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在“火爆”表象的背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象论文,中国电影论文,火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描述今年的国内电影市场，不少人喜欢用这样一个词——火爆！
不是吗，从年初“三红”（《红粉》、《红尘》、《红番区》）的联袂登台，到一路追杀过来，直至岁尾仍赫然于各大影院海报上的好莱坞枪战明星，中国观众在领略了施瓦辛格的勇武和阿甘的木讷后，同样被红樱桃残酷的美所震撼，再加上张艺某的沉郁、姜文的热烈，国内电影市场可谓一片“阳光灿烂”。
面对久违的观众和不断被刷新的票房纪录，中国电影界有发行放映人员忙碌之后的兴奋，有主创人员踌躇满志的自信，有无羹可分者面对一桌美味的焦躁，纷纷扰扰中，也不乏清醒者在将目光探向未来后的深深忧虑。
当《真实的谎言》以822万的高票房在北京电影市场力拔头筹时， 中国电影人再也没有了“在中国到底有没有电影市场”的疑问，而开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电影市场到底有多大，如此大的电影市场里，国人又能有几分天下？
问题的产生，是伴随着95年火爆的国内电影市场而来的。
这一年，不仅中影公司引进的海外分帐片在各地大受欢迎，我们的国产片和几部以境内为主创力量的合拍片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在北京，除了地质礼堂10天89万的《红樱桃》奇迹外，姜文硬是在连绵的秋雨中给北京电影市场带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凭借不错的地理位置和姜文的感召力，以28 万中标的首都影院硬是在阴雨绵绵的9天里获得了66万的高票房，这一佳绩的意义在于，它以83%的上座率顶掉了中影进口的第六部大片《生死时速》，同是这一时间，同是这家影院，映了8天的《生死时速》上座率却只有20%，票房收入也只有26 万，比《阳》片少了一半还多。
还有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及100 %的国产片《红粉》《红尘》《永失我爱》等，都在这一年使不少影院重温了往日门庭若市的辉煌。
一叶知秋，在这样一个’95电影市场面前，中国电影还有什么忧虑和危机可言吗？
“当然！”电影局制片处一位同志在电话里接到这个问题时，回答得没有丝毫犹豫。遗憾的是电话被别的事打断后，一直就没再找到机会聆听这“当然”之后的下文。采访过的制片厂厂长也是，面对并不冷清的’95中国电影市场，执掌制片大权的厂长们非但不给人以轻松感，反而更加忧心忡忡。
厂长们在想：这几部和制片厂的收入本来关系就不大的影片，能抵得住好莱坞几千万以至上亿美元大制作的轰炸吗？
这种想法并非杞人忧天，尤其是在目前民族制片业腹背受敌、多媒体技术大举抢滩电影市场的情况下，就更不能仅将其看作是伊索寓言里的酸葡萄而一笑置之。
了解世界电影市场的人都知道，电影市场火爆，而本国电影产业岌岌可危的国家在世界上比比皆是，而且与经济的发达程度无甚关联。在西欧，美国影片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0—80%；即使是电影的诞生地法国，本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也已降到30%以下；在俄罗斯，本土影片被好莱坞压得仅有不足10%的市场；而在加拿大及一些英语国家，美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几乎为100%。在94年德国最卖座的50部影片中， 记者也只发现了5部德国影片，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电影就是有这样的世界性，你可以有火爆的电影市场，而那些既“火”且“爆”的影片，却不一定属于你！不然，何以电影业会成为美国的第二大经济支柱！
于是，尽管偏颇，我们仍可以理解关于引进海外大片将断送整个中国电影事业的危言，因为如果中国电影市场“繁荣”着各种非本土影片，就必然以丧失本土特色为代价，在文化上沦为它国的附庸。养成了特定的观赏习惯和观众层后，本国电影的复兴就不是仅靠资本和人才可以拯救的了。这在世界上并非没有先例，否则，资本雄厚的日本和人才济济的西欧，何以面对好莱坞影片的狂轰乱炸而束手无策？
电影市场的繁荣绝不代表本国电影产业的繁荣，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没有强大的民族制片业，就意味着永远也摆脱不了用自己的影院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悲哀。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在今天的中国不仅“当然”地存在危机，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去留存亡的关头。
说民族制片业危机四伏，此言不谬。可说不引进大片就能振兴制片业，却不无画饼充饥式的自欺。在制片、发行、放映长期各司其政的电影体制下，我们的制片业忽视了一个电影生存的基本条件——观众的观赏需求。
