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对卦序与象数的统合意义（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之二论文,试论论文,符号论文,红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楚竹书易学符号与易象的关系
以上，我们已大致探析了楚竹书《周易》的易符与今本卦序的关系，以及其符类分布问题。按此，我们可更好地玩味易学符号与象数一类问题之间的关系。其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有三：其一，不同符类本身的象征意义；其二，符号与易象之间在对应关系上的意义；其三，符号在全经散布之卦数所体现的易数意义。
首先，有关符类的象征意义，依上推论，楚竹书《周易》共有七类符号，按符号在全经出现的顺序排列，包括有匚符、红块符、黑块符、符号D、符号B、符号A及符号C。符号主要由赤与黑二色组成，从许多不同的文献资料，如《说卦》：“乾为天……为大赤。……坤……于地也为黑”（第184页）[7]，可知在古人的观念中，阳者色赤，阴者色黑。按此，符类或红或黑之别，实即代表阴阳变化、和合等不同的情状。其中，上经末段符号D由红块符及黑块符组合而成，下经末段的符号C则由红块符与黑框匚而组合，这两种由红与黑完全相迭而成的符号，符形比较特别，但同样代表着阴阳的相合。至于其形有别，这是由于上经符号的主形是方块“■”，故末端方配之以由方块组成的符号D；下经符号的主形是方框“匚”，故末端则配之以由方框居内的符号C来象征。这里只是为了照顾到分别上下经的需要，并不是说阴阳之合的程度有强弱之别。至于“匚”符，有着提示的作用，既为标示上下经之分篇，亦在阴阳变化至象征阴阳和合的符号C、符号D间起着承上启下的意义；这一点，上文已作阐述，于此不赘。
至于剩下的红块符、黑块符、符号A及符号B，则明显与《周易》四象之说有密切关系。《系辞传上》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第169页）[7]，谓其由阴阳两仪而生；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依邵康节（1011—1077）思想作“伏羲八卦次序”图，其中亦含“四象”。比照图式，可见楚竹书符号与易学四象间的关系。上经的红块符与黑块符，分别代指太阳与太阴之象；至于下经，符号B之形外黑框而内红块，其性虽仍为阴所主，然当中已见阳气之初起，正为少阳之象；同样，符号A外红框而内黑块，阳性中见阴气初起，为少阴之象。于此，《易》有阴阳两仪，“刚柔相摩”而生四象，四象相合而生八卦，“八卦相荡”则能通天下之变，成天下之务。易学符号所要显示的讯息亦是如此，以赤、黑二色为两仪，组成红块符、黑块符、符号A、符号B这四象；其中，红块符与符号A主属阳性，黑块符与符号B主属阴性；上下篇末所安排的符号C与符号D，则代表四象相合的阶段，标志阴阳合一的完成。因此，可以说，楚竹书易学符号的用意，在于寓阴阳气化情状这形上之道于具体、形象的形下符号。
对于易符与易象的关系，濮茅左先生及李尚信先生均提出了相当具参考价值的论述。濮先生提出“二二相偶，对立与统一”的原则，指出两个对应的互覆卦（如需、讼）具有统一的符号（第255页）[1]，而这一原则也套用于不易卦中，即凡无互覆卦者，其互错关系之两卦（如乾、坤）亦一般标注相同符号。李先生进一步指出，对于互为反易之两卦（如师、比），其错卦（如同人、大有）则有与其（师、比）不同的特殊符号（第26页）[3]。比照上述的符号排列新议图（见图3），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排除六十四卦中情况比较独殊的八组卦，包括四组只有互错关系的不易卦（按：即濮先生所言的爻位阴阳对立卦组）：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以及四组同时互为相错相覆关系的特殊对应卦（按：即濮先生所言既属于卦形对立又属于爻位阴阳对立的相对卦组）：泰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对于其它二十四组属于卦形对立的四十八个卦而言，与其相覆关系的对立卦均标有相同的易符，而其相错关系的对立卦则标有不同的易符。至于对该八组与邻卦互为相错关系的十六个对立卦而言，其对应的相错卦，则标有相同的易符，以突出阴阳对错卦组的特殊性（相关论说，涉及易数概念，详下）。本文所提出的符类排列新议，易符在互覆卦间相“综”相“错”，及不易卦与对应卦互“错”等易象关系上的对应原则，并无悖濮先生及李先生的真知灼见。
