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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综述 策划／执行 张成龙
我国企业诚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企业诚信建设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之一。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作为我国企业、企业家。（雇主）和企业团体的联合组织，以服务企业、企业家为宗旨，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企业诚信建设工作。2005年，中国企联又会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和部分企业成立了企业诚信建设课题组，于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开展了我国企业诚信建设情况调查和对策研究。
本次调研的内容包括企业基本状况、诚信经营环境、失信现象及其原因、企业诚信建设、企业诚信需求以及对策建议6大类20个问题。调查采取邮寄问卷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513份。从企业地区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问卷反馈较多，占51％；北部沿海地区占23％；南部沿海地区占10％；其他地区占16％。从行业分布来看，以交通、电力、化工、机械、零售、电子、建筑、钢铁和旅游等行业的企业为主。从企业所有制性质来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5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9％，私营企业占25％。课题组还分别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海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组织57家企业参与了专题座谈。
我国企业诚信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内企业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要求，积极推进企业诚信建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诚信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有力支持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调研发现，我国企业诚信建设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7个方面：
企业诚信经营意识不断提高，诚信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
调查发现，企业诚信经营已经突破了道德规范的范畴，转变成为新的管理职责，诚信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企业开始制定诚信建设目标，建立诚信管理体系。
一是多数企业把诚信纳入其发展战略。在被调查企业中，97％的企业把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95％的企业把诚信作为重要的战略事项加以考虑，90％的被调查企业将诚信建设纳入企业优先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中，88％的企业认为诚信水平的提高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
二是多数企业制定了诚信建设目标。在被调查企业中，83％的企业已经或正在制定企业员工的诚信行为准则；64％的企业有明确的诚信建设目标，其中国有企业和跨国企业占91％，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国内企业100 ％都已制定了诚信建设目标；61％的企业正在加强企业信用管理。信用评级、信用评估、道德准则制定、社会责任报告等都不同程度被纳入企业诚信管理目标。
三是多数企业设立了诚信管理部门。在被调查企业中，72％的企业设立了兼职的或专门诚信管理部门，负责部门通常为行政部、财务部、战略规划部、企划部和公共关系部等，被调查的跨国公司协调诚信事务的一般为信用管理、公共关系部等部门。其中，23％的企业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诚信管理部门，77％的企业则把诚信管理职能赋予现有管理机构。从诚信管理体系的结构看，外资企业采用前者的多，而国内企业采用后者比较多。如：万向集团的企业诚信建设工作直接由集团董事局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负责、管理和协调。奥的斯公司设立了独立体系，设立了职业道德监察官职位，专门负责协调、处理企业诚信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及问题。
信用管理逐步普及，企业风险防范制度逐步规范
在被调查企业中，75％的企业对商业伙伴进行信用管理，主要方式有信用评级、建立档案、评估和计算机数据库等。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获得商业伙伴的信息渠道分布为：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占75％，通过行业协会的占69％，通过行业内企业交流获取信息的占66％，通过媒体（报纸、杂志、网络、电视）的占53％，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占34％，通过其他渠道如信用评级、审计机构的占13％。企业重视对商业伙伴信用进行监控和管理，说明企业信用管理的普及程度有了较大提高，企业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和获取相关信用信息，信用管理的基础工作得到加强。
企业职业道德管理得到进一步完善
在被调查企业中，85％的企业对员工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要求，并与企业的奖惩制度挂钩。73％的企业制定了职业道德规范类管理文件，涉及股东、员工、消费者、商业伙伴、行业、社会、政府等利益相关方。职业道德管理主要通过教育、培训、激励和约束等方式得以落实，一些企业还引入道德监察官制度，建立了利益冲突解决和道德问题处理机制。说明职业道德管理在企业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企业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形象不断提高
在被调查企业中，96％的企业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87％的企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表明社会责任已经被广大企业所接受并认识，大多数企业愿意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79％的被调查企业已经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开展的社会责任活动包括自然环境保护、相关利益方权益维护、促进社区发展和公益事业等。
企业重视管理创新，诚信建设水平全面提升
在被调查企业中，63％的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将企业诚信建设纳入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例如，宝钢集团建立了诚信体系建设委员会，对员工诚信建设工作进行管理指导，通过制定诚信体系建设纲要、员工诚信守则及诚信教育管理、诚信承诺管理、诚信评价管理等一系列诚信管理制度，推动全公司的诚信建设工作。西子电梯公司创新管理方法，导入获取竞争优势工程，推行精益制造模式，从契约与合同、借款、交易方式等方面，由采购部、制造部和财务部共同构建信用控制系统，确保企业信用受控。
开拓企业诚信建设新领域，将信用转化为生产力
81％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工作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在企业实践中，的确有不少企业通过诚信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些企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积极探索企业诚信建设新路子，开拓新领域，将信用转化为生产力。例如，天津鑫茂打造科技园中小企业信用共同体，目前已经有上百家企业参加，总授信额度达上亿元。企业不仅为大量中小企业解决了资金紧缺问题，也通过信用共同体壮大了自身经济实力，其首创的“信用贷款”形式正在被更多的企业所认识和接纳。
企业诚信建设外部环境明显改善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方、各部门积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企业诚信建设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失信行为得到有效扼制，企业诚信经营的良好外部氛围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信用法治环境逐步完善。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公司法》、《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药品安全信用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为企业诚信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政策法律环境。83％的被调查企业感觉到国家和地方诚信立法进程加快，63％的被调查企业对社会诚信法治环境较为满意。表明我国企业信用相关立法逐步推进，法治环境不断完善。
