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不忘掘井人——郑振铎与文学研究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忘论文,饮水论文,研究所论文,郑振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上，有柳鸣九先生的长文《何其芳在“翰林院”》，读后对何其芳先生更加崇敬，同时对柳先生亦怀敬意。不过，我又想坦率地指出，柳先生此文把郑振铎先生的功绩完全忘却了，是不应该的。
柳先生所说伪“翰林院”，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郑振铎是它的主要创办人和第一任所长。何其芳开始是副所长，在1958年10月郑振铎不幸因公牺牲后，继为第二任所长。郑先生直到临牺牲前四天，还在百忙中赶到该所，出席了一次会议（不过，那是一个“批判”他的会议）。
柳先生说，在当年的文学研究所，“颇不乏‘国士’、‘大师’级的人物，就我知闻而言，我还不知道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有过任何一个单位有如此的‘人才奇观’，似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盛世的‘翰林院’，亦不见得有过此者。”这话是否有点夸张，姑且不论；我满以为柳先生在谈论文学研究所这些“国士”、“大师”级人物时，首先就会写到郑先生，然而却没有。在柳先生这篇专谈“翰林院”历史的三万字长文中，只有一处提到了郑先生。那是在讲到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时，提到“此书之前，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名声最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是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前文化部长郑振铎所编著的《中国俗文学史》。”然而遗憾的是，柳先生这样说，却又遗漏了郑振铎早于刘大杰多年在1930年代出版的四大卷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那可是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研究所老前辈李健吾先生盛赞之为“划时代的造诣”的“巨著”啊！
柳先生文中多次写到何其芳是“最初受命”“创建”文学研究所的人，是“组阁者”、“领军者”，是文学研究所“领导人之首”、“最高指挥官”、“双肩挑的第一把手”。甚至称何其芳是该所“开明君主”，在所里创立了一种“何氏秩序”。称他是文学研究所“这金字塔尖顶上端坐”的人，“他在这金字塔尖端上的位置是独一无二、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他是这个领域、这个机构里最具有综合优势的唯一一人”，是“文学研究与评论领域的首席代表”。称研究所的其他人都在何其芳“手下”、“麾下”（这个词用了至少六次）。柳先生这样说，真不知将郑振铎先生置于何地？
事实是，文学研究所在1952年筹备时，就是以郑振铎为首，何其芳为辅的。1953年2月23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正式任命郑振铎为该所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当然，后来郑振铎因为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公务，因此，文学研究所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何其芳做的。但该所的大政方针的主持者无疑仍是郑振铎，何其芳时常要向郑振铎汇报、请示工作。
在我看来，郑振铎对早期文学研究所的最主要的开创性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邀请、召集了一批著名的文学研究者，组建了一支水平非常高的研究员队伍；二是制定了一系列科研课题，出了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成果；三是为该所的图书资料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是为文学研究所指导、培养了好几位外国留学生、研究生，如今大多成为海外著名汉学家。但在柳先生的笔下，这前三条的功劳都是何其芳的（当然，我认为何先生也是有功劳的，不过首要功劳不能算在他头上），最后一条他则没写到。
柳先生说：“据说，文学研究所最初的每一位高级研究人员的来所都是由何其芳在全国范围里亲自物色、亲自圈定、亲自推动调遣工作的……”我不知道他是听谁这样说的。其实，他提到的“‘一代才子’钱钟书，学力深厚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校勘专家王伯祥，汉魏研究大家余冠英，学识渊博的中国古典小说史权威孙楷第与戏曲杂艺研究权威吴晓铃”等人，几乎无一不正是由郑振铎“亲自物色、亲自圈定、亲自推动调遣工作的”！柳先生还提到的潘家洵、李健吾、杨绛、罗念生、罗大冈、唐弢等人，以及他没有提到的俞平伯等，也莫不如此。像王伯祥、俞平伯、潘家洵等，都是郑振铎二十年代的老朋友、郑振铎当年领导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钱钟书、杨绛夫妇等，也是郑先生多年的最好的朋友；吴晓铃则是郑振铎的学生。
