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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20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13)03-0094-05
河南的文学创作已经形成强大阵势，文学豫军在中国当代文坛声名鹊起，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河南文学产生的影响与河南作家队伍的数量和作品的数量有直接关系，更与作家创作的作品质量和品格有着深层次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外对当代河南作家作品的研究伴随着河南文学影响的扩大日渐趋热，但是，这种研究总体上更多地集中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上，虽然已有论者开始着眼于河南作家作品作为整体对象探讨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然而，真正从宏观上探究和梳理河南当代文学的创作倾向、内在品质、历史传统、时代特征等问题，实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揭示当代河南作家作品的历史质感。
一
所谓历史质感，即对历史的感悟、认识，作家或作品对历史真实和历史的智慧表达，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意识、历史责任，一种历史的力量。文学不是历史著作，它不可能以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甄别、整理、记录并连接成明确的历史发展线索作为根本任务。但是，文学是以人的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它可能涉及人的外在的行为世界，也可能涉及人的隐秘的心灵世界，其呈现的人的生活样态更具有丰富性、原生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是对人类历史生活的激活和发掘。然而，文学表现人的生活既不可能像历史那样一以贯之地具有整体性，也不可能像历史那样以有限的历史事件屏蔽掉生活的丰富性。简而言之，文学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有自己的原则。文学与生活的辩证法是，文学既要表达人的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又不能毫厘不漏地抄录生活。作家面对汹涌的生活之流可以打捞沉积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可以撷取浮动其上的浪花和漩涡，完全取决于作家的选择，这当然关涉作家的历史视野甚或哲学视野[1]。
生活即历史。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沉积和铜鉴。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感悟以及形成的历史观，左右着作家的思想维度和创作方向，也基本确立了作家与生活之间的方位和对应关系。在另一种意义上，作家的历史感悟和历史观的形成与作家所处的生活状态和现实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文学史上，每部作品都体现出作家认识、把握生活和历史的方式。因为文学作品是一种个性化的创作，尽管每个作家都面临着语言、文化、生活等共性的影响因素，但作家在创作资源面前拥有足够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思维体系构筑作品世界。作家给我们提供的生活既不是现实生活的原样，也不完全是其他人期望的生活，而是作家选择、过滤后的生活，其中鲜明地体现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感悟。这种生活是作家确立的意义体，是作家认识、感悟的载体。所以，作家表达历史和现实都需要确立一个出场的序列，一个呈现的方式，目的是使之成为作家认识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生活。一般而言，即使是作家理解、认识生活的角度、切入点、层次、范围都会有所不同，但作家处理生活的方式无非有两个，一是对人的生活内容的选择，这是构成文学作品文本的“混凝土”，也是体现文本力量的骨架和血肉；二是文本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所选择的生活内容，这关系着文本的言说能力、表现能力、阐释能力，所以，文本内容的排列顺序、组合方式、结构形式等都会制约文学的力量。
事实上，无论作家与生活的距离是近是远，融入生活的深度是深是浅，作家对生活和现实都有自己的认识和感受，问题在于不同的作家认识生活的角度、深度、广度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就出现了文学作品剪裁的生活内容不同，表现生活的方式不同，文本表现出来的力量差异。说到底，作家的认识能力和思维空间决定了文学的想象力和审美空间，认识的深刻能够拓展文本的深度，思维的延伸毫无疑问能够拉长文本审美要素的链条，大大扩展文本的所指疆界。因此，作家对历史的感悟、认识，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处理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关乎文学的表现能力以及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史上的史诗以及被称为史诗的其他文学作品，之所以称为史诗，关键的因素是对历史的意识，对历史的把握和对历史的处理方式。
二
