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析：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问题论文,利益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问题研究的方法很多，利益分析法是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利益原则是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也是大部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通过利益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国际问题发展的脉络和趋向，较好地抓住蕴藏在国际问题背后的实质和动机。
一、经济利益分析法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6月召开的第3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综合国力包括很多方面，从当前来看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可见，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国家实力，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经济实力的重要性。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在当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优劣与否、意识形态较量的孰胜孰败，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一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否为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创造条件，能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一句话，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判断一个国家决策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经济因素成了决定国际问题现状和发展的基础因素，从经济利益着眼，从经济动因入手，就可以把比较复杂的国际问题洞析透彻。
例如，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南联盟发动空袭，开创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遭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美国之所以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侵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不说在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动因，其中经济利益动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具体来看可归纳为两条：
（一）以战促销，拉动经济
由于冷战机制的不良影响，美国军工企业呈现畸形发展。美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军火生产工业体系，其产值占国内工业产值的23%左右，大大超过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比重。但由于军火属于终极产品，如果没有市场，它不但不会带来增值，而且还要占用大量资金。要想盘活这部分工业产值，进一步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就必须增加军火消费，扩大军火市场。
这次袭击南联盟，就为美国军火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美国空袭南联盟动用的是高科技武器，都有很高的经济附加值，为美国的军火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例如，一枚空中或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的价格高达100至200万美元，一颗精确制导炸弹的价格在4-6万美元，B-1B轰炸机造价高达2.5亿美元，F-117隐形战机造价达4500万美元，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造价1450万美元，就连普通的F-16战机的造价也要2800万美元左右。更令人咋舌的是这回首次参战的B-2战略隐形轰炸机造价高达22亿美元左右。这些造价昂贵的战机，别说是被击落后需要补充，就是出来到南联盟上空例行飞行一圈，其保养与辅助设施的费用就能让美国军火商们兴奋不已，何况在世界新闻媒介高度关注的情况下，这场空袭无异于给美国的军火商们做了一次非常生动的免费广告。
（二）推销TMD，寻找经济增长点
冷战后美国之所以能如此迅猛发展，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它适时抓住了许多经济增长点，如信息高速公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增长点正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它们在96个月的美国经济增长中燃尽了大部分能量，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慢慢减弱。因此，美国克林顿政府亟需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作为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使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保持到下个世纪，突破历史上最长的106个月的记录，从而使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青史留名。
而TMD正好具备了这个要求。TMD是美国国防部负责运作的一个大型军事项目，主要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为美国为盟友和驻外部队提供保护。TMD牵涉到许多高科技领域，是一个经济附加值极高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航天航空、电子通讯、自动化控制、新材料工艺、巨型计算机等领域。仅1998-2000年的预算就高达112.6亿美元。冷战以后，世界上有此市场需求和消费能力的只有两个地区：欧洲和东亚。从1994年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向欧盟推销TMD，可惜效果不理想。因为自从马约签定以来，欧盟各国都忙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全力铸造它们的欧元，无暇顾及美国的TMD。美国意识到要想让欧盟接受TMD，就必须让它们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危机感，否则欧洲不会轻易买它的账。科索沃危机恰好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它不仅可以让欧盟各国再次闻到久违的硝烟，而且随着危机的加深，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变故或危险，届时可能会对法、德、意等国构成直接威胁，它们将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军事保护。那样，美国就不愁TMD卖不出去了。
正是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趋动下，美国才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于不顾，公然侵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巨大的经济利益将是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重要动因之一。
又如，1998年以来，从“李文和间谍案”、“考克斯报告”到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美国国内又掀起一场反华闹剧，中美关系又进入多事时期。但是，不管美国右翼反华势力怎么闹腾，美国国内始终有一股坚持中美友好的积极力量，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下，中美关系的大局才没有遭到完全的破坏。克林顿总统屡屡否决国会要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提案就是一个佐证。究其原因，国内学者多从美国顾忌中国不可忽视的国际战略地位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但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
