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国际研讨会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2月16日至18日，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1937至1945年中日战争之再检讨；新资料与新解释”。此次会议得到美国学术总会等的财务资助。50余位与会学者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及中国大陆与台湾。提交大会的论文34篇，深入讨论与抗战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这次会议是近50年来参加中日战争研讨的欧美学者最多的一次，讨论的问题也最广泛、深入，表明中日战争研究已日益引起世界历史学界的重视。
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会长徐乃力教授在开幕词中指出，当初拟举行此次会议之构想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50年，各国有关档案近已陆续开放，很多重要人物之回忆录及传记等亦相继出版，作为“二战”之一环的中日战争亦应受到世人之重视。此一构想并非要全部改写抗战的历史，亦非要为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翻案，主要是要根据可信的原始资料剖析历史的真相。接着，徐乃力教授指出：50年前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个大悲剧，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人类世界的一份子，我们应破除民族、宗教、社区等界限，要对全人类负责；而且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有责任维护真理，讲真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中日战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与会学者正是围绕着徐乃力会长阐明的会议主题思想，就中日战争期间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抵抗与“合作”、战争起源及初期的发展、战时罪行与战争责任、战时经济和社会、文化艺术及意识形态等六个议题，从各个不同层面逐层探讨，以便使中日战争这个课题的研究推向深入。现就其中三个问题的研讨情况作以概述。
一、抵抗与“合作”
中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美国弗吉尼亚科技学院汪荣祖教授的《西安事变和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一文，利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关张学良的档案，论述了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的关系，认为没有西安事变及国民党改变长期不抵抗政策，卢沟桥上的枪声就不会演变成一场中日战争。因此，西安事变在真正意义上预示了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英国谢菲德大学德赖伯格教授的《地方长官与国家利益：宋哲元将军与通向第二次中日战争之路》一文，从论述宋哲元将军的抗战经历入手，深入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在政权与军权的错综复杂、多元性之关系，并由此可得出结论，中国之抗日与否，并非只是抗与和之间的选择，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是否能够共同协力来进行抗日。宋哲元与中央保持一致态度才使抗日战争得以开展。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博士生沈于的《国民党的游击战争》一文，利用美国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资料，对国民党的游击战争作了探讨。她认为，国民党游击队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抗战史中有待开拓的章节之一。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白仁思教授的《“解放”和分裂：1945年至1946年日本对大连租界地殖民地统治的终结》一文，以日本占领地大连为例，说明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并非只是消极地忍受，而是积极地通过工会、党的组织及民间自发组织进行斗争，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
与抵抗相对的有所谓“合作”，即妥协，甚至投降。与会学者揭露了某些政治领导人对日妥协屈服乃至投降的政策与表现。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汪精卫及其伪政府。美国圣马克学院王克文教授的《1931年至1937年汪精卫和中日关系：“和平运动”方针的起因》一文，认为汪精卫在1932年至1935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日本谈判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等，是试图推行“反抗与合作”双重政策，这与蒋介石在1937年前推行的政策无大区别。只是由于汪精卫在军事上无权，反抗不成，便走上了“合作”道路，投降了日本。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拜拉特教授的《1940年至1945年汪政权与国民党政府的离合》一文，进一步对比汪精卫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间的相同与分歧之处后，认为从农村政策到军事政策两政府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根本区别在对日政策上，国民党政府是抗日，而汪精卫是降日。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罗久蓉研究员的《汪伪政权的命运》一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汪精卫等人力图把自己投敌行为与为沦陷区人民服务联在一起的谬论，指明这是汉奸言论，是完全颠倒是非与违背道理的。还有，复旦大学黄美贞教授与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卫藤沈吉，从中国与日本的资料对中日和谈问题，从理论与事实上进行了论述，引起了与会学者很大的兴趣。
不仅在国民党内部有妥协投降派，而在其他党派中也存在这种人物。美国华盛顿大学金若杰教授的《战时中国第三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研究》一文，以中国国家社会党为例，揭露了该党领袖叛国投敌经过，并指出由于党的领导人的投敌行为，使其党在抗战期间倍受怀疑、责难。尽管该党大部成员并未尾随其领袖，但仍不能挽回该党声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勃劳克教授在《虚幻的舞台：1938年至1940年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建立和崩溃》一文中，通过对维新政府重要人物的分析，说明伪政府与日方均在互相利用，以期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但从本质上说，伪政府是日本的傀儡政权。
会上，论述抵抗与妥协的论文，涵盖面很广，有一定深度，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
二、抗战中的中国
（1）中国的城市、农村与中国政府及政党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的《1938年武汉悲剧》一文，分析了抗战爆发初期武汉情况，高度称赞了“武汉精神”，并提出这个时期武汉所代表的究竟是中国的希望之光还是希望之幻灭？与会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意见肯定了“武汉精神”，认为中国武汉犹如欧洲的马德里，是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
