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永海[1]2003年在《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代小说与城市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古代小说所描写的大量生动的城市图景，乃是古代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本文侧重对后者的研究。主要以古代小说作为考察对象，来探讨其中以各种形态存在的城市文化。“古代小说”中的“古代”以文言小说繁荣的唐代为上限，以公元1911年民国之建立为下限，“城市文化”则是对存在于城市生活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称，其内容包括城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物质生活、思想观念、审美风尚、制度礼仪等。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将唐代至晚清的历代小说中的城市文化作一纵向、历时性的描述，同时采用纵中有横的结构方式，对历代小说中反映的典型城市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分析，而在研究中则尽可能以异质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和西方城市文化为参照系。在方法论上，本文采用文史互证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主要从文献价值的层面来论证小说中城市描写的史料价值，同时指出这些城市描写所具有的小说个性和艺术价值；尽可能将研究的重点深入到城市的精神文化层面，以期从小说的角度揭示古代城市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正文八章，全文二十五万字。绪论部分主要在宏观上讨论古代小说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介绍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和古代文学对早期城市的描述，进而指出古代城市发展与小说发展的相互关系，即城市发展促进小说的发展，小说反映城市内容。就后者而言，古代小说的城市情境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绪论中还对本文之研究思路、研究现状和意义作出说明。在正文历时性的论述中，第一章以唐代小说中的长安为主要对象，描述展现帝都气象的各种娱乐活动，兼论唐代小说中的“神异之都”洛阳和“富贵仙乡”扬州。第二章写宋元时期，以话本中的双城：东京和临安为对象，展示“南宋移民追忆中的东京梦华”和“作为东京真实映像的临安”。在第叁章中，明清小说中的开封和杭州是对前代双城的追忆和重塑，写开封的小说以《歧路灯》为代表，这一时期杭州西湖小说则蔚为大观，本文着重讨论其题材类型与美学价值；第四章讨论《金瓶梅》中的临清，主要研究它的商埠特色和运河文化特<WP=3>征；第五章以明清小说中的南京和北京为研究对象，首先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的“金陵情结”进行比较，其后通过对《儿女英雄传》、《小额》等的分析，论述中国京味小说之初创；第六章论苏州，对于明清小说中的苏州来说，“富贵风流”是它的最大特色，这主要通过苏州的叁方面特性：商会特色、山水特色和文化特色来表现。第七章“明清小说中的扬州”，首先梳理明清时期扬州小说的发展轨迹，然后侧重论述《风月梦》作为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所具的文化品格；第八章论述重点是从扬州到上海，晚清小说明显展示了这种都市繁华梦的变迁。在上海成为文化中心之后，随之出现了早期海派小说，并对后世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此外这一章还论及晚清小说中的其它口岸城市如广州、天津等。结语部分是对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的总结和思考。
付优[2]2012年在《清代扬州通俗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扬州通俗小说与城市文化有着特殊的关系：不但扬州城市对通俗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通俗小说中所描写的大量生动的城市图景,也是对扬州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本文以清代扬州为主要视点,一方面关注扬州城市文化背景下通俗小说的文本生成与审美接受,试图展示“从写作到阅读、从作家到社会、从个体到大众密不可分的整个流程”,另一方面将清代通俗小说中的扬州城市文化作一纵向、历时性的描述,尽可能通过引述和举证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结、古代城市文学中的其它典型城市以及西方城市文学中的人城关系分别形成对照,以期从通俗小说的角度展现清代扬州城市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并揭示古代城市小说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外在的文学影响。