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全球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的几十年中，概念术语不断繁殖，目的是努力把握一个看起来正经历迅速和根本变化的世界的特征。尽管来源和目的截然不同，这些术语已经彼此纠缠在一起，作为共同历史情境的产物和回应而有着一种血缘关系。像后现代(postmodern)、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全球化(globalization)、多重／选择现代性(multiple/alternative modernities)、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等这类术语说明了当代现实的不同方面，但这些术语在彼此相关的阐释中构成了一个概念的领域，这转而使它们拥有了自身的意义，赋予它们无法预料的共通性。我寻求用“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1]这一术语来概括这个概念的领域。
正如下文将要解释的，“全球现代性”概念在这里是作为“全球化”这一术语的替代词而提出的。“全球化”是一个承载了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在空间目的论上建构其语词结构，从而掩饰了伴随该术语所暗示的全球统一性和同质化而生的破碎。甚至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全球化”最近的阶段——从1990年这一术语开始流行的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全球现代性”就是这样产生的。
“全球现代性”可以被视为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试图抓住现代性历史中的一个特定的时刻：现代性的全球化(modernity globalized)。但是这或多于或少于其描述性含意所暗示的内容。之所以少于是因为受限于其对象的难以捉摸。“现代性的全球化”也就是受到质疑的现代性。“全球现代性”是指这样一个时刻：一种“欧洲中心”(eurocentric)的现代性霸权崩溃，碎片化为有关现代的观念(very idea)的许多文化领域，而对于现代性如何能被重建，以及某种一致性如何被还原成为其主张(some coherence restored to its claims)至今都没有任何明显的承诺。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被全球化。这导致了普遍主义自身的垮台，而不是与一个欧／美现代性相联系的价值的普遍化。另一方面，作为概念的“全球现代性”也致力于超越生产它的条件，因为正是这一条件使得重新预想现代性、将之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历史想象中的围捕中解救出来、以与之前不同的方式构想它成为可能。
下面的讨论致力于详尽地阐述这些作为我的“全球现代性”的概念化基础的思考。但是一开始关于一些概念术语的文字，我认为，描述了最近数十年来为了慢慢习惯欧洲中心现代性的崩溃而作出的努力，讽刺的是，伴随这一崩溃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资本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没有将欧洲想象背后的世界同质化，而是使得那种在欧洲中心现代性看来，是属于垂死的过去的传统复苏了。对于全球现代性来说，这些复苏就像欧洲中心现代性的崩溃一样至关重要。不甚明晰的是这些复苏与它们作为产品的过去和它们所指向的未来之间的关系。
全球性的概念领域
如今才知道，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主导文化和社会分析的许多概念词语，是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全球化的议题联结在一起的。尽管对整体性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在后现代主义中作为其标记第一次被阐明——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敌意随即被后殖民主义所采纳，继而靠着对于多重的或者选择的现代性（或者是全球的地方占有）的论述而存在，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末期学术和知识界应该产生一股普遍拥抱全球化的热潮，就像元叙事所能达到的那种整体性的元叙事一样。而全球化更为夸张的用法是试图在其时间和空间的整体性中把握人类历史。自从世纪交替以来，全世界大多数的学术努力都致力于促使元叙事去接受一些或多或少的地方叙事，而这些叙事是伴随着对于欧洲中心现代化叙事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出现的。这一视角仍然会暗示，在过去30年中本着对学术的忠诚，这些概念不断快速地相继更替。这表明了一种去表达（或者塑造）一个历史危急时刻的现象所作出的努力，而这也必须指向一条通往未来的崭新道路，尽管“全球化”在一个短暂的时段创造了关于这样一条新路径的幻象。无论是被视为一种对欧洲中心现代性的死之痛的表达或被视为一个新的全球化世界的生之痛的表达，像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多重／选择现代性这样的术语都还是会指向由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所创造的持续的不确定性，而新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已经产生。看起来非常确定的是，欧洲中心的现代性的当前阶段将要被弃之身后，这些术语（以及那些告知它们的问题）已经一概被标示了对于未来的深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它与许多重现的过去之间的关系随着对欧洲中心的抹除的遗弃呈现出来。
包括唯一例外的后现代，这些术语都指向欧洲／美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个大陆之间的变化了的关系，而这确实是当代全球性的一个形成时刻。[2]后殖民，如果我们将它从分散成为被一种或另一种界定所标记的任一关系中解救出来，是与殖民、新殖民和反殖民(de-colonial)同源。它所指向的世界是由殖民者和殖民地(colonized)之间的关系、对那个假如当前是在改进着的世界的坚持以及克服它的遗产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三方面所塑造成的。三个大陆世界的新发现的力量在多重或选择现代性这样的术语中更为明显，它们明确遗弃了一种现代性的欧洲中心目的论，因为这种目的论指出，欧／美对即将成为现代人的所有人来说，就等于是历史的目的论终结。