我这里再举几个例子，看叶圣陶日记，1952年4月4日，王伯祥访叶圣陶，“渠发牢骚，谓开明［书店］创立二十余年，今将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不意残局之收结，责归于其身。在合并机构中任事既勉强，且心意上不安（以薪金特大，与他人不协调），最好别谋他事，嘱余设法。”至10月27日，叶圣陶日记又记：“三时，偕［胡］愈之到怀仁堂，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之扩大会议……会中晤振铎，言于北大新设之文学研究所已成立，渠为主持人（尚有何其芳），伯祥可入所为研究员云。余觉其甚为得所。”可知，王伯祥之去文研所，完全是郑振铎的安排，叶圣陶也认为得其所哉。再如李健吾，1953年9月巴金在北京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给妻子的信中说：“健吾未去参加文代会，郑振铎提意见，这是对的。”可知李健吾此时在上海不受重视，连出席文代会的资格也没给，郑振铎甚为不平，就邀请他转到文学研究所来。李健吾后来在《忆西谛》中也写到，是郑振铎热情邀请他去文研所工作的，并请他吃饭，算作接风。又如唐弢，1957年11月18日郑振铎在苏联列宁格勒访问时，还在致唐弢的信中热情动员他从上海转到北京的文学研究所来。但后来唐弢调动成功时，郑振铎却不幸逝世，所以唐弢到北京后，马上就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郑先生“报到”。
关于文学研究所最初的一系列科研课题，大多也是郑先生亲自制定的。例如，俞平伯继续研究《红楼梦》，钱钟书搞《宋诗选注》，王伯祥校注《史记》，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文，吴晓铃选注元曲等等，就都是郑振铎指示或商量安排的。那部集体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也不是像柳先生说的全是何其芳构思、立项、主编的。这里，只要引用何先生写的《悼念郑振铎先生》中的原话，就明白了：“他（按，指郑振铎）提出了编写十余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他热心地参加每一次讨论文学史的计划的会议。”关于这部文学史，何先生在文中明确地说是郑先生“主持”的。当然，不幸郑先生赍志而没，后来继续主持这部文学史编撰工作的负责人就是何先生了。但我们总不能忘记郑先生的功劳。
何其芳先生在上述悼文中说，郑先生在“筹备文学研究所的时候，他已经是工作相当繁忙了，但他对于各种筹备工作都积极地参加过意见。成立以后，他对于所里许多方面的工作也一直是关心的。后来他常常出国，对所里的具体工作才过问少一些。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特别是整改阶段，他对所里的研究工作的改进又很关怀了。”为了更确实地说明郑先生对文学研究所的“关心”，我从郑先生的日记里辑录出一些史料。可惜的是，今天能看到的郑先生的日记很不全。但以下所录的资料也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一九五六年
十一月一日
上午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开会。
一九五七年
二月七日
八时半，赴北大，主持文学研究所的所务会议。
二月十六日
上午八时许，到文学研究所主持全所会议，由何其芳报告1956年研究工作检查情况，由我加以补充，说明要加强计划性、纪律性及联络工作。最后说明要消灭研究工作的空白点，要有新的力量的补充。
五月十八日
五时即起。匆匆梳洗后，即赴飞机场，为缅中友协代表团团长达拉博士送行也。飞机六时半起飞。赴钱默存[钟书]宅，他们刚在早餐。又到李健吾处，他正卧病在床。九时，到科学院文研所开座谈会，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可见尚有顾虑。
五月十九日
五时半起。……人民画报社的人来谈，要我写关于永乐宫的文章。何其芳、王平凡来谈文学研究所的事。
五月二十五日
六时起。看书。八时半，到勤政殿，和陈云、姬鹏飞、刘晓诸同志，陪同伏罗西洛夫同志及费德林同志等，到八达岭参观长城。……二时半，回家稍息十余分钟，即到西郊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座谈会。这次北大的教授们来了不少，谈得还算尖锐。六时许，散。偕吴晓铃到隆福寺，在大雅堂取得玩虎轩刊的《西厢记》附录一册，想得到玩虎轩是刻过《西厢记》的。何时能够得到那个刻本呢？一同回家，将借他的《古剧丛刊》的几个底本还给了他。甚倦。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竟睡着了。
六月一日
八时，到［文化］部办公。九时，到政协礼堂，参加工作会议。我说了不少话，对于保护文物事，尤为慷慨激昂，不知有效果否？下午二时半，在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座谈会，也说了不少话，因免冷场也。
六月二十八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开所务会议。
八月二日