卦象的分析，除了有“综”、“错”的对卦关系外，尚有“乘”、“承”、“比”与“交”等现象。“凡上爻乘凌下爻谓之‘乘’。《易》例以阴爻乘阳爻为‘乘刚’……。凡下爻紧承上爻谓之‘承’。《易》例侧重揭示阴爻上承阳爻的意义……。凡逐爻相连并列者谓‘比’……两爻互比之际，也体现着‘乘’、‘承’现象。”（第44页）[17] 楚竹书易符与此也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其上下经符性阴阳相间，正体现着“比”的内涵；上经以阴后于阳，显出“承阳”的意义，下经以阴上于阳，显出“乘刚”的思想。至于“交”，是指一个六爻卦（如屯）的内外卦互易，以构成另一个新的六爻卦（如解）的成卦方式。从六十四卦的易符分类情况来看，易符与“交卦”的关系显得比较散乱，看似没有一定的对应规律。然而，考察具有爻位阴阳对立的八组卦（如乾、坤等），其有着“交卦”关系的对应卦，均有着相同的阴阳符性，如上经随蛊为纯阴符，而下经与其互交关系的渐归妹，亦有着少阳符，彼此同为阴性；又如上经的颐大过为代表阴阳相合的符号D，则下经与其互交关系的中孚、小过亦标有符号C，同代表阴阳相合。由此可见，“交”这种对卦关系，某种程度上亦大致表现了易符在阴阳二性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内容。
《易纬》：“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第77页）[18]《易》是在不易中求取变易，易符与易象的对应关系亦表现了这一点。基本上，六十四卦皆各有其对应的互错卦，而若按今本卦序排列，但凡每组与邻卦互为爻位阴阳相错关系的卦组（按：即乾与坤、泰与否、随与蛊、颐与大过、坎与离、渐与归妹、中孚与小过、既济与未济，共八组），其对立卦的易符，均有着相同的符类；而其余二十四组卦，则各与其互错关系的对应卦有着不同的符类。另外，考虑楚竹书的易符，可发现只有由代表天、地、水、火四象所构成的八个卦：乾、坤、否、泰、坎、离、既济、未济，无论是在“综”、“错”、“交”的对应关系下，均各自与其对应卦有着完全相同的易符。这种守本不变的对应组卦，正点出了当中的特殊意义，表现了古人对天地水火四者的重视。元吴澄（1249—1333）《易纂言外翼》：“坎、离者，乾、坤二卦之用……。上篇始以乾、坤之纯统八卦，次以乾坤之合统十六卦，而终之以坎、离之纯卦；下篇始以震、艮、巽、兑之合统十六卦，次以震、艮、巽、兑之纯统八卦，而终之以坎、离之合。”（第5页）[16] 明谓六十四卦以“乾、坤之纯”及“乾、坤之合”（否、泰）统领上经，至于作为“乾、坤之用”的“坎、离”，其“纯卦”及“合卦”（既济、未济）则分别作为上、下经之终。由此可见，《易》卦之次序，皆由象数而起；而从易符的表现来看，可知乾、坤、坎、离四者，不单是易象的问题，更与今本卦序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易学术数大师邵雍在《皇极经世》曰：“大成之卦，正者八，变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乾、坤、离、坎为三十六卦之祖也，兑、震、巽、艮为二十八卦之祖也。”（第337页）[19] 同样认清了乾、坤、坎、离在全经的重要性；另外，邵子又曰：“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肖离，小过肖坤，大过肖坎。是以乾、坤、离、坎、中孚、颐、大过、小过，皆不可易者也。”（第335页）[19] 进一步肯定了乾、坤、坎、离四象“不可变易”的意义，并以此关联到《周易》中属于爻位阴阳对立的卦体上，突出了天、地、水、火四象在易象关系中的特殊性。是故，我们能据此体会到易符与易象、易图及卦序间的关联。
上文谈到八经卦的统合卦象与卦序的问题，这里顺带一提它们与易符的一致性。清崔述（1740—1816）《易卦图说》：“盖《易》有纯卦，有交卦。……何谓纯卦？两卦同体，六爻皆不相应者也。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是也。何谓交卦？两卦敌体，六爻皆相应者也。泰、否、咸、恒、损、益、既济、未济是也。……上经以乾、坤、泰、否为纲，而统二十四卦，下经以咸、恒、损、益、震、艮、巽、兑为纲，亦统二十四卦，而以坎、离、既济、未济终之。故曰：纯卦、交卦者，《易》之纲领也。”（第146册第19—20页）[20] 所谓“纯卦”与“交卦”，乃由八卦自重及对体互重而成，按此可知易象对今本卦序排列原理的关系。