二是信用服务市场不断发展。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信用服务业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目前，全国各类资信调查机构大约有100家，信用评估机构近80家，信用担保机构2000多家，其他专业的信用服务机构达到500多家。行业协会和社团组织成为推动企业诚信建设的重要力量。调查显示，59％的被调查企业在银行、企业信用评价公司或中心等机构进行了信用评级。第三方信用服务的发展说明信用服务市场逐步扩大，信用服务能力不断提高，现代信用管理技术和手段在企业中开始普及和应用。
我国企业诚信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次调查的数据和企业实践表明，从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以来，我国企业诚信建设虽然有了明显的进展，但企业诚信建设现状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当前，我国企业诚信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五个方面。
经济领域中失信现象还比较突出
调查显示，企业受到多种失信行为的困扰，主要包括拖欠款、违约、侵权、虚假信息、假冒伪劣产品、质量欺诈等。在企业遇到的失信现象中，被拖欠款所困扰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80％，违约的占71％，侵权的占47％，虚假信息的占31％，假冒伪劣产品的占28％，质量欺诈的占13％。据有关部门前几年的相关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将近6000亿元，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企业“三角债”金额高达上万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
企业重大失信事件呈现多发趋势
近年来，我国由企业失信引发的重大事件呈现多发趋势。近期发生的典型事件就有：科龙电器挪用、占用股东资产案，广东健力宝挪用巨额资金案，欧典地板虚假宣传事件，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制假案，安徽华源“欣弗”事件等。
同时，企业失信现象出现在企业经营的多个环节。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制假案中，药品生产的采购、进厂、生产、出厂、销售等多个环节都存在失信现象。
信用市场环境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企业诚信经营环境还需要不断完善，商业失信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滋生和蔓延，影响和限制了企业诚信建设工作。调查显示，企业对我国商业信用市场环境评价不高，认为一般的占被调查企业的57％，认为混乱的占25％，认为规范的占11％，认为较规范的占7％。
我国企业诚信管理总体处于初级阶段
从问卷调查回收情况看，虽然大部分企业已经把诚信作为重要的战略事宜加以考虑，但从总体来看，我国企业诚信管理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企业诚信管理的人员和资源相对匮乏。我国信用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近年才开始，企业信用管理人员严重不足，87％的被调查企业感到缺少专业的诚信管理人员。部分企业诚信管理的组织结构、职责、程序和资源得不到落实，诚信管理体系不能形成。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企业诚信管理系统化、专业化水平较低。企业诚信总体水平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管理不完善、管理绩效较低、道德管理滞后。
企业诚信建设缺乏统一引导，企业诚信管理服务相对滞后
我国缺少在诚信管理方面的标准和应用，企业诚信管理体系的建立还在探索之中。对是否有必要制定统一的企业诚信建设评价体系的统计结果显示，66％的企业认为很有必要，31％的企业认为有必要，只有3％的企业认为无所谓。
企业诚信管理服务相对滞后，企业需求得不到满足。对企业诚信需求调查显示，69％的被调查企业愿意了解客户的资信状况，47％的企业愿意了解企业信用风险控制的整体管理流程和业务控制环节的信息，22％的企业愿意了解国内外先进企业的成功管理经验，19％的企业愿意了解专业化的管理应收账款知识。说明在企业诚信管理服务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中国企联推进企业诚信建设的主要工作
企业诚信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工程。随着我国更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诚信建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对外开放进程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根据我国企业诚信建设的现实情况，中国企联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我国企业诚信建设：
深入开展企业诚信调查研究
在原有企业诚信建设课题研究的基础上，中国企联将在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联合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针对企业诚信建设实践中的重点问题，继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同时，在2002年发布《企业诚信经营自律守则》的基础上，中国企联组织起草、发布《企业诚信自律倡议书》，倡导企业提高诚信经营意识、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完善信用管理制度、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弘扬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强企业诚信建设指导和服务
目前我国企业正处于诚信建设初期，大多数企业迫切需要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社会力量的服务。对我国企业来说，诚信建设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新事物，由于没有直接主管企业诚信建设工作的部门，企业诚信建设难以落到实处。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企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积极宣传、调查研究、培训研讨、制定指标等形式，进行企业诚信建设指导和服务，为企业实践提供行动指南，提高我国企业诚信建设的整体水平。同时，以中企联合网为依托，将着手开发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建立企业诚信数据平台，逐步开发提供信息征集、整理、储存、查询及披露等服务。
开展诚信企业表彰和信用评价工作
根据全国整规办、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工作相关文件要求，中国企联已经积极组织申报，成为试点协会，并通过开展优秀诚信企业评选表彰、企业信用安全评价等工作，逐步培育中国企联在企业信用评价方面的公信力，取得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信任，增强在会员企业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更好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大力宣传和推广企业诚信建设典型经验
调查发现，我国目前已经有许多企业在诚信建设和信用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开创性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中国企联将在诚信企业评选表彰的基础上，加大调查研究力度，不断发现、总结企业诚信建设典型案例，通过《中国企业报》、《企业管理》杂志、中企联合网等多种媒体，广泛宣传和推广成功经验，影响和带动更多企业参与到企业诚信建设实践中。
总之，通过动员社会力量，企业积极参与，不断改善企业诚信经营外部环境，全社会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推动建立企业诚信建设的新机制，共同引导更多企业“想诚信、会诚信、用诚信、促共信、不失信”，树立我国企业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全面提高我国企业诚信建设水平。
