡兵”并无本质的区别。鄙意以为，如果从广义而言，笔者赞同此说；若从狭义来说，个人则有所保留，因已另文探讨，兹不具论。其二，董昌所统的军队，究竟由“籍”户而来，还是“募”集而至？因史料缺乏，虽很难判断孰是，不过比较可能的是董昌始“籍”而后“募”。 ⑧《资治通鉴》卷258“大顺元年五月”条。 ⑨(17)(25)(57)(76)《新唐书》卷190《杜洪传》。 ⑩(43)(44)《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兵部郎中”条。 (11)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10《厘革二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5页。 (12)(50)《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十月”条。 (15)(18)(49)(74)《旧唐书》卷19《僖宗纪》。 (16)(58)《资治通鉴》卷253“乾符六年五月”条。 (19)陈公亮修、刘文富纂：《淳熙严州图经》卷2《祠庙》，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28页。 (20)《全唐文》卷90，唐昭宗：《讨董昌制》。 (21)(75)《新唐书》卷225《逆臣下·董昌传》。 (22)(34)(69)《新五代史》卷41《雷满传》。 (23)(35)(66)《新唐书》卷188《孙儒传》。 (24)《资治通鉴》卷259“乾宁元年三月”条胡注。 (26)(36)(61)(70)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5《尊像灵验》，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45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27)(71)《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二年九月”条。 (28)《全唐文》卷702，李德裕：《论幽州事宜状》。 (30)《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十二月”条。 (31)(38)《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32)(48)《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五月”条。 (33)《资治通鉴》卷256“中和四年十二月”条。 (37)《资治通鉴》卷264“天复三年九月”条《考异》。 (39)《唐会要》卷72《神策军》。 (40)关于河东节度使窦澣调发“土团”之规模，诸史所载颇有分歧，《旧唐书·僖宗纪》载为“两千人”，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通过对唐代原始文献《唐末见闻录》与《僖宗实录》的考证，认为两书不仅记述详尽，事实也很清楚，结论合理，其所载均为“千人”，故《旧唐书·僖宗纪》所载有误，应以《唐末见闻录》、《僖宗实录》所记为是。 (41)《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 (42)《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五月”条。 (45)(64)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请准兵部依开元二年军功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104、104页。 (46)《新唐书》卷167《王式传》。 (51)(65)张国刚：《唐代团练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3)(54)韩愈撰、严昌校点：《韩愈集》卷40《论淮西事宜状》(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24页)称这些人“既是土人，比来未有处分，犹愿自备衣粮，共相保聚，以备寇贼。若令召募，立可成军”。文中并未说明这些土人成军之属性，但作为地方民兵的一种，非常符合《资治通鉴》胡注关于土团“团结土人为兵，故谓之土团”的界定(详见《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十月”条胡注)。 (55)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64《人物五·杜棱》(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2010年版。 (56)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45《秩官三·董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2010年版。 (60)《新唐书》卷167《王式传》；《资治通鉴》亦载王式率军南下：(王式)“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使导军分路讨贼”(详见《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四月”条)，也承认浙东“土团”在此役中仅仅起到“导军”讨贼之效，即协助官军戡乱。 (62)《资治通鉴》卷257“文德元年六月”条。 (63)《资治通鉴》卷254“中和元年八月”条。 (67)(82)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94《纪遗六·丹阳葛澧钱塘赋》(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2010年版。 (68)《新唐书》卷186《邓处讷传》。 (72)《册府元龟》卷7《帝王部·创业三》。 (73)《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条《考异》引《唐末见闻录》。 (77)《新唐书》卷186《雷满传》。 (78)(79)《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六月、八月”条。 (80)《资治通鉴》卷263“天福二年八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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