重要的是，历史地理解这些术语，从而把握其局限性，以及为什么它们可以促成一个全球性状况，而它们历史上的前辈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在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反殖民运动使正统的殖民主义走向终结，后殖民批评不断兴起——所谓终结只能说是大众主义的殖民主义，因为对世界上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当地的人们来说，殖民主义无论如何是不能说已经终结的。后殖民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命名为这样一种东西，并在90年代与全球化、多重现代性等等概念齐力协作，扩散到理论写作之中。直到那时，人们首选的术语还是“新殖民主义的”(neo-colonial)，这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继续伴随着的是除了那些反对这一继续的殖民后遗症的政治手段和政治斗争之外的东西，这个词意指着一种反—殖民主义运动，暗示着两者之间的对立。反殖民思想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像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的例子，就是关注于在坚持殖民实践中的“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的同谋。从这一方面来看，与殖民主义的斗争也一定是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者的抉择具有吸引力。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也需要国内的革命，它不是指这样的革命——自治的国家和新的解放文化将被锻制在一起。[3]在极端情况下，反殖民主义蜕变成原教旨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不仅仅要求政治与经济的自给自足，而且呈现出一种对于民族和阶级敌人的偏执狂热，以及一种自我摧毁的文化仇视。它就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加悲惨的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事件。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寻求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性选择，而没有必要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苏联和中国相一致，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自身也忙于探索一种替代的现代性。如果后者被看做是可以模仿的，只是在启发灵感的榜样意义上更大一些。
20世纪9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最好被描述成后革命的，因为这两者都是随着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来，并且采取了一种反—革命的转向来应对它们的失败。[4]尽管那种被描述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东西的扩散——特别是它的挪用——的目的其实与殖民主义甚至几乎可与美欧关联，但我们可以开始找出一些突出的特征来将它与早期的反殖民批评区分开来。首先是殖民的核心，历史性的通过使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保持距离而成为可能，这往往也使得它在拒绝殖民主义的同时，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默默地达成协议成为可能。这暗示着这种拒绝打着后现代主义的旗号，拒绝一种将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历史的必然结果而去进行系统地、有组织地理解的元叙事。其次，在后殖民批评已经把殖民者—被殖民的关系带到了历史探究的中心的同时，在它对殖民主义的有组织的理解的批判中，它也赋予这种关系以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并用杂糅性(hybridities)、关联性(in-betweenness)、地区化遭遇(localized encounters)等等来取代所谓的二元对立。这也导致了剥削和压迫的政治语言被一种为市场的辩证法所严重扭曲了的，有关协商的、摹仿的、挪用等的文化语言所代替。最后，这些特征最直接地适用于作为殖民冲突的产物的阶级，为殖民主义提供了许多殖民主义之下的本土精英，他们处于在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政治和文化的边境之地，作为民族与整个世界(the world at large)的文化桥梁出现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后。精英被追求民族文化纯洁性的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是值得怀疑的。随着全球化的迫切愿望已经取代了早期的寻求文化自主性和纯洁性的地位，同样的一群精英分子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据了战略性位置。如果不是之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像中国）社会中精英的重组，后殖民性语言的转变就会最终指向一种再定位。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现象，它也是深刻的社会和结构（现象）。