我国企业诚信危机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诚信引发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经济工作的重点、市场监管的难点。企业诚信危机侵害了企业等各方权益，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环境，成为一大公害。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2005年成立企业诚信建设课题组，2006年组织了我国企业诚信危机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企业诚信危机的现状
近年来，诚信危机已经成为企业危机的主体，呈现多发趋势，2006年更加突出。总体来说，数量比较多、范围比较广、危害比较大、解决比较难。首先，数量比较多、范围比较广。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发生影响较大的企业诚信危机达到390多起，其中最受社会关注的危机15起（见下表）。
时间 事件
1月
德勤事件
2月
深发展事件
3月
亨氏婴儿米粉事件、欧典事件
5月
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事件
6月
鱼腥草事件、福寿螺事件、柯达数码相机事件
8月
欣弗事件、福寿螺事件、柯达数码相机事件
9月
美丽园事件、SK-事件
11月 红心鸭蛋事件、多宝鱼事件、频发安全生产事故
除新发生的危机，科龙事件、健力宝事件、普尔斯玛特事件以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等的审理和处理也备受关注。
从发生数量上看，增长较快，2006年比2005年同比增长了近25％；从地区分布看，地区差距不明显，呈现弥散布局特点；从行业特征看，一、二、三产业都有，重点行业出现连续发生危机现象；从企业类型看，各种经济类型齐全，跨国公司在国内诚信受到质疑。
其次，危害比较大，解决比较难。消费者、企业以及利益相关方是危机的最大受害者，责任认定不清增加危机解决难度。如：在科龙电器事件中，原董事长顾雏军等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挪用资金等行为败露，我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冰箱生产企业，拥有万余名职工的广东科龙电器公司，事发后全面停产2个多月， 股票市值几天内跌去了四分之一，9名高级管理人员被捕。企业被挪用侵占资金达到7.23亿元。2006年11月，科龙电器出售公司位于佛山市的7宗土地使用权， 以扭转亏损局面。
同时，一大批企业被牵扯其中。格林柯尔公司将被香港联交所撤销上市资格。ST亚星、襄阳轴承、美菱电器、华意压缩等上市企业受到波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因涉嫌造假陷入德勤危机。危机引发一系列司法案件，仅科龙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案就达95宗，涉及资金11.52亿元。
又如：欣弗事件2006年8月爆发，安徽华源生物制药是全国100家最大医药工业企业之一。由于其违反规定生产伪劣药品，致使企业全面停产，原总经理裘祖贻自杀身亡，2000多名职工面临失业，内部集资款、银行贷款无法偿还。受害者赔偿遥遥无期。登记索赔患者从85例上升到432例，患者及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是企业预计的十几倍。不少明显无关联的赔偿要求无法处理。
从危害程度看，消费者作为危机事件中的弱势群体损失最大，人身侵害类索赔难十分突出。企业损失也不小，健力宝、科龙等一些知名企业在危机中应声倒下。从危机结果看，可以得到基本解决的危机占到三分之二，但危机解决长期化趋势明显，一些危机多年得不到解决，成为社会顽疾。
企业诚信危机原因
企业诚信危机的起因可以分为生产经营、生产要素和环境社会三类，分别是指产品和服务、生产要素市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层面引发的危机。本世纪初，国际上发生了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多起企业诚信危机，都是在生产要素层面由企业虚假财务状况引发的。我国企业诚信危机则是在多个层面都有发生，原因更加复杂。
1、生产经营类危机产品和服务问题最为突出，显现诚信管理制度缺失。 2006年15起重大事件中，11起是由产品和服务引发的，在390 多起事件中也占到一半以上。食品安全领域保持多发势头，医药生产和家居建材行业成为引发危机新的重点。这些行业赖以生存发展的诚信根基受到了腐蚀，形成了诱发危机的亚环境。
首先，行业过度竞争降低企业管理水平。近年来，医药生产行业大规模的GMP／GSP改造，造成产能过剩、运营成本增高，直接导致部分企业的各种短视竞争行为，质量管理水平不升反降。
家居建材行业中木地板生产企业超过了5000家，管理水平不高，市场份额分散。房地产业多年的高速增长掩盖了行业内的问题，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市场增长放慢，管理弊病暴露出来。
第二，形成了畸形的市场，畸形的市场规则。在不良市场环境中，不少关系到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失信行为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医药生产行业为增加利润偷工减料成为公开的秘密；在家居建材行业冒充国际品牌、假冒进口商品也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些违背诚信原则的伎俩甚至成了少数企业获得利润的主要手段和行业内“引以为荣”的发展捷径。
第三，利益驱动下，企业背离诚信的基本原则。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2001年进行改制，2005年成为私营企业，企业四道质量关口都没有堵住假药进入市场，化验室11名员工竟无一人掌握药品原料检验技术。
欧典地板号称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源自德国，依靠自己杜撰的全球背景，欧典成了国内地板行业的龙头企业，600多元1平米的进口地板卖到了2000多元。
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诚信原则在监管体系和管理制度中没有得到落实，必须依照诚信原则而不是利润原则进行企业资源和风险的再分配。
2、生产要素类危机职业经理人问题不断，劳动争议增长迅速， 表现社会诚信文化缺失。2006年劳动争议引发的危机涉及企业众多、数量较大、增长迅速，虽然这些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其增长趋势应引起进一步重视。
在一定意义上，企业诚信就是企业家诚信。2006年资本市场运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当中出现的职务犯罪引发危机十分突出，且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特点：危机中，多数职业经理人采取了逃避态度。全国第一家中国化的美式连锁零售企业普尔斯马特公司总经理刘五一，在抽逃资金和诈骗1.1亿元，搞垮了全国41家连锁企业后，逃得踪影全无。最终受审判的只能是他的9个助手。
危机发生后，不承认错误是不少职业经理人的做法。科龙电器事件的罪魁祸首顾雏军，面对指控，全盘否认，滔滔不绝。甚至辩称，科龙2004年年报中有争议的5.1亿元销售收入是会计师事务所逼迫加进去的。
受到法办，仍执迷不悟、贪心不改。将国内第一饮料品牌健力宝送上绝境的张海，法庭上两次激动落泪并说：只要再给我机会，我保证24小时内筹集资金，解决健力宝的困难，哪怕算是戴罪立功都行。
通过这些细节可以发现耀人光环下企业家的另一面，这些问题直接反映出我国社会诚信文化的缺失，反映出我国企业诚信问题的社会背景。
3、环境社会类危机水污染事件频繁发生，矿业安全生产事故出现反复， 反映企业公共责任缺失。自去年11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我国平均两三天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件，到2006年11月已达150多起。 环境风险意识淡薄与防范制度不健全是主要原因。
安全生产1至11月发生事故同比下降10.3％。但10月、11月山西、黑龙江、 甘肃、云南、重庆等省市，连续发生特大、特别重大事故。关闭取缔的小煤矿死灰复燃，停产整顿矿井擅自违法生产问题严重。
如：2006年9月，岳阳例行检测发现县饮用水源地新墙河砷含量超标10倍， 造成岳阳县城10万居民及下游沿线6个乡镇群众饮水困难。调查认定， 事件是临湘市桃林铅锌矿化工厂和硫酸厂常态性排放所致，两家企业均没有通过环保审批，擅自生产。
近10年来国际社会掀起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但国内少数企业却逆潮而动、背道而驰，不仅漠视法律规定，甚至漠视生命尊严，急需补上公共责任这一课。
企业诚信危机的对策
我国企业危机管理处于起步阶段，信息化社会企业诚信危机的发生和处理都面临着新的难题，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要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处理危机，这就要求企业和社会知难不难，建立一套新的企业诚信危机应对机制和体系。
1、微观上，企业处理诚信危机应关注的问题。尊重社会媒体。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从台湾发展起来的跨国企业。2006年6月， 国外和国内媒体指责为苹果公司贴牌生产的富士康公司是“血汗工厂”。7月， 富士康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告上法庭，索赔3000万元。危机一度升级。8月，苹果公司称， 富士康运营情况符合苹果政策。9月，富士康公司撤诉，与《第一财经日报》达成和解， 双方互示尊敬。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敌视解决了危机。
