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述评及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国外论文,会计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会计国际协调化使得会计准则趋同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和必然选择，会计准则的执行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主体这一微观层面，而是聚焦于如何在一国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以及执行的效果如何。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跨国业务接踵而至且其类型层出不穷，跨国公司业务会计政策选择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剑指会计”与低碳理念的悄然升起促使会计准则执行以及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视角发生了变化。此外，我国于2006年发布的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实质性的趋同，基于此会计准则体系而进行的会计政策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处于同一世界经济环境的同时期的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状况如何呢？其研究成果能否为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支撑？国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是否具有适用性？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2006-2012年这一阶段国外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相关文献进行现状描述和动态把握，以期为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提供借鉴和支撑，以便于检验国外文献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而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提供参考。
一、国家层面会计政策选择：执行IFRS的影响效用
一国是否采用IFRS的决策，是立足于国家层面的一种会计政策选择。在选择采用IFRS的基础上，对其规定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再选择。从本质上看，采用IFRS的决策也是一种会计政策选择。因此，本文将采用IFRS的选择也纳入会计政策选择范畴，以更好地把握会计政策选择的国外研究动态。
关于执行IFRS的影响效用，一般有两种观点。
一是正向收益论。这种观点认为采用IFRS具有正面效用，可以带来正向收益。该观点具有一定普遍性。Karamanou等(2009)以跨国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当样本公司宣布自愿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IFRS)时，将会带来显著的正异常报酬，且资本成本降低；证券分析师评级级别提升，隐含资本成本减少。Cormier等(2009)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法国公司执行IFRS被视为其财务报表质量提升的体现。
二是收益无关论。一些学者对采用IFRS能够带来源自于资本市场的超额收益持否定态度。Christensen(2012)认为由于会计准则缺乏外生变化，采用IFRS的成本估计与收益估计由于采用的评估口径不一致，且假定选择采用IFRS的管理者是理性的，使得学者们得出采用IFRS能带来显著的收益这一错误结论。事实上，采用IFRS而带来的是资本市场上的收益，是由于管理者的理性行为而产生的，与IFRS本身是无关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由于IFRS本身还是管理者的理性行为，一个国家执行IFRS的最终结果是可以带来正向收益的，IFRS应用的趋同化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企业层面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理论依据、实践路径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窥探
1.会计准则导向。不同准则导向下，管理层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也有所不同，具体在哪种准则导向下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更大则有所分歧。Kang等(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管理层具有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提供积极的、高估的财务报告动机时，与原则导向型会计准则相比，在规则导向型会计准则下，管理层更可能选择积极高估的财务报告。这是因为在规则导向型会计准则下，更容易确定满足管理层动机需要的精确的临界会计数值。与此相反，Wostemann等(2010)则认为以原则为导向的会计准则由于不能提供一个完善的体系以限制管理层在会计准则执行中的原则判断，在原则导向型会计准则下，管理层更易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
2.公司特征。①管理层激励。管理层激励，尤其是基于管理控制职能的激励对会计准则执行以及会计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在IFRS首次执行日，对于可供选择的豁免项目，一个或者多个豁免项目的选择决策是受管理层激励的影响而决定的(Cormier等，2009)。②股权集中度。Astami(2006)以亚太地区2000-2001年442家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四个主要会计政策披露为样本，研究发现，采用提高收入的会计政策的公司一般具有较低的股权集中度、较低的财务水平及较高的投资机会组合。
3.政治成本。寻租成本、税费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等政治成本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Cho等(2012)对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成功对汽车运输业行业解除管制后，联邦管辖的洲际铁路运输产业自愿性会计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联邦政府通过行政决策，减少了行业进入壁垒、规避了串通定价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汽车运输公司在解除行业管制以后的报告期内，会通过盈余管理削减利润，以降低公众对该行业利润的过度关注，从而避免解除管制后政治成本的失控。