探讨多重以及可选择的现代性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再定位有关。现在掌权的这群精英分子是殖民冲突的产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就愿意跟随欧洲／美国的脚步。事实上，对于殖民起源的清晰认识——伴随着一种复兴的信念，即殖民主义从来不可能完全地抹除本土文化，有助于重新相信可能有一条通向现代性的自治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后殖民主义对混杂性(hybridity)的辩护，尤其是在第一世界的语境中，似乎需要它们的解构主义含意，对混杂性的辩护——暗示着纯洁性出自混杂性被生产之处——可能间接地促使有关民族或开化的文化纯洁性的更为保守的坚持，这再次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引起关注，在反对资本和传播的同质化的碎片化潮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在后殖民的混杂性中，还是在后殖民主义正统派的看法中，对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辩护确实是在资本主义的视域之内。以前革命的观念寻求的是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选择，而当代关于可选择的或者多重现代性的讨论却因全球资本主义的成功获得了加强，并把它看做最终的底线。实际上，尽管经常对什么可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最积极的产物产生怀疑，但对于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辩护却绝少去质疑什么是现代性最具破坏性的方面：由积累和控制资源而引发的激烈竞争所推动的开发／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与更早的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不同的是，本土传统，即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现代化所讲述的传统（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的复兴早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现在，这些传统已经卷土重来了，不再是作为绊脚石，而是可选择的现代性的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统并没有质疑发展的目的或模式，只是被译为差异的象征性表征，并被抽空了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像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样，全球多元文化主义是最重要的，这不是因为指向任何一个严肃的选择来取代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是它渴求新的管理技巧和新的消费领域。
在这有几个关于后现代的词，不同于别的术语，它们更多地作为第一世界的一种现象出现。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所关注的激进主义入侵欧洲和北美之后，我们可以将后现代（紧随着它自70年代以来与后解构主义的接合）视为回归到第一世界中的一种逃离。有关后现代性的讨论，尽管是对现代性十分自觉的批评，但在涉及到欧洲／美国现代性中的殖民主义问题时已经非常明显的沉默了。然而，我们还是不应忽略后现代性与一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关系，或者它在提出关于欧洲和美国现代性的问题中所起的作用。
正如所有的“后”一样，当对后现代中的“后”从“随之而来的事物”这一时期划分意义上进行理解的时候，它是最具智慧性的和多产的，但是其所附带的本质条件是：随之而来的事物烙下了先于它的事物的印记。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最好被理解为变得自觉和自我批判的现代性。同样是从此意义上，这也高度合乎将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与以前不同，但也与非常一致）描述为全球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特性中所具有的那些自相矛盾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在那时，后现代作为对现代的方法论批评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一方面，凭它本身的资格而成为一种文化的构成方式，另一方面，它也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联系在一起。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有影响力的声明——《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5]是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后解构主义的接合的最早的表述。这一表述毫不妥协地拒绝了现代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元叙事。与之相对的是，后现代主义在法国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美国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6]的著作中与一种资本主义叙事的接合。从这里所讨论的视角来看，这些最近的著作都具有最大的兴趣，因为它们寻求将作为具有后现代性的文化现象的现代性和作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条件的后现代主义调和起来。比较特殊的例子是哈维的著作。杰姆逊关于政治经济的论述大量吸收了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内容，[7]强调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每日生活的更加强烈的渗透（一个消费社会的崛起，这也是源自鲍德里亚的一个观点，鲍德里亚也没有过多地提及资本主义的全球维度）。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哈维身上，他曾经是资本主义空间分析的先锋人物，比如他的著作《资本的限制》(Limits to Capital)，[8]但他在这本著作中更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变化；也即一种后福特制经济的崛起。然而，其他人早已经记录了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的，在所谓的弹性生产（这也被认为是一种后福特主义经济的特征）以及新的国际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之间的相同之处。同时，这种国际分工将最终在激发对全球化的兴趣方面以及某种程度上使之成为现实方面具有重要意义。