总体而言，当代河南作家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中原这片皇天后土的历史经纬格局和经久不息的人文气息养育了河南人，更是河南作家思想和心理上沉积下来的厚重元素。传说中的中华始祖轩辕黄帝，以及后来的尧、舜、禹等上古帝王，都曾在中原生活过、奋斗过，留下了深深的历史文化足迹。据古书记载，古代黄河流域分布着众多的部落。在陕西一带有姬姓的黄帝部落和姜姓的炎帝部落。在晋、冀、豫交界的地方有九黎部落，他们的酋长名蚩尤。炎、黄部落曾和九黎部落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冲突，黄帝战胜了九黎，蚩尤被杀。黄河下游一带有太昊氏和少昊氏，太昊氏活动中心陈(河南淮阳)，今淮阳存有太昊陵[2]24。有史以后，夏、商、东周、东汉、魏晋、唐、宋等王朝都曾在中原地区建都施政。仅以洛阳为例，据考古发掘和史籍记载，自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周)、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共计12个朝代，94位帝王，历时1337年，在洛阳建都。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足以让世界瞩目。直到南宋之前的3000年中国古代社会里，河南一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它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文化生长、发育的基地。历史上中原地区产生了如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苏秦、张仪、李斯、范雎、吕不韦、蔡邕、贾谊、张衡、张仲景、杜甫、李贺、李商隐、白居易、刘禹锡、岑参、元稹、韩愈、程颐、程颢、吴道子、比干、岳飞、范蠡、张良等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尤其墨子、老子、庄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与孔子比肩的杰出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于中华文化具有原发意义，他们的著作是中华文化的元典。
行走在中原大地上，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埋藏着史迹和文物，眼前的每一个村头和巷尾都有传说和故事。历史就是一种负载。生活在中原大地的河南人，人人都可能被编制在历史的经纬线上，谁也难以摆脱这种与生俱来的历史负载。事实上，这种历史并不是抽象的，也并不是十分遥远的，它往往可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可能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有着十分亲近的血缘联系。历史的烟火、气息发端于特定的历史时段，绵延于当代以至于未来，可能存在于城郭宫殿，也可能存在于乡村原野。尽管历史具有完整性、全面性、丰富性，进入普通人视野的可能是片段的、零碎的、具象的，不一定是成体系、成系统的类似于历史教科书的完整内容。但是，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的气息、元素已经构成中原地区人们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内化为河南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所以，河南人的生活富裕也好，贫穷也好，安康也罢，灾难也罢，总是能够与国家和民族跌宕起伏的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总是能够与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无论是城市或乡村，河南人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政治、一种民族文化的体现，任何人企图脱离这种类似于天然的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的脐带紧紧地牵扯着河南人的灵魂。现代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功能毫无疑问将人们的现实生活功利化，体现出历史的当代化；而传统的乡村相对而言远离社会政治、文化中心，似乎应该十分恬淡、静虚、去功利化，但是，真正进入中原乡村实体内部便会发现，这里的乡村生活实际上与整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很近，甚至也已经非常功利化，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性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人们的生活难以抽掉历史和现实的内容而自然化、纯净化，“乡村寓言”已经不是天籁之音，而完全是历史传说和现代故事。
河南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具有“历史价值”，以至于河南人似乎就生活在历史和文化之中。从咿呀学语中接触的童谣，到成人后编织和传诵的故事，都可能寓于历史的线索之中，因为每一片土地、每一个村庄都有历史，都有英雄好汉的足迹，它们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3]。犹如建安民谣《桑椹》：“桑椹桑椹，紫色晶晶。乌鸦啄之，植者何痛。窈女采之，送于将士。将士杀敌，窈女有功。”[4]虽然只是一则普通的民间歌谣，但却总是能够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可见，历史事件已经成为河南人生活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社会组织，都可能是历史线索的连接点。民谣《桑椹》的历史延伸，源于建安时期的三国纷争、中原动荡以及人们油然而生的保家卫国思想和对太平世界的渴望。生活陷入历史的漩涡，古代如此，近现代亦然。抗日战争时期无数河南儿女献出宝贵生命，带给许多家庭、村庄自豪而悲壮的故事。国民政府以炸开花园口让黄河决堤的方式阻止日寇进攻，数十万河南人死亡，数以百万计的河南人流离失所。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淮海战役大决战等就在中原这方热土上展开。大跃进河南人豪迈地跟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浮夸风又让河南人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等等。历史就是这样毫无顾惜地从河南人的生活中穿过，因为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地区历来是历史的近道，哪一趟历史的班车都不得不从这里经过，在通往目的地的途中，历史的车轮轧碎一些瓦砾、墙垣在所难免，河南人接受也好，拒绝也罢，都必须面对，因为它时刻在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行进。成长、生活在这一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的河南作家，历史已经成为他们精神自我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河南作家及其作品的历史质感来自于他们对身边历史近乎天然的感觉，发自内心的钟情，深度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强烈的表达欲望。