七时半，赴飞机场，送缅甸国会代表团动身离京也。……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反右派斗争会……〔按，据王平凡在《深切怀念郑振铎先生》文中回忆：“文学所召开批判‘右派’杨思仲大会。会后，何其芳同志问郑振铎所长有何意见，郑先生坦率地说：杨思仲除了他和冯雪峰的关系外，我听不出他有什么右派言论……冯雪峰是我的老朋友。他叹了一口气，用他的习惯语言说：我的朋友杨思仲怎么也成了右派？他建议不要再批判了。”杨思仲即陈涌〕
八月八日
上午八时，到西郊文学研究所开所务会议。
八月十五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主持全所大会。由何其芳、汪蔚林、王平凡诸位，分别报告小组讨论及所务会议的决定。最后，我说了话。
十二月二日
十一时三十五分，到达北京南郊飞机场。……三个月的旅行，至此告一结束。才到家门，何其芳、罗大冈二同志已在等候，谈了会文研所事。〔按，郑振铎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三国极其紧张地开会、讲学了整整三个月，今天刚刚回来。〕
十二月四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全所会议，我谈出国参观情况。
十二月七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开会。讨论整改小组事。
十二月十八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初步讨论学术研究工作的辩论提纲。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开所务会议，讨论方针、任务的总结。
十二月三十日
八时半，到部办公。下午二时许，伯祥、斐云来，皆往文学研究所，参加“文学小组”规划会议。
一九五八年
一月八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主持第十九次所务会议，讨论了整改问题，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等。
一月十四日
八时半，到部，见《［金瓶梅］词话》已出版，印得不坏。九时，到文学研究所，开会讨论修改十二年科学规划纲要。 因为很集中，到午，已毕。主要的改正是加入战斗性的题目，删去了许多非研究性的项目，把《纲要》写得更合理、更有思想性些。
一月二十二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办公。
一月三十一日
九时，到政协礼堂，参加人代会的小组会……二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参加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整理、重印古籍小组的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到者有齐燕铭、钱钟书、何其芳、王伯祥、余冠英、徐调孚、金灿然、吴晓铃诸人。谈至五时半，散。进一步的拟定书目，必更为完备。
二月二十八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办公。和苏联留学生谢曼诺夫谈清末的谴责小说及关于唐代的人文主义的兴起的问题，甚久。有些意见可以供我们参考。提出问题，引起争论，总是好的。
三月十五日
八时半，到部办公。十时，到文学研究所看大字报。默存［钱钟书］夫妇即留午餐。
三月二十日
九时，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座谈会，并写了十张大字报。
三月二十六日
六时起，吴晓铃夫妇来，同赴文研所。在图书馆看了一会书。听各组组长汇报，发现了不少问题。十二时许，回。下午三时半，捷克研究生威林格洛娃［按，即米列娃·维林格罗娃］来，谈了一会。偕同吴晓铃，到曲园晚餐。餐后，送他回和平宾馆。
四月二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九时，参加大会。由唐棣华副所长作第二次的检查。我也说了几句话。
四月九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办公。看大字报，也写了五张。和唐、陈诸同志谈资料工作的计划。
四月十六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参加西方组的小组会。听大家对李健吾提意见。我也说了话。
四月二十四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八时半，开向党交心大会。由潘家洵、朱虹、缪郎山说话，都很沉痛。继我说了些话。
四月三十日
八时半，到文学研究所，讨论编辑中国文学史简编事，期以三年，必当成之。其特色为包括到当代为止，且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
五月二十八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开会，讨论大跃进计划，拟出刊《文学评论》及《文学小丛书》，大家思想都已搞通了。
六月四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参加文学史编辑会。
六月十一日
八时许，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古代组会议。十二时许，与伯祥等同志同回。
六月十八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开所务会议，讨论大跃进的计划。
七月三日
八时许，到文学研究所，主持所务会议。近一时，回。肚中甚痛。下午，躺在床上休息。