美国佛蒙特大学桑克放教授的《中日战争期间农民斗争的性质》一文，以河南内黄县之个案，研究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各党派、地方各派系，以及伪军、土匪等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你死我活的斗争。战争为中国社会各派系间互相残杀提供了机会，使之愈演愈烈。以内黄的例子说明，抗战期间农民受压迫摧残最大，痛苦最深。
美国南伊利诺州立大学陈兼教授的《1937年至1945年抗日期间中共对美国的政策》一文，认为中共对外政策经过抗战的洗礼逐步趋于成熟，从而为中共在战后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最终获得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南京大学副教授陈谦平、陈红民的《西藏与中英1943年的交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动员能力之比较》，均是很有新意的论文，引起与会学者很大的兴趣。
（2）中国的粮食政策、工业合作、医护事业
论述粮食问题的论文有两篇，一是杭州大学金普森教授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粮食问题之研究》，一是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张力副教授的《粮食供应和国家税收：战时中国酿酒业的困境》。前文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后文分析了粮食生产与酿酒业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战时中央政府要控制粮食生产与供应，而地方政府却要倡导发展酿酒业。中央政府唯恐粮食供应不足而严禁酿酒，而各省政府却关心税收增减，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造成上下不协调的局面。虽然这样，中央的政令还是得到了贯彻，限制了酿酒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粮食的浪费，使粮食资源用于军民的食用。两位学者有关粮食问题的论文，弥补了长时间以来抗战时期经济问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任达教授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问题新探》一文中，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进行了再检讨，认为大陆近年出版的抗战书籍，对工业合作运动一方面有正面的介绍，另一方面却仍有失实之处，希望工业合作运动研究向深一层次推进。日本东洋英和女学院中村隆英教授的《华北开发会社的建立与活动》一文中，探讨了日本华北方面军所设立的华北开发会社过程，揭露其在华北控制战时生产及榨取中国战时资源的活动。还有，美国马里兰大学叶嘉炽教授的《中日战争期间卫生状况，全民抗战和国家重建》一文，对战时医护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医护人员的训练进行了阐述，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
（3）文化、学术、史观
加拿大湖头大学教授的《论冯友兰之中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南渡说》一文，回顾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南迁之后，介绍了冯友兰对抗战大转移作为第四次南迁的解释。与会者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重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不赞同第四次南渡的提法。美国伊利诺大学傅葆石教授在《保卫中国：香港影业界的文化政策》一文，认为香港电影业在战时的发展说明战争对香港的影响；同时也表明香港文化界也为抗战尽了一份力量。西雅图大学梁侃助教授的《期望和失望：1937年至1945年战时重庆的作家生活》一文，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战时国民政府各项政策的不满，最终导致与国民政府决裂，投向共产党的怀抱。
美国贝尔其大学陶德民教授的《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战争期间日本著名汉学家的展望》、加州大学马克考文教授的《中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意识形态》两文，都以日本人看中国这一视角，对日本对华态度进行了剖析。陶文评述了20世纪初迄至二次大战止的几位具有代表性日本汉学家对华的分析及评述；马文介绍了战时旅华日人对中国观点的变化。两文均认为，日本汉学家与文化人为日本战时宣传效力，渲染了侵华战争。
三、战争罪行、责任、赔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齐福霖副教授的《抗日时期日军在华暴行之再检讨》一文，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档案，论述日军在河北的暴行，说明保定屠城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预演，而南京大屠杀则是这种野蛮屠杀的高潮。日本中央大学姬田光义教授的《“三光”政策的再探讨：事实与形象》一文，以历史资料对日军“三光”政策给予深刻的揭露，并对中国无数受难者表示忏悔。同时他认为，“三光”政策的揭露还未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大部分日本民众对此亦知之甚少，因此正直的日本历史学家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日军在华暴行的研究，把真相告诉人民，共同来总结历史教训。中日两位历史学家宣读完论文后，香港《明报》记者丁果作了专访，并在《明报》1995年12月19日作了题为《中日学者平心静气探讨历史真貌》的专题报道。
台北台湾研究所蔡慧玉研究员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再探讨：赔偿活动》一文，叙述了台湾民间要求赔偿运动的起因及发展，认为战后中日两国政府虽然有联合声明放弃国家间赔偿，但民间赔偿没有放弃，日本政府必须予以赔偿。但一位日本学者不同意她的观点，认为赔偿问题是政治问题，不应在学术会议上讨论。
上述日本学者的发言引起与会学者的反响。美国罗彻斯特技术学院朱永德教授立即反驳道：日本对自己的战争责任始终未有清楚认识，而中国也从未得到日方的诚心忏悔。战后的东京法庭因在美国把持下，而美国又因自己在亚洲的利益需要扶持日本，所以并未像纽伦堡对德国战犯审判那样严厉彻底。草草收场的东京审判并未使中国人民以及朝鲜人民和很多其他倍受日军侵略的东南亚人民平息心头仇恨。赔偿问题固然涉及法律，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发自民间的要求赔偿运动与政府无关，还是有其活动空间的。日本政府应彻底认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承担责任，诚心向战争受害者道歉，以消除历史造成的敌对情绪。但可惜，在这个问题上，中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可见对战争罪行责任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可走。
总之，这次研讨会的论文能发掘并引用新资料，有中国、美国、日本等方面的资料，使研究更为深入、全面，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美国北卡州大学史迪文教授对大会做了总结。他回顾第一次（1976年）、第二次（1986年）以抗战为主题的研讨会后，认为此次大会的讨论更为成熟，对材料的研究更广泛、深入，对战争的剖析即是多层次的，也是高层次的。几十篇论文汇集在一起，就不再只是单独地对个案进行探讨了，而是对战争、对社会、对人类世界整体的研究。他认为史学家不能完全回答与战争关联的道德伦理问题，所以我们将不断面临激烈的争论，不同的看法将长期存在。通过争论来发展历史研究科学。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小型中日战争书展，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丛书》，获得了与会专家的好评。会议还得到温哥华新闻界的关注，香港《明报》、《星岛日报》加拿大版都发表专门报道，对学术研讨会以很高的评价。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计划将会议论文经过增修以后作为专集出版，以便将学者的研究成果散播大地。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明报论文; 汪精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