前文已大致论述了乾、坤为纯阳易符，故其相合之泰、否二卦亦理应标有相同符性的易符，至于其余“纯卦”与“交卦”的标符情况亦是相同原理。坎、离义为乾、坤之合，标有代表阴阳相合的符号D，而其相合而生的既济、未济，所标示之符号C，同样有着阴阳相合的意义。至于震、艮、巽、兑四者，前二者标有代表少阳之符号B，阴中有阳，后二者则标有符号C，代表阴阳相合。由于震、艮、巽、兑当中有着阴阳相合之象，故其互错相生之“交卦”：咸、恒、损、益，亦有着阴阳均错的现象，前二者标有代表少阳的符号B，阴中有阳，后二者则标有代表少阴的符号A，阳中有阴。由此可知，易符亦体现了易卦统合相成间的一定规律。
楚竹书易学符号与易数的关系
在探讨有关符类分布数目的意义前，得先解决《周易》上下经有关卦数不齐的问题。今本《周易》将六十四卦分为二篇，起源甚早。《晋书·束皙传》述战国魏襄王冢所出竹书云：“其《易经》二篇。”（《束皙传》，第1432页）[9]《周易·系辞传上》：“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第167页）[7]《汉书·儒林传》：“费直（生卒年不详）……治《易》为郎……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第11册第3602页）[21] 可见经文上下二分，至少早于战国至西汉时代即如是。至于其共分二篇之故，或谓上经明天道，下经述人事（注：韩康伯（332—380）《序卦传注》：“先儒以为乾至离为上经，天道也；咸至未济为下经，人事也。”曹元弼（1879—？）《周易学》亦云：“凡上篇明天道，下篇明人事。”）（第757页）[22]（第124册第155页）[23]，或谓因简帙重大而分（注：朱熹《周易本义》：“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第1页）[24]。然而，《易》之为书，从卦名、卦义而观，上下经均无非推天道以明“人事”；而上经同人、谦等卦，尤属人事而非谓天道也。故细究二说，足见前说之非，而当以后说为长。按此，《周易》既分二篇，其篇数自当以相称为宜，惟传本向以上经自乾至离凡三十卦，下经自咸至未济共三十四卦，上下篇卦数不齐，耐人寻味。对此，古人众说纷纭，颇有异说，如《易纬·乾凿度》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第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第83页）[18] 谓三十以象阳，三十四以象阴；宋俞琰（1258—1314）《周易集说·周易上下经说》：“卦有对体，有覆体。何谓覆体？屯倒转为蒙，需倒转为讼之类是也。何谓对体？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相对而不可覆者是也。余皆一卦倒转为两卦。故上经卦三十，约之则十八；下经卦三十四，约之亦十八。”（第34页）[25] 宋朱元升（生卒年不详）《三易备遗》：“《周易》以反对为用，约六十四卦为三十六卦，上篇为爻一百八，下篇为爻一百八，阳爻配阴爻，阴爻配阳爻。”（第183册第407页）[26] 谓上下经卦以错综反对，则卦形、爻数均对；清王夫之（1619—1692）《周易内传发例》云：“故分上下为二，其简之多少必相称也。上经乾、坤二卦独有《文言》，则损其二卦以为下篇，而文与简相均，下经之始咸、恒，不过如此而已。”（第150册第31页）[27] 谓上经乾、坤独配《文言》，则上下篇简数相约。然而，以上所述，所谓“三十以象阳，三十四以象阴”，二者实皆为偶数，何以言“象阳”？若谓上经“三十”之“三”为“奇”，则下经“三十四”亦可同视为“奇”，大谬矣！至于王夫之谓上经独有《文言》，故与下经篇幅相当之说，同样不妥。按汉代以前之传本《周易》，经传均独立成篇，故《汉书·艺文志》曰：“《易经》十二篇”，颜师古（581—645）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第6册第1704页）[21] 张惠言（1761—1802）《周易郑氏义》云：“康成始以《彖》、《象》连经文。……魏王弼又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第176册第32—33页）[28]《文言》之附经既始于魏王弼（226—249）《易》注，则夫之所云绝不可通。如是，就《周易》上下篇卦数不齐之疑，当以宋代诸儒所言为是，以错综卦体而论，则上下经各得十八卦形。按此，如前文所述，从卦画、卦名观之，并细究六十四卦分篇的特点，可知古人用卦排序的用心。帛书《要》载：“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第576页）[29] 直以损、益为“一卦”，可证古人习《易》向以卦形为本。如此，对于易符在全经所体现的易数概念，也应以三十六“卦形”为基本的衡量单位，不可将其视作六十四个互无关联的独立卦。
