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茅公与秦地文学——纪念茅盾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茅盾论文,大师论文,周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茅公与秦地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秦地现当代文学中的三大文学现象（延安文学、白杨树派和陕军文学）都与矛盾及其文学精神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大师茅公，精神不泯，风范犹存，秦地文学就是一面折光的镜子。
关键词 茅盾 延安文学 白杨树派 陕军文学 秦地文学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茅盾的巨大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这一巨大的存在直接体现为文学大师的崇高品位和立体形象，从创作、评论、翻译、编辑以及其他文学活动中鲜明地映现出来，同时也从活生生的文学影响或接受活动中表现出来。应当说，“文学大师”的名号不应是某些人即兴随意和别有用心的封赠，而应是其文学实绩和影响的真实写照，以及相应的文学接受和文学再生之历史的客观证明。
事实胜于雄辩。那种意欲否定茅公、贬损茅公的巧舌如簧，在事实面前却显露出无法遮蔽的荒唐和虚妄。只要能够深入细致地验证茅公的巨大影响，那种否认茅公大师地位的种种言行，也就会不攻自破。过去，我们也从国内外的广阔视野看取茅公的文学影响，但大多流于概观综述，细部深究和具体论证往往不够。本文拟就茅公与秦地[①a]文学的关系，尤其是茅公对秦地文学在历史上的积极影响，进行一些细致的考察，从地域文学与文学大师的个案分析中，借一斑而窥全豹，不仅可以有助于认识作为文学大师的茅盾，而且对深入了解秦地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也有较大的助益。
一
在20世纪秦地文学中，有三大文学现象最为引人注目，一是“延安文学”，二是“白杨树派”，三是“陕军文学”。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茅公与这三大文学现象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延安文学，可谓是秦地艺苑中最奇异的景观。如众所知，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延安成了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同时也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从全国移居于此的文化（包括文学）精英，在黄土高原上生根开花，将理想文化（如马克思主义）与地域文化（如延安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延安文学，并在各根据地和大后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延安文学（艺）作为一种运动，确已成为一种历史。但作为一种文学追求，却始终都有一种内在而又强大的生命力。表面上看，延安文学多是由外地人创造的“移民文学”，实质上却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当革命和文学从黄土高原上崛起或“长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这片黄土高原，忽视这里潜蕴的革命和文学的种子以及来自地母（民众文化）的能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延安文艺是“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精神的一次现代张扬”，延安及周边地域的文化对延安文艺的发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①b]
茅公与延安及其文艺的精神结缘早于他到延安的1940年。当红军到达陕北时，他曾和鲁迅一起给予衷心的祝贺；在他写于抗战初期的《第一阶段的故事》中，便表达了对延安的向往之情；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想方设法及时报道来自延安文坛的消息；在他的心中也时常记挂着那些奔赴延安的亲朋好友。而在茅盾带着全家到了延安之后，也就有了长久安居于此、工作于此的打算。后来虽因党的工作需要和周恩来的安排而离开了延安，但在不足半年的延安之行里，已经与延安及其文艺建立了深切的情缘。无论是身在延安还是身在异地，这一深切的情缘都促使他为延安及其文艺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在延安期间，茅盾参加了各种集会、讲学和考察等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其间尤为突出的，自然还是紧密联系文艺的实际需要而从事的写作活动。在延安所写的理论批评方面的文字，约有10余篇，内容主要围绕着延安文艺界当时关注的民族形式和纪念鲁迅等命题而展开。[②b]在离开延安之后，茅盾的身心仿佛与延安贴得更近，时常“引领向北国”（《感怀》），“侧身北望思悠悠”（《无题》），并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以及一系列评介延安文艺的文章。如果从精神认同的深切意义上说，茅盾的延安之行使他成了一位“延安人”，也使后人得以看到他另一个伟大的侧面：他不仅仅是延安文艺运动积极的观察者、建设者，其更重要的还是一位出色的宣传者和评论者！[③b]这种历史赋予他的角色，直到他的晚年仍有生动的体现。在“四人帮”塌台之后，茅公在一首诗中兴奋地写道：“毛主席文艺路线育新苗，延安儿女不寻常。新人旧鬼白毛女，控诉汉奸土霸王。夫妻识字学习好，兄妹开荒生产忙。……大地回春，当年清韵又绕梁。”[④b]当中国在经过又一次黑暗和阵痛之后而进入新时期的时刻，茅公饱经沧桑的眼前却浮现出了当年延安文艺的盛景，耳边也响起了当年延安文艺的清韵，这不正说明茅公对延安文艺的深切认同吗？清韵再绕梁，不也强烈地表达了茅公对新时期文艺的渴望吗？