[9]马克思主义将后现代性与一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接合起来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后现代主义中，至少是从概念上预料到社会与文化的不确定性将被资本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抛弃。尽管存在重要的分析上的和政治上的区别，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言，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拒绝与杰姆逊与哈维所做的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同化有着根本的相同之处。这两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指向了文化凝聚力的破碎，一个以对地方性的肯定反对了结构整体性，另一个以其对逻辑的认同对解构整体性自身中的这些破碎表示了赞同，但这两者有着相似的结论。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艺术和建筑中所发现的连贯性——并不是根源于其内部的必要性，而是源于其表面形式的相互作用，这使得模仿(the pastiche)和拼贴(the collage)成为后现代性的例证形式。当然，我们也可以补充道，这不仅仅是在艺术方面，也可以是一般的文化方面。冒着将拼贴的隐喻推出美学的领域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像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于社会形式可能会像拼贴之于平面的二维表征一样。如果对内在凝聚力的否认使得文化成为摹仿或者拼贴，那就允许（至少是在理论上）将不同的文化要素插入同样的文化凝块中，将削弱（即使不会从根本上损害）内部和外部的观念，同时也会提供不相关的（即使不是压迫的）对基质和基础的判断。这也可以在过去这20年中那种关于“马赛克”(mosaic)甚至“沙拉碗”的社会和文化隐喻的陈词滥调中得到确认。
时至今日，后现代性有着类似主题，却归入了全球化的名下。对整体性和元叙事的内在联系的拒绝已经产生了解放性的影响，它为那些在现代性体制下受到压制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声音或使其显而易见。然而，后现代性最重要的是一种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实践在全球的推行，这一逻辑已经传遍世界。因此，阿克巴·阿赫梅德(Akbar Ahmed)在替换现代性的第三世界体制中发现，解放那些被这些体制所压制的人们也就如他们过去那样是投入到了对理性和世俗主义的现代信仰之中，他将此视为等同于一场“民众革命”(demotic revolution)。[10]一旦传统和宗教信念像现代性自身受到质疑一样被认为是倒退的，那么它们就会在新的经济实践（在下面关于宗教的评论中会进行解释）的合作动力下卷土重来。当现代性在第一世界中受到质疑的时候，同样的，这些信念已经获得了全球合法性。
这是一种首先从其与欧洲中心主义和关于发展的欧洲中心的设想的联系方面被设想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从资本全球化的全球关系重组的议题中分离出来。在此过程中从我们视野里消失掉的是隐藏其下的新的力量体制。多元文化主要由跨国公司首先发起，其目的是寻求管理日渐增加的国际劳动力的技巧。[11]尽管这一目的可能是开明的，它与一些努力密切相关：为跨国资本主义创建一种公司文化的文化倾向的多样性。也可以认为，这样一种文化妥协是资本全球化的一个条件，而不是结果。依据全球现代性——一种由现代性最初创造的矛盾的产物——而不是全球化的目的论，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可以认为，“文化转向”在它源起之时就是一个产品，努力使文化成为一个自由流动的能指，并能够用于偶然性的结果。这已经成为了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议题和由国家文化所呈现的议题的实际情况。
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全球化和后殖民性的论述已经降低了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对当下，以及对我们所理解的过去的意义。过去的五百年的历史已经被重新书写为一场向着全球性的进军，而形成全球历史的权力关系已经消失在地方化的众多偶然之中，并被剥夺了在早期编年史中赋予它们的结构中心性。全球现代性的证据指向了保留殖民主义中心性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在理解过去的全球化力量方面，更在于理解殖民的过去在构建现状中所起的根本性的重要作用。我不赞同选择或多重现代性论述的含意，但是解决它们所引发的问题也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早先对“殖民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它以一种片面的、导向欧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构现代世界的方式抹杀了殖民化的行为和主观性。只要从形式上用世界殖民化彻底检查一下，就会发现通过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现代性现在揭示了这些呼声是并且曾经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全球现代性的世界对殖民现代性的特征产生了影响，它是后者的产品，或者说甚至是它的成果。可以确定的是，作为正式体系的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去了，除了一些追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本地人和少数族群——例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他们受制于殖民主义的政策。但是当前世界，在其政治绘图中，在其不均衡的发展中（民族国家的普遍性），甚至在它所共享的发展理念中，都已经是欧洲／美国现代性强加给世界的产品，并且这种情况还在延续。秘鲁学者安尼波尔·奎加诺(Anibal Quijano)试图用“力量的殖民性”[12]的概念来概括这种情况。“殖民现代性”这一术语具有类似的涵义。这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它意识到了被殖民的声音，而没有在全球化或者后殖民的混乱中浪费掉权力关系，而这种关系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世界。
