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民主和平论”——民主与暴力关系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暴力论文,和平论文,关系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和平论”是时下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风行的理论，它还是某些西方大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因而，这一理论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不是偶然的。
“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民主政治自身的性质出发，认为民主政治是和平政治，它以宪政法治为基础，把政治行为包括军事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而且民主政治的精神和价值基础是平等、自由和博爱，而其中博爱的原则是对暴力原则的直接否定。因此民主政治是能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宝。第二方面的论证来自于历史上的经验事实。民主和平论者认为，自19世纪初以来，除极个别的例外，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民主国家有可能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但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1〕
这一理论出现以后颇具影响。使之产生影响的原因除理论本身之外，还与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大背景直接相关。在许多西方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眼里，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是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胜利。正如福山在他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说，“过去的几年里，在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它战胜了像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最近还有共产主义这样敌对的意识形态”。〔2 〕既然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不能再作完善了”的制度，民主国家之间又不会发生战争，那么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实现自由民主制度，将意味着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非常具有吸引力，也符合西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民主和平论”就成了某些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克林顿政府的“扩展战略”正是建立在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以及市场经济会自动转化成民主制度这两个基本设想之上的。
《欧洲》杂志社去年专门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会，并于1995 年第4期刊登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言，以此推动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展示西方民主政体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暴力的作用和冲突的迭起，以及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成熟及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暴力与冲突的变化与转移。这是目前对“民主和平论”的有关讨论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而我们认为这恰恰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忽视。巴林顿·摩尔教授在他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这一著作中曾经说道：“把思想和人们产生思想的途径分离开来，让思想脱离历史内容，提升到独立的因果要素的位置，将意味着公正无私的研究者却听信于统治者通常为自己最恶劣的暴行所提供的辩护辞。”〔3〕本文正是要从历史上民主与暴力的密切联系中，提醒学者在讨论过程中不要简单地从完善的民主政治理论出发去推断民主与和平的联系，而忽视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暴力、战争的关系；更不能忘记以暴力剥夺发展中国家自身正常发展权力的正是那些第一批走上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而今天赞同这一理论无疑于又一次要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现状盲目效仿西方；更何况，从理论上讲尽管民主整体有制约战争的多种机制，但我们认为民主和平还并不能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有效的验证。
“民主进程是一场漫长的而且必然是没有止境的斗争”。〔4 〕巴林顿·摩尔在他杰出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民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暴力在其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甚至不可替代的角色。西方民主在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最终确立，依赖的是和平统治秩序下的合法暴力——圈地运动。正是这种上层阶级用来反对下层阶级的强大暴力，使英国摆脱了农业这种人类的主要的社会活动，而这正是民主获致成功的前提条件。“对残酷的圈地运动的认可，给人看到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这也让人回忆起民主建立前夜公开的暴力冲突”〔5〕。民主的建立是远比本文所涉及的内容要复杂得多。 我们所指出的只是西方民主发展道路的起点便是暴力革命这一历史事实。
暴力与战争在某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往往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我们说西方民主的建立以国内的暴力冲突为起点，而这种暴力冲突催生了较之封建社会有巨大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这种暴力冲突称之为革命。但是，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它引起的比国内战争更多的暴力冲突和痛苦，则是其建立世界市场过程中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战争。西方国家300年的殖民扩张与掠夺， 是以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牺牲和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停顿甚至倒退为代价的。正是殖民战争使西方民主国家得以完成原始积累进行工业革命，并继而进入工业化社会，使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得以最终确立。应该说，西方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而生，以暴力掠夺和殖民战争为手段的贸易市场的扩张，是西方民主政治得以维持与完善的重要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美民主政治进一步深化的时期。