当代河南籍作家大多都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而且基本都是在农村泥土中长大，后来接受了教育逐渐走上创作道路的。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根在中原大地，原始的泥土味天然存在，不容易在现代潮流的荡涤下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从小受到一方水土、民间文化的滋养，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正统历史、现代文化的教育，每个毛孔里都充满了中原历史文化的元素，对历史文化感同身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此，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他们表现的对象以及作品所穿越的空间，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中原大地及其祖祖辈辈生活在其上的人们，尽管现代生活非常繁华和喧嚣，但我们很难发现河南作家放弃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进而从历史的纵深处走出，进入那种全球化、一体化的现代生活。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张一弓、李准、叶文玲还是后来的张宇、郑彦英、乔典运、田中禾、李佩甫、周同宾、二月河、刘震云、刘庆邦、阎连科、周大新、李洱、孙方友、墨白、乔叶、邵丽等。河南作家集体对故土和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坚守，从本质上反映了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
走进历史，走进河南，走进中原文化是河南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阎连科坦承：“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5]村庄是历史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历史的基本载体，它不仅通过村庄的相互连接成为历史的平面，而且能够向历史的纵深处穿越，犹如现代城市，村庄在历史的坐标中纵横交织，历史的各种元素汇集其中，村庄即农业社会的历史。村庄的丰富性、多义性令河南作家感受深刻，对村庄的感知、理解和把握成为进入历史的关口。河南作家就是通过走进村庄走进中原历史。阎连科的“耙耧山系列”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村庄”故事，故事的叙述点往往是一人一事、一家一村，但人物、故事的舞台空间绝不仅仅限于耙耧山“大村庄”，已经延展到社会历史的深处。故事是历史的故事，人物与“大村庄”以外的世界譬如洛阳、郑州甚至北京连接起来，在村庄的基点上，历史的连线立马稠密起来。李佩甫以颍河为标记的平原系列，视角似乎就设置在平原村庄的院落里，就如《羊的门》一样，呼天成坐在平原村庄的草屋里，观察着时代的变迁，编织着乡村内外以至省内外的波澜不惊的故事，我们从中原的村庄中分明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浓缩而成的权力结构，从“乡土中国”感受到历史车轮的轰鸣声，乡村的文化寓意得到放大。李洱的官庄村也具有广阔的空间，在一场支书选举这样一个农村政治活动中，权力的角逐呼风唤雨，所有人都参与到生活和历史的建构之中，村庄政治生活的运转不仅牵动了省市县乡等权力层级，而且联系到了国外，足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历史事件”，引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治关注”[6]。作家的历史意识源于村庄这个基本单元，村庄在民族文化中的“原型”身份赋予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民族的生存、文化的孕育使得村庄成为历史的“母体”，“作家从乡村生活入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运行规则、观念体系、心理机制以及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全方位的再阐释”[7]。
村庄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关涉切入历史的角度，也体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现代社会的中国，城乡二元组合以及出现的对立分化仍然是基本面貌，但乡村的比重还是绝对的。无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握中国社会和历史走向，乡村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尽管城市在崛起，尽管城市话语不断遮蔽乡村话语，但中国的“革命性事件”往往肇起于农村，无论是创建共和国的民主革命，还是当代改革意义上的革命，乡村的意义是不可忽略的，农村的经济学价值、政治学价值、社会学价值、甚至人口学、民族学价值都可能制约着国家形态的主体，并成为历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文学对乡村的感知和把握，紧紧牵动着中国社会的神经，乡村生活准则有了标志性意义。“几乎每一个河南作家笔下的‘村庄’都具有抽象的意义和原型特点”[7]。作家的经验、原始记忆是一种具象和抽象的结合，在感性状态下是皮毛完整的实体，在理性情况下则是含而不露的意义体，作家正是在对具象和抽象的把握中完成文学叙事。村庄的叙事“原型”价值在河南作家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们凭着对村庄的直觉经验进入村庄的历史和现实，直至进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揭示人性的善恶、文化的良莠、人情的清浊。当然，乡村生活也具有矛盾性，譬如城乡对立、排斥现代性等，但这些足以成为历史立体性构成的必要元素，也是历史延展的线索，对文学走进历史的深处也是一种必需。
四