增加危机处理的透明度。2006年9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称宝洁公司的SK —Ⅱ化妆品中被查出禁用成分。9月22日，宝洁暂停SK—Ⅱ在国内销售。10月23日，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澄清SK—Ⅱ产品安全性。11月宝洁宣布将恢复产品销售。2 个月中，宝洁公司通过连续发表声明、接受采访等方式实现了事件处理的高透明度，应对了大规模退货和全国撤柜的难题。
重视受损害者的赔偿。2006年8月2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就343名消费者投诉柯达LS443型数码相机质量问题，召开首次投诉调解听证会。 因在赔偿方案上存在很大分歧，柯达公司拒绝参加会议。危机发生后，柯达态度迅速转变。9月14日至 10月31日，柯达在上海、北京等11个城市举办了12场用户沟通会，完成了461例用户投诉中93％的赔偿工作，使危机迅速解决。
2、宏观上，扼制危机多发趋势的建议。 诚实守信的思想和文化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贯穿于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诚信危机是一个或多个企业诚信问题导致的突发事件。它的实质是市场环境中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解决危机的过程就是解决相关社会矛盾的过程；诚信原则仍是解决危机的基础。依托优秀民族传统，加强企业诚信建设是扼制企业诚信危机多发趋势的有效途径。
建议：一，加强对企业诚信危机的深入研究，细心挖掘我国优秀传统，虚心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二，通过加强管理提高企业预防和化解危机的能力；三，建立企业内部的诚信危机应对体系，加强指导和培训；四，建立企业外部的诚信危机预警机制，努力形成推动企业诚信建设的社会文化。我国企业失信行为的历史文化根源
当前，我国企业失信行为的大量出现，除了因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而导致现代信用形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等经济因素以外，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是由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决定的。
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与人对外界的恐惧感有密切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莫里·施瓦茨曾作过一个实验：让学生排成两排，前排的学生背对着后排的学生。他让前排的学生向后排倒下，让后排的学生把他们接住。而前排的学生只向后排倒了几英寸就收住身体了。前排的学生为什么不完全倒下去呢？表面上看，他们是怕真的倒下去，后排的学生接不住而摔着自己。其实，他们不倒下去的深层原因则是心理上对别人存在着疑虑和戒心，不相信别人能保护自己。莫里认为，形成人们这种心理的原因，是由于人对外部世界的未知而产生的一种恐惧感，从而形成对他人的不信任。
企业失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企业对外部不确定因素的恐惧感，而这种恐惧感的形成则是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人们内心深处影响的结果。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再加上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从而形成了人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这种恐惧严重地扭曲了人们的诚信意识。封建专制时期是一个由少数人掌握统治大权的“人治”社会，人民的命运随时会因为统治者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改变，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险恶的生存环境，不仅欲望不能真实地表达，而且思想也受到种种限制。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讲真话、诚实守信却常常吃亏遭殃，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扭曲着人们的诚信意识，是社会诚信意识缺失的深层原因。
封建意识浓厚的家族主义
《韩非子》中有一则寓言故事：宋国有个富人，一天下大雨把他家的墙淋坏了。他儿子说：“不修好，一定会有人来偷窃。”邻居家的一位老人也这样说。晚上富人家里果然丢了很多东西。富人怀疑是邻居家老人偷的。儿子与邻居说的是相同的话，而他相信自己的儿子却不相信邻居，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和邻居没有血缘关系。从这则寓言故事中，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信任文化可见一斑。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由此形成了我国传统社会强大的家庭主义（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按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扩展而组织的。家庭既是生活、教育的单位，也是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家庭内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异性和分散性，信任关系仅限于家庭一家族范围，而不扩大到非亲非故的外人关系，社会信任度很低。所以，在封建王朝，国人对家庭的责任胜过所有其他责任，最首要的忠诚不是对掌权的政治权威而是其家庭。
在家庭以外，还存在着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更广泛的血亲同心圈，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族。从经济的角度讲，宗族起到了扩大亲戚圈的作用，宗族成员之间的血亲关系虽然很远，但是它却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和责任的基础，这在完全陌生的人中间是不存在的，同时它也扩大了可带进家族企业的人群。宗族关系对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至关重要。许多海外华人是从广东和福建两省出来的，尽管大多数都是三代或四代之前就移民而来，但是海外华人都保留了与中国的联系。福建和广东经济的发展有许多就是受益于海外华人的资本，而这些资本是沿着家族和宗族网络“蔓延”至内地的。
由于长期处于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中，小农经济的存在状态形成了浓厚的小农意识，只相信自家人，而不相信外人。对陌生人普遍的不信任感，不愿把非亲非故的人带入家庭以及继承或平分家产的风俗使得中国难以形成社会资本，难以把共信圈扩大，这也是华人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私营企业都归家族所有而且由自己来管理的原因。
我国很多私营企业之所以长期以来是家族管理，难以向职业经理人和专业化管理转变，难以积累庞大的财富，与家庭主义的血脉不无关系。中国人强烈地倾向于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和亲属以外的人。家族以外缺乏信任使无关系的人很难组成社团或组织，包括经济企业。在我国社会中，即使是小家族企业也常常雇佣非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但是被雇佣者和雇佣者的关系是相当疏远的。非家庭成员的雇员一般不喜欢为他人工作，而且不想终身受雇于同一家公司，他们往往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特征
在我国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受极端的家庭主义、不收养外人、不信任非亲非故的人等封建意识浓厚的家庭主义观念的影响，人们强调自己是某个家族的成员，强调和某一家族的血缘关系，并以此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从而形成了我国社会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的突出特征——差序格局。人们以自己为中心，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按照“爱有差等”的原则向外推广，以此来处理人际关系，这使得我国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我国家族企业的用人制度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传统家庭的特点和文化传统。家族企业的管理表现为关系治理，即在企业里十分重视“关系”，企业管理不是以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合理完善的机制为基础，而是以企业所有者与企业其他成员的关系为依据，在用人制度上体现为典型的关系管理。