茅公与延安的精神结缘和实际结合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着他对延安人——尤其是那些“延安化”了的艺人亦即外地来的文艺工作者——精神状貌的深切体认。他在离开延安不久写下的《杂谈延安的戏剧》一文中动情地写道：“物质条件的缺乏，使得陕北的文化工作的艰苦，有非吾人所能想象；特别是戏剧工作，外边的惯于在都市里干这项工作的人们，骤然到那边一看，总会觉得无从措手。但如果你住下来，你看了几次他们的演出，那时你就会吃惊道：‘沙漠上开放出美丽的花来了！这班人似乎是魔术家，真了不起，没有办法之中会生出办法来了！’”[⑤b]延安文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绽开了灿烂的艺术花朵，有赖于延安文艺工作者虚心好学和百折不回韧干苦干的精神，有赖于培养与发扬此种精神的阳光和空气，亦即民主的环境以及对于文化工作的重视，更有赖于这些延安文艺工作者真正与劳动人民的结合，有赖于他们坚定的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目的。由于有了亲身的体验和考察，有了此后的追踪关注和分析，特别是在毛泽东的《讲话》的启发下，茅盾后来对延安文艺昭示的文艺方向则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呈示和深化，从他写于40年代中后期的《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纪”》、《人民的文艺》、《关于〈吕梁英雄传〉》、《关于〈李有才板话〉》、《赞颂〈白毛女〉》等许多文章中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且表现得淋漓尽致，既彰明了茅公对延安文艺精神的深切认同，又彰明了他对延安文艺精神的揄扬有加。
值得注意的是，茅公对延安文艺的深切认同和大力张扬，客观上对当时的延安文艺走出地域限制而纳入全国乃至世界文艺的格局，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而这也启发我们，从文艺思潮和创作风貌的总体和特征来看，延安文艺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其趋于彻底的革命化和大众化的文艺追求，所显示的坦率的粗豪和逼人的真实的艺术风格，都在中国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然而，无论从当时的历史现状和迄今的发展状况来看，还是从中国文坛或世界文坛的宏大格局来看，延安文艺都并非是涵盖一切文艺特征的文艺，她只是艺苑中的一朵硕大的红花。用文论术语来表达，延安文艺（学）则是从圣地延安生成并传播开去的一大文艺（学）流派。这是一个带有母本性质的流派，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所有的或大或小的流派都有其局限性，因而其影响也就并不单纯。延安文艺（学）自然也是如此。由于茅公对中国当时各大地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状况的熟悉，他既认同和称扬延安文艺（学），肯定“在整个抗战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司令台还是在陕北（延安）”，[①c]但同时也看到其他地域文学并承认其独特的价值。仅从茅公在抗战期间旅居多地及其文学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从来都是既顾及当地文学现状，又顾及全国文学动态的，世界文学的丰富知识也成了他考察和分析各种文学现象的参照或背景。也正因如此，茅公眼里映现的延安文艺，固然是充满希望的文艺，却也是有待发展的文艺，在当时即看到了一些不足之处，并给予了剀切的批评。[②c]难能可贵的也许正是茅公的理智和博识，他不仅真诚地认同和张扬延安文艺，而且通过切实的努力去促进和引导延安文艺的发展。
二
作为秦地文学中的突出现象，我们还注意到了“白杨树派”的存在。这主要是由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以及路遥、陈忠实等作家为代表的秦地小说流派。这个小说流派的命名，显然与茅公著名的散文《白杨礼赞》有关。简而言之，所谓“白杨树派”，就是依据茅公《白杨礼赞》及其他有关的诗文所提示的精神特征和审美特征，从秦地小说的创作实际出发，同时也参照评论界已有的一些成果，来命名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流派。
茅公眼中的白杨树，是“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读着茅公的《白杨礼赞》，我们会领略到一种独特的美，而且循着茅公的思路，很快由树之美而发现人之美，北方的农民，家乡的哨兵，延安军民为代表的民族脊梁骨的精神，在茅公笔下都由“白杨树”作了极富诗意的象征，并给予了衷心的赞美。茅公还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北方有佳树，挺立出长矛。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羞于楠枋伍，甘居榆枣俦，丹青标风骨，愿与子同仇。”再次表达了他对白杨树的风骨或精神的认同和赞美。并且编有以《白杨礼赞》为总题的散文集，以志“五年漫游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①d]。茅公由树及人，想像丰富而又宏阔。然而是否可以由树及文，以作家为中介，将树的风格与文的风格联系在一起呢？