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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6-0027-07
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是否已经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否可能？上述两个问题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也影响到了中国学术界。上述讨论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成为科学分析当代社会的理论工具，即是否还具有当代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过程，结合当前我国学术界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对上述问题谈谈自己初步的想法。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够成为科学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理论工具这一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来自于以西方生态主义思潮为代表的“否定派”。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价值立场上看秉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其理论内容看则坚持的是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因而它和生态学是相对立的。西方生态主义思潮之所以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主要是由他们自身的理论主张所决定的。生态主义思潮从“地球优先论”这一价值立场出发，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不仅使得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而且使人类把自然看做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科学技术则是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的中介。因此，他们强调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1]48基于以上原因，他们最终得出反科学技术、反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解成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完全实现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第二种观点来自于以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流派为代表的“重新建构派”。他们虽然并不是以生态问题研究为其理论主题，但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建立之初，并未考虑生态制约的问题，而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制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中论述自己为何要从早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时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研究平等为什么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一方面相信工人阶级自身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会赞成平等，随着他们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一定会推翻不平等的社会，而建立平等的社会。另一方面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会自动实现平等，因此没有必要花时间从理论上去论证平等的价值。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仅使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化，革命主体不复存在，而且由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由科技知识的不断发展所推动的使用价值的扩张，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2]。因此柯亨认为，支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未来平等实现的两大论据消失了，应该考虑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从道德哲学的角度为社会主义作论证。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哈维则在《希望的空间》和《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考察，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一个地理学维度，应该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以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上述理论家虽然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但是又都认为生态问题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挑战，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其理论视阈。
第三种理论观点来自于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辩护派”。总的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之间不构成矛盾冲突关系，但他们在理论观点上也存在着差异。一种观点以奥康纳和阿格尔为主要代表，他们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只存在着潜在的生态学视阈，却缺乏系统的生态学理论，但可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重构，开启其生态视阈；另一种观点以福斯特和佩珀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并直接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中阐发其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上述两条路径，最终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的生态学理论。
西方学术界的上述三种理论观点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都得到了回应，主要形成了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两条路径。第一种主要是从生态价值观的路径来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这种观点的本质是把生态文明归结为一种后现代文明或者后工业文明，其必然结局是要么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可能性，要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生产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才能真正与生态保持一致，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二种研究路径是明确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理论资源，挖掘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文本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分析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差异及其原因，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差异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生态危机的本质看法不同。生态主义思潮把生态问题的本质归结为价值问题，即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了问题。而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现根本改变的转折点在于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人类由此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并把自然仅仅看做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最终导致了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生态主义思潮那里，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改变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生态危机虽然表现为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但其本质却是人和人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因此不能脱离调整人和人的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评生态主义不懂得“自然是社会地产生的。自然的用处和观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1]156这就意味着解决生态危机应当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
第二，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之间存在差异，并由此导致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不同态度。生态主义思潮在价值立场上始终坚持“地球优先论”，强调人类不具有相对于地球生态系统其他物种的特殊权利，这种“生物圈平等主义”使他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张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但是他们所主张的“生物圈平等主义”不仅在实践中会遇到一系列难题，而且其理论本身主要是依靠直觉和个人神秘的体验而不是科学的逻辑论证得出的。如施怀泽在论及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时指出：“神秘主义就其使人与无限者建立精神关系而言，它是深刻的世界观。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是伦理神秘主义。通过伦理行为，它使与无限者合一得以实现。……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具有宗教的特性，承认和实行它的人具有根本的虔诚。”[3]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又必然导致相对主义。这种反人本主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也是他们反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与生态主义思潮相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秉承的是现代主义的立场，拿佩珀的话说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主义思潮的结果。因此，他们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坚持人类中心论，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同近代与资本、个人欲望相结合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它既反对所谓生物道德的神秘主义，同时也不反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第三，对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本质理解不同。虽然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都是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但两者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与本质的理解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生态主义思潮把保护环境与人类生存的权利对立起来，同技术进步和运用以及经济增长对立起来，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拒斥工业文明、回归荒野的前技术时代，显然这是一种浪漫主义在当代的回响。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的则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不是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和积极成果。在他们看来，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其生产和经济增长不过是服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必然引导人们沉沦于非理性的消费中，从而导致人们对技术的滥用和对自然的破坏。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人们回到穷乡僻壤的前技术时代，而是如何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让人们从异化消费的满足形式中摆脱出来，并为人们创造多种积极形式和具有创造性的满足形式。而这种满足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制造出的“欲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服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真实需要”的基础上。在他们的眼里，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为了说明这一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区分了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之间的差别。他们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注重环境保护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保护生态，而是一方面为了维系资本追求利润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使自身的商品披上绿色环保的外衣，使商品以更高的价格转嫁环境保护的费用和获取更高的利润。无论从资本的本性看，还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它们和生态都是对立的。他们据此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就其本性是反生态的”理论命题，这实际上从根本上把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区分开来了。