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采用文史互证和跨学科交义研究的方法,将通俗小说置于清代扬州特殊的历史时空和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展示其创作和传播的全过程,并对小说文本中以各种形态存在的扬州城市文化进行分析,以期从小说的角度揭示清代扬州城市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并最终展现扬州城市文化对清代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在具体行文中,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选题缘起与背景,介绍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指出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为全文的展开澄清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而阐明全文的基本宗旨与大体思路。第一章“全貌考察”描述清代扬州通俗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城市背景,关注扬州具有战略优势的地理位置和隋唐以来所形成的商埠特色,追溯扬州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现清代扬州的重建、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第二章“城中之书”展示清代扬州通俗小说的生态状貌,探寻扬州城市为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构建的文化系统与文化机制,通过对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文人群落的兴起、书坊和刻书业的兴盛、多层次多元化读者群的形成、阅读风尚和人际传播网络的建立以及扬州说书和戏曲演出活动与小说创作传播的互动等方面问题地深入考察,力求完整地展现写(创作)、刻(出版)、售(传播)、读(欣赏)、评(总结)、讲(说书)、演(小说、戏曲互动)这条通俗小说“生产——消费链”。第叁章“书中之城”考察清代通俗小说的扬州城市想象,借助于对文本叙事方式、城市心理和文化指向的分析,说明清代扬州小说现代性的萌芽和生长,展现扬州传统文化氛围下由高度繁荣的商品贸易所带来的机遇和压力,由利益关系变化带来的人际关系混乱和社会阶层松动,由内耗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经济凋敝和民生萧条,揭示通俗小说中扬州的城市状貌和文化品格。
梅新林[3]2005年在《映像重塑和文化解读:古代小说中的城市——评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代小说自产生以来,就与城市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对小说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古代小说描写了大量的城市图景,生动反映古代城市的社会生活。但是由于古代文学与城市文化分属于不同的学科,横向联系的跨学科研究存在一定的难度,因而两者的这种
陈修娇[4]2018年在《“叁言”城市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言”为晚明文人冯梦龙编撰的话本小说,一经刊行,即引起轰动。“叁言”吸收了大量前人所作的传奇、笔记、文言小说等,在编撰过程中,掺杂了明代特有的政治、经济现状和文化心理,而这些都突出体现在“叁言”的城市书写中,因此,本文拟从“叁言”对汴京、江南和西南叁个区域的城市书写,探讨其小说史意义。绪论部分论述“叁言”的研究现状与城市文学研究情况,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第一章以“叁言”中的北宋都城汴京为对象,确定涉及到的宋元话本与明话本具体篇目,探讨其极具特色的城市建筑与宋明两代人的追忆梦华,并且在靖康之变这个历史伤痕中,明人是如何与现世的辽东之祸相观照,在城市的旧梦中感知着盛世下的危机。第二章围绕明代江南特有的城市文化展开,探讨在日渐奢靡的城市生活中,时人在城市中游走于科举制度下的文化身份与经济身份,影响着“叁言”笔下人物身份与心理的书写,江南特有的水路交通使天下的货物聚集于此,商品的消费与欲望化让“叁言”的笔触亦变为对物的极尽描绘,在江南这个特殊的城市舞台中,明人享尽繁华,“叁言”书写着晚明最后的浮世绘。