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学论文,科学论文,标准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4-0072-13
“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①。近代出现的“科学”与原来的科举之义绝非一事②，严格而论，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以往研究多拿“格致”与“科学”对应③，不免以偏概全。现有研究显示，近代“科学”一词来自日本④。日本用“科学”译sciense，因其有“分科之学”的意义⑤。至19世纪80年代，日本“科学”的含义基本确立，广义而言是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分科学术，狭义则指自然科学。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本文暂且不论，仅涉及中国学人围绕分科之“科学”的讨论与分歧。
据左玉河的研究表明：自19世纪70-80年代开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接受西学分科观念，传统的崇尚博通之学，逐渐转变为注重专门之学。这种尝试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⑥。事实上，在“科学”概念进入中国之前，西学分科的形式已为国人知晓，之前出现的“西学”、“格致”、“新学”等学术内容也多体现为分科形式。因此，作为分科之学进入中国的“科学”概念，自然而然地被近代学人所接受。1900年以后，“科学”一词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所采用，表达出他们共同的东学方向。
日本“科学”的出现为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新的典范。但是，对于本来就没有统一认识的“科学”概念，国人也多是雾里看花，在各自原有的学识背景下理解与阐释。1902-1903年间，由梁启超揭橥，《新世界学报》与《大陆》回应的，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便是“科学”概念的分歧在中学体认与改造问题上的映射。
一、“学”与“科学”的混用
国人最初转向东学的确是从日本的成功经验中看到希望。日本的学术改革似乎造就了国家的整体进步，这一现象构成了中国人发动“学战”的基本逻辑。这一时期，各种日人创造的汉语书写形式的新词汇涌入国内，“科学”便是其中一例。“科学”初入时，在自然科学的含义上与“理学”、“理科”、“格致”等词发生纠葛⑦。但是，自然科学仅是“科学”概念的其中一义，时人同时也把“科学”理解为分科之学。
“科学”的分科之义最初体现在日本学者的文字中，且他们认为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科学之法应用于一切学术，影响着一切学术。如论“自然科学发达之影响直及精神科学矣。心理学之能力说积以实验，伦理学则综合归纳法一新面目，美学独不能免科学进步之影响，世之学者亦将以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研究之”，于是“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咸自哲学之手，夺而为独立之科学”；而“政治、法律、经济诸学亦蒙科学进步之影响，哲学思想无不排斥为陈腐，而实验之研究凌厉中原矣”⑧。文字中出现了“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独立之科学”等字样，“科学”之义显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指一个不断扩张的学术范畴，包括了可运用“科学之法”的一切学科，如自然科学、逐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精神科学”，以及还没发展成为“独立科学”，却有望成为“科学”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
在各种“科学”中，日本学者认为自然科学是基础，精神科学最为重要。“自然科学之欠乏，是东洋之普遍性也，然以中国为尤甚……彼(中国——引者注)近来虽稍觉悟，略习机械工艺学，然于物理学、生理学等不过初步耳，未见有精密研究之也……又机械工艺之学，属于有形，能目睹之，不难知其重要。唯是伦理学等，中国以其从来之道德为是用而不习之，是其大谬误也。伦理学虽属于无形，然精密研究之，自有正确根据，亦须待自然科学研究之结果也”，“中国今日之衰颓，实由精神之人之败落……彼之学者当以研究哲学、宗教、伦理、教育等为最要”。
而且，“科学”是一个被日本证明了的，可以调和东西两洋的西学范畴。“大西洋之学术无量，其分科甚繁杂，卒而甚难着手……若得日本学者之指导次序，学习固甚遍”，“若只翻译西洋之哲学、伦理、宗教等诸学科，岂遂足供研究乎？故必须参以东洋古来哲学、伦理、宗教，使东西两洋之思想混合调合，不可不经此层之特别研究也……日本学者之苦心惨怛，研究于此已有年，中国人若就而迹之，不独得此学术，更足见日本之先导对此等诸学之方针”⑨。
以上文字，体现出日人对于西方学术发展的认知，以及在有形无形之学中问孰轻孰重的选择。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类似的“科学”与“学科”的用法逐渐出现在有东学背景的中国学人的文章中。如1902年，留日学生编辑的《新尔雅》解释“科学”名词为“研究世界之现象与以系统的知识者名曰科学”，其中有自然科学、记述科学、理论科学、规范科学、经验科学、演绎科学、精神科学、普遍科学等种类⑩。同年，吴汝纶日记中转载了日本教习西山荣久所译的“科学”内容。他列举的“科学”类分有三种：一是按照德国博士翁特、美国博士克丁极司、日本大学教授中岛博士，皆分“科学”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心理科学；此三科外，又分三种，记述科学、发明科学以及规范科学；三种外又分两种，理学与智学(11)。1905年，《江苏》杂志登载译文《哲学概论》，将“科学”的类分一一列出，记载得最为详实(12)。以上“科学”均出自日本，多是西方“科学”类分的转译。“科学”特指某种系统的学术范畴，但各种“科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同时，由于传统书写方式的影响，近代学人习惯将“科学”或“学科”简称为“学”。当时最常见的是将“学”分为形上与形下，如有人说，“形而下者之学，其基础属于有形事实，以五官观察之，则其所知觉，亦不见有所径庭，其理论亦不见得有所轩轾，而其进步则速疾也”；“若形而上者之学，其基础属于无形智识，用理想考察之，则其理解固不必皆同，其理论亦非能一律，而其进步颇缓漫也”(13)。也有人将“学”三分，如杜亚泉认为，“一切学术，虽科目甚繁，皆可以此(物质、生命、心灵——引者注)统之。何则？学也者，自客观言，乃就宇宙间本有之定理定法研究而发明之，以应用于世之谓。自主观言，乃由所感所知者，进于演绎归纳之谓。宇宙间三者以外，别无现象，则所谓定理定法者，即在此现象之中；所感所知者，亦感知此现象而已。故此三象者，一切学术之根据：其直接研究之记载之者为物理学(包化学博物学言)、生理学(包生物学言)、心理学。以此三科为根据地，应用其材料，而有种种工艺、航海、机械之学，医药、卫生、农林、畜牧之学，伦理、论理、宗教、教育、政法、经济之学；又统合三科，研究其具此现象之实体，而有哲学”(14)。亦有以甲乙丙来区分学术类别，如谓“学术范围广泛无垠，故学术部类之种别亦浩如烟海，若欲条分缕析而统一之，古往今来东西学者所难。本栏从便权分为甲乙丙三科。甲科即哲学、伦理、宗教等精神上诸学；乙科即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社会上诸学；丙科即理化、博物、工艺、生物、生理、地学、天文，其他自然界及物质界诸学”。此说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别。但无论怎样区分，“学”是分科的，大体不出有形与无形两类，且“形上、形下学合一炉而冶是也”(15)。
