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怡[1]2008年在《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FDI流入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安徽省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实现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安徽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得出安徽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其中FDI是安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外贸净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安徽对外开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全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是引言。第二章是研究综述,分别介绍了FDI、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中FDI、对外贸易作用的观点,概述了国内外关于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第叁章是安徽经济运行中FDI、对外贸易的现状分析,结合它们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第四章是FDI、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理论上分别阐述了FDI、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第五章是安徽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研究。第六章是结论和对策建议,首先得出基本结论,并分析其原因;然后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安徽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陈春慧[2]2008年在《广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英国剑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逊于1937年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理论,寓意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对外贸易无论从绝对数量、增量、还是出口质量、产品结构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仅为广东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良好的示范。首先,本论文研究广东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建立协整模型,得出广东省进口和出口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从而证明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理论。其次,本论文研究广东省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贸易方式结构是一个地区对外贸易的基础,贸易方式结构的变动,不仅关系着的对外贸易活动,同时也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广东省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比例与浙江、江苏等省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研究上,一些学者认为加工贸易在技术扩散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就业效应及出口扩大效应上对经济增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加工贸易相对于我国整体经济运行而言属于—种“体外循环”机制,“飞地效应”特征十分突出。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1992年到2006年广东和浙江省的数据,得出一般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于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进一步提出了广东省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升级的对策。第叁,本论文研究广东省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向第二产业急剧大规模转移,第叁产业缓慢上升的变革。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用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等定量方法研究广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得出广东省一二叁产业对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在实证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提出发展广东省对外贸易的策略。本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运用了大量对外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分析广东省对外贸易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外贸易方式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本研究对每一部分都进行了详细的文献综述,并采用前沿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广东省对外贸易存在的不足,并在每一部分都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广东省对外贸易的策略建议。
崔凯[3]2016年在《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是否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经济领域的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俄罗斯以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形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依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出口获得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客观条件,但这种贸易结构所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是高速,但却是低质的。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进出口贸易结构单一,已经成为俄罗斯自转轨以来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俄罗斯既面临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压力,又面临着改变贸易模式的压力。因此,在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就像两个“顽疾”一样均亟待俄罗斯解决。本文以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的表现形式,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剖析二者错位的原因,得出二者错位将长期存在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共分为7章,其中,第1章为绪论,第2到6章为本论文主体部分,第7章为论文的结论及启示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是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文献综述与评价、研究思路及方法、创新及不足之处。第2章是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的理论分析。从贸易结构演进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结构演变模式理论角度,论证了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问题的理论依据,并对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的超前错位与滞后错位进行了概况性介绍。第3章是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的现实分析。在对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的4种表现形式,即俄罗斯产业结构对其对外贸易结构的决定作用微弱,对外贸易结构并未反应俄罗斯的产业竞争力,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比重上的偏离,产业结构表象优化并没有改善贸易条件。第4章是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的实证分析。通过上一章对俄罗斯贸易结构演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梳理可知,二者之间存在错位关系。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程度如何?本章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方法,对俄罗斯贸易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分析结构再次证明俄罗斯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二者之间是错位发展的。第5章是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的原因分析。俄罗斯以能源、原材料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虽然发挥了本国资源禀赋优势,符合比较利益原则,但是在静态利益的驱使下,这种贸易结构必然会与俄罗斯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背道而驰。本章主要从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外贸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畸形引导、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作用机制不健全及积累发展资金的迫切需要几个角度加以分析。第6章是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纠偏的前景分析。对于贸易结构单一、产业结构畸形的俄罗斯而言,改善二者的错位关系使其实现良性互动是一种必然和迫切的选择。