关注观众，应该说是电影与生俱来的东西。
自1895年电影诞生在巴黎一个地下咖啡馆起，电影就注定了它独特的被观赏属性。与书籍、电视对读者和观众的要求不同，电影需要的欣赏者必须更集中更专注，需要特定的时间和场所；同时电影又不象戏剧，它的被观赏又不必受诸如演员必须亲临舞台以及语言等局限，电影可以被装在一个铁盒子里，翻译成各国语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有银幕、有放映机的地方反复地放上很多次。在这种有限和无限的张力中，电影不仅可以“艺术”，而且可以非常地“商业”，不仅可以“民族”，而且可以非常地“世界”。没有不渴望观众的制片人，电影只有被看，才能实现自己无论是商业上还是艺术上的价值，且观众越多，价值实现得越充分。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电影制作的高成本使其对观众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制片人必须仰仗高额的票房回报来实现其资本的回收和增值，因而，研究观众的审美趣味和对电影的心理期待便更成为各国电影工作者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
而我国的电影制片业，恰恰在这一环节上最为薄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电影生产与电影市场被人为割裂，制片业只管按国家下达的指标生产影片，一部电影出来，制片厂获得的仅是中影公司给的100万预付款和发行后所卖拷贝数的部分提成， 影片发行是赔是赚，都与制片厂没多大关系。中影公司拿到影片后，向隶属于地方的省级公司发行，省公司再向下发行到地市公司，依次直至影院。在影片由制片厂到影院的至少三、四个环节中，票房收入被层层分割，到制片厂手里，只是很少的一点。
92年，全国制片业销售总收入为1.78亿元，去掉制作成本，赢利仅423万元，而这一年的票房总收入却是19.9亿， 其中发行与放映收入分别高达9.1亿和10.8亿元。
一边是高成本低收入，一边是低成本高回报，流通领域的分配不公极大地限制了电影制片业的发展，由于制片收入与票房收入不挂钩，使得主创人员既缺少创作积极性，又很少考虑观众的需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给部分有志于电影艺术的导演提供了没有市场压力的创作环境，但从整个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来看，却显得弊端重重。制片业的低回报导致低投入，而由于投入少和主创人员积极性不高，不少国产片便拥有了“粗制滥造”这样一个共同的形容词。这些影片不仅无法与合拍片、进口片抗衡，而且被观赏效果远不如影院的录相厅挤得无处容身。这从近几年我国电影观众的大量流失可见一斑。
据统计，目前我国电影观众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减，年观影人次已从颠峰时的290亿（1979年）降至现在的30亿左右， 现全国人均一年只看不到3场电影。
市场的不景气导致制片业的投入不足，而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改革的步伐却丝毫不因电影机制的滞后而裹足不前，在低回报低投入的困扰下，电影制片成本却直线上升，以前一部片子几十万便能拿下，现在动辄就几百万，最最平常也要150万。如此的内外交困， 制片业可谓步履维艰。
“没有制片业的繁荣，就不可能有电影事业的真正繁荣”，这句朴素的真理在电影界广为流传，而制片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电影创作者对于观众的尊重度——“你了解观众吗？你是否尊重他们的选择”？而在现有的机制下，有的电影工作者反诘：我为什么要了解观众，我拍的片子为什么一定要观众喜欢看？
关键还在于那个将制片与市场割裂了几十年的中国电影机制！
没有制片业的繁荣，就没有中国电影产业的真正繁荣。然而在“国有企业有没有的困难，我们都有”的沉重负担下，民族制片业前行的步伐异常沉重。
自80年代电视的普及夺走第一批电影观众起，制片业的日子就每况愈下，庞大的员工队伍、繁重的社会负担、陈旧的技术设备以及镭射录相、卡拉OK，歌厅等对娱乐市场的大举抢滩，致使脆弱的民族制片业气息奄奄。长影厂厂长李国民说：“凡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有的困难，我们都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没有的困难，我们也有。”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可现在，长影老了。”谈起长影，李国民的眼中不无酸楚：“你到长影看看，厂房破旧，设备落后，长影出的片子，后期制作必须要拿到北影、 上影去作， 因为自己的音响设备根本达不到要求。 长影有2100名职工，加上1000名离退休人员，1000名职工家属子弟，合起来有4500人。厂里每年20部故事片的生产指标有1000 人就足够了， 却要养4000人，你说大家能吃好吗？”
类似的情况不光长影。人员过多，已成为眼下各大制片厂的通病，北影2000人，上影2000人，连西影这样中等规模的制片厂，也有2000人，有人统计过，在通常120万的制片经费中，有20 %左右消耗在这些冗员中，而与影片制作没什么关系。