站在历史的端口、回到生活的源头构筑文学世界，成为河南作家主要的表达方式。河南作家大多不愿浮于社会的表面，而更愿意沉于生活的深层甚至社会的底层，打捞沉积于生活中的能够体现普通人人生真谛的生存、奋斗足迹。虽然中国早已迅速纳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虽然现代生活的浮华足以淹没人的清醒，但作家们还是坚韧地秉持着自己的操守。田中禾弃学回乡追求的是通悟农民农村生活的信念，身处其中的感同身受促成了其作品的沧桑感和催人的力度。陈有才一生流连于豫南的山野乡间，诗歌中的民风民俗透射出强烈的立体感、生活感。孙方友、墨白沉溺于陈州文化的墨缸之中，体味到的是历史的厚重和多彩。周同宾在南阳盆地的摸爬滚打中不仅感受到了农民的艰辛和不易，而且深深体悟到了农民精神和灵魂的颤动。他真切地体会到：“农家事多为辛酸事，家族史就是苦难史。……苦日子的滋味何曾忘记，庄稼活的疲累感同身受。虽然自己早已进城，但那颗心仍拴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对父老乡亲的生存状态，一直怀有先天的切切牵挂。理所当然地，我的作品也就多写农村，不厌其烦地述说庄稼人的种种情状。”[8]乡村原野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这种牵扯几乎是作家终生难以挣脱的。因为乡村有他们的父辈，有他们的兄弟姐妹，还有非常熟悉和亲近的乡亲乡邻，以及已经成为思想底色的地域文化，这些几乎成为他们的所有，挚爱、关心、关注成为习惯和自然。“因为你是农民，因为你出生在那块土地上，你就必须为那块土地上的亲人、邻居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5]。他们把这种深沉的感情注入生活、注入人物的灵魂，转化为作品的能量。所以，我们看到，河南作家作品的深沉甚至沉重。周同宾的《皇天后土》讲述的农村一个个农民或家庭的故事和“生活史”，在平淡的语言和舒缓的节奏中体现出拙朴的厚重，作者这种原生态的表达完全笼罩着乡村的氛围和情调，并没有超越自身知识和经验的企图。作者要还原的就是真实的农村、真实的农民、真实的乡间生活。阎连科的作品异常沉重、压抑，无论谁进入作品都难以激起笑意，兴许是“村庄生活”让作者经历的苦难太多，在作者的意识里，“愁苦情结”无法纾解，苦难就成为一种历史，甚或一种“生活逻辑”，《生死晶黄》、《日光流年》、《最后一名女知青》等剥开生活的层层包裹，人的生存裸露得毫无遮掩，就连死亡也失去了苦难的复杂性，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与父辈》实乃在展示“我与父辈”所经历的“苦日子”，而作品要告诉我们的是，这种“苦日子”并不是个别的，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村庄”的生活，这不仅是作家想表达的，而且是每一个普通的“村庄”人切身的述说。
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种叙述也许琐碎、简单，甚至具有明显的地域和经验的局限性，但是，你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这种叙事的具体、准确和十分难得的及物性。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中，尤其在文学的网络传播中，通适性的文学表达和文学经验泛化，文学意象、文学寓意所指漫无边际，超现实、超地域成为文学流行、热销的手段。河南作家较少沾染当下文学流行的某些病症，他们老实地、甚至笨拙地携带着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进入“村庄”，进入历史和现实的坐标，让文学表达的“方位”非常准确，文学的叙事空间广阔而又具有确定性，这其实是中原民间文学的一种传统。中原人民憨实的性格、朴素的民风浸润出来的民间文学历来“忠于”历史，即使是民间传说也要追踪何方何地、什么朝代，让人们感觉到实在、可信。遵循这一原则可能意味着对自己的文学想象、创作方法形成某种制约，就如梁鸿指出的，“当作家深入‘地域、村庄’的描述时，根本无法摆脱‘村庄’给予他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判断(这是情感性的东西，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们阻碍着作家通向‘彼岸’世界，而使其始终停留在‘此岸’”[7]。但这种“唯实”或者“神实主义”(阎连科语)的追求，更容易让人们进入到现实的经验中去，更容易让读者与作家和作品叙事产生广泛的、真正的共鸣。周同宾在评价自己的《皇天后土》时说：“我那些东西题材不时髦，手法太老旧，这个系列的语言更是土得掉渣，就从未奢望过会有多大的反响。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反倒成了‘另类’，才受到关注。”[8]280《皇天后土》就是让真人讲真事儿，说实话，作品叙述的人和事其实是中国许许多多农民共同的经历，尽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其中体现出一种相同或类似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这种真实的记述看似没有让人惊奇的独特之处，但却能够深深地震撼人心。
文学的历史质感就产生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具体而形象的叙述和表达之中。“有感而发”和“言之有物”是中国文论对文学的要求，文学的表达必须基于对生活真实而丰富的体验之上，文学的意义生成必须基于具体而丰满的物象、细节，脱离普通人的经验和感受的不着边际的联想、延伸只能导致文学的孱弱和无力。所以，文学的力量来源于作家对生活、对历史的关注，更进一步说，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挚爱、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生长于中原大地的河南作家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土地，坚守并不断地解读着中原文化，历史的沧桑、社会的变迁甚至灾难和不幸都不曾改变他们的信念，对这片土地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激发他们以类似于“春秋笔法”表达着这里人们的生老病死、苦乐生活，从中体悟生存的哲理。这里，个人的感受是微不足道的，群体的感受才是作家关注的。在河南作家的创作中，现实主义是他们的基本准则。忠于现实有可能“阻碍作家通向‘彼岸’世界”，但是，对于河南作家而言，即使是通向“彼岸”的路途是畅通的，他们也未必能够完全把握住“彼岸世界”，并转化为文学的精神和力量。河南作家的精神生长点在“此岸”而不在“彼岸”，作品质感和力度产生的基础也在“此岸”而不在“彼岸”，所以，“留在‘此岸’”仍然是河南作家今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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