家族企业主大都认为最可靠、最易合作的是家族成员，其次是亲戚、干戚、拜戚，然后是同乡、同学。因此，家族企业主把企业成员分为三个群体：（1）“亲人”——与企业主有血缘关系的那部分人；（2）“外人”——与企业主没有任何关系的那部分人；（3）“有缘人”——与企业主无任何关系， 但在日常交往中认识、了解而相互欣赏的那部分人。由于和企业主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结果也形成不同的信任关系，关系越近，信任度越高。这种信任关系反映在企业的用人制度上，其顺序由近及远依次为亲人、有缘人、外人，从而形成企业主和三个人群之间不同的劳动契约：责任契约、关系契约和市场契约。责任契约是一种非正式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针对的是“亲人”。他们不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而是更强调亲人之间的亲情。他们渴望从“亲人”群体中获得关爱、安全感、归属感等感情方面的需要。他们把企业的兴盛看作自己的生命，彼此承担着责任和义务，他们完全依赖自己内心的责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无需任何外在的力量，“亲人”之间的私心很少，信任度最高。关系契约也是一种非正式的激励——约束机制，通常发生在“有缘人”之间。这个群体既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也不单纯追求情感上的满足，至于当事人的需求最终会倾向于哪里，要视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定。环境的变化会使当事人的偏好发生改变，使关系契约要么向市场契约转变，要么向责任契约转变。市场契约是一种正式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针对外人。他们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利己主义”原则行事，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外人”夸大能力而企业主无法识别的可能性较大，因而要想制定一个全面的契约来确定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极其困难，这样聘请“外人”的交易成本很高。
重“术”轻“法”的倾向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各种治国学说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重“术”轻“法”。历史上破坏规则的事例在人们看来是有智慧的表现。以战争为例，战争不论大小，都表现出同样的规律，赢者都是以“智”取胜的，“智”则表现为狡诈。两军对垒，你死我活，没有规则可言，正所谓“兵不厌诈”。
重“术”轻“法”倾向的形成，是我国传统诚信文化中的变通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我国古代尽管对诚信有大量论述，但传统的诚信文化的诚信精神并没有把言行一致作为人与人之间最高的和不变的模式。思想家们认为，一个人是否兑现承诺，是否诚信，取决于他所处的情境，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孟子亦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上》）南宋的朱熹就提出“常则守经，变则行权”，即在通常的情况下，遵守普遍的规则（如诚实守信），但在遇到某种特殊情况时，可以采取变通的策略。古代有不少思想家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把诚信分为“义信”和“非义之信”。“义信”是指合乎道义或正义的诚信；“非义之信”则是指违背道义或正义的诚信。他们的“义信”是真正的诚信，“非义之信”则主张坚执于“义信”而不拘泥于“不义之信”。在他们看来，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否承诺某件事情，是否履行其承诺，要看该事情和该承诺是否符合社会道义或正义，符合则做，不符合则不做；而一个道德平庸甚或低下的人，则承诺那些不符合道义或正义的事情，并履行这样的承诺。他们把不辨是非（承诺或履约是否符合社会正义）而固执于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称为“小人”，而把明辨是非且符合正义则承诺和履约、反之则不承诺和履约的人称为“君子”、“大人”甚至“圣人”。
人伦信用文化的局限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农耕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人际交往的活动范围小，生活主要靠自给自足，社会流动性很小。所以，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把我国的农村称之为“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宗法血缘关系来维持，即使交往双方没有血缘关系，但至少是“熟人”。熟人社会注重人性、亲情，行事遵守习俗乡规，人际交往中的伦理道德成为农耕时代社会政治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在一方乡土社会中，姓氏族群生息繁衍数代人，人们熟悉这里的人事家底，世代教化相传的孔孟之道，统率本土的习俗乡规，融合成为人们信奉的道德信条。人们按亲疏、内外、生熟区别对待与之交往的不同对象，可谓信息充分、交往密切、诚信相待、休戚与共。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按照共同选择、共同遵守的习俗乡规行事。每个人都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于是人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因而容易建立和保持相互间的信任关系。人们也不愿去做失信于人的事，因为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失信和缺德，意味着失去人缘和关系，失去生存的根基和生活的前途，这就是人伦信用。熟人社会的道德秩序，是由道而德——以道德信条的他律和家规宗法的严律，达到强化人们的自律意识。但人伦信用文化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仅局限在乡土社会狭小的范围内和熟人之间，具有有限性和人身依附性。同时我国的封建社会重“人治”而轻“法治”，侧重信用文化的道德内涵，忽视法律的规范要求，它从人的良心出发，靠人的内省、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人们市场行为的约束是软性和富有弹性的。
由于人伦信用只存在于个人社区和乡亲熟人之间，因而国人往往在熟人社会是“君子”，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变成“小人”，出现很多不讲信用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交往范围在扩大，交往人数在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更大了，人们从自然经济中的“熟人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中的“生人世界”，企业失信行为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企业距离诚信有多远？
沧海桑田，日月更替。尽管企业百年变迁的历史承载了市场经济许多不老的传说，但以诚为信的价值观却构成了企业文明史中最为灿烂的内容。也许针对诚信的诠释企业能够给出缤纷的答案，但将诚信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则是企业永恒的统一修炼。
被扼杀的诚信
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博大而精湛，仅诚信之论，我们的先辈不知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谆谆教导。思想家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韩非子曰：“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一代圣人孔夫子更是语不惊人誓不休：“民无信不立。”如此这般的优秀文化当然熏陶出了许许多多诚而守信的中国企业。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不仅仅是两句妇幼皆晓的口头禅，更是人们对中国两个传统企业的高度褒扬。“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这幅挂在同仁堂店内的对联见证了它的主人300年风雨不倒的辉煌历史， 也造就了国药第一品牌的赫赫声威。“凡百贸易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炼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胡庆余堂主人胡雪岩亲自立下的“戒欺匾”，不仅为自己赢得了“红顶商人”的美名，而且也道出了在那乱世风云中胡氏“国药号”越做越大的真谛。
优秀的东西总会被遗传下来。当张瑞敏上任之初面对着76台劣质冰箱时，这位敦实的山东汉子二话没说，轮起大锤砸了下去，“真诚到永远”的海尔如今赢得了“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桂冠；“没有诚信就没有百年”，发誓要做中国百年企业的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在拿到了中国人民银行为海信颁发的3A信用证书后，仍然还在朝着自己的目标矢志不渝地前行着……
然而，如同耶稣精诚布道却并没有使他的十二门徒全部皈依一样，中国企业践踏诚信的“犹大”却并非个案——
假冒伪劣如过街之鼠，尽管人人喊打，但却屡禁不绝。信用在制假贩假者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据估算，假冒伪劣产品酿成的损失每年至少2000亿元。有关部门曾对近300家名优企业做过调查，这些企业约有650多种名优产品被仿冒，制假窝点遍及490个县市，其中相当一部分假冒品销售额是真品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资本市场，这块看似透明的财富空间却充满着阴谋与诡计。从早些年的“基金黑幕”、“PT郑百文”、“银广厦陷阱”，到后来的“蓝田之谜”、“亿安科技”、“中科创业”，再到近年的科龙电器挪用、占用股东资产案，一桩桩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背后浸透着多少投资者的泪水！