除了资金设备外，人才的断档和流失也极大地制约着制片厂的发展。和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制片厂一方面是冗员太多，一方面是人才奇缺。一些厂由于人多，常常很多年也不进大学生，没有新鲜血液，业务人员中便不可避免地存在思想观念陈旧、知识结构老化等问题，在电影这样一个文化密集型产品中，没有较高素质的人参与，其质量便可想而知。
“这也是我国电影质量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谈及制片人员素质，电影学院的杨恩璞教授这样告诉记者：“在目前我国的编、导、演、摄队伍中，导演和摄像的素质相对强一些，好的可以达到世界级水平；编剧和演员比较差，尤其是编剧，从生活阅历到艺术观念，都与时代的差距太大。原因嘛，有经济上的，但更重要的在思想上。编剧在一个创作集体中的工作最重要，付出的辛苦也最多，而收入却远远比不上灯光师、化装师，这自然会挫伤写剧本的积极性。而对于一个真正想做点事的人来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对这个时代是否有感情？现在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很少去体验生活了，除经费原因外，不能说与浮燥的社会心态无关。”
制片厂的管理也让不少厂长头疼。冗员没办法，明星更不好管。常年不在厂里露面的影坛大腕不在少数。“发工资时，会计室会挤上一群保姆，都是代领的……”——一位制片厂厂长这样描述自己单位，有无奈，更多的是理解：制片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有什么理由硬拴住人家，不让能干的人去自谋发展？
没资金少设备，再加上拍出的片子有可能赔钱，不少制片厂便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一条虽收益不大，但绝对不会赔钱的路——卖厂标。
这在目前仍对故事片生产实行指标控制的我国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由于国内只有16家大制片厂有故事片生产权，其它各种渠道生产的影片要想参与市场运作，就必须花上20—30万元从16家厂中买一个该厂的署名权。否则影片便是黑片，不能发行放映。
要说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这大概也算制片厂一个独有的“优势”吧，可就在这种对于优势的畸形利用中，一些低劣影片大量入侵，不仅倒了观众胃口，而且破坏了我们本应十分珍惜的电影市场。这两年观众人数的锐减，便是一个证明。为此广电部曾明令禁止出卖厂标，可在奄奄一息的制片业那里，“厂标”这根救命稻草，岂一个“禁”字就能了结？
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电影业开始了其改革历程，当改革的信号弹升起的时候：在由制片、发行、放映组成的中国电影产业长长链条中，各个环节却有着不同的反应，位于链条中端面临两头“造反”的中国电影公司，采取另辟蹊径的办法，一举获得成功。
历经多次的呼吁、争论和反诘，1993年3月1日，广电部《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终于出台，这个被称为3 号文件的改革方案，成为投向电影行业的第一颗炸弹。
说是炸弹，其实并不准确，即使是，也应是一颗为业内人士所瞩目所期待的信号弹。不是说发行的中间环节太多，流通不畅吗？3 号文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砍掉了发行众多环节中的第一步，即中影公司对于国产片的统购统销权，规定今后国产片出厂后可以不通过中影公司，而直接与各省发行公司联系发行。
3号文件剥夺了中影公司对国产影片的独家经营权后， 中影公司的业务量一下子丧失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的人没事干。各省公司由于摆脱了以前与中影之间的业务指导关系，在机制转换中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对以前欠中影的发行费迟迟不还。到93年底，各省公司已累计欠中影发行费9000万元，中影不仅发不出工资，而且无法归还制片厂4000多万元的片款。新上任的吴孟辰经理每天接待的客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制片厂派来的催款人。
中影，这个以前的众矢之的，后来的“潦倒者”，没有抱怨改革，而是毅然承担了改革的代价，从自身的优势出发，寻找突破口，一步步地走出了困境。
由于中影仍然享有进口影片的独家发行权，利用这一优势，中影干了两件别人意想不到的事：一是著名的“山东突破”；二是以分帐形式发行海外大片。
海外大片的发行盛况此不赘言，其后果是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视听享受，且直接把孱弱的中国制片业拉上了世界重量级影人荟萃的拳台。
所谓“山东突破”，则是指中影针对各地走私片严重，省市公司长期拖欠片款不还等问题采取的一项敲山震虎之策。鉴于山东问题比较突出，中影决定从93年3月1日起，停止向山东省电影公司发行进口影片，而直接把影片发行到山东境内一些地市电影公司。