有的学者确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宋遂良先生在比较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时，其论文的题目就是《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文中说：“我们读柳青的作品时，就仿佛骑着一匹骏马，前进在那苍茫辽阔的关中平原，滚滚呜咽的渭河两岸，白雪皑皑的终南山下，我们看见那些插入蓝天的白杨……和柳青的艺术风格又显得多么融洽自然，浑然一体”。“柳青的笔触开阔、高昂、爽朗、豪迈。”[②d]这种将“树风”和“文风”联通的思路的确具有启示性。路遥在《病危中的柳青》一文中开篇就说：“为了塑造起挺拔的形象来，这个人的身体现在完全佝偻了”。[③d]柳青，的确就像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一株白杨，其作品也充溢着白杨树的那种昂扬向上、正直庄严的精神。那么，是否秦地作家中只有柳青一人如此呢？显然不是，而是有一群作家矢志于此。这些作家的文学成就虽有大小，从事创作也有先后，但在努力体现白杨树“精神”及相应的地域文化风情方面，却有共通之处。其中有不少作家心仪柳青，也从茅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中深获教益，有的更是直接得到过茅公的奖掖和帮助而成长起来的。就是柳青这位未能充分展示其文学才华的杰出作家，也得到过茅公的鼓励和关照，并对其创作活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于建国后出版不久，茅公在其重要的文章《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中就予以充分的肯定。这篇文章是1953年9月25日于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当评介具体作品时，首先提到的就是《铜墙铁壁》，将其视为近年来“成功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中的代表作，[④d]其推重之意溢于言表。柳青的杰作《创业史》问世，茅公和其他文艺界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在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格外表彰了这部作品的突出成就。促使《创业史》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重视。[⑤d]同时对柳青本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更坚定了扎根农村的决心，像挺拔的白杨树那样，“扎根皇甫，千钧莫弯；方寸未死，永在长安”，从而成为真正的人民作家。当然，如果追溯茅公对柳青的影响，完全可以上溯到柳青的青少年时代。比如，柳青少年时节就爱读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青年时节尝试写的小说《牺牲者》和《地雷》等，便发表在茅公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这对一个文学青年的激励作用，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柳青之外，秦地作家中明显受益于茅公的作家还有许多。其中著名或较为重要的作家，解放前后成名的如杜鹏程、王汶石、柯仲平等；新时期以来成名的如路遥、陈忠实、李天芳等。这里且说五六十年代成名的杜鹏程、王汶石二位。他们既是“白杨树派”的主要作家，又是秦地作家中受茅公评介最多的两位作家。打开《茅盾文艺评论集》，就会很容易发现杜、王二位作家经常出现在茅公的笔下，有时称赞备致，但有时也批评不留情面。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令杜、王二位心悦诚服，深获教益。杜鹏程曾回忆说：“三十年来，茅盾大师对许多作品作了独到精辟的艺术分析，并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巨著。不说别的，他老人家的《茅盾评论集》上下两卷，就摆在我的案头”。[①e]“就像我这样普通的作家，也从他那些具有深厚知识和卓越见解的评论文章中，获得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茅公就多次指出过我的作品的不足和失败之处，从而使我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②e]王汶石也回忆道：“远在小学、中学时代，我就开始接受茅盾导师的影响了”。“建国以后，我以自己的不象样的小说，进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苑，这就有了机会得到茅盾导师的直接指教。……他曾在几次综合评述中评论到我的几篇短篇小说，分析其艺术上的成就或不足，每一次都使我非常激动，我总是反复学习，以便尽可能深入地领会他对我的教导。他在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的发言中，用‘峭拔’二字表述我的创作风格，对我的启示尤深……他的这两个字的评述打中了我的心，一位我所十分尊敬的老一代艺术大师如此了解我，也使我更了解自己，坚定了我的信念，进而影响着我的追求，我的艺术。”[③e]
茅公称誉杜鹏程的代表作《保卫延安》“笔力颇为挺拔”，又认定王汶石的小说艺术风格是“峭拔”，这种强烈的审美感受和精到概括都很容易使人想到“白杨树”的精神风貌。是的，当茅公读着秦地作家的那些优秀作品时，体味到其中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艺术意蕴，肯定或显或隐地想到了他当年在秦地看到的印象殊深的“白杨树”。他对“白杨”的礼赞和倾心，大概也构成了他深切的审美经验，促使他对秦地文学中的“白杨树派”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并油然而生一种喜爱之情。尽管他并未直接为这个地域文学流派命名，但他的审美体验和相应的文字表达，却已经提供了判断的方向和许多有益的启发。