全球现代性
我是在单数意义上来理解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这一术语的，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惯用语来说就是一种“单一的现代性”，然而对于那些有关现代性的自相矛盾的主张而言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它能够充当一个冲突的地点。[13]我对于全球现代性的单一性的坚持，源于一种对那些支持全球化的主张以及全球共同性所暗示的确定性的认识。同时，作为概念的全球现代性有意去克服一种目的论（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偏见已经渗入那些用于描述全球共同性和同质性的全球化术语中。应当认识到作为同样重要的碎片化和自相矛盾倾向也是全球化和过去所遗留的产物，并且在它们投射到一个全球图景上时发现了被夸张了的表达。从这一角度看来，全球化所指的不仅仅是某种关于一个乌托邦化的地球村的天真的期待，或者说，相反的，其所指的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全球霸权，（据此观点）是一种边界的全球扩增，甚至在现代性已经被全球化了的时候，去给已经存在的地方增加新的边界。事实上，多重／选择现代性的观念——被译成了现代性传统（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的组成部分——通过特意将现代性的主张视为与其他非常不同、复杂的过去所留下的馈赠将其普遍化了。[14]这些主张常常遗忘了当下的历史性，而设想当前的差异或共同性可以用来理解未来，这是很成问题的。在全球性中的民族的或者文明化的文化存在表明，反对殖民主义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长期历史斗争，已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为有关现代性的冲突提供了方向，而这恰恰是在民族和文明化由于一种不断扩张的跨民族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压力使得民族和文明在其存在中更加空洞无力的时候发生的。这也使得过去——殖民现代性——密切关系到了对当下的理解，用不断加强的斗争去重新配置那些权力关系，而正是这些权力关系塑造了我们今日所面对的世界。
理解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仅需要从一种琐碎的意义上，即从作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展开的，一种不断延伸并触及到一切（甚至那些已经对其没有用的东西）的原初现代性的意义上去理解，更重要的还要从作为一种关于现代性的主张的不断繁衍的意义上去理解。所谓的传统不再暗含与现代性的对立，正如它们在现代化话语中所做的那样。它们也不会回到向后看的保守主义的领域，除非是个别情况——例如塔利班。它们被越来越多地请求去建立对选择现代性的主张（但是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是，去取代现代性）。它们不是指向过去，而是借道过去通往一个可选择的未来。他们从一个现在已经死亡的社会主义中——甚至在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接受了为被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所压迫或者丢在一边的人们代言的任务，并指向了通往未来的不同的可能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不同的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预先假定了一个共同性，其中关于进步和发展的假设牵扯到一种对发展的崇拜——例如，发展主义——对其而言，唯一的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一些地方性的修正，其未来仍然保留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它们所呈现出的矛盾是非常真实的，具有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受到发展成功的支撑，关于文化差异的断言激增，瓦解了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的普遍主义假设。但是这些不同主张的文化设想自身在为了发展（作为生产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发展）的动员中却屈从于那些使之分裂的力量，还包括了世界性的阶级，这些阶级是并不太容易融入想象的文化熔炉的。这就是在我提到一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的普遍化时，我所想到的：不仅仅是两种社会之间，更重要的是在它们之中。如果确实是这样，关于像普遍主义对抗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同质化对抗多样化，甚至后殖民的混杂性概念，第三空间(Third Space)等等的一些主张，很大程度上都是不正确的(be off the mark)、构成障碍的，而不是提供帮助和加以分析的。[15]首先是因为这些主张倾向于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只能二选一的(either/or)方法，从而避免了两种趋向都可以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全球显而易见的），这不仅仅体现在某种混杂化(hybridization)的肤浅过程中，或者体现用混杂空间代替陈旧的本质化空间中，也体现在空间的扩散中，以及它们所呈现出的自相矛盾之中。