第叁章将目光关注到殊方异域的西南地区,论述由于云南的纳入版图、贵州的归顺与平播之战的胜利等历史史实,使明代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远胜以往,而对云贵川这样的“内部他者”,明人的知识系统、思想观念与治理手段始终处于一种强调正统又游离的状态,面对着“天下”变为“万国”的残酷现实,明人将自己种种复杂的心态都投注于贵州那一座在“叁言”中归顺的城里。第四章以冯梦龙的小说观念、“叁言”对城市的真实书写与忧患意识叁个方面,讨论“叁言”对后世小说的在文本真实与社会醒世的影响。结语部分总结论文内容,点出“叁言”中叁个区域城市不同的特点。在“叁言”的城市书写中,与之前的本事相比较,不变的是故事情节,变化的是城市面貌、风气、心理等书写的加强,以及作者寄寓其中的历史、现实感慨的凸显,体现出“叁言”城市书写的小说史意义。
王柳芳[5]2017年在《城市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从城市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开拓了一片崭新领域。目前,城市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城市书写研究、城市对文学的辐射研究、古代文学中的城市意象研究等叁个方面。通过梳理前贤研究,可发现文学地图与政治地图、经济地图基本一致。城市在文学地图的流动中起着轴心作用。城市是一次次文学新变的策源地,城市功能、特征、格局、景观、市民趣味对文学产生持续影响。
李维维[6]2013年在《《歧路灯》中的城市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小说《歧路灯》以精细之笔展示了康乾盛世下中国市井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图景,堪称十八世纪开封的风土生活志。古代小说与城市的结缘由来已久,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说,其问世、发展、演进无不与城市息息相关。本文试图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小说《歧路灯》所体现的城市文化的内容进行剖析。首先,小说描写了大量的极具地域特色的街道巷闾、酒棚书院、戏台寺庙等城市布局、城市建筑,还向我们展现了各式各样的贸易活动、商人形象,从这些有形的、可感知的物质外形来反映城市文化的物质层面。其次,小说中还透露出了深厚的理学传统,以及理学传统下的政治教育等制度文化。再次,从城市风俗文化与娱乐等方面来展现祥符市民浓厚而极具特色的风俗文化,以及市民斑斓繁杂的生活景象。再次,从市民宗教信仰与思想观念,以及对理俗碰撞下市民的矛盾心态等方面进行透视,从这些精神层面分析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进而论证小说中所反映的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即具有极大的兼容性、鲜明的地域性、多元性和差异性。小说中城市文化的总体特征是积极向上的,这就使城市文化具有精神凝聚的功能。最后,本文按照由表及里,从物质到精神的逻辑顺序,同时结合相同时期相同类型的小说进行对读、印证,揭示了城市文化的深刻内涵。
岳立松[7]2010年在《晚清狭邪书写与京沪性别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狭邪书写是晚清文学的重要面向。北京和上海的城市风貌、性别文化对狭邪书写的创作、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狭邪书写也展示了京、沪各具特色的声色欢愉及性别文化图景,并对其加以想象性重构,带有鲜明的城市特性、群体心态。这对于深入探析晚清文学与城市文化、性别文化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考察晚清北京、上海的城市背景与狭邪文化。帝都景象与租界景观呈现出鲜明的城市风格,京城私寓与海上青楼塑造出不同的狭邪文化。京城士人耽恋戏曲、追捧伶人,形成品伶狎优的性别文化；上海青楼冶游繁华,表现出都市摩登,京、沪情色狭邪的城市氛围影响着人们的性别文化观念,此为狭邪书写的城市文化语境。第二章梳理晚清京、沪狭邪书写并考察其在城市文化中的传播。京城品优书写与上海青楼文学两相呼应,两地狭邪书写的表现对象、表现内容、传播形式皆有不同,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影响效应。第叁章研究南北异趣的声色审美与性别文化。优伶与妓女作为狭邪书写的主要表现对象,显现出城市特点。优伶展示及侑酒侍宴建构起京城的声色文化；上海妓女以其融入城市的生活时尚、服饰潮流及与优伶的情欲交往,塑造着上海的声色文化。狭邪书写表现了城市的生活情态,亦隐含着性别观念的迁变。第四章从京沪花榜与题赠诗词探究品优与品妓的文人书写。品优、品妓花榜与题赠优伶、妓女之诗词体现了文人的冶游情怀及风流情性,虽形式相类但却展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京城品伶菊榜与题赠诗词更多地体现出传统文人的理想与风月情怀；上海妓女花榜、题赠诗词与报刊媒介相结合,建构起洋场文人别样的才情展示空间。