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由区域化到国际化：理念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理念论文,人民币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下半年以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主权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各国要求改革的呼声四起，人们渴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有效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强烈和有益的建议，由此，借鉴21世纪初建立的“欧洲货币联盟”的做法及其经验，亚洲货币区域化国际化问题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
亚洲各国如何正视现实，创新未来，以大局为重，真诚合作，促成亚洲货币合作以及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实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已是亚洲以至于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和紧迫课题。笔者认为：一是在认识理念上要有新的提升；二是在路径选择上要有新的举措。
一、在认识理念上要有新的提升
经验证明，正确的认识和理念能指导并推动实践并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认识和理念也是生产力。在以构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为目标、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及亚洲货币合作进程中，认识理念的提升尤为重要。具体包括如下方面：
(一)如何看待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利益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存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正方意见有：
1.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是中国长远利益和核心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拥有强大软实力的标志之一。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投资大、出口多、拥有高外汇储备额，存入美联储的负债也可观。如果人民币不能在相应的区域范围内乃至在国际上发挥其计价、交易和储备功能，中国就难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就不可能真正拥有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发展快、资源少、出口依赖性大的大国来说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2.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战略。历史严峻地告诫我们：现代战争的主要形式实质上是通过汇率大战而表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和蔓延成的全球金融海啸，据权威研究机构估计，全球财富损失超过45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美国GDP的3倍，中国GDP的10倍[1]。其祸根之一，正是美国拥有世界主权货币——美元的发行“特权”、超强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以及通过华尔街强大的金融“魔法”，吸引境外美元支撑其巨额的贸易赤字和超前消费，最终让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其“埋单”，实现“胜利大逃亡”。当然，不可否认，美元问题应该是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全球诚信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现行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为其敢冒风险和对缓解风险的不负责任甚至损人利己行为提供了有恃无恐的良机。由此，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对此，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也承担着有利于抑制美元霸权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责任。
反方意见是：
1.认为中国在现阶段推行国际化的时机尚未成熟。理由是：从历史上看，国际货币不仅是“大国”的货币，而且是“富国”的货币。据测算，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需要17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则需要33.8年，按照国际货币的历史经验分析，中国需要在17年后开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33年后人民币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2]。
2.认为中国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因为一国货币国际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好处，即通过多发货币而向境外居民征收铸币税；增强流动性进而减少其筹资成本和通过货币贬值强征境外居民的通货膨胀税。以美元为例，若从铸币税和流动性角度分析，其收益均可能在美国GDP的0.25％至0.5％之间。至于征收通货膨胀税，实际上存在一定操作和计算困难的问题。以此，将人民币10年内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构成比重为10％估算，中国从中可以获得的好处是2 200亿元的1/6，大概是360亿元，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大钱，还要承受货币国际化的约束和风险。由此认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需要有现实和清楚的评估[3]。
上述正反两种观点虽然都有各自的道理，但笔者倾向认同正方的观点。这是因为：将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问题提到我国发展战略的层面上已经非常必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命脉，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决不能“消极坐视”或“单算收支账”，而必须立意高远，把它看做是一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民生安全的迫不及待的大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方方面面恶果及其长远影响，就应该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二)弄清什么是货币区域化以及它的意义
依据中国国情以及发展趋势分析，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是一个长期、复杂、动态的过程。从地域角度分析，先在本地区成为结算货币，再在本区域成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逐渐地超越到全球范围内能自由兑换、交易和流通，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简单说，人民币的演进有一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程式。
所谓货币区域化，即是指一种货币在特定的区域内逐渐国际化，并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过程。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资料，它可以分为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两种形式。对称型区域化是指区域内各国放弃本国货币及其货币主权，采用由超国家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共同货币作为主要的计量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蓄手段，如2001年初正式启用的“欧元货币区”。非对称型区域化即是居于非主导地位的国家放弃本国货币(发行和使用)或盯住主导货币形成固定汇率，并以主权国家的货币储备为基础，如“美元货币区”就是这种形式。