4.企业外部环境。
(1)联动机制。企业对和其处于同一联动机制下的其他企业具有跟风效应，其他企业对某一业务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影响到该企业的选择决策。Kang等(2008)以股票赠与的费用化为例，研究发现：当公司所处的联动机制中其他公司对股票赠与予以费用化或者公司机构投资者被指控有财务欺诈时，该公司对股票赠与费用化的可能性较大。Reppenhagen(2010)对以股票期权费用是采用内在价值法还是公允价值法为例，发现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传染性”，会受到其他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这是因为其他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改变了选择决策的净收益，且为后面企业的选择决策提供了信息依据。
(2)游说行为。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对规范会计信息的会计准则的“游说行为”影响会计准则的采用时机。Bujaki等(2007)以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3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为例，对“游说行为”与会计准则采用时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拟通过改善财务报表业绩获利的公司，一般较早地采用所得税会计准则；费用支付标准制定明确、公司治理机制高效的公司，一般较晚地采用所得税会计准则。
(3)信息使用者预期。Clor-Proell(2009)研究了一个公司的会计选择与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预期匹配程度怎样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评价和决策。研究发现：当一个公司的实际会计选择不符合使用者的预期时，使用者的信誉判断会更加极端(可能会严重低估该公司会计信息的信息质量)，并分别从股票酬劳和会计估计两个角度进行了验证。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当使用者的预期与实际会计准则选择不一致时，与符合其预期的信息使用者相比，更加可能寻找额外的会计信息。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窥探
1.和谐会计论。所谓和谐会计，是指当所有企业不管处于何处，若其经营环境相似，且对相似的业务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则认为会计是和谐的。Jaafar等(2007)对欧洲采用IFRS之前的会计和谐程度进行了研究。他们以存货、折旧、商誉为例，对各种会计政策以及采用各种会计政策的几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国际化和公司规模是显著性影响因素，但国家影响比部门影响大得多，这说明会计是不和谐的。
2.机会主义论。在既定会计政策选择条件下，管理层通过选择不在预定范围内的会计政策以增加收入的行为，即是机会主义型会计政策选择。Badertscher(2012)从机会主义的角度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了研究，以会计重述公司为样本，采用一个“达到或超过模型”(a meet-or-beat modle)以判断公司的自发性会计政策选择是否属于机会主义类型，并以此将样本公司分为OP-MB(机会主义类型)和non-OP-MB(非机会主义类型)两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自发性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与信息论假说相一致，与保守动机的有效契约假设一致性较弱，与契约机会主义和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滥用或错用无关。
3.代理理论角度。Lin(2006)采用一个包含隐藏信息(二进制项目类型，a binary project type)和隐藏行动(即代理人的努力，the agent's efforts)的两时期代理模型(a two-period agency model)以解释管理层的稳健性。在以一个以会计利润为绩效度量方法的分阶段线性激励项目为例，分析代理人的会计自由裁量权对折旧方法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当且仅当一个“坏”项目的代理人边际生产率比一个“好”项目的代理人边际生产率高时，会计自由裁量权是有价值的，但不包括极端的情况。保守的折旧方法以未来折旧补偿额的增加为代价而减少了当前的折旧补偿额，对代理人而言，这是传递公司前景确实是“好”的这一信息的较优的承诺策略。
4.激励理论视角。Beatty等(2006)对企业进行会计选择决策时，面临的几个潜在的重要的经济激励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线上项目会计处理(above-the-line accounting treatment)还是线下项目会计处理(below-the-line accounting treatment)的偏好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债务契约、奖金、离职和交换所退市等因素影响企业提前还是延迟费用确认的决策。
5.折中会计论。Broberg等(2007)将实证会计理论(PAT)和制度理论(IT)相结合，致力于研究“折中会计理论”(eclectic accounting theory，EAT)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以瑞典608家上市公司2002-2004年几个会计年度的数据为样本，并以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为例，通过对影响会计选择的一般因素的模型分析，发现减值政策的选择受一般商业因素、制度因素及代理的影响。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路径窥探
1.企业合并会计政策选择。Lourenco等(2010)发现，共同控制实体的类型、债务契约成本和控制成本对管理层是采用权益法还是比例合并法报告某一控制实体的权益具有重要的影响。Richardson等(2012)以加拿大合资企业的企业合并方法选择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消除财务报告方法的选择空间是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且对财务报告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对合资企业资产和负债信息额外披露的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会计选择的成本。
2.员工福利会计政策选择。Kalyta(2009)对首席执行官(CEO)养老金计划对应计费用自愿性会计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只有当退休CEO的养老金取决于其退休前期的公司业绩时，才会采用导致利润增加的会计政策。若CEO没有补充养老金计划或者CEO的养老金与其退休后的企业业绩没有关系，关于CEO的退休安排不会导致异常的市场反应。反之，公司业绩则会呈现负的长期的异常收益率。