第四，生态主义思潮是一种主要以生态价值观建构为主旨的生态学理论，他们秉承的是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人们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破除资本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合理协调人们在环境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实现“环境正义”，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呈现为一种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上述理论上的差别，其根源在于是否赞成从历史观和自然观两者辩证统一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而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态度。在生态主义思潮那里，“自然”概念“被解读成‘荒野’、‘原始’、‘乡土气’、‘孩子气’。贯穿上述概念的一条主线是，‘自然’被视为一种未被污染、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4]35这种脱离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观使得他们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以贬损人类利益和尊严的方式谈论对自然的保护，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和自然之间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和能量的实际交换过程，并把生态文明归结为回归“荒野”，以消极方式寻求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当然是并不奇怪的事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从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的视角来分析生态问题，他们一方面强调生态问题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贪婪和价值观问题，“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133因为价值观的变化包括人类对自然看法的变化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主张要分析生产方式对于人类和自然界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的影响，即分析生产方式是如何导致这种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发生中断的，这就决定了生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比其他理论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具有优势，而且也有利于生态主义思潮克服其理论缺陷。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5]2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回应生态主义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质疑的基础上，来建构自身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他们的回应既包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性的辩护，同时也包含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拓展，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对生态主义思潮的质疑作出了回应：
第一，针对生态主义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机械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进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是对立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体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机械唯物主义、技术决定论的区别及其独特内涵。在他们看来，17世纪的科学革命产生了机械论和有机论两种唯物主义，而这两种唯物主义分别根源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马克思继承的是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传统，其核心是既反对神学目的论，主张用物质的原因解释自然，同时又肯定人的自由和个性。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时期就赞同伊壁鸠鲁而反对德谟克利特的严格决定论。同时马克思深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并通过他对近代科学革命、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最终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创立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从来不脱离人类实践抽象地考察“自然”。“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绝对没有忽视外在的自然王国。然而，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倾向于只有自然涉及人类历史的时候他才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被人类触及到的自然已经越来越难以发现。在这方面他的分析力量在于他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或者他最后所称作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通过生产。”[5]127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像机械决定论那样，按照实证科学所揭示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始终强调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总体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像生态主义思潮所说的那样，秉承的是笛卡尔主义的机械论，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的是有机论世界观，它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第二，针对生态主义思潮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考虑自然的限制，而是强调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来控制自然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强调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自然的限制。这是因为，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要依赖于自然条件，而且也要依赖于社会条件的限制。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人类的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同时，人的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受到社会组织形式的限制。而这种承认自然限制的思想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一贯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继续肯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马克思认为对人类生存的物质先决条件的知识对理解社会是必要的事实，再次显示出对自然施加于人类社会的因果影响的认可”。[6]不仅如此，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解放也并不是绝对的。“首先，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承认最终的自然界限。其次，我们不能仅按照我们所想的去做，而不受我们自己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追求解放，但不是唯心主义的、完全的自由意志。……而是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或通过理解它如何运作和按照而不是违背物理规律来改造物质世界的自由。”[1]172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以及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是否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必然构成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控制自然”并不必然导致对自然规律的漠视。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一方面所谓“控制自然”是要使自然从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合理地调节人类社会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既反对技术悲观主义，同时也强调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其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
第三，针对生态主义思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秉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同时，从两个维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作辩护。第一个维度是他们具体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何种意义上才与生态危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从政治上看，生态主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社区生态自治，本质上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因为，一方面生态主义的生态治理论的核心是反对消费主义而不是造成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另一方面，绿色运动看起来代表工人阶级，但是由于它们排斥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集中在资本家和工会手中，这样所谓绿色运动只能沦为资本和工会在既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内围绕资本和技术中心主义的一种政治协商，不可能得出真正积极的结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从哲学上看，生态主义是反人本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它不仅在理论上面临无法克服的难题，而且也没有搞清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何种意义上才与生态危机具有内在的联系。生态主义思潮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要求以生态为中心，强调人类和人类以外的自然具有同等权利，但是他们又难以从理论上对上述主张展开科学严密的论证，只能求助于人的直觉和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显然这会陷入反人本主义、神秘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结局中。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拒绝这种生物道德和将自然神秘化的反人本主义做法，并强调他们和生态主义思潮的根本区别就在如何判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在他们看来，不能像生态主义思潮那样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资本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资本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有机结合，形成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和现代性价值体系，从而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体化为服从资本利益的重视谋利、效率、物欲至上和追求经济增长的价值观。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在于破除承载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第二个维度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的同时，对其内涵展开了重新阐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生态主义思潮克服其理论缺陷是有益的，这主要体现在它能使生态主义思潮认识到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是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目前裂痕的深度已超出它的想象。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但是，暂且不谈资本主义制度，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关系并非不可企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社会关系。”[7]因此，他们所阐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是一种建立在“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1]340这种新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之所以是人本主义的，是因为它把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是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置于其价值追求的首位，反对那种服从于由资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制造出来并操纵的个人欲望基础上的生产。这种新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虽然依然肯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它不会与生态之间发生对抗性的矛盾，因为它致力于反对那种把异化消费作为唯一满足形式的生产，而主张在尊重自然限制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实现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并利用生产的积极成果为人们真实需求的真正满足创造多种形式的条件和可能性。