但诚信的缺失远不止于斯。合同欺诈、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价格陷阱、地方保护……我们的信用大厦正受着严重冲击。而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消息称，中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两个百分点。
“我国企业的信用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锦华的评价高屋建瓴；“信用已经变成最为稀缺的一种资源”，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大声疾呼：“从长远看，中国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的期待中包含着批判。
诚信，正在遭受着可怕的亵渎与破坏。
我们已失去太多
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哈耶克到塞缪尔森，经济学家不断从市场经济成功与挫败的历史中反复告诉人们一个最为简单的游戏规则：守诚者得市场，失信者失人心。
过去也许成为历史，但教训却不应该从头脑中挥发。温州人不会忘记他们为信用缺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10多年前，温州冒牌劣质鞋充斥市场，导致上海、杭州等十几个城市火烧温州鞋，大小商场贴出安民告示：“本店无温州鞋”。温州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企业不敢打本地牌，只好与外地厂商联营。十几年来，虽然温州人多次宣布与假冒行为诀别，但其曾经失足丢失的市场却是留在温州人心中永远的痛。
可叹的是，自欺然后欺人进而自戕的悲哀故事还在不少中国企业中重演。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最大的水针剂生产企业，一个多年挂着“国药准字”号金字招牌的国有公司，为了贪图原材料的便宜，竟然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中不惜使用假原料生产“亮菌甲素注射液”，直至在2006年造成多人严重不良反应和4人死亡。 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因此在国家最高决策层的直接干预下被强行关闭。无独有偶，为了追求暴利，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将本来对人体内脏功能容易造成损害的克林霉素注射液换上欣弗这一“洋名”，并通过渠道商在10个省份大量销售，最终在2006年8月造成3人死亡，其中最小的生命只有6岁，与此同时，全国因欣弗而产生不良反应的病人81例。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因此而被有关部门查封。也许这样的名单我们能够开出很多，但“灭六国者，非秦也”，两起案例足以警醒企业：市场已经进入了微利和买方时代，企图通过一次冒险或者赌博就可以成就财富梦想的历史已成为过去；欺诈与拐骗可能暂时蒙住消费者的双眼，但最终会被市场淘汰出局。正如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所言：“一个企业、一个人，事业受挫，可以爬起来再干，还有复兴的机会；而一旦名誉扫地，丧失信用，就永远翻不了身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诚信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非如此。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信用差是导致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老百姓买东西时总担心买了假烟假酒毒米毒菜，炒股时害怕会碰上“郑百文”、“科龙电器”那样的事件，出门旅游不知是否会上当挨宰，人们怎么会有安全感，怎么会痛痛快快地花钱呢？
央行金融研究所负责人赵海宽说，由于信用关系不佳，企业不敢大胆投资，银行不敢正常放贷。据调查，在未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里，近50％是因这些企业资信程度差，未付银行利息及有逃废债记录，或是没人愿意为其作担保，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不仅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系统调查发表的中国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显示，现在的企业对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是不放心的，企业担心买来的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不好，怕买的是假冒伪劣产品，这些占了调查对象的77.9％。有62％的企业认为，在商务活动中，一定要小心，防止上当受骗。
对外开放不可逆转，但诚信危机却在肆虐和恶化着我们的引资环境。据中国外企协会调查，外商认为在华投资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信用。比如，一些地方引资过程中的朝令夕改、暗箱操作让外商无所适从，有的外企因品牌屡被侵权，只好撤资或不再追加投资。一些在华外商反映，这两年最头疼的一件事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打假。外企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的几十家跨国公司，产品在中国被仿冒率有的达到50％～60％，各公司用于打假的费用一度高达每年50～200万美元。
诚信危机，正在无情地撕裂与消蚀着我们的整个经济机体。
谁是始作俑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要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在马克思看来，暴利不仅是血腥的，而且是失德的。而当暴利和失德在一个社会同时找到了它们存活的空间时，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它们的谴责和批判上。
市场如布，总有缝隙。用商家们的这句生意经来透视中国市场的发育状况，我们定会发现市场的不足和缺陷。在经济学看来，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不管是投资还是交换，各种交易行为的发生都必须建立在参与者对信息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否则，占有丰富信息资源的一方在进行决策时就可能会利用自身相对于另一方的信息优势来构造信息不对称下的交易局面，从而达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恰恰是这一点，我国市场的表现似乎格外突出。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不对称和劳动力效能信息不对称，使本来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在“无知”中遭受欺骗和宰割，而搜索信息的漫长周期和高昂成本更使单个主体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大打折扣。一方面，买方市场迫切需要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市场信息资源又供给不足，于是，股市“黑嘴”派上了用场，市井“赝品”登上高堂，各种“骗术”有了市场……。神奇的埃米丽·狄金森在其诗中这样写道：“门里门外，不宽也不窄的门缝，那是横亘在你我间的海洋。”信息资源渠道的狭窄只能使消费者与投资者同相对于自己期待的产品处在雾中看花的远距离状态。
历来自诩为资本市场轴心的美国股市在最近几年中由于安然、世通、施乐等一大批公司的造假丑闻而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诚信质疑和挑战，经济学家们对于华尔街的病情诊断几乎是众口一词：股票期权制强化着企业经营者的贪婪，股东为王驱使CEO最后自我吹嘘。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股票期权制， 股东更谈不上称王称霸，但中国企业却有着自己的无奈或者暗念。我们的企业与政府总是保持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几年，“数字政绩”、“形象工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有一点大家明白，政府不会创造国民财富，钱从何来？企业就是政府的钱袋子。不少企业为了满足政府的需求，只好另辟生财之道。而一旦东窗事发，地方保护主义就成为护身法宝。这种企业与政府的“双赢”式契约几乎在各地心照不宣。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时常受到来自不同层次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打招呼、递条子，甚至有些贪官污吏动辄索贿，企业不应付就无法正常经营，以至相当数量有良心的公司领导人遭遇到不搞假账就无法生存的尴尬。假账之殇乃企业之殇，而企业之殇来自政府之殇。