“山东突破”之后，一个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各省拖欠中影的片款被逐渐收回，走私影片问题也得到了应有的治理。同时，鉴于山东的教训，各省公司在行政的“帮助”下，纷纷加强了与省内地市的联系，并出现一些省地联合体，地区发行保护又一次被加强。这对处于困境中的制片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没有民族制片业的繁荣，就没有中国电影事业的真正繁荣。然而对于制片业这个长期躺在国家计划体制下的庞然大物，一下子将其放到市场的汪洋大海中，“繁荣”二字，又谈何容易！
制片、发行、放映三位一体，构成整个的中国电影产业，三者之中，放映是最“市场”的部分，因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其所承受的变动和改革压力比之前二者都要小得多。而从发行环节入手的电影机制改革，在发行业经过两年的阵痛、探索和磨合后，到今年也逐步走出了困境，中影十部大片的成功发行，各地市频繁出现的发行联合体以及发行放映协会的成立，都是发行业走向成熟的极好例证。而三者之中，整个电影产业中的最上游部分——制片业的改革，却至今仍一步一喘地徘徊在何去何从的茫然之中。
甩开了中影公司，制片厂和省级发行公司都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用一位影评人的话说是“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横亘于制片厂与市场之间的‘柏林墙’”。然而，“大墙”打开后，更多的制片厂发现，改革后遇到的新麻烦，并不比以前少。
先是丢掉了以前中影公司给的每片100万预付款，使每年有20 个故事片指标的大厂一下子失去了2000多万的流动资金，长影厂厂长李国民说：“有这2000万，厂子就能转，就能维持起码的再生产，没有，长影4000多人的生计就成问题。现在片子拿给谁都说要等放映完了再给钱，一个片子要等将近一年，长影等得及吗？”
若只是没了预付款，而发行渠道真的畅通也行，可事实上，制片厂发现自己在发行上面临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打倒了中影公司一个大皇帝，却出现了32个小皇帝”。32个省级发行公司面对急等回款投产的各制片厂来了个不慌不忙，坐地杀价：就这么多钱卖不卖？嫌少？能先给你钱就不错了，不卖就算！——如此这般的场面着实让制片厂又气又恼。
于是在制片厂和省级公司之间，便发生了著名的“江苏突破”事件。
改革令颁布后的第一届电影交易会上，北影《狮王争霸》对市场的较高期求遭到了以江苏为首的各省公司的联合抵制，为维护制片业利益，在中国电影制片协会支持下，16家制片厂联手绕过江苏省公司而与苏南四市直接签订片约。“江苏突破”在各省公司引起极大反响，经电影局调停，诞生了“苏州电影发行服务中心”这一中介机构。推出了电影发行方面的“苏南模式”。
这一事件后，各省公司普遍吸取江苏教训，不仅开始注意和下属地市县公司搞好关系，而且一些地区还成立了省地联合的股份公司，更有针对性地对发行利益实行了地区保护。可就在发行业进一步走向联合的同时，制片行业的联盟却因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而日益走向瓦解。
要资金没资金，影片质量又不敢恭维，再面对铁板一般的市场垄断，中国电影制片业在3号文件后，陷入了更加窘迫的困境。
翘首期待了很久才把3号文件呼唤出来的制片业， 还是被改革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呢，1993年1—3季度，大陆影片投产之少创10年来同期之纪录，电影市场收入比92年下降了40%，观众少了50%，而这一年各制片厂与境外进行的合拍片数字却直线上升，达53部之多，远远超过规定数字。原因很简单，厂里没钱，人又不能闲着，而所谓“合拍”，最普遍的不就是别人出钱，我出人（更多的不是编导演，而是劳务）和场地吗？又能给薪少火微的厂里添把柴，自然要当仁不让了！
制片业有些人士又开始琢磨，能不能象突破中影公司一样，再出个文件？
就在各方忙于应付3号文件， 还没从改革的棒喝中缓过劲儿来时，94年广电部的348号文件再次出台，这一次，制片厂再次美梦成真， 不仅32家省级公司作不了皇帝，几百家地市公司、几千家区县公司统统没有皇帝梦可做，348文件使电影在流通领域全部放开，从95年1月起，如果制片厂愿意，其获准公映的影片可以一杆子插到影院，而无需经过任何中间环节。
那条长长的阻隔在制片厂与市场之间的链条突然间变得空空如也，如此大一个自由空间，对制片业来说，喜耶悲耶？
各大制片厂中，峨影厂率先进行了划小核算单位的内部机制改革，改革一年来，以往人浮于事疏于管理的弊病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不少以前的亏损部门都开始扭亏为盈，使峨影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本厂的拍摄任务也完成的十分出色。
北影依据自己的地域和人才优势，大力改善自己的融资环境，在吸引社会资金方面可谓首屈一指，在北影今年投产的近30部影片8000万制作资金中，北影自己只拿了15万，8000比15，这样一个悬殊的比例，足以说明北影所具有的良好的市场信誉和融资环境。