第五章探讨京沪冶游风尚所形成的士优交往、士妓交往特征及所蕴含的士人心态。士人与优伶往来形成具有京城特色的交往图景,形成文人的群体风尚。文人于此交流情感、表现自我,流露出争事冶游的士林心态,受京城文化濡染此种交往也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上海的洋场文人则在青楼寻欢中构建起洋场生活图景,他们优游于申江曲院,迎合城市的情色娱乐与市民情调,以复杂的心态面对申江繁华,重塑文人的价值。第六章研究狭邪书写所体现的文人文化。狭邪书写将我们带入文化书写与文人想象的空间,将访艳引入阅读和消费的文化语境,推动京沪的声色文化。京城文人在“品花”中投入自身理想,并对伶人进行文化重塑。“状元夫人”佳话亦成为一种融合传统观念与风月浪漫的文人理想而广为传诵。王韬为代表的洋场文人也以狭邪书写展现情色生活,并将一己的文化寄托融入其中。
刘海霞[8]2014年在《中国古代城市笔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笔记是从城市生活经验出发，以记录城市政治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要素为中心的笔记文。其中大部分作品被称为“梦华体”，反映了不同时代士人阶层对他们失去的生活的追记；另外一部分作品则为游记体和颂赞体，主要是对城市生活进行摄录，以文字为城市留影。古代城市笔记是古代笔记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本论文在搜集中国历代城市笔记文本的基础上，探讨古代城市笔记发展轨迹和演变规律，初步归纳出城市笔记在起源、发展、成熟定型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同时也以此为线索，总结以各个历史时期主要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文明发展史，以城市笔记为载体勾勒出中国城市文明的发展大致历程，并挖掘城市笔记的文学价值。绪论部分就研究意义、当前的研究状况以及研究方法进行讨论。论文的主体部分，则分为如下六章：第一章，以隋前城市笔记的两个代表作品来探讨城市笔记萌生期形成的文体规范。第一节讨论城市笔记开山之作《西京杂记》对于汉代都市文化的展示；第二节探讨南北朝时期最具有知名度和文化品位的城市笔记《洛阳伽蓝记》，发掘其中的创作传统和对北魏城市文明的记录。第二章，以隋唐城市笔记的代表作品来追踪城市笔记发展期在题材上的拓展，尤其关注唐代叁类聚焦不同领域，在音乐表演、绘画发展和狭邪冶游方面记录城市文化发展的代表作品，并追踪这些作品共同具有的“梦华体”创作倾向。第一节探讨隋朝都城的《大业杂记》所取得的创作成就；第二节探讨城市笔记中所反映的唐代音乐发展态势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促进，其中《教坊记》主要是对盛唐声乐繁华的追思，《羯鼓录》是对唐代贵族音乐才华的礼赞，《乐府杂录》中则津津乐道于长安乐工的逸闻轶事；第叁节追踪后代狭邪小说的早期代表作《北里志》，探求其实录风格和感伤基调、悲悯情怀；第四节关注城市笔记中在寺庙游览中对于绘画艺术发展的记录，并具体分析作品在情感上的共同诉求：对失去的繁华生活的追忆。第叁章，以宋代城市笔记的代表作品来考察城市笔记的成熟期在体式上的特点，探讨“梦华体”的内涵，关注宋代城市变革之下俗文化的大发展以及在城市笔记中的体现。宋代城市变革带来城市笔记的勃兴，第一节探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北宋初期城市的情调和欧阳修人生初宦时的美好际遇；第二节关注《洛阳名园记》对于宋代园林名城的记录，发掘其中所具有的的时代忧思和城市经济初步解放的态势；第叁节探讨《东京梦华录》中的旧都追忆，注重分析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和东京俗文化百科全书的文化诉求；第四节在综合研究梦华录影响下出现的大量城市笔记在创作倾向的差异，并观照临安城市风貌；第四章，以明清两京相关的城市笔记为研究对象，考察大量涌现出来的两京城市笔记中的代表作；第一节关注北京为中心的城市笔记，尤其关注游记类型城市笔记；第二节关注南京为中心的城市笔记，特别探求近于狭邪小说类型的城市笔记以及其文学意义。第五章，以明清江南地区相关的城市笔记为研究对象，尤其关注城市笔记发展史上集大成之作的《扬州画舫录》。第一节追寻《西湖梦寻》中的江南梦乡，挖掘遗民张岱的西湖情结，总结小品文风格城市笔记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第二节关注《扬州画舫录》所具有的城市笔记创作史中的总结性质，研究盐政和南巡对于扬州城市发展的推动。第六章，关注近代城市的崛起与城市笔记的演进，分别以天津和上海为中心，选择两个最具特色的文本来解析近代城市文明发展的进展。第一节研究十里洋场激发下的《海陬冶游录》类笔记，探求近代洋场文化与狭邪小说的繁荣之间的联系。第二节以对《津门杂记》的解剖来分析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探究洋务重镇的历史面貌，画出城市文明的特质。总之，古代城市笔记在内容上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宫廷文化活动、市井生活、都市娱乐、都市伎艺、民俗活动以及部分的政治生活。本文多角度、多方位展现了城市文明的进程，同时探求城市笔记演变的规律，关注众多作者的创作诉求。
