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增长中制度机理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06-0036-04
到目前为止，对制度的分析却主要是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而不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用制度变迁来研究经济发展史并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却还没有一个对制度分析的具有统治力影响的模型出现，少有的分析制度的模型也只是把制度当作外生变量来对待①。当然，只有首先研究清楚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后，才可能进一步研究其是怎样被决定的，这符合思维的一般过程。在建立容纳制度因素的增长模型之前，先进行大量实证研究是必要的。这方面，已经有的重要研究包括Knack、Keefer、Mauro,Hall和Jones②。
一、对制度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根据Jones(1998)的观点，制度因素可以通过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首先，制度能够影响一个经济实体的投资率；其次，制度能够影响新增长模型中劳动力在积累知识和技能上的努力程度和花费的时间，从而通过提高劳动力技术水平来影响经济产出；最后，制度可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施加影响，从而影响经济产出水平。
1.制度与投资率。根据索罗模型，产出的水平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较高的储蓄率水平对应着较高的稳态产出水平。实际上，索罗模型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储蓄将全部转化为投资，较高的储蓄率就意味着较高的投资率，从而导致较高的产出水平。如果我们进一步问道，为什么有的国家投资得多，有的国家投资得少，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投资率的差异呢？我们可以想见，制度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是投资的收益是否能大于其成本。稳定而良好的鼓励生产的制度环境将有利于减少寻租行为，从而降低投资的成本；并能对生产提供诸如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的支持而增大投资者潜在的收益。坏的制度则将减少能够赢利的投资机会。因此，投资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好坏。
为计量制度的影响，需要找一个指标来测度制度水平。用直接描述政府的各项鼓励生产和反对财产转移的活动来建立指标是困难的，更简便的方法是考察制度产生的结果，用对结果的观察来作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制度因素的代理变量。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时期特点的指标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作者估计，在具有更良好制度的省份，投资机会更多，经济会更活跃，从而市场化程度将会更高。因此市场化程度能够反映潜在的制度是否优越。对于市场化程度指标的建立，胡乃武和闫衍、金玉国③都有过讨论。考虑到数据的易得性，本文使用如下指标建立制度指标：(1)产出市场化程度＝非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工业产值／全社会工业总产值；(2)投资市场化程度＝非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开放度=进出口总额／GDP。本文赋予前两个指标各40%的权重④，赋予开放度20%的权重，加权而得制度水平指标。在本文中，本文一律使用这一指标值来作为制度水平的代理变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本文使用的制度变量主要是衡量市场化程度和开放度的指标，但本文关注的不仅是市场化和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它们在这里只是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本文关心的是藏在它们之后的那种是否鼓励人们进行生产的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计算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⑤1992年至2003年该制度指标的值，并计算了它们相同年份内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用Eviews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几乎就是总体的所有单位，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动可以被看作是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因此，使用固定影响模型来进行分析是合理的。因为Eviews暂时还无法提供对面板数据模型的模型结构的检验，本文对各种可能的模型结构进行了分析。首先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固定影响不变系数模型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一中：
数据来源：根据中宏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虽然对各地区截面来说最合适的模型不一定是系数固定不变的，但是它仍然能为我们提供某种直观上的认识。从表一明显可以看出，制度变量对各地区各年份投资率的变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⑥。
2.制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一个好的制度将有利于提高资本和劳动的利用效率，从而在投入的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经济产出。制度变量I的这一作用可以用模型
来表示，该模型表示，一个高的制度水平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时能提高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往往被解释为技术因素的影响，但其中不能排除制度进步的影响。为了说明这种影响，本文试图在这里用制度变量来回归全要素生产率。可惜的是，目前只存在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的研究成果，而没有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进行的估算。但是，如果
能够大致反映制度的作用，那么制度因素的增长率就应该和可以观察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关，于是，本文用制度水平I的增长率来回归。
首先使用1988-2002年中国的制度变量的增长率来回归其相同年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使用的的数据来自于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年的一项研究⑦，得到如下结果：