有时，单独的学科或以“一科学”、“一种科学”来称呼，或被称为某某之学。如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录》，称妖怪学为一科之学，“妖怪学者，有科学之资格者也”，因其“既有妖怪之事实，本此事实，而考究其原理，是不可不谓一种之学。若由今研究之始，而步进一步，则他日现一科独立之学于学界上，盖不难期矣”。他所列的学问全体分科表中将各科之学统称为“学”，包括了理学(自然科学)与哲学两部分，而今天所谓的社会科学也是哲学中的一部分(16)。
以上种种说明近代学人多将“学”与“科学”混用，其基本形态是分科的，体现出学术的系统性与专门性，但并无一定的分科之规。更有甚者，还将“科学”理解为所有新学的总归，如北洋官报局在1904年增辑学报汇编，“以补教科，保存国粹”。汇编分甲、乙、丙三编，甲编为学术部，多言教育之事，乙编为政艺部，丙编则名为“科学丛录”，目的是“剌取新书新报中的精理名言，分门别类，采西益中，力屏空谭，专重实业”。下分四集：曰杂志、曰学说、曰文编、曰调查(17)。事实上，这是一个以“科学”为名的大杂烩，凡泰西学说、中学新说，适合时势或抨击时弊的论学文章都归属之。“科学”已溢出学术部类的范畴，成为所有新理新知的代名词。“学”与“科学”的混淆一方面表明国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尚且懵懂，同时也说明中国学术的话语方式已逐渐以分科形式为主导。
在各种“科学”的输入中，自然科学多以科普短文的形式传播，但能够引发中国学人更多共鸣的还是其中所谓的“政学”。甲午战争以后，一些爱国之士以日本为楷模，多在政学方向上寻求着救亡图存的良方。梁启超说：“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因此认为中国当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18)。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大同书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之以西文，以政学为主，而次以艺学”(19)。次年，张之洞也主张“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20)。
因此，“科学”进入后，虽然仅被少数人提及，但借以表达的多是社会人文方面的观念。1898年，王国维借用“科学”为中国引入日本实证史学的观念。1900年，章太炎在删改后的《訄书》中运用“科学”反宗教(21)，批王学(22)，以表达他革命的意愿。虽然“科学”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自然科学，或是以古代名学为基础的分类治学的方法(23)，但贯穿始终则是实证科学提供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同样运用“科学”来表示分科治学，不过他借鉴的却是日人井上圆了的学术分科体系，欲以哲学来统一其他各学，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色彩。据后藤延子研究，蔡元培之所以对井上圆了的思想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当时蔡元培正在为中国寻找行之有效的宗教资源，以作为团结国民的精神纽带。井上提供的佛学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与哲学基础上的新宗教(24)，宗教与“科学”并行不悖。同年，杜亚泉表现出对于“政学为要”的担忧。他说，“今世界之公言曰，20世纪者，工艺时代”，政治的发达与进步皆藉“艺术”以成，如今国人嚣嚣然争于政治，而忽略了“争存于万国之实”(25)。杜亚泉的“艺术”是指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而“艺术”的根底则是“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其说虽与以上各家有别，但着眼点同样不在“学”，而在于新思想的传播。蔡元培回忆说，杜亚泉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教时，一边传授科学知识，一边提倡新思想，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并因此与思想守旧的教员发生冲突(26)。这也表明杜亚泉的“科学”理解虽不体现为“政学”，但亦有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当时的情况恰如王国维所说：“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27)由此可见，日本“科学”虽然包含了自然科学的意义，但产生的影响其实直指精神领域，这恰恰也应和了日本学人提倡的精神科学至为重要的观点。
20世纪初，“科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只是一个生僻的词汇，运用者也多是将其作为新思想摭拾，表达的是共同的却也是朦胧的东学方向。但是，当概念简化为一个“学”字，不知不觉中也模糊了“科学”的本质，本有与新进的两种学术便在一个混沌的“学”的范畴里交汇，言说者则各自寻找着他们思想的落点。
二、梁启超的“无学”说
从现有资料来看，梁启超最早使用“科学”一词是在《新民丛报》上。1902年该报的第一、二号上分别发表文章《论教育当定宗旨》与《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文章中出现“科学”一词：“故(雅典——引者注)务使国民有高尚之理想，有严重之品格，有该博之科学”(28)；“宗教之发达速于科学(成一科之学者谓之科学，如格致诸学是也)”(29)。此“科学”的意义相当模糊，或许可作分科之学解。不过，有研究表明文章的创作是受到日本政治学者浮田和民的影响(30)。
但是，梁启超对于“科学”的认识应当早于1902年。若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是最早出现“科学”的文本的假说成立(31)，1897年，梁启超作《读〈日本书目志〉后》一文，应对于“科学”一词有所目睹。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创办《清议报》。1899年，《清议报》上录日人文章，出现“科学”一词的有多篇。其中有泛论者(32)，也有专业文章，如录有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的文章，他清晰地论述了欧洲科学的发展次第(33)；1901年录有讨论学术分科的文章，认为中国学术落后不仅在自然科学，以开发精神为目的的无形学科尤为急务(34)。梁氏作为该报主编，对此不会不知。在1899-1901年间，国内外都有学者，如王国维、章太炎、严复等，主动使用“科学”一词，虽然意义不相一致，但较康有为时期更为清晰，梁启超对此亦不会熟视无睹。因此，基本可以推测，虽然1902年之前，梁启超没有使用“科学”一词，但不会没有觉察，之所以在1902年反复出现，当是伴随梁启超对于中国学术的整体检讨而显著。