第二，在这些主张中——他们在其中避免了对资本主义的质疑——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关注的分析限定在抽象的文化、民族或者文明的价值层面，忽视了在技术价值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实践中所发生的意义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与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能为了适应本地的需要而作出修正。普遍性的欧洲中心主义主张可能已经死亡了。我们几乎不能说那种作为欧洲和北美的历史产物的资本主义文明与那种主导着当前、然而其源头已经被遗忘或者忽略了的资本主义文明有共同之处。我们需要严肃对待那些对不同的过去和不同的未来有着独特见解的主张，像吉恩·马盖里埃诺(Jean-Marie Guehenno)那样的人觉察到了在现代性体制下受到压迫的“历史的复活”(resurgence of histories)。[16]但是，在北美和欧洲还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虚构和传播过程中，甚至是在它们不再直接提供宣传那些价值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忽略为这些主张辩护的文化遗产已经被彻底灌输了生产和消费的日常价值，而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生产和消费经由跨国代理所取得的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跨国合作对于欧美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基础性的——正在经历一个创造“跨国资本主义阶层”(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的过程，他们不仅拥有相似的职业，还包括相似的教育和生活方式。[17]近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大学教育的跨国化，这不仅仅是说在第一世界的精英大学中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不断增加，而是说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输出教育模式和实际的大学校园模式。[18]这种关系本身并不新鲜；但是意义重大的是，这种曾经是传教活动所承担的工作现在直接由教育机构（教育制度、教育顾问、出版者）来执行，不仅以合作方式加以指导，而且随着合作管理而不断地规范自身，同时在教育自身的技术化和市场化中扮演了策略性角色。[19]多元文化主义，其自身就是由跨国公司所发明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呈现出一种在一个共性（不存在不被管理的差异）的语境中来管理差异的方式。
第三，所以，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在争论者把文化当做整个的民族、文明或者所谓的“文化”）来说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一个越来越显著的跨国资本主义阶层将会暗示出文化的不同定位。这一阶层可以分享当地的特性，但它也会通过参加一个共同的政治经济组织、共同的教育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他们自己的“第三空间”，而且使他们远离紧邻的环境（有时是效仿美国生活方式的那扇锁闭的大门）——从而成为一个整体。[20]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别的社会群体。性别的观念正在日渐全球化，就像依附于阶层的妇女参与到相似的全球文化实践中，或者联合起来去反抗全球化的破坏。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当流动商人和流动工人穿越国家和大陆的边界时，他们就开始参与到一种共同的文化中，促进全球化的呈现，也会彻底转变他们所离开的和所出身的两个社会。这一切的关键点不是全球同质化或者全球性角色的同化，而是一个物质和文化语境的问题。物质和文化语境是这些过程的即时产物，将社会推向新的方向，创造新的整体和新的分裂。任何一种对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探究都需要注意“文化定位”(location of culture)这个问题（在此借用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非常恰当的术语，但与他的用意相反），[21]不再需要与民族和文明相联系，排除了在所谓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等等之间存在的所有明显的冲突的迹象，文明或国家更多的是充当了一种变动的观念，而不是社会所描绘的日常层面的生活记述。一方面，这些冲突需要认真对待，流动的观念确实开始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运作，但是它们也不应使我们对促使全球共同性的同步力量所表现出的复杂性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全球分裂的许多其他维度。我可以补充一点，全球化在这里仅仅是作为一个还有许多其他维度的历史过程的一个维度——一点补充——在推动地方化的许多维度的力量（它们有能力去重新分配那些力量）的时候，仅仅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重组了自身。
如果我可以在这里简单地概括下“全球现代性”的突出特征的话，那么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将之作为一个概念而与现代性的早期阶段和全球化区分开来。第一，在许多方面，全球现代性是全球化的当代栖息之所。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并不是那种正在发生还没有履行其诺言的事物，也不是一些将要发生的事物。它已经发生了，而其结果就是全球现代性。确实，随着作为一个超级军事力量的美国宣布其全球主权，会偶尔否定别的国家所宣布的国家主权，由哈特(Hardt)和内格雷(Negri)所认定的“帝国”(Empire)确实是全球现代性的一种事实。[22]但这是一个驾驭着矛盾的帝国；它为了取代其统治而开启了空间。在这些空间中存在着明显的帝国的挑战者，这不仅仅是由民主、公平和民众主权的现代典范意义而加以合法化，还是由过去遗产的复兴所合法化的；它也不仅仅是过去的残留，也呈现出了那些由现代性所制造出的遗产；换句话说，它们是后现代的。这些遗产之间的冲突已经超越了对现代性的选择性主张。当它们根据这些主张以及冲突的利益进行划分时，它们都是根源于一个由全球化资本主义所限定的共同领域。
