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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89(2005)01-0044-07
20世纪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催生了知识经济时代，引起了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加快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全方位变革。最显著的变化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各产业之间建立起了以知识与技术为核心的新关联关系。如何从理论上界定产业之间的这种新关联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笔者将这种新关联关系称之为“产业结构软化”[1]。为了能更好地进行理解产业结构软化，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动力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把握产业结构软化的制约因素，分析各种制约因素对产业结构软化的作用机制对于顺利实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使我国真正成为“产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产业结构软化的概念
“软化”一词源于计算机的软件，将其列入社会生活领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1981年，日本田地龙一郎教授等在一份专题报告中正式将“软化”一词用于经济领域。他们认为，产业软化是历史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的需求，并建议创立与之相适应的“软产业经济学”。放眼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的基础结构正在发生巨变，这种结构性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世界经济模式正由过去的刚性结构向柔性结构逐步转化，即从生产重、厚、长、大的重型化的硬件产品为中心的时代，向以高效、智能化的知识和信息服务活动为主的软件化产业结构时代过渡。
当前学术界对产业结构软化的概念可谓莫衷一是。不过，从当前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描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产业结构软化”的一般含义，即指围绕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和物质资源的投入相对减少，脑力劳动和科学技术的投入相对增长。与此相适应，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地位日益被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取代。根据这种理解，笔者认为，产业结构软化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是指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软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所谓“经济服务化”趋势；第二层次是指随着高度加工化过程和技术集约化过程，在整个产业过程中，对信息、服务、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的依赖程度加深。换句话说，产业结构软化是指建立在知识与技术基础之上随着知识与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产业结构变革的过程。[2]
具体来看，产业结构软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参见图1）：
其一是指“前向软化”即产业结构高度化。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软产业比重上升，硬产业比重下降，产品结构中硬件减少，软件增加。20世纪50年代以前，第一、第二产业在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第三次产业尚处于次要地位；而50年代以后，第三产业各部门的产值已经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的总和。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产业的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以知识、信息处理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迅速崛起。服务业、信息等部门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60%～70%。尤其是以计算机软件为主导的信息产业发展最为迅速，年均增长率达20%～30%以上。
其二是指“后向软化”即传统产业的软化。它分为外延式软化和内涵式软化：外延式软化是指传统产业内部通过调整生产方向，使生产的产品向新型产业转移；内涵式软化是指传统产业内部的设备、能源、原材料、基建、实物产品等“硬”的有形的方面相对弱化，而信息、研究开发、计划、公共关系、人才、广告、管理、会计、审计等“软”的无形的方面相对增强。产业结构软化实际上也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结构优化的结果，新技术全面渗透到传统产业部门，使这些部门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从而形成了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和资金、资源密集型为次的梯形产业结构。
图1 产业结构软化示意图
二、产业结构软化的内在动力机制
（一）知识和技术：产业结构软化的基础
1、知识和技术催化新产业的形成。产业是通过两种方式形成的：一是原有的产业不断分解、形成新的产业；二是某种新产品或新生产方式的规模扩大，形成新的产业。不论是原产业的分解还是产业自生，都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相关。从17世纪的产业革命开始，每一个新产业都是在技术革命或技术扩张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知识的积累和技术创新孕育了新产业的萌芽。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子微电子技术、光纤通信、新材料、生物工程、宇航的开发和应用，开创了产业电子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新时代。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成功使数控机床、机器人等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生产迅速发展，信息通讯产业发生了显著变化，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可见，知识和技术进步是形成新产业的基础条件，它们直接改变着产业的构成。
2、知识和技术进步改变着产业间的投入产出技术关系。在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互为投入产出条件、互为技术支持的关系。这种互相依存的关联，要求产业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核心是技术关系。知识和技术的变化会直接改变产业间的投入产出比例，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另外，掌握了最新知识和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会以相对高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吸引更多的经济资源，迅速发展起来，而技术后进产业的发展相对迟缓，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会由此改变。[3]