本章首先分析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纠偏的背景,探讨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纠偏的基本原则,然后对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纠偏前景予以展望。第7章是研究的结论及启示。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现象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从俄罗斯破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难题战略选择上看,创新型发展战略是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是根本动力,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是重要手段。中国与俄罗斯同为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贸易增长方式、贸易结构有很多相似之处,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罗超[4]2015年在《低碳经济约束下的中原经济区出口贸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此后,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了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在2010年中国的“两会”期间,九叁学社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叁次会议提交的“关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提案”更是被列为会议一号提案。就本质而言,低碳经济是一种低碳消耗、低碳排放和低碳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以河南省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作为中国大型的农业与人口经济带,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不仅关系到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效果,更关系到中国在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下低碳竞争力的提升。然而,囿于能源禀赋和能源结构的高碳化,以及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低端化,中原经济区面临着相对更大的碳减排压力。因此,如何加速中原经济区的低碳发展与转型,特别是在贸易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经济发展低碳化,是亟待解决的前沿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经济学、管理学、灰色理论等学科原理为指导,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横向比较分析与纵向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出口贸易模式转型这一视角系统研究了其对中原经济区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得到了以下一些结论和创新性研究成果：第一,中原经济区必须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从而缓解碳排放压力,同时还必须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以增强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中原经济区出口贸易结构正在逐步实现由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化,结构优化的环境效应也将日益显着。第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中原经济区低碳经济建设应当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特点和环境影响力,有重点地、有计划地实施碳减排：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中原经济区高附加值产业出口来优化中原经济区出口贸易结构以及强化低碳技术创新与共享则是实现中原经济区经济低碳化的必然选择,它能够有效避免社会对于高碳经济的路径依赖。第叁,在促进中原经济区经济低碳化的出口贸易发展战略方面,应当通过实施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强化低碳技术研发与转化、提高环境标准、完善财税制度和开展国际合作等战略来实现出口贸易的清洁化、绿色化、污染非本土化、环境成本内部化以及环境效应正向化。
商亮[5]2017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与绿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举世瞩目。从1979召开的第l届世界气候大会,到2016年正式生效的《巴黎协定》,凸显了全球气候治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作为重要经济活动的国际贸易,其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成为焦点。从中国角度看,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这其中对外贸易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中国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给国内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呼声也与日高涨。中国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目前已确立了包括“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成为指导中国“十叁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经济发展转型是大势所趋。因此,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明确绿色发展导向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实现既有贸易增长从而经济发展、又有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这对实现中国更好的发展,以及在维护自己正当权利基础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探索。在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并采取多种方法,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基本情况、对环境的影响效应,测算研究了中国外贸隐含污染、与主要贸易伙伴增加值贸易含污量,探讨了“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的耦合促进等问题,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与研究基本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在回顾了有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梳理了对外贸易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后文研究相关问题做了理论铺垫。其次,本文搜集整理了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有关统计数据等基本情况,考察环境污染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研究证明,从绝对视角来看,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总体呈现同步增长态势;从相对视角来看,中国对外贸易较国内整个生产来说更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再次,本文从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与隐含污染两个层面,进一步从实证角度研究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前一个层面即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上,本文分别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污染排放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将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开放和技术四类效应,逐一进行了分解分析。规模效应方面,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客观上也增加了污染排放,但污染排放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下降,验证了EKC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存在;结构效应方面,中国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一定时期内不断没有使环境污染恶化,反而使得产业结构向更为清洁的方向转化,从而使得污染排放量出现下降;开放效应方面,贸易开放度增加对各地区工业废水有减排、工业废气有增排作用;技术效应方面,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在后一个层面即对外贸易隐含污染上,根据投入产出表的类型,依次从单区域竞争型和多区域非竞争型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基于单区域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角度的研究,分别从总量、行业方面测算了对外贸易中的隐含污染排放,并将隐含污染平衡与生态顺逆差结合起来分析。之后利用SDA方法对影响对外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变动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中国各部门工业“叁废”排放强度都得以明显改善,相应的进出口隐含污染排放量总体均先升后降,表明对外贸易引致的环境污染先恶化后改善。对外贸易在工业废水方面伴随着“生态逆差”从而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而在其他几类污染物方面又伴随着“生态顺差”从而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SDA因素分解发现,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规模效应为正,表明贸易的扩张均是导致进出口隐含污染增排的最主要动因;技术效应为负,表明各行业污染排放系数的改善是抑制进出口隐含污染增排的最重要原因;结构效应对隐含污染排放在不同年份和不同污染指标方面正负作用不定,且该效应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基于多区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角度的研究,旨在消除传统的总值贸易核算可能存在的高估现象,引入当前国际上前沿的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以选取WIOD数据库的环境账户表中8种污染气体加总作为污染指标,研究了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德国这五个主要贸易伙伴增加值贸易含污量,并对影响其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研究表明,中国为主要贸易伙伴负担了较大的环境成本,存在明显的“生态逆差”,对主要贸易伙伴增加值出口含污总量均先上升后逐步回落趋稳,同期增加值进口含污量总体呈增长态势。