Ljubicic(2010)以德国公司为样本，当其首次采用IAS19《员工福利》时，基于盈余管理视角，对养老金资产的预期收益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且仅当公司采用所谓的“权益法(equity approach)”时，才会出现对养老金的预期回报进行盈余操纵。当管理层预计盈利预期不能实现时，其为得到预期回报将进行盈余操纵。操纵程度与临界指标值的缺口(预期盈利与实际盈利之间的差额)、盈利敏感性、计划资产(plan assets)的预期回报和公司财务杠杆有很大关系。相反，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在采用“缓冲区法(corridor approach)”时，公司进行盈余管理。
3.研发费用会计政策选择。管理层对研发(R&D)费用会计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为了更好地向信息使用者传递公司所拥有的私有信息。R&D费用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受盈余变异、盈余迹象(earings sign)、企业规模、研发强度(R&D intensity)、财务杠杆水平、公司研发项目的稳定性、研发项目的成功性等因素的影响。
那么，R&D费用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呢？有什么条件限制呢？有以下三种观点：①无条件资本化观。Oswald和Zarowin(2007)认为，对R&D费用资本化可以使得管理层更好地将研发项目的成功情况以及未来的收益信息体现出来，而且，R&D费用资本化比费用化能产生更高的年收益和未来收益。②条件资本化观。Cazavan-Jeny等(2011)认为公司会在需要迎合或者规避某一临界值的时候选择将R&D费用资本化，而且，当公司R&D费用既有资本化也有费用化的情况下，费用化部分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负相关。Kamran等(2006)认为管理层自主选择研发费用的资本化还是费用化，比强制对研发费用进行费用化，更具有价值相关性。③费用化观。Ciftci(2010)针对SFAS No.86需要将软件开发费用(SDC)资本化的规定，研究了管理者将SDC资本化或者费用化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采用了SFAS No.86之后，软件开发行业盈余质量是下降的，而其他高科技行业则没有下降，且在软件开发行业里，SDC费用化企业的盈余质量高于SDC资本化企业。
4.精算利得与损失会计政策选择。Morais(2008)以2004年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员工福利》在欧洲公司的首次执行为例，选取了523个欧洲样本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强制执行该准则的第一年，大部分样本公司对精算损益的核算采用缓冲区法(the corridor method)或者权益识别法(the equity recognition method)，英国和爱尔兰公司主要采用权益识别法、金融公司主要采用缓冲区法。Morais(2010)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行业、盈利能力以及精算利得和损失的存在，是精算利得和损失会计方法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5.其他。在这一时期，国外学者也对下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实践研究。①机构投资者跨国投资的会计政策选择。Chugh等(2008)对美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澳大利亚股票市场(投资于非美国企业)所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变化为研究对象，发现美国大型投资机构对澳大利亚公司的持股比例越高、美国证券存托凭证的级别越高，美国机构投资者越倾向于采取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而不是澳大利亚公认会计准则。虽然从统计学意义上而言，美国证券投资者的会计选择与对澳大利亚公司的持股水平相关，但对会计选择的具体差异进行检验，选择何种会计准则的信息含量的差异并不是很大。②金融工具会计政策选择。Guthrie(2011)针对SFAS No.159对金融工具会计政策的规定，以72个采用公允价值的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公司对金融工具会计政策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其当前或者未来的盈余，结果没有发现对公允价值选择具有机会主义行为的证据。但有极少数较早采用公允价值的、盈利下降的公司，其当前和未来收益得以显著改善，它们是否遵循了会计准则的执行意图和执行精神则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国外对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研究重心从内部影响因素(反映企业自身特征的因素)转移到了外部影响因素(反映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因素)。除了传统的管理层激励、股权集中度等内部影响因素，学者也尝试从政治成本、联动机制、信息使用者等外部因素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研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则尝试采用组合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即同时基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理论支撑的视角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研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路径，则与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的主要变化相联动，即主要针对某一会计政策的变化对其选择进行研究。
三、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发展方向
根据这一时期国外文献的研究现状分析，预计未来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将围绕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1.会计政策选择约束机制：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完善诉求。会计信息质量是会计准则质量与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函数(Kothari，2000)，且由于会计准则并非一种真正的制度，其无法自我执行，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执行机制(姜英兵、严婷，2012)，即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因此，会计准则能否得以有效执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衍生的会计信息质量均与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密切相关。