然而，我们作出如上分析却并没有忽略企业经营者的责任。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了对全国4695位企业董事长、总经理、CEO、 厂长有关企业信用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有六成多的“老板”不敢相信别的“老板”。从某些电视剧里我们多少能感受到“商场如战场”的险恶，从一些模糊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会揣测企业家的“能力与魅力”，但最让人艳羡的，还是CEO们的风光与从容。 可就在这个“企业家的内部圈子里”，CEO们都互不信任，我们还能去信谁呢？
拣回最珍贵的东西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一种高尚的行为标准，诚信已经被纳入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也被确定为中国公民的荣辱观，而依托着如此有利的社会环境，企业诚信理应得到更高层次的飞跃。
企业文化建设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走进企业，在厂区的墙上、会客室里、会议室里，诸如“团结”、“奋进”、“拼搏”、“开拓”、“进取”等等大字标语就会跳入参观者的眼帘，这些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作为企业文化，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应当注意的现象是，你很少能看到“诚信”两个字。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指出，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要素，有着真金白银股的经济价值。诚信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向顾客传递的信息不止是产品形象、价值理念，它更能使顾客体会到被尊敬的愉悦，同时又反过来使企业受到顾客的青睐与推崇，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把诚信作为企业的文化理念，作为全体职工追求的目标应当成为中国企业的必修之课。
企业家之于企业，好比船长之角色，因此企业失信，不如说是企业家的失信。我们常常会以财富的多寡来判断一个企业家的能力，“赚钱能力”似乎成了一个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全部能力。我们常常为一些头头是道的“赚钱理论”而倾倒，各种各样讲述商海“智谋”、“战术”的书籍屡屡成为高居排行榜的畅销书，企业家几乎成了“阴谋家”。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企业家的个人品格，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诚信”。“智力标准”永远无法取代“做人标准”，企业家在公众或仅仅是在自己公司的员工面前，都有义不容辞的表率作用，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做人风范应该被着重强调。一个企业诚信的形成应该从企业的老总做起，企业家不能只说不做，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诚信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行政环境是企业诚实守信所必要。作为政府，应当努力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全国市场政策的统一和要素畅通，并从政策上堵塞企业短期内可能获得暴利的漏洞，引导企业维护信用的自律行为，同时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切除企业短期行为，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以及对公共与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
当然，诚信缺失与失信成本过低大有关系，因此，加大对失信的约束和惩罚力度也迫在眉睫。
话说诚信经商
浙商观点：不诚信等于自取灭亡
南存辉（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作为在全国走在市场前列的浙江商人，应该树立起诚信大旗。我始终认为，诚信关乎企业生死存亡，一个企业没有诚信很有可能会为整个地区的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今天的国际贸易活动中，中国的企业更应该把诚信放在首位。
为了达到诚信的目的，我们企业曾经为产品质量问题免除过一些创业初期的元老人物的职务，这件事对企业震动很大。不过，从此以后，企业的产品质量显著好转，质量管理工作在整个集团已走上正轨。我们的信誉得到了提高，每年十几个亿的销售额都是在诚信的努力下取得的。由此可见，企业讲诚信，不是什么喊口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问题。不诚信，等于自取灭亡。
王振滔（浙江奥康集团总裁）：我们为了讲诚信，曾经把出厂的不合格皮鞋产品用一把大火全部烧光。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生存。因为一个企业的诚信在外人眼中非常重要，你们可以欺骗客户一次，但却永远失去了客户。这几年，我走了许多国家，中国商人的地位在全世界开始普遍提高，这说明诚信会传染给每一个人。
你的产品好不好，不是吹牛的结果，而是受质量和诚信带来的影响，相信每一个企业老板会有这样的感想。现在，奥康集团在西部重庆开发了一个皮革城。如果没有诚信，当地政府不会相信我们，30多家浙江商人也不会跟我们一起过来继续当供货商，形成上下游市场链。我们目前已有1500家专卖店，在产品的功能和质量方面，我们靠技术和诚信说话，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皖商心得：诚信待客不搞欺诈
张玉钊（安徽阜阳文化大厦总经理）：我当老板已有20年，关于自己的经营心得就是八个字：诚信待客，不搞欺诈。从创业开始，我就要求自己学会做人，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经营的是文具，和教育有关，因此，我就更加注意讲诚信，所卖的东西一律保质保量，不以次充好，1元钱的东西不会按10元来卖。有学校要订上海的作业本，可是没有货，一家厂商提出要仿冒，我们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派人到上海购买，保证按时交货。
现在的生意不是不好做，而是看你如何去做，有了诚信，就有自信，生意就会好做一些。目前看来，我们的专卖店经营业绩良好，顾客的评价是：东西好、服务好、印象好。正是因为如此，国内外的20多家品牌文体产品和我们长期合作，在皖西北地区，我们的市场非常巩固，河南、湖北交界处的客户也来到这里亲自购买学校的大量文具——小生意有了大市场，全靠诚信来发展。
鄂商风格：用诚信广交天下朋友
杨柏青（湖北商人、现系美国洛杉矶华人经贸公司经理）：我们湖北人的经商风格就是用诚信广交天下朋友。天下商人一家亲，全靠诚信来打拼。我从湖北到北京，又从北京到美国，一路走来，全靠诚信打天下。一些朋友认为，无商不奸，只有赚钱才是硬道理。可是事实证明，没有诚意的老板就没有市场的合作伙伴，就没有人缘。一个好项目，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如果中途不按游戏规则办事，搞欺诈行为，那么只能是为自己挖掘灭亡的坟墓。
在国际市场，诚信尤其重要，如果一旦失去诚信，将会没有自己的地位，从此退出市场舞台。这样的例子很多，在许多出国的中国商人身上时有发生。为什么国外机构将一些中国商人的产品称为倾销垃圾商品？就在于一些中国商人缺乏诚信，影响了自己的形象。所以，商人要走遍世界，没有诚信是万万不行的。
豫商反思：只有诚信能改变形象
张铁山（河南金星啤酒集团董事长）：河南商人在外界形象不好，现在只有靠自身努力才能改变形象，要改变形象需要兴起诚信工程，整个诚信工程需要全方位地进行提高，从经营理念，到文化素养，每个河南商人都要重新塑造自己，更重要的是在经商活动中，要按照游戏规则办事，不弄虚作假，不卖伪劣产品，不拖欠货款。金星啤酒在山西、四川、贵州、陕西和河南等地经营得不错，靠的就是诚信。
只有诚信，才能让外省人改变对河南人的基本看法。个别河南人虽然不能代表河南人的整体形象，但影响却很大，所以一定要学会反思，实实在在地做生意，用自身的形象改变外界对河南人的看法，以新的形象肃清对河南人的不利的影响。
刘红卫（郑百文部门经理）：河南正道花园商厦在诚信方面很有名气，有名气就是有实力，有实力其实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今后的商战，将打品牌和服务，再加上企业形象，说直白一点，你能让老百姓认同你，你就是胜利者。
在经营中一定讲诚信，这一点，郑百文有一定的教训。相信“正道现象”会引发起一轮议论，让大家热议一下商业模式和经营作风，改掉郑州商业的不良竞争恶习。
港商理念：讲诚信更重要
李彪（香港思可达公司董事长）：在香港经营多年，初到内地参与商战，感到内地百货零售业人才济济。一个民营企业改制成功是可圈可点的话题，我认为，像河南正道这样的企业，其成功之处有五点：一是经营理念有新招；二是内部监控机制有特点：三是企业文化出了成效；四是以超市和精品并举顺应了消费变化；五是人的工作做到了家。这一成功现象还告诉人们，商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入世后的中国商战，将打一场人才竞争仗，你有了人才实力，就不怕外商入侵。更重要的是要讲诚信。企业信誉：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核心
企业信誉这个词，我们通常会将其理解为“诚实、守信”，我们老祖宗的生意经中就经常说这个。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企业信誉就是不生产伪劣产品，有时候又将其等同于企业品牌建设，有时候又将其简单地当成一个企业经营中无关紧要的因素，稍稍不注意，就将其遗忘，或在与企业的短期盈利、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等因素的权衡之中，将其放弃。企业信誉真的这么无足轻重？