1999年8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这篇文章是由日本富士银行全球企划部对外部长、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五味修撰写的。他在文章中分析道：“1998年，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外资企业总体的贸易收支首次出现盈余，而且今年继续保持盈余。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实行的引进外资政策奏效，外资企业得到发展，已能赚取外汇。而在外资企业当中，美国企业的举措非常引人注目：由于预计到中国将在通信和零售业方面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它们从1998年开始就积极增加对华直接投资。去年（1998年）美国企业的对华投资额（以合同为准）比上年（1997年）增加了26%，而日本企业则减少了21%。不难看出，日美两国在对华投资上的态度有着明显区别。美中之间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政治问题，但美国企业一会儿把政治经济分开，一会儿又巧妙地利用政治，其目的则是要稳健地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最终增加经济收益。”从五味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利益是美国当局制定对华政策时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
二、政治利益分析法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影响力是国家利益实现的后盾和保障。政治利益是许多国家外交决策中悉心追求的目标与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我们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时，如果能从这方面入手，剖析它们的政治利益背景，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请看以下两个例子：
例一，《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6期刊登的王虹的《英国缘何在科索沃问题上如此好战？》，就从政治利益角度，对英国的“好战表现”做了深刻的分析。作者认为，英国“好战”主要有三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其一，借助美国“撑腰”，恢复英国的国际地位。基于这个考虑，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外交上采取“追随美国”政策，以此换取美国欢心，从而赢得美国支持。其二，借科索沃战争，扩大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在全球的影响，推行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和“国际社会理论”。其三，转移工党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国内的福利改革、北爱问题让布莱尔政府头痛不已，而科索沃危机正好给布莱尔提供了一个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好机会，便于其喘息调整。
例二，台湾《商业周刊》1999年8月31日刊登的“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系教授钟坚的《让TMD不变钱坑，台湾如何聪明采购》，是为李登辉的“两国论”如何避免我军的打击而出谋划策，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美国出售TMD给台湾的政治利益动因。文章写道：“美国版TMD原先设计规划的目标是保护美国海外驻军，当然不是用来防护台湾军民，但是，美国为何如此热衷向我推销TMD，甚至不惜激怒中共呢？这当然与美国的政治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战略，就是不愿见到一个统一而富强的中国能与之分庭抗礼，争食全球有限的资源。因此，美国长期以来志在台湾维持分裂、分治的局面，以保持海峡两岸的均势平衡为其远东战略目标。因此，50年来美国不论透过早期的军援协防，或当前的军售武器，对国军战备整备的支援程度始终是以共军战力的增减为指标，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当共军战力衰退时，国军要采购美制先进武器想都别想；而当共军战力增强时，适当时机美国就会半卖半送先进的军备给国军。这些都是为配合执行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及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利益服务的。”
三、军事利益分析法
虽说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日渐占有重要地位，世界各国也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的发展上。但是，这并不是说军事手段已不再重要。事实上，冷战后西方大国仍在继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仍要保持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如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致力于防止核扩散的同时，正大力加强其军事装备的高技术化建设。军事实力仍是一国综合国力中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军事因素、军事利益也仍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刻意追求的重要利益之一。许多国际问题都与军事因素、军事利益密切相关。
例如，1999年9月30日，位于日本东京东北部120公里处的茨城县发生了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核泄漏事故。该县一家核燃料制造厂的3名职工在制造核燃料的过程中违章操作，至少导致69人受到核辐射。
这个核泄漏事件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美国和俄罗斯政府都表示要派核专家帮助日本政府解决善后事宜，但不知为何日本政府对此迟迟没有答复。这个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属于一般的核事故，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1999年10月27日《国际日报》的一篇报道却给我们道出其中的天机。这篇报道就是从军事利益的角度深刻分析了这次核事故背后日本政府不可告人的秘密。
据调查，专家发现此次核事故与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很大不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由于设备老化，缺乏检修造成的，而日本的这次核事故完成是人为违规操作造成的。据该报分析，日本的核原料厂在运作方法上至少有两点违背常理：第一，一般来说，核电站应使用安全经济的铀氧化合物作燃料，而日本的核原料厂使用的却是化学性质极不稳定的钚氧化合物，这种燃料的成本要比铀氧化合物昂贵得多；第二，其他国家的核反应堆一般使用重水作冷却剂，而日本的核反应堆却使用比重水难操作得多的液态钠作冷却剂，其安全系数大打折扣。无论是燃料还是冷却剂，素以精明著称的日本人所使用的都是既不经济又不安全的玩意儿。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人到底要干什么？答案很简单，而且是唯一的，那就是日本军方希望快速获取制造原子弹必不可缺的“钚”。据专家介绍，钚氧化合物经过核反应，可以快速增殖，容易生成武器级的钚。文章最后分析道：应该说，制造和拥有核武器才是这次核事故的真正原因。
又例如，1999年3月，美国空袭南联盟，除了有浓裂的经济利益背景外，还有其深刻的军事利益考虑。具体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检验北约新军事战略的需要
1991年11月北约首脑会议上，美国提出了“处理危机战略”，把北约军事战略的重点由过去的“对付单向之敌”，转为注视“多方面的危机”，要求加强北约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必要时大规模增援能力。