从贸易污染条件方面来看,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背后承担的环境污染压力较大,但中国单位进出口含污量相对有不断改善的趋势。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净含污量最大的部门,主要有电子和光学设备部门、纺织业与皮革及其制品部门、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部门等。单位增加值贸易含污量的SDA分解发现,无论出口还是进口,技术效应全部为负,结构效应带有不确定性,总效应全部为负,表明单位增加值出口和进口的含污量均在不断下降。另外,本文基于对外贸易环境影响效应研究,探讨了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基础和耦合传导机制,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耦合促进的思路启示。本文认为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两者之间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关系,这构成了两者耦合的基础,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方面构成了两者耦合的传导机制。要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耦合促进,需要在理论前提上实现从“经济人”到“生态人”的假设转变,需要调整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需要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统一。最后,本文归纳了前文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结论,并就中国减少对外贸易对环境负面影响、实现贸易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应全方位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应长期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应加快国内生产消费和对外贸易的绿色转型,应加强环境规制和法律经济手段运用,应继续积极参加有关国际合作。同时,本文对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魏君英, 陈银娥[6]2010年在《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极为一致,实证研究表明二者存在着极强的相关关系。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进口与出口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其中,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进口只是出口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着。中国应继续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应重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改善进口的经济效应。
罗晓亭[7]2015年在《WT0和自贸区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进出U额在短短二十多年里翻了数百翻。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屮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对外贸易迎来了发展鼎盛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丨趋紧密,对外贸易渗透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它也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协同发展形势下,对外贸易能带来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但也可能带来贫困性增长。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创伤,各自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都发生了转变,同样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国际经济步入衰退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实业经济再一次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外贸需求的缩减逼迫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外部需求转向内部需求。为应对这一不利举措,中国近年来积极探索自由贸易E建设,截止至今,己与10多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更在2013年设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R。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否发生/新的变化?基于这一疑问,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重新分析了在新形势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为研宄对象旨在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对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并简要归纳了前人对这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所做的研究,其次也整理了WYO相关理论和自贸区相关理论,为下文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本文深入剖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现状,发现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水平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进出口由1978年的355亿元增至2013年的258212亿元。直到受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额下降。通过对对外商品结构分析,中国的出口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近几年中国的出口由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向了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商品结构达到了一个相对更优状态,而进口产品主要以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品为主。屮国的对外贸易体制也发生了巨人改革,从屮央集权到责任承包,再到降低关税、汇率并轨、取消责任承包。以此N时,屮国经济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了国家与国家市场之间的相通,取得丫巨大的增长。0 2 1卅纪以来,屮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第一产业缓慢增长,第二产业高速平稳发展,第H产业打破单一发展局限格局,逐渐发展以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租赁商务、科学研发等为主的服务行业。伴随着幵放程度的提高,屮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10%增长到了2013年的45%,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威胁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竞争力指数分析发现,中国竞争力指数曲线早期较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产品竞争力不稳定;后期较为平稳,在0上下浮动,产品竞争力提高。中国工业结构得到了--定的优化和升级,出口产品的科技含M提卨,贸易竞争力也相应提升。在第四章,利用中国1980年-2013年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自由贸易区建设为时间分界点,分为两个时间段:改革一入世、入世一自由贸易区建设,借助计量经济学E-views时问序列模型对这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分别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这两个时间段中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科学的量化该作用以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出U、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叁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在改革-入世阶段,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而进口起反作用。到入世-自贸区阶段,则变为进口促进经济增长而出口起反作用。最后,第五章以结合第叁章概况分析和第四章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促进作用不同。根据结论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完善自贸区建设、二加快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叁推动新型对外贸易结构,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外汇市场环境、五破除贸易新壁垒发展中国低碳经济。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对时间的划分,将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分为两个时间段来对比,以比较在这两个时间段中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变化,得到在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同的结论。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系统理论知识,结论分析不够全面,不同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机制变化有待进一步研究。