在回应了生态主义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的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个方面入手建构了系统的生态文明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生态危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必然会破坏其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资本全球化运动及其由资本所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性的特点，其本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性使用，体现为它们在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不公正和利益矛盾，而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所倡导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又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绿色政治运动，通过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权力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为生产的目的和归宿，以追求环境正义为基本原则，才能最终实现与生态和谐一致的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建设生态文明。
总的看，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主要是遵循生态主义思潮提出的生态价值观研究路径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路径，因此，如何正确看待生态主义思潮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流派依据当代生态危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是对于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必须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生态文明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在这两个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应该说是较为深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也重视生态价值观的批判和重建，但是在他们那里，生态价值观的批判和重建始终是从属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及其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才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们之所以秉承这种理论观点，是因为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思考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必须具有“全球性视野”，因为地方性的生态问题本质上“都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碎片……地方性不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它也是同国际经济的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4]478因此，要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前提就是必须打碎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只有在同时实现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对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发挥作用。就是说，他们批判的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但他们不像生态主义思潮那样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绝对对立起来，更反对生态主义思潮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回归荒野，进而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运用对立起来的做法，而是把生态文明规定为既吸收了工业文明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成果，同时又是一种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基础地位。生态危机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价值观问题，它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关系问题，只有调适好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解决好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应落脚于生态价值观上，而应该将重点放到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如何影响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上。这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和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和人们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运用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来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西方绿色理论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更加具有方法论和理论上的优势。第二，有利于克服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生态价值观研究路径的抽象性和片面性。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生态价值观研究路径实际上是认同和借鉴西方生态主义思潮的产物，其特点是批判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的不可能性。这种研究路径的必然结局是把生态文明看做是与工业文明截然对立的后现代文明，并且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发展和技术运用。这种研究路径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历史地考察生态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懂得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问题的全球弥漫又是同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资本支配下的国际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所反映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内部不同人群之间在生态危机背后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企图通过倡导和建立抽象的“人类利益”的生态价值观来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其结果不仅会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运用对立起来，而且也无法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突显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既然生态危机的实质反映的是以人和自然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在环境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关系，这就决定了必须建设规范人们利益关系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律法规，将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底线规则来制约人们的实践行为，实现“环境正义”。一方面我们应当立足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这一价值立场，把如何变革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国际环境正义作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把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使命，为生态制度、生态法规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使生态文明理论真正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其次，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回应了生态主义思潮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机械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以及是否承认自然的限制等问题，但他们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显示了理论上的一些局限。具体说：第一，他们虽然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机械唯物主义的不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不仅不矛盾，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理论工具，但是却没有重视和挖掘马克思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的生态意义，因而并没有从理论上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和内涵。这就不仅没有科学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同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区别，而且也更无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和“历史生存论”相统一的视角来探讨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第二，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论述还没有达到生态学的高度，而仅仅停留于变革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一般论述的基础上。因为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形态，总是存在着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限制的问题，即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离不开对它与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人的欲望追求等关系的分析。这方面既突显经典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随着生态危机的到来进行重建，也说明这是它受到生态主义思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部分理论家质疑的根本原因。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注意到了资本的全球化与生态问题的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他们却忽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以及资本的空间生产的论述，因而他们对资本的全球化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具体和深刻的分析。
最后，能否科学应对生态问题以及国外各种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质疑，最终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实际上关涉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够建立与现代生活的内在联系的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研究的问题。不可否认，生态问题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显现，但由于它依然在自然循环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因而无法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具有大量的关于如何处理人和自然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论述，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文本中直接阐释出完整和系统的生态学理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也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路径必须面对的难题。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生态学视阈之下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创新性阐释，才有可能建立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具体说，它应当包括：第一，通过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和“历史生存论”的内涵，从生存论的角度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生态内容和生态意蕴，从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生态思维方式的特质。第二，如何从马克思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中，揭示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进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和科学技术理论进行创新性阐释，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第三，如何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变换裂缝”现象的揭示、对资本的空间生产和资本的现代性批判中结合生态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具体内容。第四，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自由王国”以及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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