对卦形有了这种正确的理解，回头再看楚竹书易符与易数的关系。“《易》数作为气化的指示符号，其作用在于显示元气的聚散情状。”（第35页）[30] 在这一方面，易数与易符互有密切联系，其意义同在于表现阴阳气化的内容。《系辞上》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第166页）[7] 点明了《易》之本体（天地之数），实由自然之数一至十组成。对易数这阴阳聚散的形上拟义，王夫之有确切的体会，他在《思问录·外篇》曰：“天一非独，九亦非众；地二非寡，十亦非赜。……九聚，则一也；十聚，则二也。天地之数，聚散而已矣，其实均也。”（《外篇》，第62—63页）[31] 说明了拟化天地之《易》数，一非少，十非多，不过代表阴阳气化的不同聚散情状而已。故一、三、五、七、九，同代表天、阳之奇数，二、四、六、八、十，则代表地、阴之偶数。按古人就卦形三十六体或错或综的概念去看易符在七段“卦区”的分布情状，上经第一段太阳卦区共有七个卦形，第二段太阴卦区共六个卦形，第三段符号D卦区共五个卦形；下经第一段少阳卦区共四个卦形，第二段少阴卦区共五个卦形，第三段少阳卦区共四个卦形，第四段符号C卦区共五个卦形。在七段“卦区”中，主属阳性的太阳符及少阴符的卦形分别为七为五，均合于《易》的天数；主属阴性的太阴符及少阳符的卦形则分别为六为八（少阳符共出现在下经二段，各有四体，总者则八），亦合于地数。至于代表阴阳交合的符号C及符号D，又何故同以五个卦形象征？在古人“天圆地方”、“参天两地”的自然观中，天数三，地数二，《说文》：“五，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第738页上）[32]“五”者，正为天地相交之数也。另外，不论是河图，还是洛书，同以数五居中央，其用意正本于此，朱熹在《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中对此也有相同体会：“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一为一，故参其一阳而为三。围四者以二为一，故两其一阴而为二，是所谓参天两地者也。三二之合，则为五矣。此河图洛书之数，所以皆以五为中也。”（第209页）[24] 是故，楚竹书易学符号亦以五个卦形象征天地之阴阳交合，由此使易符与易数、易图诸理相贯连系起来。
有关天地之数与阴阳气化的讨论，《易纬》提出了“阳三阴四”的说法（第83页）[18]，李尚信先生认为这种“七段论”的观念与“上经代表天道，下经代表人道”的思想有关，认为：“天人相对而言，天道属阳，人道属阴；天道纯，人道杂。”又认为“这一在阴阳学说统摄下的丰富、系统而又独特的事物发展阶段论，古今中外，恐怕再无出其右者。”（第25页）[3] 对此，有关“上下经因天道、人道而分”的说法有待商榷，但当中“阴阳相分”的思想则甚有启发。《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第163页）[7] 楚竹书易符的符类在上下经均呈现阴阳间出的情状，正表现了《易》阴阳相生的思想。从易学符号在六十四卦的散布之数来看，上经代表纯阳的红块符号与代表纯阴的黑块符号之卦数同为十二相对（12∶12），下经第二段代表少阴的符号A之卦数为十，第一段与第三段的符号B则同为八（8∶10∶8），由此已可见阴阳分布之数井然相对，构成一种相依相存的关系。此外，楚竹书《周易》的符类在上经共有三段卦区，下经则有四段卦区；依《易纬》“阳三阴四”的思想，则上经数三代表阳，下经数四代表阴，上下经本身已体现了阴阳相对的思想，进一步深入推敲，邵雍《皇极经世》：“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变而成六十四也。”（第336页）[19] 在今本卦序中，全经共有四组只有相错关系的不易卦，上经有乾坤、颐大过、坎离三组，下经有中孚小过一组；其余二十八组为相覆卦，上经共十二组，下经共十六组，其上下经分布的比例与易学符号一致，同为3∶4。楚竹书易学符号的符类分布情状显现了今本卦序的特殊性，由此可见易符与易象、卦序、义理间的关联意义。