3、知识和技术对需求结构的改变，影响着产业发展前景。市场需求是社会生产的前提，产业的成长和衰落与需求增加或下滑有直接联系。需求结构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论是生产性需求还是生活性需求，都是社会知识和技术进步水平的反映。首先，产业间的生产技术关系决定了需求关系，并对生产性需求的量做出规定。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改变着对相关产业的需求。其次，技术进步改变着生活性需求，进而对产业结构变动也产生着影响。在知识和技术发展到较高层次后，新的进步对需求结构的改变作用，科研通过产业结构的演变表现处理。新知识、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取决于生产的吸引力，当企业发现某项技术或产品的生产收益率高时，显然会大力发展这项技术和生产，导致产出大量增加。因此，知识和技术对需求的改变，也是对产业结构的改变。[4]
（二）劳动力结构与素质：产业结构软化的关键
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空间范围、就业产业领域、工作行为、劳动素质等等，无不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来看，资源和资本竞争的时代逐步被劳动者素质以及由劳动者素质而决定的科学技术竞争的时代所取得。
1、理论模型
从量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软化变动主要表现为产业之间产值比重的相对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依赖于各产业部门的产值变动。而各产业部门产值的变动，取决于其相应资源投入的规模和资源利用的效率，其中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中都是一种无法完全替代的重要资源；尽管资本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但它的积极作用并不是替代劳动力，而是改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如果劳动生产效率被确定为资本作用的函数，那么，某一产业部门的产值则取决于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人数，也就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数学表达式：产值等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数量乘积。
用公式表示：
从上述简单模型中，我们得到如下信息：
第一，产业结构的变动取决于各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变化和各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以下简称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而劳动力总规模并不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
第二，劳动力比重l反映了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的配置情况，其变动与产值成正相关。但在这里，劳动力比重是作为外生变量。因此，对劳动力比重要素需做如下描述：劳动力比重的变动，受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分析，一方面，劳动者追求较高的收入，有从收入较低企业和行业转出，向即期报酬水平较高的企业及部门流动的倾向；另一方面，劳动力有追求自身发展和提高、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环境和空间的价值取向，在即期劳动报酬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会流向能为劳动力提供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的企业或行业，即流向预期劳动报酬较高的企业或行业。从劳动力的需求角度分析，企业需要多少劳动力，主要取决于投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就是说，取决于其所获得的利润水平。如果劳动边际生产率较高，企业和行业就会扩大生产规模，多吸纳劳动力；如果劳动边际生产率较低，企业和行业就会缩减生产规模，挤出劳动力。同样，企业或行业规模的扩张也取决于企业对利润率的预期，如果预期利润率较高，企业或行业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如果预期利润率较低，企业或行业就会缩小生产规模或转产，劳动力也发生相应的转移。
劳动力比重的变化不仅受本产业劳动报酬和利润水平变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其他产业部门劳动报酬和利润水平的影响。因此，劳动力比重l可以表示为是与本部门劳动报酬和利润水平呈正相关，与其他产业部门劳动报酬和利润水平呈负相关的函数。
2、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产业结构软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一，产业结构的前向软化离不开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动，而新技术归根到底要靠具有理性和创造性的人去研究开发，并依赖于具备相应劳动素质的人去驾驭。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国产业结构能否步入高级化良性发展轨道，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实物资源或物质资本，而在于它是否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只有拥有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和运用新技术的人力资源，拥有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等高级人才资源以及与之相应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才有条件将高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产业，才能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方向演进。从中国与美、日的比较看，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在12亿人口中只有56万技术研发科学家、工程师；而美国和日本却分别拥有技术研发科学家、工程师99万和62万，相比之下中国科技人员占人口比例就显得太低。[5]仅此而言，中国不能在这方面迎头赶上的话，那么就很难在技术上乃至产业创新上迎头赶上。高素质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成长，是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软化发展的无法替代的重要条件。
第二，产业结构的后向软化就是对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调整，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档次，这就要求传统产业劳动力提高劳动技能、更新技术知识，否则即便拥有传统产业改造和调整的资金和技术能力，也因缺乏高素质劳动力来驾驭这些要素而导致传统产业改造和调整的困难。此外，在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力跨部门、跨行业的转移。劳动力的剩余和转移问题，是任何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的最为困难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也是涉及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可能破坏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严重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尽管劳动力转移依赖于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规模、政府的政策和扶持力度等外部因素，但是更依赖于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因素，其中因劳动力自身无法适应新产业的生产方式，无法胜任新岗位、新工种的技术水平要求等等，往往是构成劳动力转移障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产业结构软化进程中，劳动力需要经过职业再培训，更新、扩大原有的劳动技能和技术知识，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传统产业调整和改造的要求。这是顺利实行产业结构后向软化的必备条件。