七月十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和周妙中谈话。参加古代组讨论“计划”的会议。
七月十七日
上午，到中宣部孑民堂，参加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结果，很有成绩。原定两年半编成“三选一史”，周扬同志则主张以一年之力成之。邀代表们到森隆午餐，文研所请客也。
七月十八日
八时许到文学研究所，参加何其芳同志的思想总结的报告。大家都提了些意见。〔按，今存郑振铎听何其芳谈整风的思想总结的记录。〕
七月二十四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参加乔象钟和陈友琴的思想总结座谈会。
七月三十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参加整风总结报告的讨论会。
七月三十一日
八时，到文学研究所，继续参加整风总结报告的讨论会。
八月六日
八时，到文研所，主持所务会议。
九月十二日
七时半许，到文学研究所。和吴晓铃、周妙中二同志谈《古本戏曲丛刊》外集事。和苏联科学院派来的某女士谈中国诗。
九月十七日
八时许，到文学研究所，参加组长联席会，讨论到重点批判几个人的事。偕何其芳、蔡仪二同志到印刷所，看《专刊》封面的样子。
十月八日
七时半，到文研所，和何其芳同志谈了一会。八时半，作自我检讨。说到十一时半，还觉得不深不透，并表示要求大家大力帮助。与艾德林同志谈了一会。偕伯祥，平伯回城……〔按，今日郑振铎在文学研究所“学术批判会”上的“检讨”，极为诚恳。今存他的草稿及他人的记录稿。他人的部分记录稿后以《最后一次讲话》为题发表于1983年5月《新文学史料》。〕
十月十日
七时半，到文研所。八时半，开会。但正在这时，对外文委来了电话，通知说，陈副总理在外交部接见代表团。只好立刻赶去。赶到时，已九时。〔按，当时郑振铎领命即将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郑先生就是在这次出国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
十月十三日
七时半许，到文研所，参加座谈会。关于学术思想的批判，是十分重要的。有批判，才能提高。〔按，郑振铎在这次“批判会”上记录了吴、曹、范等所里同事对自己的“批判”发言。〕
柳先生又说，“在‘翰林院’，何其芳无疑要算是最最重视图书资料建设的领导人”。这“最最”二字，我最不能同意。众所周知，郑振铎才是一个最最爱书、最最重视资料建设的人。他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最有名的藏书家之一。柳先生说，何其芳“组织任命了以钱钟书、李健吾为首的图书资料委员会”。我想，这个图书资料委员会只要是在郑先生生前成立的，那就只能是郑先生组织任命的。我看到文研所老同志马靖云写的文章《记忆中的郑振铎先生》，就明确写道是郑先生“建议成立所图书资料委员会”。柳先生又说，“何其芳还以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精神，物色并任命了一位并无大学文凭、但建国前自学成才、开过书店的人主持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他在搜罗旧书与孤本方面，既精明又起劲。”我还不知道这位主持图书资料室工作的先生是谁，但我想，十有八九他是郑先生物色来的。你想，建国前开书店的人，何先生怎么会比郑先生还熟悉？在搜罗旧书与孤本方面，何先生会比郑先生更精明又起劲？顺便提一下，在郑先生逝世后，曾经帮郑先生做过图书资料工作的他的妻子高君箴，也进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工作，为该所的资料工作作出了贡献。
郑先生的很多贡献，被人遗忘久矣！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1980年代，我偶然看到当时新当任的文学研究所所长在该所的一份就职讲演稿（印刷品），讲演稿中说文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是何其芳，又提到他们新领导班子为了表示对首任老所长的敬意，议决要在所里招的研究生中培养专门研究何其芳的研究生。（按，该所至今似乎还没有培养过专门研究郑振铎的研究生。）我当时便给这位新所长写信，说郑振铎才是首任所长。他大为吃惊，因为他们所里没有人向他指出这一点。他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他进所晚，确实不知道此事，一直以为何其芳是第一任所长。他又疑惑地说，他问过几位比他早进所的同事，他们居然也一样不知道。我当时非常遗憾，连郑先生领导过的“翰林院”的人也如此，遑论社会上的一般人？我真为郑先生这位把一切献给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巨人抱屈！现在，我听朋友说从电视上看到，郑振铎先生的照片就挂在文学研究所的墙上。然而，柳先生是该所的先辈了，他进所后郑先生还当任过一年多所长呢，他到现在还不知道郑先生是首任所长，似乎是不应该的。
“饮水不忘掘井人”，这是柳先生文章中用过的话。我和柳先生一样怀着对“掘井人”的敬重之心，因此才写此文。尤其是2008年适逢郑先生为国牺牲50周年和诞辰110周年，读了柳先生的文章，我好像有点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相信柳老先生一定不以为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