货币区域化是介于货币周边化和货币国际化之间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就涉及范围和运作深度而言，货币区域化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仅要有市场需求的支持，还要有政府的审时度势和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推行货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促进离岸金融业务、建立货币清算和回流机制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货币周边化只是对周边国家的使用范围和跨境流动规模予以关注和监控，对市场的需求顺其自然，不采取积极推进的措施。严格说来，货币周边化也是货币区域化的初级阶段。
而货币国际化则是更高层次，意味着该国货币在计价、结算、投资、借贷、发行债券和储备等业务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目标也只能依次通过货币周边化进而货币区域化后最终得以实现。可见，货币周边化是货币区域化的前期准备，货币国际化是货币区域化在地域和功能上的扩张和延伸。因此，货币区域化既是货币周边化的自然演进，也是促使货币国际化实现的重要中间环节。它之所以重要，也正是源出于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当然，历史也证实，因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因素所决定，货币国际化的路径并非都要经历货币区域化这一过程，如美元和日元。美元是在二战后依靠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国际合作协议逐渐取代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的；而日元则是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国际经济贸易骤升而成为国际货币的。所以，是否一定需要货币的区域化，主要还得依据该区域的客观需求，并非一定强求一个固定的模式。
(三)充分认识货币区域化国际化已是亚洲国家的必要需求
经济的互动和发展是货币合作的基础，反过来，通过货币的合作又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已被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及各历史时期主导性世界强国(如荷兰、英国、美国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世界主权货币所证明。进入20世纪以来，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以中国为例，近十多年来GDP年均增长达9％左右，GDP总量目前已占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已拥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额，为全球之最；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总资产达2万多亿人民币。而且，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性和抗风险能力，以及中国强调经济发展方式向技术、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共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现代产业结构转变，这对亚洲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和金融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显然，这些业绩与亚洲国家之间互动互利下的货币合作是分不开的。
必须看到亚洲货币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一是可以降低和制约作为世界主权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和不利影响；二是建立亚洲各国货币汇率联系机制，以降低区域内货币运行成本和实现汇率的稳定性；三是有利于稳定货币物价，维护经济的稳定；四是增强超国家货币政策对各国的执行力度和有效性。可见，亚洲地区客观存在对该区域共同货币(如亚元)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金融市场化运作的载体，也是亚洲区域金融创新的动力所在。
从长远看，仅仅是人民币区域化还是不够的。亚洲货币区域化的目标最终是进而获得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后成为国际货币，将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单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造成以美元、欧元、亚元等为主体、并具有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平、公正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当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客观存在有差距和差异，亚洲货币区域化的实现并非易事，它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长期、复杂、繁难的系统工程。但我们坚信，为顺应亚洲国家的客观需求，只要亚洲各国的不懈努力，求同存异和真诚合作，建立在亚洲国家互信互利基础上的全新的“亚洲货币区”终究会出现在世人面前，并履行其应尽的权利和义务。
(四)弄清货币的区域化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关系
人们往往错误地将货币区域化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这两者等同起来，认为货币区域化国际化的过程也是“货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货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有条件可兑换→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国际货币”的过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货币自由兑换程度决定货币国际化的推进层次，国际货币必须与自由兑换货币“同节拍”。
从理论上讲，货币的自由兑换是指政府不对各种货币资产的国际国内转移和兑换设置任何限制。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定，还有一个具体实施的标准，即除了对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专指取消对经常项目外汇支付和转移汇兑限制的明确规定外，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作出类似的明确定义，且在IMF的《基金协议》书中规定：与经常项目交易的国际支付必须是“自由的”不同，对资本项目下资本转移的方式，在必要时成员国可以有条件地实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这说明，货币的国际化并不要求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完全重合[4]。
历史发展证明，一国货币的区域化国际化的具体内容归根结底与一国经济的跨越发展、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放松外汇管制有直接关系。纵观世界，在20世纪获得国际货币宝座的英镑，最终在美国的强势下被美元所替代；当今世界，完全的或基本的自由兑换货币约有20多种，但能作为国际货币的只有7-8种，这就是最好的例证。目前，人民币虽没有实现完全的可兑换，但在亚洲地区已在较大规模和以多元形式实现流通和使用。所以说，区域货币的产生(如欧元等)或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如美元、日元等)，主要依靠的应是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综合竞争力、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币值稳定的公信力，以及能否适应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等因素。