它的重要标志就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完全确立；两党政治的正式形成；普选制的普遍实行。但与此同时，欧美民主国家加紧对外扩展与争夺，世界各地已被大国瓜分完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的结果。在两大军事集团中，协约国里有算不上民主国家的俄国，同盟国家中也有已经实行了资产阶级立宪政治和普选制的德国，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简单归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之间的战争，或者更应该说是老牌帝国主义既得利益者与新兴帝国主义挑战者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种利益之争从美国参加协约国一边作战的原因中看得很清楚，美国参战是因为“我们的销路主要是在协约国，我们愿意看到协约国继续这场战争并赢得战争”。〔6〕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 日法西斯挑起的人类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世界性战争，而这三个国家都曾有过民主的历程。民主在这些国家的溃败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与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有直接联系，而且还可追溯到这些国家向工业化过渡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其民主历程的急促与保守势力的强大，这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并非本文探讨的范围。但是第二次大战前后历史表明，民主国家在特定的压力与打击之下，有可能走上法西斯道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起码不能概括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结论。如果一定如此去做，那么以何种标准来界定民主国家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一就是民主国家甚至大国之间出现了较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成熟和扩大。战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在劳资关系上出现了一种在妥协基础上的新型关系；在分配关系上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部分转移，抑制了社会剧烈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从而带来了民主国家内部长时期的相对稳定。但是，战后民主国家之间50年没有战争至少更重要的原因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资金、技术和市场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以直接投资与贸易为例，现在世界每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约2/3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更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0%。〔7 〕这些数据表明民主国家之间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这对避免它们之间的矛盾引发成战争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欧洲大陆本世纪上半叶30年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下半叶则维持了50年的和平，这与欧洲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分不开的。第二，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垒，美苏实力对比相对平衡，使得战后两极格局出现了互相对峙，但又保持相对和平的状态。在两极格局中，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则因苏联的存在而团结一致，并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磋商和协调机制。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往往能够掩盖或在对话和谈判中化解。第三，军事技术的空前演变，使战争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核战争如同“潘多拉魔盒”，谁也不敢轻易打开，一旦打开不仅毁灭对方，也毁灭自己，最后导致人类文明化为灰烬。因此，核武器的毁灭能力以及常规武器日益增长的破坏力，使人们对于战争作为一种政策手段的效用提出了疑问。核战争不能打、也打不赢不仅在西方民主国家而且在对抗的美苏国家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核威慑”也好，“核抑制”也好，它们的存在确实使“无论什么战争都不大可能在由两大意识形态对手们主宰的两极世界的背景下爆发”。〔8〕正是核武器的巨大威慑作用，造成了冷战40多年中世界的相对和平。
以上事实表明民主与暴力的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战后两极格局的产物，而且也与西方民主社会的演变、核武器的强大威慑力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民主制度本身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很少，还有一点不应忽视，那就是尽管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它们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则始终没断。综观战后世界史，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进行的战争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为维护旧的殖民主义利益、阻挠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而进行的战争，如战后初期的法国对印度支那以及荷兰对印尼的战争；第二种，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局部干涉，甚至不惜挑起战争，如1956年英法发动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及1989年底美国入侵巴拿马；第三种，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扶植亲西方政权，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民主国家在进行上述战争时，经常打着推进民主自由的旗号，但背后的真实意图仍然是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利益。用美国一位官员的话说，“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活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9〕“民主和平论”无法解释民主国家始终对非民主国家动辙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历史。