秦地的“白杨树派”肇始于延安文学，持久地发展于秦地，其相对成熟的时期是五六十年代，并在新时期的秦地文学中仍有明显的延宕乃至是深化。“白杨树派”具有独特的秦风秦韵，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这方面与“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等同样肇始于延安文学的流派很相似。如前所说，从宏阔的视域来看延安文学，就会看到延安文学是一个带有母本性质的大的文学流派，而“白杨树派”或“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皆属于从延安文学中化育出来的子流派。这些流派中的代表作家，如柳青、赵树理和孙犁等，都受到过茅公的扶植，这是非同一般的支持，都给后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关于“白杨树派”，笔者拟另文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于此不必赘述。
三
秦地作家以“陕军”的称谓响于文坛，不是起自战争年代，而是起自新时期的改革年代。如前所说，受孕于延安文学而在五六十年代趋于成熟的“白杨树派”，已经体现出了相当鲜明的地域色彩。这个流派在“文革”中跌落深沟，气息奄奄，直到新时期到来，才逐渐复苏。这复苏不仅由于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家在受创而染沉疴的遭遇之后重获创作的权利——尽管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且由于秦地已产生了一批相当精锐的新进作家。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京夫、赵熙、李天芳、高建群、文兰、程海、蒋金彦、莫伸等等。这些新进作家的崛起，以群体的形象为陕西文学界赢得了“陕军”的称号。
当陕军进驻文坛并引起关注的时候，茅公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像生前那样关注陕西作家和《延河》杂志了。然而茅公的文学风范犹存，对秦地这些新进作家仍然有着深切的影响。那种直接受其奖掖的机遇固然不存在了，但文学大师的影响向来主要凭靠的就是其文学遗产。茅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结晶依然以“黑白先生”（书）为中介，继续对秦地作家的创作实践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作用；秦地前辈作家和秦地文学批评家有时也能起到类似的中介作用，他们从茅公那里获取的文学营养（思想的、方法的、技巧的以及文体的等等），也会像血管中的血液那样，继续在秦地青年一代作家身上流通下去。譬如路遥，就可谓是这样一代作家中的一个代表。他在创作主张、审美倾向与构思特点等方面，深得“五四”以来“人生派”文学的真传，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契合了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流派）。我们知道，茅公在小说创作中所呈示的理性力量，使他能够从历史和美学的高度，对社会生活进行“大陆式”或“史诗式”的反映，致力于构建气势宏阔的“城乡交响曲”。这种气度不凡的文学追求，在茅公的中、长篇小说或城、乡题材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而路遥从《当代纪事》（小说集）到《平凡的世界》，其创作路数与茅公殊为接近，与茅公所创设并确立的“社会萌生初变或巨变”的文学表达范式亦相当吻合。路遥在《面对着新的生活》、《路遥小说选·自序》和《早晨从中午开始》等创作谈中，都分明表现出了一个坚定捍卫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而又不懈追求的作家形象。[①f]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坛上拥有着属于自己的辉煌，并由此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路遥在颁奖仪式上的致词中说：“以伟大先驱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文学奖，它给作家带来的不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②f]。获奖与否也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茅公与路遥在心路和文路上的某些相通，却是明眼人一望可知的。这大概也是一种缘分。当然秦地作家中肯定仍有人矢志追求这种缘分。即使这种“获奖”的缘分可能与陕军一时有所疏离，也还是不能遏止他们对文学大境界的向往，也还是无法让他们妥协于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或被伪冒现实主义的浊流裹挟而去。在这里，笔者主要指的是像陈忠实、高建群、京夫、李天芳等具有相当实力的作家。他们取得的文学成就，必将越来越受到文坛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承认。尤其是陈忠实，其代表作《白鹿原》在追求“民族秘史”的建构中，与茅公的那种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艺术观照殊多相似之处，不仅都有着强烈的史诗意识和把握宏深的艺术世界的气魄，而且均能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人物心理情感乃至性爱本能的社会显现中，发现影响历史步履的复杂因素。换言之，从历史真实和生命体验的紧密结合中去为民族艰难历程留下相应的艺术纪录，这是茅公和陈忠实的共同追求。茅公的《子夜》主要从资产阶级命运中透入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则主要从农民阶级（包括农村各阶层）的命运中透入民族的秘史。角度有异，而铸造史诗则一。从中也唤起了人们对“资本”和“民间”之于中国命运的隐在关系的高度重视。笔者个人以为，陈忠实以笔铸史的艺术理性或自觉，及其映真入微的现实主义方法，在多种影响中也吸取了茅公的影响，似乎从总体上也达到了茅盾文学奖的水平，其成就是无法抹煞的。