当时梁启超对于“科学”概念没有明确的解释，对于“科学”的理解多表现在文字的只言片语中。《新民丛报》从第3号开始连载梁启超的《新史学》。文章内容主要来源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但对译本有刻意的取舍和别择(35)，将梁启超的“史学之界说”与原本进行对照，可见其对于“科学”的认识大貌。
梁启超在文章通篇未有言及“史学”是“科学”，但在《史学通论》的原本中，浮田则明确称之为“科学”。浮田在第二章《历史之定义》中定义史学为现象科学中的一种，是“考究人类进化之顺序及法则”，但罗列了三个“历史为科学”的疑义：一，人类有自由意志，欲历史达到科学地位甚难；二，以人类过去现在的事实证明，其间有不完全者；三，历史事实为无限之进步，较诸他学，为不完全之科学。虽然他将这些疑问一一驳回，但至少展现了史学界对于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疑虑，浮田亦承认这一定义是“以史学之目的及理想而下”的(36)。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直接援引了浮田的“科学”史学的定义，但将其称之为“学”。不过，他省略了中间关于史学是否是“科学”的讨论过程，将史学的局限性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说此学“出现甚后，而其完备难期也”(37)。
文中关于史学的范畴，梁启超也有不同表述。在浮田的叙述中，历史学有二义，广义而言有“天然之历史”与“人类之历史”，狭义有“人类之历史”，是为独立学科(38)。梁启超则将其分别称为“天然界之学”与“历史界之学”。他明确把“天然界之学”称为“天然诸科学”，而把“历史界之学”(凡政治学、群学、平准学、宗教学等)只称之为“学”(39)。很难断定梁启超“科学”与“学”的差异，但可以肯定凡属于“历史界之学”都具有了与历史学一样的特质。梁启超通过《新史学》一文，事实上展现的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来自于西方的社会人文学科的模糊的、整体的样貌，它们是专门的、进化的、有实效的，是与中国旧学全然不同的学术体系。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这一广义上的“科学”认识，事实上已经触摸到贯穿整个西方近代科学领域的共同因素(40)。
从《新民丛报》第6号起，梁启超开始将“科学”对应于中国的“格致学”，与哲学相对(41)，明确指自然科学。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梁启超对此有了较为清晰的解释。其范围所指是所谓的“形而下学”，包括“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各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42)，有时也称“天然科学”、“有形科学”、“格致科学”或是“物理实学”。而且，“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43)。
此后，梁启超明确指出与宗教相对的是狭义“科学”(44)。既然有狭义“科学”，便说明确有广义“科学”的存在，应指之前所说的专科之学。至此，在梁启超的文章中，“科学”有了广狭二义。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除了这篇《格致学沿革考略》涉及到自然科学外，更多关注的是西方社会人文学科的特点与应用。据统计，《新民丛报》在1902年的一百八十多篇评介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稿中，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约占67％(45)。因此，他更多的应该是在广义上理解以及运用“科学”。
同年末，《新民丛报》开始连载《加藤博士天则百话》，其首篇即论学术。认为“科学”虽然有“有形”与“无形”之别，但均是“实学”。“如机器制造、矿学、电学工程等应用科学，最有益于实业者，谓之实学。其他物理学、化学者，虽纯正科学，然以其为应用学之根抵，故亦谓之实学。”若哲学、心学、群学，“在今日思想勃兴，治此等学科者，必非以空构揣测而自满足，往往依严格的科学法式以求其是”。今日欧洲“非徒峙有形之物质也，而更赖无形之精神，无形有形，相需为用，而始得完全圆满之真文明”(46)。无独有偶，在梁启超此文发表的前后，《译书汇编》(47)、《大陆》(48)等杂志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这也说明近代学人对于所谓“无形学科”有着特别的关注。
1902年梁启超的“科学”认识尚无系统，多是转述东学中的只言片语，“学”与“科学”往往混用，并没有明显界限，不过仍旧可以确定广义“科学”的用法客观存在。而他也知道自己的认识未必妥帖，见地极浅，尚有未尽未安之处。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的法眼重新审视中国旧学。同年，梁启超就开始用这不太妥帖的“科学”观对中国学术进行了全面检讨，不仅开创了中国“科学史学”的历程(49)，实为中国学术整体“科学化”的肇端(50)。
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并非无学，中国在上世史时代与中世史时代，学术均为世界第一，只是缺乏进化之机缘，未能如欧西日进一日。“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51)。其“汗颜之处”大多说明于1902年的《新民丛报》中，如他说中国最缺格致学，“朱子之释《大学》也……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但朱子虽能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52)；中国无史学，“于今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中国史学却有四弊、二病、三恶果，不合“科学”之标准(53)；中国无生计学，“我中国人非惟不知研此学理，且并不知有此学科”(54)；中国无论理学，希腊论理学蔚为一科，“中国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播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后亦无继者”(55)；连中国的伦理学也不敷使用，“今者中国旧有之道德，既不足以范围天下之人心。将有决而去之之势。苟无新道德以辅佐之，则将并旧此之善美者亦不能自存，而横流之祸，不忍言矣”(56)。总而言之，即是中国近代“无学”，中国不但要倡史界革命，更要倡学界革命。
以上言论显示出梁启超的论学标准。他强调了学术的系统性、实用性以及进化性，衡量之后的中学几乎无一可以称之为“学”，即便惟一可以称之为“学”的史学，也只是具有了系统性，而缺乏最为关键的进化特质，否则便不会有“新史学”的思想出现。不过，梁启超虽然立下中/西界域，且对中学多有批评，但并没有放弃中学本位，他曾经说：“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57)在梁启超看来，旧学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只要注入新的思想即可。