古人“天圆地方”的自然观，以及《周易》乾坤并重的精神，实际上与六十四卦中八组与邻卦互为爻位阴阳相错关系的特殊对立卦类有着一定的关系。六十四卦中，属于爻位阴阳相错的不易卦共有四组，上经见乾坤、颐大过、坎离三组，下经有中孚小过一组；至于同时互为相覆和相错关系的对立卦亦有四组，上经见泰否、随蛊二组，下经亦见渐归妹、既济未济二组。《易纬》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郑玄（127—200）注曰：“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所出也，又圆者，径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径一而匝四也。”（第83页）[18] 朱熹《易学启蒙》：“围三者以一为一，故参其一阳而为三。围四者以二为一，故两其一阴而为二，是所谓参天两地者也。”（《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第72页）[24] 由是，中孚小过等四组卦，其卦组之数上经三而下经一，所标易符均以象阳之赤色为主，象征着“刚健不息”的大圆之天；至于既济未济等四组卦，其卦组之数上下经各二，所标易符之色调红黑夹杂，象征着“厚载万物”的大方之地。八组属爻位阴阳对立关系之相错卦散布上下经六十四卦中，分别象征着天与地的大道，体现着王夫之所言“乾坤并建”（第10页）[27] 的意义。
阴阳除了平衡相对的关系外，更有相合相生的交错关系。如前所析，上经由纯阳、纯阴二段气化，乃至阴阳之合；下经由少阳、少阴、少阳三段演化，而后复归阴阳之合的阶段；阴阳之间交替互易，周而复始，往来不断。其中，上经的易学符类以三段卦区代表“阳”，然在当中所经过红块符、黑块符的阴阳二段演化，二为地数，属“阴”；同样，下经以四段卦区代表“阴”，当中由符号A、符号B的三段演化而成代表阴阳相合的符号C，三为天数，属“阳”。于此，易符与易数互相关联，上下分经、配符以象阴阳，然上下经中又各有阴阳之性，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体现着一种“孤阴不长，独阳不生”、天下万物在阴阳气化下生生不息的精神。这种思想，也诚如太极图阴阳鱼黑白相对，而当中又各有“鱼眼”之易理，象征着阴阳既相对相依，亦相交相合的关系。
不过，《周易》虽然有阴阳相对相生的观念，但当中始终以阳属主。上经数三象阳而为先，下经数四象阴而为后，正显明了阴附于阳的思想。另外，虽说上下经各有代表阴阳相合的符号，但无论是上经的符号D，还是下经的符号C，符形均是以象阳之红色方块为主体，说明了在阴阳气化交合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以阳包阴的状况。再者，楚竹书的易学符号共有七段的阴阳气化阶段，全经由七个不同的符号去分成七个不同卦区，在其起始所代表的纯阳卦区中，共有七个卦形；这种始于七、别于七、总于七的客观现象显示了楚竹书易符对“七”的重视。《说文》明言：“七，阳之正也。”（第738页下）[32] 可见易符重阳的观念，合于《周易》“天尊地卑”（第161页）[7]、以阳为主的思想。
结语
综上所述，楚竹书《周易》的红黑符号体现着古人关于阴阳气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旨在融合诸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楚竹书符类的排列规律提出一些个人意见，并概述依照笔者愚见推定的易符情况背后所蕴涵的易学内容。如果有关分析成立，至少说明了“非覆即变”的思想，及上下经错综排序而各得十八卦形的原则，在战国中后期已经形成。同时，配合对上下经卦形、卦区的象数分析，辅以对易图的考虑，可见楚竹书易学符号符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认识，而其所引申的“天地之数”，亦符合了易符对阴阳气化的拟义，象征性地表现了《周易》“不易与变易”、既“阴阳相对”又“扶阳抑阴”等思想，形象地体现了一套如太极图般“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周而复始的阴阳关系。由是而观，楚竹书《周易》的易学符号在卦序、易象、易数、易图、义理等各方面的内容上亦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并于其间起着一定的联系作用，其统合意义应该受到肯定及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