上影的动作更大，为全面走向市场，上影在95年3 月组建了自己的东方院线，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的梦想。东方院线诞生仅两个月，就在影市红火的上海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使发行实力雄厚的上海永乐公司不敢小视。朱永德，上影厂这个踌躇满志的副厂长认为“现在正是中国电影复苏的开始，发行垄断的打破将使制片业进一步贴近观众，走向市场”。乐观归乐观，朱永德并不盲目，采访他时，正在为东方院线明年的片源和影院数量筹划。毕竟，多年计划经济的垄断以及近年来永乐公司的苦心经营不是白费，要想在竞争激烈的上海电影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是一件易事。
然而，能适应改革后新形势的制片厂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再一次被改革打了个措手不及：“市场这么快就打开，不是逼着我们手提几十斤重的拷贝箱，去全国求爷爷告奶奶地推销电影吗？”
对于制片业的窘境，各方人士看法不一。
“那么，您觉得造成目前制片业现状的问题是什么？”在青年电影制片厂简陋而冷清的办公楼里，记者向既是超脱的学院教授，又是身在其中的青影厂艺术处主任杨恩璞先生请教。
“我想，可能与国家在电影方面进行的改革不配套有关。93年以来进行的电影机制改革，主要针对的是电影发行环节过多，制片与发行放映之间利益分配不公而进行的，可改革后，制片厂并没有在改革中获得多少好处，境况并没有因此改变，有些厂甚至反不如前，以前统购统销时，电影厂生产出一部片子，就能拿回100万的预付款， 大厂一年有20个指标，就是2000万，现在一下子没有了，还要自己去卖片子，你说日子能好过吗？”
日子是不好过，可砍掉过多的中间环节，不是制片业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吗？为什么中间环节砍掉了，利润却依然没有到制片厂手里？
“原因在于制片业自己没有动。”——面对这个问题，中影公司的饶学谦说：“中国电影要上去，制片、发行、放映三个环节都得动，谁自己不动，只一味地等着政策，结果只能是空手而归。电影改革必须配套，不能再只盯着发行不放了。国家有关的宏观政策法规必须尽快出台！”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在改革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动中，由行业利益引起的观念冲突既在所难免，又让人理解。制片业说“中影凭借自己的进口优势搞大片发行，对民族制片业和市场有所冲击，发行赚的钱就该补偿一些给制片厂”；中影说“因为享有独家进口权，我们已经负担了儿童片、科教片等总共2880万元的政府补偿，作为93年电影改革的最大‘受害者’，中影是依靠自己力量走出的困境，当初中影公司三分之二的业务被砍掉，三分之一的人没事干时，管谁要过补偿了吗？”
争论有助于反思，在对制片业停滞不前的原因探讨上，中影公司的说法确实不无道理。虽然客观上制片业在改革方面比发行放映部门面临的困难要大，但必须承认，制片业在电影机制改革中确实存在动作小、速度慢的弊病。长期的计划体制使习惯于根据计划和个人喜好拍片的制片厂不能很快更新观念，在制片业，“制片基地化，人员社会化”的改革设想说了不止一年两年，可真正将其付诸实践的却寥若晨星，且缺乏风险意识，不重视市场。观念的陈旧导致市场的不适应，市场的失败又进一步桎梏制片厂内部改革的深入，如此循环下来，便使本应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繁荣之原动力的制片业，远远也落在了发行放映的后面。
无论如何，中国的电影业在面临来自国外大片的冲击和国内观众对国产片信心不足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新的尝试，电影机制改革也许会给某些方面带来新的压力，但它毕竟带来了1995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爆”局面，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尽管这个局面有着某种表面的成份，但它预示着中国电影业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现在的问题是，改革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某些负效应也已开始呈现出来，如在发行方面开始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圈中某些人对市场行为的错误理解等等，这也说明，中国电影机制改革还只是刚刚开始，远没有结束，只有当中国电影业的各个方面重新形成一个能够协调各方利益的新的机制的时候，才不至于出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外国影片趁虚而入的局面，才能使中国电影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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