“处理危机战略”出台后，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实际演练和检验。波黑冲突虽提供了一次机会，但由于当时北约的新军事战略刚刚出台，欧洲国家之间在巴尔干地区存在利益差异，所以一直未能协调行动。与波黑问题不同，科索沃危机一开始，北约各国就在美国的协调下，共同向米洛舍维奇政府施压，欲以战争边缘政策来压服南联盟政府，两次使用倒计时方式给米洛舍维奇政府规定最后期限，并开始调兵遣将，制造舆论，最终大打出手，直接空袭南联盟，第一次较完整地实施了“处理危机战略”。通过这次行动，美国不但检验了北约军事战略的可行性，为以后“处理类似危机”积累了军事行动的经验，而且还向北约盟国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只要欧洲盟国按照美国既定的军事战略从事，北约的军事力量“将无往而不胜”。
（二）试验高、新武器，演练北约军队快速反应与组织协调能力
空袭南联盟是继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冷战后北约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9个成员国中有13个参加行动，其中8个国家直接参与了轰炸行动。它们在美国四星上将克拉克的统一指挥下，分工合作，各司其责，较好地完成了美国的军事部署，达到了美国预定的演练目的。
同时，美国把南联盟当成其先进武器的试验场。在这次空袭行动中，美国几乎动用了其武库中除核武器之外的所有尖端武器，开创了美军作战史上好几个第一。比如，第一次使用造价高达22亿美元的B-2战略隐形轰炸机；第一次使用被国际社会禁止使用的集束炸弹；第一次使用卫星制导的高精度炸弹。另外，据俄罗斯报纸报道，美国还使用了一种威力介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大规模杀伤性炸弹。这种炸弹是由生产出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在爆炸时能发出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电脉冲。为了保证这种炸弹实战成功，美国还特意动用了从国内秘密空军基地起飞的B-2飞机来运载。
四、文化利益分析法
知识经济正迅速崛起，而且注定将成为新世纪的时代特征。这就强化了文化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固然可从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来衡量与判断，但同样也可从文化实力来测衡与显示。文化不仅构成和显示国家利益，而且还以其对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利益的巨大推动作用，促进其他国家利益的实现，为综合国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利益已成为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政府要致力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一。
有关文化是国家实力，是国家利益的问题，我党三代领导人都有过科学的论述。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鲜明地提出国力要素论。他说：“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这实际上揭示了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基本力量，也是一个国家追求的三种基本利益。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力要素论思想，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全面地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命题，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明确把科技和教育这两个构成文化的最基本要素，作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提出了“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一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的作用和文化利益的重要性。同时，它也是我们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许多国际问题都有深刻的文化利益背景，文化利益冲突是许多国际问题的重要诱因。尤其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的冲突日益凸显。极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依仗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四处渗透或辐射其文化影响，激起了一系列国际矛盾。我们进行国际问题研究时，如不从文化利益角度入手，有时就很难弄清问题背后的本质。
例如，自从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美加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开始进入了快车道，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经贸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近年来双方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始出现一系列摩擦与冲突，尤其在传媒行业领域更是火药味十足。如果我们仅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不容易找出其中的奥秘。而1999年7月20日路透社发自渥太华的一篇电文，却从文化利益分析的角度为我们解开了其中的迷团。
该电文分析道：这场打打停停、时强时弱的贸易战的焦点是加拿大政府为了保护其杂志出版业（如《体育画报》）免受诸如时代华纳公司之类的美国传媒业巨头侵害而进行的努力。但是，让美国贸易官员感到懊恼的是，在谈判桌上发言的不是加拿大的贸易部长，而是加拿大总理克里蒂安的亲信，加拿大遗产部部长科普斯。对科普斯来说，体现某国文化特色的杂志出版业不是一种商品，贸易法规不适用于文化，加拿大人可以愉快地接受美国的汽车部件，但不是好莱坞的霸权。于是，科普斯在诸如《体育画报》杂志贸易问题上与美国人互不相让。科普斯说，她将向好莱坞电影发行商发起猛烈的攻击。对此，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加拿大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弗·桑兹认为，“在保护其与美国不同的民族特性方面，加拿大人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如果他们丧失了民族性，加拿大与美国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看似贸易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敏感的文化利益问题，这领域对美国来说似乎只意味着出口和美元，而对加拿大来说却意味着国家地位。”实际上，加拿大不是唯一与美国文化渗透和文化垄断现象作斗争的国家。法国、希腊、墨西哥等20多个国家的文化部长近来在墨西哥开会，研究联合对付美国文化侵略的问题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又如，1999年6月1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为“美国的这次侵略填补了巴尔干的文化空白”。文章披露了巴尔干半岛上亲西方的国家开始警惕美国的文化侵略，并指出文化冲突将成为未来巴尔干地区国家反美的重要的潜在原因。文章写道：美国的音乐从麦当娜到塔米·温尼特，在电台和夜总会到处播放。在年轻人原本使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俚语的场合，现在他们卷着舌头讲起了“洋泾浜英语”。对此，一些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认为，人们过分轻易接受了美国价值观，这是很危险的，他们应该树立斯洛文尼亚人自己的偶像。而且，教育官员已在斯洛文尼亚全国的中小学中着手开展媒体教育，教会孩子们使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电视上的外国东西，加强他们的公民意识。斯洛文尼亚教育官员认为，国家应该着力培养愿意当斯洛文尼亚公民的公民，而不是那些把灵魂出卖给《贝弗利山》（注：一个在斯洛文尼亚很受孩子们喜欢的美国电视节目名字）的公民。
总之，利益分析只是众多国际问题研究方法中的一种。笔者认为，除了利益分析法外，还有联系分析法、发展分析法、点面分析法、政经结合分析法等。它们各有长短，各有千秋，只要运用得当，都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