梁启超的论学之语犹如投水之石，震惊中国学术界。严复说《新史学》以及《论中国学术变迁》为其所尤爱，“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58)。孙宝瑄赞梁启超为“奇人”，其“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59)。亦有后人回忆说，梁启超对于当时学术界之影响，“殆可与卢梭、福禄特尔、玛志尼诸人相颉颃而无愧”(60)。
三、《新世界学报》之“有学”说
在梁启超“分科之学”的标准下，中国学术似乎已是华屋秋墟，急于破竹建瓴。但是，梁启超学术论说仅是时下学人众多言说中的一种，而非惟一标准，当其以一己之见非议他人学说时，就难免发生口舌之争。
梁启超先是对《新世界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发表议论，赞其文章锐达，思想斓斑，多似得力于谭嗣同之学。但认为学报的学术分类颇欠妥惬，如设心理学门，但言哲学，两者范围截然不同，仅是因为研究主体都为人之吾心，便定此名实为不妥。因为一切有形无形之学皆是以吾心研究，由此一来学科反而不可分。按照东译，心理学为哲学之一端，应立哲学门，以心理伦理从之。另外，梁启超亦对各篇文章的归属表示不满，认为《劝女子不缠足启》一篇入政治学为无理，《论英日联盟保护中韩》一篇入法律门更是名实混淆(61)。
对于梁启超的褒奖，学报颇为不屑，认为自己的学术类出多门，非某学某派之流衍，古今之分，人我之别，只不过是论理家之弊病，且易为学术专制者之嚆矢(62)。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学报亦有所回应。先是承认分类名义确实未当，但言并非不知哲学本义，“然我谓人群进化之渐，即从人人神经已有之物徐引入所未知之途，故陈义不嫌其过高，而名词必其所习”，因此不敢随从东译，用哲学一名，只亦不欲人人废古书。曾想设理学代哲学，暨东西哲学尽人之，又因世人误解宋儒即理学日久，未易理会理学范围之大，现暂以心理学定名之。此名词虽不妥惬，但认为梁启超提议的设哲学门，以伦理心理入之，亦太过狭隘，因为一切有形无形之学，无一不以哲学研究之(63)。学报的辩白一方面体现出与梁启超所取“哲学”概念的范畴不同；另一方面，他们表现出来的困惑，实际上是相当一部分以学东洋学术技艺为不齿的中国人所共有，但他们不取的仅是“哲学”之名，采纳的仍然是西方分科之实。
从表面上看，梁启超与学报的分歧在于学科的设置，但稍加辨认，便可感觉到二者在学术概念上取舍的异同。
相同的是，二者对于西学均表达了向往之情。梁启超的态度自不待言，学报也在其创刊序例上开宗明义，欲“通过内外之邮，汇古今之全”，“将舍我所短，效人所长，与列强诸巨子相驰骋上下于竞争场中”，对于西学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学报涉学十八门：经学、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地理学、物理学、理财学、农学、工学、商学、兵学、医学、算学、群学、教育学、宗教学(64)，除了经学、史学为中国旧有，其他学科的设置完全体现了西学的分科概念(65)。学报序例中亦高标以“新学”为主义，但强调“世界学连续，新字断与世界不连续”，似取梁启超之绪余，但相较之下，学报立意似乎更高一筹。其主旨不仅仅在于以西学“新”中学，亦暗含了中学能够有益西学的自信，认为在中学与西学竞争中，世界学终将趋向大同。
学报的自信来自于“中国有学”的基本判断。仅以概念言，学报对于“学”的认识与梁启超并无大异。学报同样没有明确的“科学”定义，其认识散见于不同的文章之中。综而言之，“科学者，考究现象之法则”(66)，有有形无形之别(67)；“科学”不赅哲学，哲学为“研究物之实在之本质”(68)。其实，他们所说的“学”即是分科之学。但是，在梁启超与学报看似相同的分科概念的衡量下，中国旧学却出现了“有学”与“无学”之大别。
如以史学论，“中国历史之学，自昔大盛，三代以上无征已，太史公之史记贯注以一家之精神。中国何尝无史，然而末流无术，蹈袭故常”(69)。以政学论，“政治思想今日泰西之士言之辨矣，然我禹内亦未尝无发达时代”，周末学术思想以易天下为皇古所创(70)。以法学论，“我国数千年来具此(法律)思想者盖寡。太史公八书备列律例分门，其言曰六律为万事根本，达人哉”(71)。中国亦有理财学，“自有生以来，莫不有一生计之目的以存乎其中……太史望行直而齐治，范蠡用其术而三致千金，白圭计然猗顿之流，滥觞于当时，而后进之传其学者代不乏人，此皆中国人闻见之所及，载之典册，传之裨史，昭然而不可诬者，即所欲齐其事于亚丹斯密之列，吾知其必无愧色矣”(72)。但西学仍与中学有不同，论史东西邻之史优在于“民事独详”，“今欧各强国作统计之册和调查之史，由可知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否”(73)；法学之不同在于“泰西民智大开，人人各有其自尽于法律之义务，其法亦得力也”(74)，等等。
综上可见学报观点之荦荦大端：一是中国有“学”。虽然无学之名，却有学之实。二是各学蕴于史中。司马迁、郑樵之史不仅是中国史学之大成，亦为千百年后各新学之先声，惟“司马氏、郑氏，盖亦深于科学者也”，“颇能汇众流为一家，约群言而成要”(75)。三是为学宜用统计、比较等方法，以明社会进化之公例。四是学虽有专门，但贵在博通。“治一科学，不赅种种学术方面归并之，而后发挥之，而自限于一圈之中者，其言必不能发人之神智。”(76)1904年陈黻宸对此有总结性的表述：“(中国)科学之不讲久矣……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77)
其实，当时学界在此思路上行进者不乏其人，只不过找到的“科学”源头不完全一致，看到的“科学”类别也不尽相同。如蔡元培说：六艺即道学，其中《书》为历史学，《春秋》为政治学，《礼》为伦理学，《乐》为美术学，《诗》亦美术学，《易》为纯正哲学；道家者，亦近世哲学之类，其中名、法诸家，多祖述之；农家者流，于今为计学；墨家者流，于今为宗教学；阴阳家者流，出于灵台之官，于今为星学，其旁涉宗教为术数；纵横家者流，于今为外交学；杂家者流，于今为政学；其他名家、法家、兵家、方技(即医学)，则与今同名(78)。孙宝瑄说：“《周易》，哲学也；《尚书》、《三礼》、《春秋》，史学也；《论语》入《孝经》，修身伦理学也；《毛诗》，美术学也；《尔雅》，博物学也”；而我国十三经，可称三代以前普通学(79)。《政艺通报》载文说：“盖尝综而论之：易经者，高级理科(哲学)也；书经者，列朝史也；诗经春秋左氏传公谷国语国策者，列国史及列国宪法与列邦会盟记也；三礼、论孟、孝经者，教育史也。”(80)宋恕则表达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者殆居十之六七”；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其所谓“别科”即日本通名“科学”(81)。
《科学一斑》的创办者则认为诸子学为中国“科学”之始。其在发刊词中将学术分为“文学”与“科学”，“我国文学自豪于世界。经学、理学、老学、佛学、考据学、词章学，罔不光芒万丈”；“我国劣败在于科学衰落。科学于我国而千年前已大发达。若管子之发明政治学，孙子吴子之发明兵家学，周髀之发明天文学、数学，墨子之发明格致学，老子之发明哲学、卫生学，商鞅韩非之发明法律学，公孙龙子之发明论理学，鬼谷子之发明交涉学，夫孰非今日泰西所尊为专门学，而吾党所亟宜从事者。我先民学术发达亦概可见矣”。科学败落之因在于，“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我国文学史上之污点无可讳言。定儒学为一尊，而思想狭，学术界从此有退步无进步”(82)。《科学一斑》中的学术二分，基本是按照中学与西学的双轨进行，中国旧学归属于“文学”，拿其中的诸子学比附西方“科学”。