表二
回归因变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p值
常数
-0.611445-0.9182120.3752
制度变量的年增长率 0.134082 3.0986870.0085
回归结果表明制度变量的增长能够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证实制度变量能够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即模型
是合理的。如果用A来表示制度因素以外的技术影响，可以将产生函数写作
，它的索罗残值应该等于
，其中包括了制度变量增加的影响。
3.制度与人力资本积累。尽管存在着具体形式不同的将技术进步率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但不管是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还是罗默的创意模型，它们都强调知识积累和研发的作用，即认为花费更多时间在学习知识和积累人力资本上的国家的产出将更高。本文认为，制度可能通过影响公民在教育上的决策来影响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好的制度将鼓励生产，保护知识产权，进而提高人们学习活动的预期收益。我们可以通过用制度变量回归各地区居民受教育年限来验证这一假说。但是，用中国各地区的制度变量来对各地区居民的受教育年限进行回归不尽合理。因为在一国之内，劳动力流动是相对便利的，对于正需要作出教育年限决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受过更多年限的教育后，能够自由的迁移到制度良好的地区去获得更高回报，而不需要申请签证或居留证。因此，哪怕是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年轻人也会努力追求更多的教育年限。此外，在中国，个人受教育的年限相比起个人主观愿望来说，更加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由于这些原因，估计用中国各地区的制度变量来回归各地区人民的平均教育年限将不能得出明显的结果，本文在这里就不对制度对个人积累人力资本的努力程度做计量分析。
二、对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检验各地区经济增长情况是否和它们制度水平的差异有关，本文搜集和整理了1992年至2003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计算了各个样本点的制度水平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面板数据来对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实证分析。
本文先研究制度变量对绝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设定各地区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用对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固定影响不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得到表三中的结果：
从表三可见，制度变量高度显著，而截距反而是不显著的。这里制度变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各地区人均产出水平的差异。
本文又使用固定影响可变系数模型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四：
观察表四中的p值可知，除了海南以外，对每个地区来说制度变量在解释人均产出时都是显著的。另外，在表四中本文对各地区是按照它们1992年至2003年的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低到高排序的，可以发现，当从较低收入地区向较高收入地区移动时，制度变量的回归系数似乎是逐渐增大的，即制度的边际产出在上升。实际上，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制度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边际产出是否上升的，而是制度改良的边际报酬是否是递增的，即随着制度存量I增大，
是否是增大的。本文提出假说一：
假说一：制度改良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该假说可以分两步来解释，第一步，还是考虑模型
，从该模型很容易得到=K，这样，在
上升的时候，随着由资本，劳动与技术等非制度性要素决定的经济水平的上升，制度的边际产出当然是上升的。实际上制度是一种类似于知识和技术这样的特殊要素，在许多场合中，其生产成本可以看作是固定的，而边际成本非常低。一旦建立了某种制度后，不管个人愿不愿意，在制度可以影响到的范围内，绝大多数人都要受其影响。这样，如果资本与劳动力增加造成经济水平上升，那么制度就会进一步提高这种水平，从而在更高的经济水平上，制度的边际产出是上升的。即如果由资本，劳动与技术等要素决定的经济水平是上升的，那么制度改良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但是如果说制度只在由其它要素决定的经济产出扩大的时候才是报酬递增的，这个理论是空的，没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在第二步考虑，制度不是被动的等待由其它要素决定了生产规模之后再对产出进一步扩大或缩小，而是通过影响其它要素的投入与运作已经先一步的决定了经济产出。正如在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制度改良通过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已经扩大了
的水平。这样，通过分步的分析，本文认为制度改良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假说，本文也在不同年份上回归了截面数据。中国1992年以来制度环境是不断完善的，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假说一成立，那么回归得到的制度系数应该是递增的。回归结果见表五：
为了得到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本文又采用了固定影响可变系数模型对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回归，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没有列出。研究发现，对于绝大多数地区，制度变量对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作用都是不显著的。这似乎表明制度改良对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制度改良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我们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政治稳定的发达国家来说，其制度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的，如果更完善的制度能够带来更高的人均产出增长率，那么就应该观察到这些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上升的，而事实上近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是停滞不前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中，制度改良也明显提高了人均产出增长率，像中国和越南等转型国家的经济在这些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以更高的速率增长，这种事实是几乎不需要用计量方法来佐证的。