在企业面临全面竞争、传媒无处不在、企业成为社会公民的今天，企业信誉可以帮助企业集聚各方力量，形成企业的强大社会资本，企业信誉也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根基，成为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核心。当我们“看扁”企业信誉的时候，企业信誉也会“看扁”我们。我们需要从企业内部信誉机制的建立做起，以此为基，继而建立与企业外部各种利益关系者的信誉机制，如此，企业方能持续发展，建构起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人之所助者，信也
牛根生离开伊利初创蒙牛的时候，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不过，因为老牛出来干这个事情，他的很多老部下、亲戚、朋友、业务关系人等听说后，纷纷汇集在老牛身边。投资蒙牛，其实也就是投资老牛个人。这些人之所以敢把钱交给牛根生，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的能力，不如说是投资于老牛的信誉。有能力的人很多，为什么相信他，不用担心他发达之后忘记这些雪中送炭者？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的信誉问题。
《周易》中说：人之所助者，信也。一个企业有信誉，它的品牌价值才能持续下去，不然品牌价值也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史玉柱重出的时候要那么着急去还钱，那正是因为要重新获得信誉。所以《左传》说：能信不为人下。意思就是能守信用的人，就不会居于人下。而一个公司，有信誉才能够持续下去，在竞争中凸显出来。
人之所弃者，失信也。今年央视的“3.15”揭露了欧典地板的谎言：编制德国百年品牌的谎言，将一个正宗的本土品牌说得“真的很德国”。其实，地板质量没问题，也就因为撒谎，欧典地板的市场急转而下。更为惨痛的是纷纷扬扬的“欣弗”风波，使得一个几千人的公司濒临倒闭，而其老总裘祖贻，不堪各方压力，觉得愧对自己的良心，悬梁自尽。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核心就是企业的信誉。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企业信誉是企业经营的根基。缺乏企业信誉，一些企业虽然可以获得成功，但也往往昙花一现。
巨大的品牌价值可以因为企业缺乏信誉，而瞬间消失。比如年销售额曾经达到80亿元的三株因虚假宣传刺痛了老百姓的心，失去企业信誉，让“三株神话”不攻自破。企业文化是很多企业所重视的，很多企业提倡速度文化、学习文化、创新文化、狼性文化等，但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种诚信文化的话，其他文化也就难以持续下去。比如这一两年我们很多企业推崇的狼性文化，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狼性文化当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我们只讲狼性，不讲诚信的话，市场得来也会失去。谁会跟一个没有企业信誉的企业长期打交道呢？而如果一个企业内部人之间也“狼性”起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蔑视规则，无视人性，彼此没有一种信任关系，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又比如我们的企业战略，如果没有诚信为基，就会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因为内外部的种种原因，遭受障碍与挫折，再好的战略也不能持续下去。一个组织再好的制度，如果内部没有诚信，制度也会流于表面，种种漏洞会让管理者防不胜防。在摩托罗拉，遵守职业及商业道德是工作标准中最基本的一条。再好的领导，再好的员工，不遵守职业及商业道德就不合格。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论语》中说：君子先要获得信任，然后才去管理百姓。在企业经营中，企业信誉的建立，首先来说是一个企业内部信誉机制建立的过程。
在企业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激励中，信誉机制的建立显得非常重要。信誉的实质是交易双方给予对方的一种稳定预期，在这种稳定预期的情形中，人们有进行重复博弈的动机，而不再是一次性博弈。只有这样的信誉机制的建立，方能防范企业主所担心的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而避免出现“一锤子买卖”。企业经营者与企业普通员工之间也是如此，唯有良好的信誉机制作为保证，方能上下同心，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才能聚集企业人的力量，经营好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经营者没有了信誉，经常做出一些对员工的虚假承诺，在短期内能够“蒙蔽”员工，但长期下去肯定是背信离心。所以有人说“钱散人聚，而钱聚人散”。
建立内部信誉，除了建立企业经营者个人的信誉，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企业内部的信誉机制，使得企业信誉能够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让企业的每个员工，企业经营的每个环节，都能够以企业信誉为基，而不做出违背企业信誉的事情。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从战略层面明确哪些事是有助于企业信誉的建立的，而加以鼓励，而哪些又是有悖于企业信誉的建立，而加以调整或者制止；企业的管理者需要通过明确陈述、广泛交流而让全体员工对企业信誉的建立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形成企业信誉为重的价值观；管理者需要建立一种激励和惩罚机制，而保证企业信誉机制的长期运行；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在日常经营中贯彻企业信誉机制，底线为不违背利益关系者的利益，更高的是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做出贡献，从而能够使得企业信誉机制成为企业长期持续的核心基因。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大学》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这个诚，不仅要求自己做到，而且用来完成万事万物。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企业需要对雇员、顾客、供应商、股东、社会公众等利益关系讲究信誉，也就是企业信誉不仅需要针对企业自身，还需要有效地将企业信誉传递给企业的利益关系者。其中企业内部信誉机制的建立，是企业外部信誉建立的根基。
菲利普·赛德勒的《持续竞争力》的核心思想是将顾客、雇员、供应商、股东和社会以及环境保护的需求纳入企业的经营战略中，这对于企业获取持续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在该书中，菲利普·赛德勒把这种需求定名为“利益兼容法”，也就是说，要建构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必须兼顾各种利益关系者的利益。从企业信誉的角度来看，在建构企业内部信誉机制的基础上，企业还需要针对外部的各种关系者讲究企业信誉，并加以有效的传播和管理。面对客户，我们需要讲究企业信誉，在同客户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信誉，而这种信誉又能够使得企业以较低的成本与客户达成交易，长期以来，可以保证企业品牌价值得以很好地实现。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缺乏信誉，只要不是什么垄断行业，客户就会选择其他信誉好的企业；在产业链条的合作之中，企业需要讲究信誉，以形成良好的企业内外部协作生产链，由此可以同甘共苦，快速响应，积极应对外部市场的变化；对于股东，企业需要讲究信誉，维护股东利益，向股东负责，否则，就会导致股东用脚投票；在这个传媒发达，对于企业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越来越高的社会环境中，企业还需要对公众讲究信誉，建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公民的形象，获得社会认同和强大的社会资本，否则，企业必将面对公众的集体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还会传递到市场上，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
良好的企业信誉在一个混乱的市场中，成为一种独特的吸引消费者、激励公众的企业独特价值点；良好的企业信誉在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中，成为企业聚集力量、获得各方认同与支持、保证企业持续运作的根基；一个具有良好的内外部企业信誉的企业，就可以实现“仁者归心”，聚集内外部的力量，获得内部员工认同，获得社会认同，赢得巨大的社会资本，从而建构起企业持续发展的坚固基石。如此来看，企业信誉就是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核心。
资料来源：
《中国企业报》2007.4.11 刘鹏 马超 梁忻
《经营与管理》2006.9 杨凤荣
《企业管理》2006.12 张锐
《经理日报·白领周刊》2006.9.16 张二虎
《销售与市场》2006.12 谭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