尽管持论者对于中学的分科认识有所不同，但思想如出一辙，即认为中国曾经有“科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说者对于近代“科学”的特质毫不知情。如黄节一边倡“光复吾国学”，一边在三段论的基础之上，认定“吾国犹图腾也，科学不明，域于无知”，“吾学犹未至于逻辑”，“凡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期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然又慕乎科学之用宏，意将以研究为实施之因，而以保存为将来之果”(83)。“科学”的进化性与实用性一目了然。
亦如邓实，一边认为“分科之学”古已有之，“考察吾国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其术自鸣，如墨荀之名学，管商之法学，老庄之神学，白圭之计学，扁鹊之医学，孙吴之兵学，皆卓然自成一家，可与西儒并驾齐驱”(84)；一边又在强调“科学”对于政治的影响，认为由日本转贩而来的泰西学术仅为“政论”不为“科学”，“科学重实验不重理想，其学说皆万枝万叶，寻其根干非可由外袭也。故其风潮入少年脑筋也难。故学人之好为政论者多，好为科学者鲜。政论为轰山之药料，科学为筑路之材料，吾中国今日惟有破坏时代之燃料而无建设时代之材料”(85)。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实验性亦已昭示。因此，持“有学”论者清楚地知道旧学中的“科学”与近代“科学”并非一事，而如此用力地论证中国“有学”显然别有深意。
可见，“有学”派与梁启超思想的根本差异不在论今之“科学”，而在于中国旧学。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但非“科学”，需要在思想与方法上进行革命；而拥趸古代有学者则认为古学即“科学”，只是“未流无术，蹈袭故常”(86)，今日学术之兴，“不在新旧之争，而在是非之辨”。同样是要“新”中国学术，梁启超取道西学，与学报同流者则希望中西、新旧、古今兼而融之，即陈黻宸所说：“曰昔旧之弊者，吾推而覆之；今弊在新，又将翼之匡之，必衡国情，必准故习。”(87)当时有学人评价说，时下“求中学者病西学，求西学者病中学”，学报则概括中西之学为新学而浑融之度(88)，为学界开一新风气。
学报所说的“今弊”即以梁启超为首的所谓“新学者”，一味崇拜西学，落入主出奴之境地而不自知。中国学术“欲言变，今必从复古始”，而不能“风俗笑颦，渺不知由来，不知善恶，一一而摹之，惟恐不肖，而遭流俗野蛮之诟”(89)。事实上，学报之立意早在第1期陈黻宸的《经术大同说》中就有揭示。他认为中国之六经实与希腊古代先哲之学说同，蕴涵天下公例，今“欲言变，今必从复古始”。而且，“天下必以异而致同”，欧洲学术至今日就“几望大同之域”了(90)，学术竞争的最后结果终为天下之大同。因此，当梁启超循进化之例，倡优胜劣汰之理，欲重整旧学，努力向前追赶西方的步伐时，学报则以复兴古学为振兴之机，以世界大同为学术理想，欲在旧学中开出新花。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行进。学报初创，陈黻宸的近交宋恕、孙宝瑄都有评语。宋恕赞陈黻宸为文可入神品之列，与章炳麟、蒋智由、梁启超、夏曾佑四子同名，汤、杜诸青年之论说亦别具眼，入情入理，脱尽现时学界、报界习气奴性(91)。孙宝瑄则谓“其中议论多袭梁饮冰之绪余，惟陈介石文章当有可观”(92)。虽然两人见解看似不同，但均具慧眼，可谓准确地辨认出二者的异同。
学报“复兴古学”的态度虽早有昭示，但在初期阐述的并不充分，更多的是在“新”字上着墨。反倒是4期以后，逐渐明确了自身的立场，复兴旧学的指向更加清晰，与梁启超的“中国无学论”也更加地针锋相对。马叙伦讥梁启超为“通人”，却“如乡曲愚夫妇之信佛说”，拾东学之唾余，而不识西学之精旨。梁“欣欣得意自以为他日中国之兴皆若辈之功矣”，实则“杀我民之大蠹，亡我国之蟊贼”(93)。马世杰斥梁启超之学为“无根底之学”，所谓开化者“皆读数小册子之新民报而以为天下学问”，而“不复致力于古来固有之学，则其所得必不实，而终且流为学术之奴隶”。学报第九期马叙伦首揭国粹主义旗帜(94)，其后陈黻宸亦表示赞成(95)，其复古思想已然确立。虽然，学报因陈黻宸的离去而停刊，但他们后期的言论实为国粹派之先声。
梁启超对于学报的转变是有觉察的，最初还称其为报界进步之征，思想界、文界变迁之征(96)，但是，在1903年再论学报时，口气大变，认为报中颇有能文之人，然大段亦涉空衍，且多外行语，为方家所笑，在众多丛报中品质不高(97)。二者的对立昭然若揭。
四、《大陆》报的“科学”说
在《新民丛报》中，被梁启超批评的还有《大陆》报，认为该报无甚外行语，但文不逮之，敷衍篇幅居全册之半，在众多丛报中品质最差(98)。对此《大陆》的反应甚为激烈，态度也颇为恶劣。但是撇开派系之争，意气之语，还是可见二者在学术上的差别。
《大陆》指责梁启超责人而不自知，于中西学术更多无知之谈，于科学外行，于西文外行，于西学精粹外行，于天下之学亦为外行。揣测梁启超之所以恨《大陆》，是因为他们曾经在《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一文中讽刺梁启超自命为通人，不过剽窃东籍一二空论，未有根底之学，梁启超实为打击报复(99)。
事实是否如《大陆》所言，姑且不论。参照《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一文与《大陆》的反驳，则可见《大陆》的学术态度。一是认为今日中国无“科学”，文学亦日衰一日。感叹支那之士夫，盖不足以语学。“其始以为天下之学尽在中国，而他国非其伦也；其继以为我得形上之学，彼得形下之学，而优劣非其比也；其后知己国既无文学更无科学，然既畏其科学之难，而欲就其文学之易，而不知文学、科学固无所谓难易也。”以上三者，实为今日士夫之通习。梁启超之误即在于此，尊自抑人，而不知天下学术各有短长，如今中国学术均不如人。
二是文学与“科学”，互相为用，未有舍“科学”而言文学者。“西人形而上学之进步，皆形而下学之进步有以致之也。今欲学其形上之学，而舍其形下之学，是无本之学也，而何学之与有？而何文学之与有！！”而支那人之性质，就虚而避实，畏难而乐易，喜言文学，对科学不乐道，无有根底之学(100)，梁启超所谓通人尤其如此。
《大陆》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留日学生的共识，他们鼓吹游学，下定决心学西学，弃中学，正是由于“今泰西之各科学术，何一不长于我。况日新而月不同，学术之进步实超前而轶古。其学之精，匪独我所承认，谅诸少年亦无不公认之”，因此“吾人当以无学为可耻，不当以变夷为可耻，学术者，世界公共之文明也，非白晰人所专有，亦非我中国人所私有。学术变之不足耻，至言语变之、文字变之、地图之颜色变之，则大可耻”(101)。