第二，即使在力量、物质发展水平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内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全球现代性仍然为暂存的同时代所赋予其特点，这可以将其与早期的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区别开来。大约20年前，乔纳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出版了他的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时间与他者》，在书中他认为对他者否认“同时间性”(coevalness)成为了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目的论的基础。[23]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的东亚“他者”宣布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化的论述已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并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零和关系：越多现代，越少传统。所谓的东亚“老虎”，已经感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功增强了国力，它们宣称自己所汲取的“儒家”传统不是一种倒退（如它早期所呈现的那样）的力量，而是一种成功的力量，这一主张也收到它们在欧洲和北美的后援团的支持。与此同时，1979年的伊朗革命产生了关于伊斯兰现代性的主张。一个接一个，全球社会都开始觉醒，或者宣告它们的传统（或者是文化遗产）是可以与现代性相兼容的，并将其当做他们所主张的选择现代性的基础。从民族、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认识来看，先进—落后的差别并没有消失，只是更多地是由同样的人民内部的差异所多重决定，这包括由他们根本的结构性差异（一些走向全球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些没有）所决定。全球现代性绝不是意味着呈现出民族—国家或者民族主义的“死亡”。相反，近几年我们见证了民族主义的激增，国家力量相对于人口的增强。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转变已经成为了不同的一类，在国家放弃了它们对人民大众的大部分责任之后，注意力从民族表面转移到对发展的追求的全球线路中（不会为民族边界的明显性所迷惑）。
第三，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重构了全球关系。冷战期间产生的世界三重空间化已经在现代化话语中加以内在化。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的衰落，以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资本的新中心的呈现，已经终结了抢夺这一纯粹地理空间化的做法，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有关国族作为一个能够独立发展的经济、政治或文化单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在现实中是从全球到地区到国家再到国家内部和地方，是发生在不同范围内的现象的集合。早期空间化的持续使得这一空间化更加复杂，比如我前文所提到的殖民空间也是本土空间。既有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比如上海），也有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比如新奥尔良），全球资本主义向着网络发展，全球的城市就是它的结点。这也意味着经济活动从表面转移到了网络。资本（以及相关的）组织呈网状向前发展，那些不在网络上或处于网状经济之外的组织，就会跌在缝隙之中，只有通过全球经济对它们生存的诱导效应，才会感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目前正处于一个边缘化的过程中，正如一些人类学家所强调的，“正被抛弃和抛出地球”。[24]
第四，它不是一个被全球经济忽视的完整空间（它雄辩地暴露出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基础），而是跨国界的整个人类群体。换句话说，随着“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以及在不同范围内可以比较的阶级、性别和种族构成的出现，阶级结构已经走向全球。这就误导了那些还继续把民族、文明当做它们的整体的观点。这些观点忽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成的跨国化和跨地区化（要与全球化区分开来）。那些被认为是国族和文明之间的差别，往往也是在同一社会中所不可见的（当注意力在国族和文明的边界内部／外部的时候）的差别。阶级、性别和种族，以及一种或另一种组织构成——从非政府组织到跨国公司到职业组织——正如民族和文明一样是“文明的地方化”，使得社会构成和文化构型复杂化。正是这些复杂性使得很难论及帝国主义、文化同质化或异质性。从这一点来说，所有这些在哪里终结是不能够被预测的，就像资本（不是说国家）自身已经失去了它所有未来的梦想，为了直接的利益和力量，超越了现存差异的控制。基于同样的原因，论及“可选择的现代性”是毫无意义的，就好像当前的文化复兴主义能够有目的地曲解未来一样。这样一种情景是全球现代性的概念寻求把握历史的剩余而不是未来的缺陷。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当代的“后”这个词主要指向过去，却没有勇气或者希望去召唤未来。
全球现代性的矛盾也使得很难谈及殖民主义——不是现在，而是，含蓄地说，从现在的历史来看，现在只是它自身的复杂而多方向转变的一个产物。随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临时性鸿沟的消解，殖民主义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其大部分的批判力量，而它在上一代还被证明是一种激进的和欧洲中心的现代化话语，一种对于殖民主义者驱动力的激进批判。并不是说这些驱动力已经从全球政治中消失了，而只是以一种较之以前远为复杂的面目出现，这就削弱了殖民主义的威力——在先前的意义上，殖民主义充当了一种历史的解释或者是变动的政治观念。
结论性意见