常静婷[8]2007年在《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关系不断发展,相互间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对两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和人民经济福利的提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综合应用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研究了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应用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等理论对对外贸易如何通过影响一国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制度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对外贸易和中美双边贸易现状进行了描述,由中国经济总量、中美贸易进出口额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与中美贸易具有同趋势性。在此基础上,运用1990年到2006年的中美贸易进出口额、中国GDP值、中国第叁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产值比例以及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中美贸易对我国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了以下结论:在长期内,中美进、出口贸易会促进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美贸易与我国技术进步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短期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会带动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而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均不显着。最后,本文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对中美贸易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张娟[9]2012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贸易与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环保主义者与贸易政策制定者对于贸易自由化的环境影响争论不休。在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过程中，对外贸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长期以来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凸现，贸易扩张与环境污染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当前全球关注气候变化和减排的大背景下，如何平衡贸易收益和环境成本，加快贸易增长方式的调整，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首先通过构建贸易与环境的一般均衡模型，对贸易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和渠道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进而选取相关数据对我国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的现状从总量规模、行业分布、区域分布以及不同贸易方式方面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接着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再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隐含污染排放从总量、行业层面和不同贸易伙伴层面分别进行了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SDA），从不同角度全面揭示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成本；最后基于上述结论为我国实现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建立贸易与环境的一般均衡模型，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并对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进行重点分析。研究表明结构效应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比较优势，因不同国家属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或进口国而变化。而比较优势由相对要素禀赋和相对环境规制差异共同决定，由两种不同因素决定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贸易模式导致的环境效应不同且作用方向相反，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结构效应最终取决于要素禀赋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的相对大小。其次，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污染排放总量与贸易规模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污染排放与贸易开放的行业分布、地区分布均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加工贸易份额较高的特征一定程度加剧了环境质量的恶化。再次，基于VAR模型运用我国1980－2010年对外贸易规模与工业叁废污染排放指标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协整关系，说明对外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张增加了对国内有限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排放，造成了负向的环境效应。而加工贸易与工业叁废污染排放的实证结果也同样显示加工贸易依存度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正向的协整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变量，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估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证实要素禀赋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的共同作用，但估计结果随污染指标及其度量方式的变化而不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弹性相对较小，结合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大多污染指标的贸易综合效应并不确定。进而采用投入产出法对我国贸易中以隐含污染排放体现的环境成本进行了测算，并评估了污染贸易条件的变动、进出口隐含污染排放的行业分布以及与不同贸易伙伴间的贸易隐含污染状况；利用SDA法将1997－2007年我国进出口隐含污染排放变动分解为直接排放系数、中间生产技术、进出口结构和进出口规模四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是净出口隐含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顺差国，大量工业污染排放是隐含在出口贸易中为国外消费者排放的，大幅贸易顺差与“生态逆差”并存。从污染贸易条件的对比来看，2007年大多污染指标的PTT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同时，我国进出口隐含污染排放的行业分布集中化程度较高，以美国、中国香港、日本和欧盟为代表的主要贸易伙伴成为我国出口隐含污染排放的主要受益者。从结构分解结果来看，进出口规模效应是促使我国进出口隐含污染排放量增长的最主要动因，而各行业污染直接排放系数的大幅改善（技术效应）则是抑制我国出口隐含污染增加和降低进口污染减排量的主要因素；中间生产技术的影响不太确定，而由进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结构效应影响相对较弱。最后，在权衡贸易收益和环境成本的综合考虑下，分别从国际、国家、地区以及行业层面对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进出口贸易隐含污染排放的分行业估算结果，对各行业的贸易活动归类为“鼓励类”、“允许类”、“调整类”和“限制类”，为我国贸易结构的调整升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建议。
孟灿[10]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1978-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叁十余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成绩斐然,而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为探究这一问题,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理清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1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对外贸易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王君怡. 合肥工业大学. 2008
[2]. 广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陈春慧. 五邑大学. 2008
[3]. 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问题研究[D]. 崔凯. 辽宁大学. 2016
[4]. 低碳经济约束下的中原经济区出口贸易发展研究[D]. 罗超. 武汉大学. 2015
[5]. 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与绿色发展研究[D]. 商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6]. 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魏君英, 陈银娥.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7]. WT0和自贸区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D]. 罗晓亭.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8]. 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D]. 常静婷. 中南大学. 2007
[9]. 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D]. 张娟.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1978-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孟灿. 财经政法资讯.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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