《大陆》此文中的“科学”定义与梁启超的狭义“科学”相当，且叙述得更为准确。“科学者何，所谓形下之学也，科学二字，为吾国向所未有，盖译自英文之沙恩斯Science，英文之沙恩斯又出于拉丁之沙倭Scio，沙倭云者，知之谓也。自十六世纪，沙恩斯一字乃与阿尔德Art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学，而阿尔德为术也。至十七世纪，沙恩斯一字又与律多来久Literature一词相对峙，盖沙思斯为科学，而律多来久则文学也。兹义实传至今日，传至东方，传至我国，此科学二字所由来也。”(102)“科学”即指自然科学，“文学”则包括哲学、史学、诗歌、传奇等在内的社会人文学科。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的狭义用法在《大陆》中的使用并不绝对，亦有在广义上运用(103)，此处的强调或许是为了凸显“科学”与“文学”的差别，其主鹄在于批评国人不识自然科学之价值，而斤斤于所谓的文学，实为舍本逐末，其所拾文学也为无根底之学。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近代学人观念差别并不大，如前所论，梁启超说过中国无“格致学”，邓实亦强调实验科学对于政治的作用，也认识到中国无自然科学，以及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这基本上已经是近代学人的公认。而且，他们从日本的译本了解到，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在“科学”的程度上是有差距的，往往用“完全科学”与“独立科学”区分之。所谓“独立科学”就是可以列为专门，但尚未发展完善的学科，一般是指社会人文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地理学、法学、史学等。所谓“完全科学”，就是首尾相接，已有不变之定则的学科，一般指自然科学。
事实上，《大陆》对于梁启超的评价不失准确，却稍显苛刻。如前所述，梁启超本人对于所谓的“格致学”的确外行，于此落笔并不多。他虽然觉察到了西方社会人文学科在自然科学浸染下的变化，但囿于自身知识的限制，这种认识非常表浅，更谈不上应用。《大陆》的作者与梁启超不同，他们多是留日学生，接受了系统化的西学教育，虽然其中大多数人并不以自然科学为专业，但是他们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显然比梁启超精深，学术视野也更为开阔。他们批评梁启超的立足点在于西学程度，而这也的确是梁启超的弱点。但是，《大陆》的作者们自己也只是西学的译述者，而非研究者，他们只不过比梁启超向“科学”方向多迈进了一步。
《大陆》强调“科学”是文学的基础，可见他们熟知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在他们看来，“科学”固然是分业的，也必须是有系统的、进化的、实用的，但所有一切特性则来源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达。自然科学是其他一切近代学术的基础，而中国独缺，因此在中国本土根本无法生长出“科学”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文学。
由于二者的知识结构不同，认识西学的程度亦有深浅，因此对于中学的评价亦有不同。梁启超虽然不满中国学术现状，但依然对于祖国的学术历史无限自豪，对于未来充满希望。他赞誉我中华学术思想在上世纪时代、中世纪时代为世界第一，且望在未艾之近世纪能执牛耳于全世界(104)。《大陆》则斥梁启超这一评断尊己抑人，自视太高。中国古代学术至多与其他文明之国互有短长，但绝不及希腊学术，因其于形上形下之学两有所得(105)，而中国仅有文学，无所谓科学，“今日之学，由西而东，支那文学科学之大革命，意在斯乎”(106)。显然，《大陆》对于西学东来寄予了更大的希望，认为如果要振兴中国学术，弃中学，兴西学则是必由之路。杂志在第6期以后增设一答疑栏，规定所论之事“必与新学界有关系者”，“凡以我国之旧学质问者谢绝之”(107)。
《大陆》此举表达了一部分留日学生的心态，梁启超对此亦表达了不满，认为他们于中国普通学未有完全学力，虽博极外学而欲输之以福祖国鲜矣，能有贡献于我学界者，惟严复一人而已，因有国学与无国学之异。为补之不足，梁启超欲在日本设立国学图书馆，开国学研究会，以世界新知识合并于祖国旧知识。(108)
此外，被梁启超论及的丛报还有《译书汇编》，其程度最优，《浙江潮》次之，两湖之《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又次之。并说到丛报虽层出不穷，但多名实不称，各报不过一普通丛报，却冠以某省之名，“非论理的科学的也”。办报应以学科分，必较切实而无泛衍(109)。从中亦可见梁启超对于“科学”的认知与渴望。不过，以上各报对于梁启超的评论并无直接回应。
以上三方基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西学取径。学报用“科学”证明了中国“有学”，欲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大陆》认为中国无“科学”，也无“文学”，直接取欧美之学以改造中国学术。梁启超则尝试走中间道路，以中国学术为载体引进西学，对于旧学新之而不弃之。其中，梁启超的地位颇为尴尬，学报与《大陆》都斥责其学术无根底，而他们所谓的根底之学却又完全不同，一个指旧学，一个言西学，换言之，梁启超既是一个入主出奴的西学崇拜者，同时也是一个根本不懂西学的盲瞽，反差如此之大的形象统一于梁启超一身，这大概就是所谓启蒙者的悲哀吧。
抛开近代学人对于“科学”理解的差异，他们的思想其实体现出逻辑上的同一性。既然日本的“分科之学”为中学提供了“科学”的可能性，既然当下中国学术是不“科学”的，又既然有“科学”民族才能强盛，那么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道路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努力使得中学成为“科学”，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新”中国学的方向上是同一的。但是，“科学”意义撷取上的差异，也表明他们的政治理想以及学术取径必然是多元的。
1905年王国维评价中国学术界时道出其中真意。他说：“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110)如上述各家，论学旨趣虽有不同，责人话语却颇为一致。学报斥梁启超东施效颦，深于忘我，而不识西学精旨。梁启超指责留日学生“窃欧美新名词之新美，却不解思想之精髓”(111)。《大陆》亦嘲笑梁启超拾东学之牙秽，于西学无根底，而他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比别人更接近所谓的“思想精髓”。于是，当新名词悬于众人之口，而其掩盖下的西学究竟为何，竟无人能解。当然，西学面目模糊本属于学术初入时的正常现象，当时日本学者论日本“跻身列强之间，俨然为文明国，而与欧洲相抗衡，然而其所为文明不过以短少时间由欧美输入者，则光备形式而后及实质，此新进国不能避之程级，而同时又为其所短也”(112)，中国学术亦然。而他们的互相攻讦，显然深意不在学术，而在政治。
正如王国维所言，强烈的政治目的使得学问的择取充满了实用理性，这恰恰是“科学”呈现出不同面目的原因之一。梁启超、《新世界学报》以及《大陆》报援引了看似相同的“科学”概念，但对于“科学”的运用或多或少都搀杂了主观色彩，如果“科学”以分科作为其基本底色，那么“科学”的范围、方法以及意义就是分科之上的附加颜色，如何取舍全依说者的政治立场而定，具体的比较辨别当另文详述之。
注释：
①张亚群：《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
②沈国威：《原创性、学术规范与“躬试亲验”》，《九州学林》2005年冬季3卷4期。
③如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王果明：《从“格致学”到“科学”——近代中国对于“科学”认识的深化》，《中州学刊》1991年第2期；朱发建：《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从“格致”到“科学”的词义考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④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67页注92。