当然，我们也不能摒弃货币的可兑换程度来空谈货币区域化国际化的实现。需要弄清楚的是，两者不一定强求“同步”，货币的可兑换只是为货币区域化国际化提供必要条件，而并非是充分条件。
二、在路径选择上应有新举措
要实现亚洲货币区域化国际化这一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重要的是要选准切入点和重心，借鉴欧元模式，吸取美元和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有步骤、有效率地不断向前推进。对中国来讲，基本思路应该是：在目前积极参与和重新审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提出有价值的改革方案的同时，应加快推进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进程，并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在可能的条件下，与“日元”合作，为推行“亚元”作努力。届时，为建立以美元、欧元、亚元等为主体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作贡献。为此，在路径选择上主要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加强亚洲国家内部的金融支持、产业合作和信息共享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贸、物流、资信、交通、人才以及文化教育等，均要通过货币资金融通和金融市场运作得以实现。历史证明，如果没有高度专业化国际化的金融机构、没有高度发达和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以及功能完善的金融体系，那么，金融企业的市场化改革、金融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导向、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国际金融中心作用的充分发挥等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就亚洲国家内部相互的金融支持和合作来看，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例如：1997年末，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并曾承诺为此提供巨额的基金；韩国也曾建议建立中日韩三国共同基金；2000年5月《清迈协议》的达成以及随后“10+3”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2006年6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亚洲货币单位(ACU)；近几年，由于人民币的坚挺，已获得了越南、蒙古、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发挥人民币储蓄功能以及与周边国家的货币互换和不断扩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等。
与各国之间金融支持密切相关的是产业合作和信息共享。产业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是一国经济结构的核心，产业结构也反映了一国和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区域内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和发展是否均衡。事实证明，两国产业结构差异下的错位发展，往往是形成产业贸易逆差的主要根源。这就需要亚洲各国依据自身的需求和周边的环境特点，一方面，要坚持在经济方式转型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着重建设高技术化、高服务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优势和特色；另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合作、信息共享以推动区域内的资源优化组合，达到互助互利和共赢共荣的目的。在这其中，作为现代服务业体系中“领头羊”的金融业，通过货币合作而产生巨大功能给予的支撑显然是不可缺少的。
总之，亚洲货币区域化的最根本条件就是要在金融支持、产业合作和信息共享中成为一个实力雄厚、有相当竞争力、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强经济体，这既是货币区域化国际化的先决条件，也是货币区域化应具有的市场基础和制度基础。正如中国一位著名金融学家所说，货币区域化“确是人类智慧的创造，但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
(二)亚洲各国应遵循“以内为本”的方针，在增强综合国力和完善现行体制上下工夫
二十世纪50年代，在筹办“欧洲货币联盟”孕育初创时期，德、法等6国签订的“罗马条约”就要求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趋同化”，即“要大家当作共同关心的事情”。当初规定加入“欧盟货币共同体”成员国的基本条件是：（1）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国家债务总额不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2）通胀率不能高于三个通胀率最低成员国平均水平的1.5％；（3）本国货币汇率至少有两年保持在允许的正常范围内；（4）长期利率不能高于成员国中三个最低利率平均水平的2％。
这说明，为了促进“亚洲货币区”的建成，在这之前，亚洲国家也都应有一个“辅导期”，确保入会后各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意向和调控目标，以避免区域货币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凸现而相互牵扯。显然，这就要求各国应贯彻“以内为本”的方针，致力于增强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和积极理顺本国经济金融的运行体制。
依据这一方针，对中国来说，一是在增强国力上应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化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完善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开拓人民币业务(包括跨境贸易结算、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拓宽人民币债券业务等)，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水平和人的综合素质，以夯实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市场化基础；二是在区域发展次序上，首先要优先整合港澳台及内地，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在此范围内流通，成为港澳台地区的“货币锚”；三是要借助于区域性合作组织，如中日韩和东盟的10+3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金融稳定的本位货币；四是待人民币在区域内和国际上达到一定接受程度后，与“日元”合作，争取亚洲各国认同，共同推出“亚元”作为亚洲地区的主导货币；五是由区域货币向国际货币延伸和扩张，使“亚元”逐步成为可以与美元并列的国际主导货币之一。
可见，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之路，充分体现出它是一个“以内为本、兼顾周边、真诚合作、不断推进”的长期复杂过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被动等待。
(三)处理好亚洲三大具有影响力的货币即美元、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关系
