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体系论文,科学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意味着，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及实施，都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思想基础和指南。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反思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正视我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展望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会进一步认识到：如何深入学习和全面把握、运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同样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强调“要在全面正确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的原因所在。
本文试图从探索邓小平理论主题入手，就怎样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精神实质作一些论述。
一、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现实课题
任何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就在于这一理论主题具有的科学价值；任何理论的现实性，则首先在于这一理论主题具有的时代精神。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正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主题的形成，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第一次系统的阐述；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发表，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全面的展示。这20年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地探析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是，应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这些科学的结论，主要是以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以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为研究对象的。19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显著地向整个世界范围扩张，特别是向广大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扩张。在那一时代，在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表现出来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展现。但同时，由这一生产方式引发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也得到充分的暴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这种两面性，使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时，不免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在既保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又避免这一社会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过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一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19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这些新变化，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自己理论研究的视野。他们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世界主义”的现象，开始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作出探索。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在他一生的最后10余年间，恩格斯在他一生的最后20余年间，一直坚持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他们的探讨尽管是初步的，但却是深刻的。后人把他们的这些探讨，或者概括为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即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或者概括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即关于走出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概括地说，他们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总的看法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性，还必须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先期或同期取得革命胜利为前提条件。
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生活的时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就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重大课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主题之一。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更没有可能对这些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20世纪初，列宁立足于俄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历史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首先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时代课题作出了创新性的探索。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的实践中，进一步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了天才的探索，开创了20世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
列宁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探索经历过曲折的过程。最初，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试图通过立即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几年后，在俄国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严酷现实面前，他开始改变了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果断地提出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怎样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怎样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文明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探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当然，也应该看到，列宁当时主要还是从“走向”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的，加上他的过早逝世，使他对这一时代课题没有能够作出更为系统的阐述，许多理论构想也没有能更多地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完善。后来，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作过进一步的探讨。对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斯大林的这些探讨，既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遗产，也留下了一些不良的理论教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产生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共同课题。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基本上按照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但实际上，在1956年春，我们党就已察觉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理论上的突出成果，就是他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后来并没有能够沿着这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1957年以后，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的理解上，在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到20世纪70年代，离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课题，已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70年代末，对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探索变得更为重要、也更为严峻。一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经过百年探索，这一时代课题仍然没有能够得到系统的回答和解决；而另一方面，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似乎摆脱了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危机，它们借助当时已现端倪的新技术革命，显示了“复苏”、“繁荣”的新迹象。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一些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国家内，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怀疑、动摇的思潮也明显地出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正是在历史与时代发展的关键时刻，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更为宽广的视野内，观察世界，审视时代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反思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败得失，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科学地探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来命名，这就是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的“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和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课题，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一步成为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现实课题。邓小平理论就是以对这一重大历史课题、重大时代课题和重大现实课题的回答为其主题的。这一主题的确立以及所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结论，是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理论前提，是邓小平理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最新成果的根本原因，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的内在根据，同时也是我们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及其精神实质的基本内容。
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是近20年来这一理论历史形成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对这一理论的主题及主要内容的内在逻辑认识的成果
以上的论述表明，一个多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课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在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遭受挫折的教训，在理论上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有过不同的失误。邓小平理论就是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主题，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基本路线和基本思路为主题。对构成这一主题的方方面面问题的新的科学的解答，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元素和有机构件，它们不仅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理论主题的整体性，而且也内在地决定了这一理论的有体系性。我们可以认为：一门科学要达到理论上的有体系性，这门科学的主题必须具有整体性。主题的整体性是理论有体系性的内在根据。邓小平理论主题的整体性，内在地决定了这一理论的有体系性。
邓小平理论的内在的有体系性，必然要通过一定的逻辑形式再现出来。这就是说，对邓小平理论有体系性的理解，还要进一步搞清这一理论发展的历史性与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性的关系问题。
19世纪50年代末，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实质时曾经认为：从理论体系的逻辑性来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但由于“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3页。），理论发展的历史性与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又有其不尽一致的方面。把对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历史性的理解，同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性的理解结合起来，对我们从更高的境界上把握邓小平理论有体系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以当代中国和世界一系列客观的经济的和历史的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概括地说，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党的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党的十三大至十四大期间，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又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新的科学的概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观点，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理论发展的历史性是深刻把握理论体系逻辑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面向实际，对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的探索和思考，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得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结论。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所作的讲话、所发表的谈话、所撰写的文章，生动地、如实地反映了这些理论观点和理论结论的发展轨迹，是研究邓小平理论历史形成的重要文献。这些现在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文献，在内容上前后衔接，相互贯通，形成这一理论发展的“历史的路标”，使我们能够在较为广阔的视野内，看到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深入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对我们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由来和发展，以及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理论发展的历史性内在地决定了理论本身的有体系性。但是，这种内在的体系性要外在地表现出来，还要对理论发展的历史进行必要的、科学的逻辑加工。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科学研究和逻辑加工，才可能使邓小平理论的内在体系性外在地表现出来。近年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内容所作的概括，在很大的意义上，就是要科学地再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历史性与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性之间，存在着相统一的方面。例如，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同志正是以恢复和丰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发端，走出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同时，也正是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才能不断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科学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疑是邓小平理论中其他所有理论观点据以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因而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历史性与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性之间，除了有相统一的方面外，还有不尽统一的另一方面。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才第一次作了总结性的新的概括。但是，在逻辑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却是事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因而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也必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在理论的逻辑体系上，必须对理论的历史形成过程作出“修正”，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是紧接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的理论，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根本的理论问题。
由此可见，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这一理论的主题及其整体性的把握，同时也在于对这一理论历史形成过程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在逻辑上深刻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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