⑤金观涛、刘青峰：《“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3期。
⑥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36—151页。
⑦张帆：《从“格致”到“科学”：晚清学术体系的过渡与别择(1895-1905)》，《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
⑧周家树：《19世纪学术史》，《游学译编》1902年第1册。
⑨文章录自日本的《东洋报》，见《中国宜改良以图进步》，《清议报》1901年第90册。
⑩汪荣宝、叶澜：《新尔雅》，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11)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四，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548—552页。
(12)侯生：《哲学概论》(续)，《江苏》1903 年第 4号。
(13)《那特硁政治学小引》(集录)，《选报》1902年第17期。
(14)亚泉：《物质进化论》，《东方杂志》1905 年第 4卷。
(15)《大陆》1904年第1号。
(16)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录》(1906年9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9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2页。
(17)《科学丛录二：甲辰学报汇编提要》，《学报汇编》乙巳年(1905)。
(18)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19)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2页。
(20)张之洞：《劝学篇·设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21)章炳麟：《訄书详注·忧教五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98页。
(22)章炳麟：《訄书详注·王学第十》，第110页。
(23)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60页。
(24)后藤延子：《蔡元培〈佛教护国论〉探源》，丁石孙等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9—461页。
(25)杜亚泉：《〈亚泉杂志〉序》，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26)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6页。
(27)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28)中国之新民：《论教育当定宗旨》，《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
(29)中国之新民：《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新民丛报》1902年第2号。
(30)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31)近代中国第一个使用“科学”一词的人究竟为谁，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主要集中于康有为、严复、王国维等人的考辨。分别可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运用》，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学人》第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64页；朱发建：《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2)如“(万国争夺)其动机所起，有两个现象：一曰科学之进步，一曰列强之均势是也”。载《论太平洋之未来与日本国策》，《清议报》1899年第13册。
(33)井上哲次郎：《心理新说序》，《清议报》1899年第18册。
(34)《论中国宜改良以图进步》，《清议报》1901年第90册。
(35)参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6)(38)浮田和民著，罗大维译：《史学通论》，上海：进化译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第18—20，17—18页。
(37)中国之新民：《新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39)中国之新民：《新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40)类似的见解见高柳信夫《1900年代中国关于“科学”的言论的几个侧面》，作者未见原文，其主要观点载于黄克武：《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湾)1996年第21期，第41页。
(41)中国之新民：《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6号。
(42)(43)中国之新民：《格致学沿革考略》，《新民丛报》1902年第10号。
(44)中国之新民：《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8号。
(45)何炳然：《新民丛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7页。
(46)《加藤博士天则百话》，《新民丛报》1902年第21号。
(47)《实学空理之辩》，《译书汇编》1902年第2期。
(48)《再论中国不能文明之原因并改良之方法》(续)，《大陆》1904年第5号。
(49)此说见王晴佳的《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6—587页；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50)潘光哲认为《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以科学建构了新的知识体系，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盛，梁启超自有启沃之功。见潘文《画定“国族精神”的疆界：关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的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006年第53期，第20—21页。