（三）需求结构变动：产业结构软化的先导
在市场经济社会，各产业的产出只有经过市场的交换，其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而也可以认为，市场的需求决定了一个产业存在的价值，市场需求结构的软化升级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软化升级。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在研究家庭收入与支出时，发现“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越低，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比例就越大；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越高，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比例就越小”。并由此总结出著名的“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家庭中用于食物支出的比例将逐渐减少，即恩格尔系数会随收入的增加而逐渐下降。恩格尔系数＝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消费部分／家庭收入总额。依据恩格尔定律来推论，在一个国家（地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食品的需求会相应减少，而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会随之增加。因而，在这一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中，也就表现出与“食”相关产业的地位下降，而其他产业的比重上升。而与“食”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其他产业”则主要是生产其他消费品的制造业。所以，恩格尔定律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反映，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而制造业比重的上升，而这样的结构变化正是产业结构软化“前向软化”演进升级的典型表现。
图2 恩格尔曲线
甘哈曼的“第四次浪潮”理论证实了恩格尔定律。甘哈曼认为，第一次浪潮的经济活动是指1776年以前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自然资源的经济活动（农林、水产、矿业）；第二次浪潮兴起于1776年，其经济活动是有关建设和制造的活动，人均收入为200美元；第三次浪潮兴起于1976年，其经济活动以后工业化经济为特征，主要为支撑第一次经济活动、第二次经济活动中的运输、金融、经营和许多政府活动、教育、训练等服务性质的经济活动，人均收入为1300美元；第四次浪潮起始于2176年，其经济活动以特种服务性经济为特征，不再纯粹是间接性的、赢利性的活动，而是以休闲、精神活动为中心，人均收入为2万美元（见图3）。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人均收入的变化，人类的需求亦从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服务→精神、娱乐变动，从而产业结构亦从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变动。因此，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动，一些产业较为迅速地形成和发展，而另一些产业则相对发展缓慢、收缩，甚至停滞，即需求变动直接引导产业结构的变动。
图3 甘哈曼曲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着需求结构状态，通过需求结构变化，进而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变动。当然，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或提高又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6]
三、产业结构软化的外在作用机制
现实中各国产业结构的软化演进，不但是其产业结构本身遵循一定规律自发演进的过程（即各种内在动力机制因素起作用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等外在作用机制因素对其自觉调整的结果。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在作用机制对后起国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软化
简单地说.经济体制无非是资源配置的一定方式和由之派生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关系、利益关系准则或者规范体系。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模式分为市场体制、计划体制和计划市场体制等。根据上述界定，笔者认为，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软化的关联机制主要反映于两个层次，一是资源配置方式对产业结构软化的传导，二是特定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则如何影响部门和社会范围内的要素转移与组合。
资源配置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价格调节机制对要素转移与重组是否具有充分弹性，资源配置主体如何在动态过程中保证资源配置的微观有效性与宏观有效性的相对一致。完全市场体制下的充分价格弹性把结构变动的微观过程和宏观目标简化为市场变量本身相互传导的过程及其客观结果。政府在宏观领域对结构变动的诱导和调节只有随机性质。西方现代产业分工结构、关联结构、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关联特性，主要体现于完全价格弹性对部门和社会范围内要素转移于重组的诱导、促进功能，现代产业理论和发展理论界所熟悉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对于资源在产业间转移规律的解释，正是以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市场体制假定为前提的，至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只是要素转移的潜在动机，而非现实条件。
在价格完全失去弹性的计划体制（更准确地说是计划者主权体制）下，资源配置由中央和地方根据计划目标和计划参数，以指令性调配和超经济强制方式完成，结构变动和政府的计划调整在时序上高度相关，需求是供给的函数。因而，前面所讲的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软化的传导关系在这里变成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向传导，即国家短缺引起增量收缩，国家扩张刺激增量扩张；增量扩张引起供给瓶颈，增量收缩引起供给非经济闲置。这样，结构变动一般程式中的非线性市场关系就简化为：中央计划——供给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线性关系，收入水平对最终需求变动是低弹性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软化也是低弹性的。这种极端的资源配置方式及其派生的行为规范，注定了它不可能是高效率的，因而必然为现实经济运动所淘汰。当前我国正处于形成中的计划市场体制，是自上而下的理性选择，也是现实经济运动对低效率的计划者主权体制的超越，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要消除沿袭已久的计划者主权体制对产业结构软化的滞后影响，却非一日可就。[7](P67-93)