会计政策选择是在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约束下，会计主体根据自身目标在可供选择范围内进行选择并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然而，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性，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可以影响公司价值。因此，管理层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操控会计政策选择以达到其特殊目的，导致违背会计准则制定初衷，达不到执行的预期效果，迫切需要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有效约束。
此外，由于目前会计理论的逐渐发展、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以及会计改革的持续推进使得会计准则执行的地位日益提升，不少学者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执行机制的建设应当并举，甚至有一些学者如姜英兵(2005)、陈继初(2009)提出会计准则的执行比会计准则本身更重要。在当前趋于选择执行IFRS以及会计政策变化较为频繁的背景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机制——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构建及完善成为迫切需要。
2.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未明影响因素的深度探究。按照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会进行一系列管理活动。会计政策选择实质上是平衡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一项活动，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差异及其利益索求差异、会计准则执行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跨国经营的特殊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等均可能会对会计政策选择造成影响，而且其中可能蕴藏着全新的影响因素。对未明影响因素的深度探究，是认知会计政策选择、指引会计准则制定、完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必然选择。
此外，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更多的是集中在单一因素的影响中，对于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则相对较少。由于多因素综合影响更符合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质，在以后的研究中需将其作为重点。
3.会计政策选择理论依据：理论组合依据的视角尝试。纵观以往会计政策选择理论依据研究，主要集中在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经济后果理论等，而且研究视角也主要是立足于单一理论。从组合理论视角，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理论综合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则鲜有涉及。理论依据作为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对会计政策选择实践提供了理论解释，可以从理论视角明确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以及谋求规避不利后果的策略。而且，从组合理论视角进行会计政策研究，可以从全局把握其实质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在以后需更多地从组合理论视角进行尝试性的研究。
4.会计政策选择实践视角：新生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这一时期的会计政策实践研究，重点积聚在新生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中。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格局的重构、会计环境的动态变化、利益相关者利益索求的变动以及会计准则导向的转移等均可能引起对现行会计准则的修订或者制定新的会计准则，准则的修订或者制定均会导致会计政策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生的会计政策，使得会计政策可选择格局发生变化，这便催生了学者对新生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由于会计政策变化的常态化，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视角将主要落在新生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方面。
5.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策略路径探寻与策略测度量化。现有研究中，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研究比较少，且集中在如何通过策略组合以达到管理层的预期目的，主要是出于消极动机的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研究，对积极动机(比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策略选择研究则很少涉及。此外，关于会计政策选择总体状况(即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测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测度方法和程序尚缺乏科学性和条理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总体状况及原因鲜有学者对其进行解释和评价。在以后研究中，积极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探寻，以及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测度量化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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