(51)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52)中国之新民：《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
(53)中国之新民：《新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54)中国之新民：《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民丛报》1902年第7号。
(55)中国之新民：《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7号。
(56)中国之新民：《东籍月旦》，《新民丛报》1902年第9号。
(57)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4年第58号。
(58)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1902年第7号。
(59)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63页。
(60)胡先骕：《文学之标准》，《学衡》1924年第31期。
(61)《新世界学报一、二、三号》，《新民丛报》1902年第18号。该文未被收入《饮冰室合集》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但估为梁启超所作。
(62)(63)《答新民丛报社员书》，《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8期。
(64)(65)《新世界学报序例》，《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66)(68)杜士珍：《日本藤井氏之伦理学研究法》，《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14期。
(67)汤调鼎：《论中国当兴地理教育》，《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13期。
(69)杜士珍：《班史正谬》，《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4期。
(70)杜士珍：《政治思想篇》，《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71)黄群：《法学约言》，《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72)黄群：《公利》，《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73)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74)陈怀：《辨法》，《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3期。
(75)(77)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6，675页。
(76)汤调鼎：《论中国当兴地理教育》，《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15期。
(78)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337页。
(79)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29页。
(80)樵隐：《论中国亟宜编民史以开民智》，《政艺通报》1902年第17期。
(81)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50—351页。
(82)《发刊辞》，《科学一斑》1907年第1期。
(83)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3册。
(84)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册。
(85)邓实：《政治于科学之关系》，《政艺通报》1903年第23期。
(86)杜士珍：《班史正谬》，《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4期。
(87)沈渭滨、杨立强：《新世界学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第104页。
(88)《新世界学报序例书后》，《选报》1902年第20期。
(89)陈黻宸：《地理原理》，《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5期。
(90)陈黻宸：《经术大同说》，《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91)胡珠生主编：《宋恕集》，第612页。
(9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73页。
(93)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9期。
(94)马世杰：《与陈君逸庵论杭州宜兴教育会书》，《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12期。
(95)陈黻宸：《经术大同说》，《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11期。
(96)《新世界学报一、二、三号》，《新民丛报》1902年第18号。
(97)《丛报之进步》，《新民丛报》1903年第26号。该文未被收入《饮冰室合集》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但估为梁启超所作。
(98)《新世界学报序例书后》，《选报》1902年第20期。
(99)《敬告中国之新民》，《大陆》1903年第6号。
(100)《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1903年第3号。
(101)转引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478页。
(102)(106)《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1903年第3号。
(103)《最近经济学》，《大陆》1902年第1号。
(104)中国之新民：《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105)《敬告中国之新民》，《大陆》1903年第6号。
(107)《敬告读者诸君》，《大陆》1903年第5号。
(108)《游学生与国学》，《新民丛报》1903年第26号。
(109)《丛报之进步》，《新民丛报》1903年第26号。
(110)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7页。
(111)《游学生与国学》，《新民丛报》1903年第26号。
(112)法学博士岸本辰雄著，梁建章译：《论中等教育学科及于法制经济》，《法政杂志》(东京)1906年第1卷第2号。
标签：科学论文; 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新史学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