王丹[9]2007年在《论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海洋化”特征》文中研究指明由于之前与西方交流的悠久历史,更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清代中后期以来汹涌东进的西方文明开始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至十九世纪,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一跃成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一时间,关注广东文化、书写广东社会、表现粤民生活的晚清广东题材小说也应运而生,成为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中颇引人瞩目的一道风景。综观晚清广东题材小说,其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对晚清广东社会的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开放与封闭等文化特质交锋交融状况的真实描绘,而相关书写也彰显出明显的“海洋化”特征。有鉴于此,本文以小说对于晚清广东社会生活渐趋“海洋化”的一系列新变现象的书写作为研究重点,以“海洋化”生活形态、生存哲学和叙述主题为核心内容构架全篇,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首先对古代小说与广东的关系进行较全面梳理,勾勒古代广东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确立纵横交织的发展座标,从而为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研究提供参照比较。然后对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创作情况进行整理,简要介绍其中较为着名的晚清广东籍小说家及相关作品内容,为后文的讨论奠定文本基础。本文的第二、叁两部分即以上述文本为基础,重点讨论其中最为突出的亮点——晚清广东题材小说对于粤民“海洋化”生活形态和生存哲学的文学书写,探究其中各种时代新质的发生及文学意义。第二部分是关于晚清广东题材小说中的“海洋化”生活形态,包括以洋货为重要特征的“海洋化”生活内容与以近代买办之父——晚清广东买办为特色形象的“海洋化”人物形象,并分别探讨它们的文学意义。第叁部分讨论晚清广东题材小说中粤民的“海洋化”生存观,重点以粤民“出洋”与“走沪”两大现象为突破口。晚清广东题材小说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提炼和加工,探讨粤民在为求生存不断奔走中所践行的独具特色的生存哲学。小说对粤民“出洋”与“走沪”的真实绘写传递出融合中西、视野开阔、权变机巧的海洋文化观念。第四部分讨论主题叙述。晚清广东题材小说主题叙述的“海洋化“特征重点表现为梦幻型与游历型两大主题的流行。这一方面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主题叙述的阶段性终结,另一方面又开拓了中国近现代小说“海洋化”主题叙述的新境界。第五部分将这些新变现象的描写置于文学史与文化史背景中进行深入考察,指出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海洋化“特征对于中国文学史以及文化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晚清小说家在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对潜移默化中变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与观念的深切感知与体认,从而选择以广东社会生活题材的创作为“先验品”,领先一步地做出种种具有突破性的艰难努力,从一个特殊角度诠释了广东文学与海洋文化的血脉联系;本文最后对晚清广东题材小说创作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加以讨论,试图为当代广东小说创作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刘方[10]2008年在《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文中提出本研究从宋代城市革命这一视角,系统研究宋代城市文学繁荣的诸多领域的特质及其成因。研究新型文学生产与城市文学的繁荣,又如何建构和丰富,并具体展示新的城市文化。