秦地作家从延安时代走到今天，代代传承着优良的文学传统，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注重人的理性，表现人的理性、情感和性灵的东西在与理性的矛盾和融通过程中，大抵只是起到了绿叶扶红花的作用。这在所谓“人文精神”危机的情形下，从今日“陕军”身上体现出的“人文理性”，也许正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陕军”中一位女将名叫李天芳的一段说“理”的话，颇为耐人寻味。她针对有人指责其创作中的“理性”说：“‘理’的表现并非来自某某某的模式，它或许还是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呢。不能因为文中涉写了理，表现了理，就一定不是抒写灵性。说不定这正是作者的感触、发现，甚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哩。我至今读《白杨礼赞》，还惊叹茅公这个小老头，何以有那样的胸襟，那样的奇想，那样的情操，并不因文章将耸立于北方大地的白杨比作伟岸的丈夫，和许多并不含蓄相当直白的议论而贬低它，相反，我总是可以从中不断地获得精神的滋养和鼓励。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人也总需要振奋精神。无论哪个时代，哪种社会，应当反对的，只是假的、空的、虚伪做作的议论和说教”。[①g]从这段话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李天芳深受茅公这个“小老头”张扬的“白杨”精神的启迪，其对“理性”的基本理解和把握，既与茅公相通，也表达了秦地作家的普遍崇尚理性的思想倾向。有人或以“封闭”、“保守”贬之、毁之，但陕军却自会以“白杨”的不屈不挠、正直向上的精神黾勉不止，从而在黄土高原的白杨树上抽发新芽，迎着春风，扬起文学世界中人文理性的旗帜，并向茅公遥寄来自白杨树的怀念！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秦地诗人毛奇《悼念茅盾同志》中的诗句：
述古论今，每显那精深的学问和造诣，
长篇短章，难尽那浩瀚汪洋的才情；
可此刻，你竟别我们匆匆而走了，
脚步轻轻，在这春日静悄悄的黎明。
啊，我仿佛看见约甫拉开了天帷
邀你和鲁迅、郭沫若相会于天庭
但我又听见了你对文学事业的声声祝愿
恍若你仍坐在竹椅上勉励着新人和后生。……[②g]
诚然如斯，茅公精神不泯，依然勉励着新人和后生，也包括秦地文学的后来人。此亦可谓“大师茅公逢新春，心育桃李满上林；挺拔白杨连天宇，泱泱秦地传佳音。”
大哉茅公，师泽永继。秦地文学，就是一面小小的折光镜子。
注释：
①a 秦亡而有楚汉之争，项羽自设鸿门宴后封刘邦为汉王，管理汉中等地。为防刘邦东进，又将关中、陕北封给三位故秦降将，史称“三秦王”。今仍沿用“三秦”之称，代指陕南、关中、陕北三个区域，本文统称为“秦地”。
①b 参见贺志强、杨立民主编：《延安文艺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②b 详参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228页。
③b 详参拙文：《茅盾与延安文艺管窥》，《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
④b 见《人民戏剧》1977年第9期。
⑤b 《茅盾文艺杂论集》（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900页。
①c 《抗战文艺运动概略》，《茅盾文艺杂论集》（下），第1181页。
②c 参见拙文：《茅盾与延安文艺管窥》。
①d 茅盾：《〈白杨礼赞〉自序》。
②d 《文艺报》1979年第2期。
③d 《路遥中短篇小说随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页。
④d 《茅盾文艺评论集》（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⑤d 参见阎纲：《四访柳青》，《当代》1979年第2期。
①e 杜鹏程：《我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②e 杜鹏程：《悼念茅盾大师》，见《纪念茅盾》，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③e 王汶石：《哀悼茅盾导师》，见《纪念茅盾》，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①f 详参拙文：《沉入“平凡的世界”》，《神秘黑箱的窥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②f 《路遥中短篇小说·随笔卷》，第427页。
①g 《神秘黑箱的窥视》，第497页。
②g 《纪念茅盾》，第165页。
标签：文学论文; 茅盾论文; 白杨树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白杨礼赞论文; 柳青论文; 文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