当今，在亚洲具有影响力的货币是美元、日元和人民币。美元已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货币，且有其独立发行的特权，无论在对外贸易和国际储备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遭受沦丧而进入复苏期，但现阶段在亚洲要以日元和人民币为主导货币的背景下构建“亚洲货币区”，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元竞争。日元和美元均早就是国际货币，且两国相互有战略同盟的关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崛起和加入WTO后，中美双方贸易发展迅猛，美国已成为中国商品出口的最大市场，这种格局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强化了对美元的依附，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伴随而来的对美元因素的约束。可见，在“亚元化”路径中如何处理好与美元的关系既重要又有难度，需要慎重对待[4]。
显然，在推进“亚洲货币区域化”进程中，日元和人民币的合作尤为重要。日本经历了近20多年的经济衰退和几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促使日元国际化进程步履维艰，日本也已深感要借助东亚整体实力来恢复日元的“元气”。而中国与日本相比，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但市场化水平不高，经济金融体制还不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较低。鉴此，日元和人民币的精诚合作应是推进亚洲货币区域化的关键。具体做法：一方面，在推进东亚货币合作中不断提高中日两国货币的国际化地位；另一方面，两国应本着对亚洲全局负责的态度，创造条件发挥本国货币在汇率安排和流动性支持等方面的强势，乃至寻求“亚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实，这种合作在自1997年开始每年的东盟“10+3”非正式首脑会议以及东盟“10+3”的各种层次和方式会议上，已预示中日等国之间的货币合作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应该认识到，推进亚洲货币区域化，关系到亚洲国家的长远利益。它对亚洲各国来说，既是综合国力提升的反映，也是赢得国际社会良好信誉的标志所在，又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四)借鉴欧元模式，有步骤地构建亚洲货币合作平台
从美元、日元、欧元和德国马克等货币的国际化路径看，美元主要是依赖全球性汇率制度的安排；日元依赖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深化的政策；欧元依赖的是货币主权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德国马克主要依赖强有力的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可见，从根本上说，货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是一种国际市场选择的行为，当然不能否定政府的政策推动起到的支持和加速作用。
如何建立亚洲货币区？笔者认为，总的来说：一是可借鉴欧元模式；二是吸取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经验；三是结合亚洲区域特点，消除偏见，注重自主创新，在具体推进中努力做到现实有效。
之所以要借鉴欧元模式，从“欧元”产生和发展过程看，尽管它还存在有不少问题和矛盾，但至少给我们有以下启示：（1）欧洲货币同盟的建立是近二个世纪以来欧洲人要摆脱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和战争的共同的强烈愿望；（2）必须有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客观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有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市场的开放性和经济政策的一体化作支撑；（3）必须有一系列相互制约的经济状况趋同的指标体系；（4）必须注意每个成员国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客观要求，同时以不损害原有成员国的利益为前提条件；（5）“最适度货币区”的建立是一个动态推进过程，在基本条件满足下即可启动，并非一定等到一切条件就绪；（6）欧盟采取的是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并非是“最适货币区”理论所强调的只能在固定汇率制下实行，就这一点来，欧元的试验也有创新[5]。
上述启示，对亚洲货币区域化来说都是值得借鉴的地方。正如中国一位资深的国际金融专家预言：“‘欧元区’也许正是人类高层次的货币区域性合作的‘试验田’”。
借鉴欧洲货币联盟的运作路径，吸取美日等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结合亚洲国家具体特点，我们认为，亚元的诞生起码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发初创期。由主要发起国拟定共同体有关条约，成立“亚元”咨询委员会，建立亚元联盟的内部统一市场，加快推进亚洲国家之间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强化亚洲各国内政、司法事务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
第二阶段为发展运作期。亚洲各国根据共同体所要求的“趋同标准”相互靠近，拟定的成员国中央银行均须保持独立地位，设立亚洲货币局，确定和统一各国货币运作的时间表，建立新的货币兑换机制，确立亚元的法律地位及建立新货币的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并成立“亚元理事会”。
第三阶段为规范创新期。宣布亚元正式诞生，成立超国家主权的中央银行，各业务银行间大额结算开始使用亚元，各金融市场以亚元进行结算，同时企业和个人也可以使用亚元，最后以亚元取代区域内各国货币，实现亚洲货币区域化。
欧元诞生时，欧洲人欢呼：“对欧洲来说，这是重要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评论》说：“欧元将成为‘欧洲大厦的基石’”。
我们坚信：建立在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国不懈努力和真诚合作的基础上，全新的“亚洲货币区”和一个真正代表世界人民利益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终究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几点结论
1.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既是中国长期利益所在，也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必须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决不能等闲视之。
2.货币的区域化是指在特定区域内逐渐国际化，并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过程，它介于货币周边化和货币国际化的一个中间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依据亚洲国家目前的货币需求和国际化条件，人民币区域化以至于致力于推进“亚元货币区”的诞生，这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亚洲国家利益所在，更是构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需要。这取决于亚洲国家直至世界各国的不懈努力和真诚合作。
3.一国或一个区域的货币国际化水平取决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公信力。亚洲各国应遵循“以内为本”的方针，在增强综合竞争力和完善现行体制上下工夫。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亚洲国家之间内部的金融支持、产业合作和信息共享。
4.亚洲货币的区域化国际化，从历史背景和推进程序来分析，“欧元货币区”的模式值得借鉴，同时要吸取美元、日元国际化的有益经验。但一国或一个区域货币的国际化，终究是国际市场的选择。由此，从多个方面适时、有效、长期地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是面临的重大和繁难问题。
5.货币区域化国际化虽有客观标准，但没有固定模式。对中国来说，在积极参与和重新审视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同时，应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并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在可能的条件下，为推行“亚元”作努力，届时，为构建以美元、欧元、亚元等为主体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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