跨学科、多层次探索在宋代都市文化支撑和影响下形成的新的文学生产活动和文学变迁,以及这些文学生产所创造出的都市意象。第一编探索宋代新的京都文化的文化想像与文学建构。揭示和分析在描摹京都文化的繁华与宏大的同时,也建构着帝国合法性意识形态的京都赋,体现文化身份与审美趣味与社会责任的士大夫诗歌,和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文化诉求与话语方式的话本,构成了凝视帝都文化的叁种不同的目光。帝京文化的文学表达,从此变成众声喧哗。而皇权、士大夫与市民,不同政治地位、社会层次的对于金明池游观的文学想像与文学表达,则开创了都市娱乐空间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想像空间的交织、重迭和多重建构。从宋代科举锁院制度下特殊的礼部空间中产生的礼部唱和诗歌这个事件与维度,可以窥见北宋京都政治文化空间与文学关系的一个侧面。其唱和诗,在诗歌的主题、内容、思想和艺术构思、技巧运用等方面,体现了竞争与比赛。苏轼知贡举考试期间,考官们之间相互唱和之作甚多,主要内容表现在题咏画作方面。在努力突破艺术门类原有的边界,探索着诗与画之间的秘响旁通。也扩大了他们生活体验的视界,开拓了新的寻求与赋予生命意义的艺术体验与活动空间。在刘子翚《汴京纪事》组诗中,对于北宋汴京的回忆中,充满了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层次、多侧面的丰富内容与复杂情感,通过《汴京纪事》组诗的回忆性叙事,刘子翚不仅追忆了东京梦华,而且力图建构南宋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与此同时,刘子翚也努力重建了他的意义世界。第二编力图展现在陪都文化孕育和影响下产生的,以体现陪都文化特征为主体内容的都市文学特质及其新型都市文学书写的文学史意义。具体分析熙丰时期洛阳文学集会期间这些诗歌所共同体现的,一方面继承历史传统的洛阳陪都文化,一方面建构洛阳陪都新传统的自觉。揭示洛阳都市文化与文学活动的盛衰,伴随着汴京政坛风云的起伏变化,反映了洛阳作为陪都的特定的城市文化与文学特质。通过具体分析司马光、邵雍熙丰时期的诗歌作品,揭示他们的城市文学叙事,所传达的关于城市的新的美学观念,改变着传统文学与审美观念,对于城市家园的话语建构与文学史上的开拓意义,探讨了城市文学创作主体在接受特定都市文化影响时的选择性与主体性,指出了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学之间的影响的复杂性,多样性。第叁编分析指出在北宋文人对于杭州都市文化风物的吟赏中,可以看到自然风景都市化趋势。从故都记忆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故都记忆的物质基础与临安城市文化的故都痕迹和故都的文学想像等方面,揭示了文化记忆与文学想像中的故都。提出并细致分析临安都市文化繁荣催生了近代意义的新型文学生产的萌生。以近代意义的文学生产叁环节为结构线索,分别从都市文化繁荣与潜在新型文学消费群体的诞生,都市文化繁荣与坊刻业发展,文学传播现代传媒的物质基础的奠定和都市文化与新型文学生产者群体的聚集叁个方面,揭示了新型文学生产这一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学现象。
参考文献：
[1]. 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D]. 葛永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3
[2]. 清代扬州通俗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D]. 付优. 西南大学. 2012
[3]. 映像重塑和文化解读:古代小说中的城市——评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J]. 梅新林. 浙江社会科学. 2005
[4]. “叁言”城市书写研究[D]. 陈修娇. 兰州大学. 2018
[5]. 城市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综述[J]. 王柳芳. 唐都学刊. 2017
[6]. 《歧路灯》中的城市文化研究[D]. 李维维.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7]. 晚清狭邪书写与京沪性别文化研究[D]. 岳立松. 南开大学. 2010
[8]. 中国古代城市笔记研究[D]. 刘海霞.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9]. 论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海洋化”特征[D]. 王丹. 浙江师范大学. 2007
[10]. 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D]. 刘方.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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