不管怎么说，表六的计量结果没有提供制度改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的强烈证据。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制度改良有一种类似于提高储蓄率这样的效应，即一次性提高制度水平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某种平衡路径上的稳态值，这样，一次性提高制度水平可以暂时的推动增长率上升，但越接近稳态水平，这种增长效应就越小。以中国为例，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极大的释放了社会生产力，制度水平突然跳跃性的大大增加了，经济的平衡路径上的稳态值上升，于是经济增长率开始上升，但在90年代之后，制度的改良已经是一种渐进性的，就不如改革开放之初那么明显了。这样，由制度水平突然大幅上升推动的经济增长率又开始趋于稳定了。在长期，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并趋向平衡增长路径，由一次性制度改良所提升的经济增长率将回复到一个稳态水平，就像美国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增长率一样。
假说二：制度水平的一次性提升对产出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即制度水平的一次性提升能够提高经济的绝对产出水平，但对经济增长率没有长期影响。
三、小结
增长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致力于把制度因素囊括到分析中来，为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先对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作足够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了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2年至2003年的数据研究了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用制度变量及其增长率回归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研究发现，制度差异能够解释各地区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进而，本文又用制度变量直接回归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发现制度变量能够非常强烈的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但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解释作用却不是很明显。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回归的结果可能和本文选取的特定制度变量有关。尽管我们相信市场化水平和开放度水平等指标能够反映其背后的制度是否鼓励生产，但若这些指标不是对制度因素的良好刻画，那么本文的结果可能就只是揭示了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和开放度水平和地区产出差异是紧密相关的，而不是背后的制度因素。本文的另一项不足在于时期数据太少，使得回归结果不一定稳健；最后，由于对小国经济更感兴趣，所以本文选用了中国数据来检验假说，但是有两个因素可能使得用中国内部的数据来研究制度影响不尽合理。首先，在一国范围内的各地区的制度变量可能相差并不大，使得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检验效果并不明显；其次，中国各地区正处于一个朝平衡路径运动的高速增长时期，即各地区都在高速增长，这也可能使得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效果体现不出来。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使用世界各国的数据来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是取一国之内各地区的数据
注释：
①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三类：(1)完全不考虑制度的研究方法；(2)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的研究方法；(3)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的研究方法。最令人满意的是第3种方法，但在增长理论中构造这样的模型存在着诸多技术困难，因此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都是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通常并不认为制度变迁的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
②参见Hall.Robert,Jones.Chades I.1995."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Quarl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Feblaiary):83-116.他们使用一个“政府反转移指数”和开放度的加权指标来衡量制度因素。这个“政府反转移指数”是由一家为跨国公司评价制度风险的咨询公司提供的，该指数通过考虑法律与秩序、腐败程度、剥削风险与政府对合同的影响等因素把所有国家分为24个等级。他们用这个指数回归世界各国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的线性关系。
③参见胡乃武、闫衍《中国经济增长区边际差异的制度解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年第1期与金玉国《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统计测度》，《统计研究》2000年第12期；其中，金玉国的文章为市场化进程测度指标的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
④赋予其较小的权重是因为进出口总额比GDP的指标值比起前两个指标值来显得较大，为不使加权值被该指标统治，赋予其较小的权重。
⑤这里不包括重庆市与西藏自治区。前者是由于被列为直辖市从而单独进行统计的时间太晚，缺少大量资料。后者是由于该地区统计工作的艰巨性导致各项统计数字常常不一致。
⑥作者同时采用了变系数模型对各地区时间序列上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对绝大多数地区，制度变量对投资率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⑦参见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他们用三种不同办法估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我们使用的是第三种估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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