“民主和平论”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政治观点。自古以来人类就追求美好的和平。“民主和平论”在欧洲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从欧洲基督教精神统一的瓦解、各个分裂的主权国家形成之后就开始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从圣·皮埃尔、卢梭到康德，他们都曾从对绝对主义权力政治的批判中，产生过主权在民以及人民主权国家联合起来确保国际和平的构想。然而，“法国大革命使人民上升到主权者的地位，却并未能清除国家之间的对立，相反，它刺激了以资本主义动机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对立”。〔10〕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展示给我们的是民主国家并非堪称和平典范。它们在建立之初对本国人民的掠夺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它们在二战以后打着民主旗号到处任意干涉侵略的行为，都不能使“民主和平论”在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一简单命题下得以成立。究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宝是不是民主政治，还不能从人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很有效的验证。去年第三期《外交》杂志上刊登的曼斯菲尔德等人《民主化和战争》一文也提出，近二百年的历史表明，西方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战争。〔11〕虽然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克林顿政府，扩展民主的战略很可能事与愿违，费力不讨好，但他们用以说明问题的论据，恰恰就是民主进程非和平论。
此外，“民主和平论”这一理论本身以及它在西方外交政策上的运用都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首先表现在它把民主国家看成是和平稳定的力量，而把非民主国家看成为不稳定的或易于战争的力量，这不符合基本事实。尽管二战后的战争从地缘上看基本上都发生在“南方”，但大多数“南方”的国家是和平与稳定的。即使是发生在“南方”的战争，虽然不能都说是别人挑起的，然而台前幕后，直接间接都能看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期间美苏之间激烈冲突与战争的避免，“实际上被长期地分散‘转化’为在第三世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小战争’”〔12〕。这种不公正还表现在全球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国际关系动荡。而造成第三世界贫穷和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则是西方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剥夺了它们独立自主开发经济的权利，迫使它们处在经济从属地位。“西欧国际体系是以整个殖民地诸地域的牺牲为前提而成立的”〔13〕。而今天“民主和平论”反映出的仍然是这种西方中心的论调。战后西方民主确实在发展，但发达了的民主国家却很少重视第三世界的经济要求。它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甚至转嫁经济危机，使第三世界蒙受重大的损失。这世界不够稳定，正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占世界3/4 的人口却只能获取1/5的经济成果这种南北不平等的状态。冷战结束后， 发展中国家的境遇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从近几年西方大国关系的互动中，看到西西矛盾不断上升和深化的趋势，也即它们之间作为盟友的内聚力正在减弱，作为竞争对手的一面越来越突出。但是，西方大国共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特别是它们在经济上已经结成福祸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很可能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今后长时期里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不至于走向战争。因为它们在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这一目标上，会始终结成共同阵线，它们还会转嫁危机，甚至转嫁战争。
“民主和平论”是新形势下为西方大国霸权利益服务的理论，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这种理论较之冷战时期反共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因为它不再是赤裸裸地叫嚣反共遏制，而是将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变成一件精制华丽外衣，包裹其干涉主义、霸权主义的实质。王逸舟先生在谈到新霸权时说：“今天的霸权，主要表现为一种控制权，一种有时难以言状的霸气，一种‘裹着橡皮的钢鞭’或‘粘着白糖的大棒’式的东西；它可以用利弊并存、软硬兼施、任你选择、咎由自取的方式，迫使弱小国家最终不得不接受强国制定的规则或提出的条件，它也可能以完全‘利他式’的承诺在一定时期内负担小国弱国无法承受的债务或防务，从而达到长远来看实现控制的目的。但是，选择的条件总是由大国提出的，规则是由大国制定的，修改规则的可能只有在得到大国的认可之后才转化为现实。”〔14〕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了今天霸权主义的真实表现，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克林顿政府的“扩展民主”和“人权外交”中看到美国今天正在玩弄的“裹着橡皮的钢鞭”和“粘着白糖的大棒”，都能从中嗅到那种“难以言状的霸气”。作为克林顿政府“扩展战略”理论依据的“民主和平论”，正是要借“民主”之名行干涉控制之实。这种充满霸权主义的理论，应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与和平的关系还远不能掩盖民主与暴力的联系。对民主与暴力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对今天的“民主和平论”有更清醒的认识。
注释：
〔1〕布鲁斯·拉塞特：《把握民主和平：后冷战世界的原则》， 普林斯顿，1993年。
〔2〕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纽约，1992年， 第11页。
〔3〕〔4〕〔5〕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95-396、335、345页。
〔6〕H.E.巴尼斯：《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载《美国历史论文集》，纽约，1967年，第2卷，第21页。
〔7〕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8 〕约瑟夫·罗特布莱特等著：《无核武器世界探索》（中译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9〕沃尔特·拉菲伯：《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80》，纽约，1980年，第10页。
〔10〕〔13〕山本吉宣：《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93年，第37、38页。
〔11〕爱德华·曼斯菲尔德等：《民主化与战争》，载《外交》，1995年第3期12，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时事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2〕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时事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4〕王逸舟：《霸权、秩序、规则》，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2期，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