计划市场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及其派生的行为机制，从理论上说，可以实现两种极端体制各自优势的结合，工业化过程不再是对市场规则和资本社会化运动的被动反应，结构转换不再以工业化先行国家曾经一再发生的经济萧条和强制性存量调整为契机。也不再以宏观变量的指令性传导和强制性资金集中与积累为手段，而是微观变量与宏观变量按计划目标和市场规则的要求反馈式传导，达到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的统一。然而迄今为止，计划与市场相互耦合的基础并未找到，因而微观变量体系与宏观变量体系相互传导的机制尚处于生成之中。况且，工业化先行国家在市场体制下形成的结构转换模式已经成为既定的参照系，它的成功会使后起国家忽视它所经历的几次大规模超常规市场波动和危机的事实，模仿多于创新。传统的计划体制作为一个模式，已经因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后起的赶超型发展中大国面临着严重不平衡的地区结构、部门结构和二元结构刚性，中央计划所特有的调集资源的能力，只要手段经济合理，可以减少结构转换中因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扰动所产生的盲目性，缩短赶超过程。但传统体制的失败很容易使人们矫枉过正，忽视它的局部功能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对于后发展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自然有效转换的特殊意义，并相应地宿命于所谓自然演替周期和工业化先行国的既成定式。
（二）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软化
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结构调整政策，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软化。从产业政策的效应来看，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软化，必须对经济运行机制作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表现为产业政策对市场机制的缺陷或不足的补充和弥补。从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即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外经济环境下，产业政策的内容、范围和干预方式也不同。并且，这种效应发挥的优劣，有时还并不取决于政策本身，而在于作为政策对象的产业本身的素质和自我调整能力，因而这种通过政策作用于产业发展必须要符合市场机制运行规律，并以此作为基础。
产业政策作用于产业结构软化，从政策内容而言，主要涉及到三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主要是改善一般的产业环境；在产业部门层次上，主要是协调产业结构，例如战略产业的培育，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等等；在微观层次上，主要是调整产业组织，指导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等。但重点在于促进结构的合理化和升级，这种合理化和升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侧重点不同，后起国通常更强调在软化升级中实现协调，以实现后发效应和赶超任务。
从各国的产业政策来看，实施的内容、方式和效果往往不相同。这主要在于产业政策内容要受到特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约，政策实施方式和机制往往受到特定体制环境的制约。另外，初始条件、产业发展状态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各国产业政策的效果。例如，违背发展阶段，或不考虑外部国际环境的政策措施，谋求无条件的超前转换，只能造成结构的失调和演化受阻，并需补课，这种经验教训并不鲜见。[8]
四、产业结构软化的动力机制模型
上面我们就内在动力机制因素（需求结构、知识与技术、劳动力结构与素质等）和外在作用机制因素（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等）对产业结构软化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分别做了分析与考察。实际上内外作用机制以及各种作用因素在对产业结构软化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软化演进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们不能用外在的人为因素去代替需求结构、收入弹性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产业结构软化的内在动力机制。也就是说，在内在动力机制与外在作用机制的辩证关系方面，内在动力机制是根本，在产业结构软化过程中，内在动力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而外在作用机制是条件，外在作用机制通过内在动力机制起作用。但是，作为经济生活从属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们有目的的社会实践，产业结构软化演进又无法独立于体现一定行为规范和社会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与产业政策之外。在某些国家或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外在作用机制因素（经济体制与产业政策等）对产业结构软化演进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类似于“汽车”的模型来总结产业结构软化的动力机制。
图4 产业结构软化的动力机制示意图
图4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SIS=F(D,L,K&T;P,S)
（式中：SIS(Soften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产业结构软化）
从式中可知，如果把产业结构软化看作是一个函数式的话，那么产业结构软化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内在动力机制因素(D,L,K&T)和外在作用机制因素(P,S)。
从图4可以看出，在D,L,K&T三个内在动力机制因素中，D类似于“汽车的方向盘”，引导着产业结构软化的方向，因此，我们认为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软化的先导。K&T类似于“汽车的前后车轮”，对产业结构软化来说，它们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满足更新更高更广泛的需求总是产业结构软化发展的方向，而知识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总是围绕着市场的需求进行。可以这么说，D与K&T几乎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情人”，尖端技术总是在发现并创造适合它应用的需求，不断产生的新需求也总能在不久之后找到技术支撑，技术和需求在产业结构软化演进过程中总是居于活跃的领导地位，这是产业结构软化的一大特色。L类似于“连接汽车前后车轮的车轴”，它起到了中枢神经的作用，如果没有L，再先进的知识与技术都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求结构也无法改变，从而产业结构的软化进程就会受阻。D、L、K&T三个因素只有配合默契，才能顺利推动产业结构软化。
产业结构软化外在作用机制因素P、S，犹如从不同方向刮来的风，若选择了正确的经济体制，实施了科学的产业政策那么产业结构软化就能顺风加速发展，由此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反之则延缓甚至阻碍产业结构的软化进程，形成产业结构逆转，[9]这样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如何形成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世纪性课题。世界产业结构软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动力机制模型启示我们，只有以世界新技术革命为契机，努力提升产业结构软化度；科学把握产业结构软化的各种制约因素及其对产业结构软化的作用机制，积极主动地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真正成为“技术强国”、“产业强国”，乃至“经济强国”。
［收稿日期］200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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