以结论的形式，我愿意深入地评论一下全球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含意。第一，我愿意强调一下我对作为一种后欧洲中心秩序(post-Eurocentric order)的当代全球现代性的理解。它已经取代了欧洲中心现代性——我们通常将其与诸如此类的现代性相提并论——但是它也为其所塑造。这就是我坚持把全球现代性看做是殖民现代性的实现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一定层面上，全球现代性呈现为殖民主义的终结，一种能够冲击现代性的去殖民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之前那个被殖民的殖民现代性的替代性选择。另一方面，全球现代性也可以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在全球社会的内在化中的普遍化和深化，这些社会具有与殖民主义纠葛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前提，对它来说现在没有可行的替代性选择。这种不明确性开启了此种可能：我们当前正在见证的一切——从资本的跨国化到人的运动(human motions)，再到文化冲突——与其说是去殖民化，不如将之视为作为全球化了的资本的殖民主义的重组，迫使将其合并到对全球管理来说至关重要的新国家的运作中，并为它所创造的阶级发声，这些阶级为它提供了管理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对早期殖民体制进行拆解(destructuring)和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不是将殖民主义推向终结，已经强化了殖民冲突——作为跨越全球的冲突已经被重述，“许多全球化”就是最近的书籍所采用的术语。[25]前期殖民的权力架构（包括它对物理和社会世界的图绘），都依然可以在全球地缘政治学的重写本中看到。正当之前被边缘的国家和殖民资本主义的官僚激战的时候，它们却为全球政治提供了语境和视野。
在理解和表征殖民主义中发生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密切联系到国族之间或之内的全球力量的变化——有利于那些本身就是殖民主义产物的群体和阶层，他们觉察到殖民历史并不是现代性的障碍，而是他们自身的模式的熔炉——他们所说的选择现代性。然而当代世界已经用有意义的方式与过去决裂，使这个转变成为可能，也就与殖民现代性世界——换句话说，现代世界——的印记有关，它也从中产生。可以在此展开论述，将全球现代性的条件描述为殖民现代性的历史实现，但是殖民现代性的视野可以使我们在关注当下和其可能所指向的未来时所提出的问题发生偏离。至少，这有助于解释涉及当前与过去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广泛的矛盾心理，这些问题是：全球化vs.帝国主义，一个帝国的中心世界vs.一个处于冲突中的去中心的文明世界，以及关于在这个世界中的支配和霸权的议题。殖民现代性的全球化也可以帮助解释一种感觉——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所拥有的——在当代全球现代性中固有的法西斯主义。
两种有关全球现代性的更深含意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第一种指的是近期的观点，主要是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其近期的论著中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向东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6]的转变。这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变成事实，如果世界真的这样继续存在，那么就可以认为美国主导世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特别是在经历了最近的金融灾难之后。另一方面，中国尽管作为世界的生产者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但仍然是一个深陷麻烦的国家，它受到社会分化和冲突的困扰，同时还面临众多的生态问题。中国是否能够将其发展的成功转化成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支配模式，这一点仍需观察。就像绝大多数其他的“选择发展”的例子，包括印度、南非和巴西，以及其他国家，其影响力仍然是局部的。当然这一点也是矛盾的，因为中国向被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化但是富有资源的地区扩张，比如非洲，这些地区为中国资本的输出提供了场所，还有通过富裕人口的输出而形成的字面上的殖民化。按照发展策略，它所包含的意义仍需观察。有意思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种霸权的普遍主义仍然在全球持续，它仍被较早的欧洲和北美中心所坚持，也正是他们最先制订了游戏规则。因为它所有关于自治的主张，中国所遵循的发展模式，大部分都是追随美国的步伐，这是没有前途的。实际上阿里吉的分析更多的是断定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而不是断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的出现。一般而言，预定世界经济的一个单独核心的“世界——体系——决定论”，并不是一个解决世界分裂的最好方式。当前让我们想起的更多的是一种霸权缺失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国际关系批评者的噩梦。
另一方面更加具有历史性。由全球现代性来取代欧洲中心性也引发了现代性起源的问题。对现代性的欧洲中心记述，自始至终把现代性看做是从古希腊到现在的欧洲历史的自治的产物。不断累积的证据已经揭示出这一主张是现代欧洲发明的。然而，历史学家正在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欧洲中心现代性本身就是许多全球性交互作用的产物，这其中就包括了对美洲的殖民。这就是现代性？那么其中的一部分是从这些交互作用中产生的。这些从欧亚不同地区的交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多重”或“选择”现代性，每一个具有独特性的现代性真的是由局部与全球的交互作用而构成的吗？如果是这样，这些可供选择的情况可能被一种现代性所消解吗？这种现代性是从欧亚地区的某一个部分产生，得到了资本主义（其独有的产物）的授权，它以自己的名字赋予现代性，不论好坏，都是用其自身的价值来构成的。当代全球现代性附带着在欧洲人占据主导地位之前的历史的回音，因为这个世界随后就被欧洲霸权和统治所重构。霸权的消散使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前，还可以看到被欧洲中心现代性所设定的界限之外的过去。这不是去否认欧洲现代性的唯一性，或是否认它在创造现代世界中所充当的角色，而是将其推回到它的历史时空中。
译者简介：
陈静（1981年-），女，甘肃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王斌（1979年-），男，山东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09届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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