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档案圈对中国档案界的影响(1998/2013)_档案学论文

西方档案学界对中国档案学界的影响(1998-201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档案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15.01.00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档案学学者交流的日趋频繁，西方档案学界对我国档案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西方档案学文献包含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译文和未被翻译的西文，本文合称“译文及西文”文献。对“译文及西文”文献的引用反映了中国档案学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本文聚焦“译文及西文”文献引用数据，揭示此类引用行为的目的、构成与效用，为档案学引文分析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档案学研究》(Archives Science Study)是中国档案学会会刊。《档案学通讯》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档案学学术刊物。这两种期刊均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代表了我国档案学界的最高水平。以这两种期刊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本文选择《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两种期刊1998-2013年度的载文作为统计对象，根据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对“译文及西文”引文数量、“译文及西文”引文主题等特征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外国档案学界对中国档案学界的影响规律。

      1 研究样本的确定

      理论分析通常是以数据为基础开展的，分析的准确性取决于所收集数据的可靠性。所以，要对档案学专业文献进行准确的分析，首先要确保被分析文献的质量，即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和质量。[1]此次研究中，1998-2007年的引文数据取自CSSCI，2008-2013年的引文数据取自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时间截至2013年11月，实际未收录2013年数据)。

      

      2 数据处理

      取自CSSCI的数据可以直接进行统计。而取自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的数据，是以题录文本的格式导出保存的，本文使用MATLAB7.5.0对题录文本进行处理。MATLAB是matrix & laboratory两个词的组合，意为矩阵工厂，是由美国MathWorks公司发布的主要面对科学计算、可视化以及交互式程序设计的高科技计算环境。使用MATLAB自带的M语言编程，将文本中的内容导入到细胞矩阵，通过矩阵转换，最终得到类似CSSCI后台数据格式的表。

      取自CSSCI的数据已包含引文文种信息，而取自维普的数据还需要对引文手工标记文种，本文认定的西文引文包括外文文献和外国网站。最终得到的数据如表2所示。

      

      由于存在引证时间差，数据有滞后，所以舍弃2012、2013年的数据，本文统计分析均基于1998-2011年的数据。

      3 引文分析

      引文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论文理论来源和学科动向的基本线索，也是测度论文作者在成文时受到外部学术影响的重要工具。本文将对1998-2013年《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所发表的论文的引文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其中，取自维普的2012年引文数据尚未合入，所以相关分析只针对2011年以前的数据开展。

      3.1 引文数量分析

      通过分析篇均引文，分析数据中引文数量和年代关系，可以发现篇均引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1998年篇均引文只有1.4篇次，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值已达到6.1篇次。这说明国内档案学者对已有科研成果和最新情报信息吸收能力逐渐增强。

      

      图1 篇均引文统计结果

      3.2 “译文及西文”引文年代分布分析

      经过分析引文数据中的“译文及西文”引文年代分布规律，可以发现，虽然“译文及西文”引文总数每年波动较大，但总体呈递增趋势。如图2所示，1998年至2004年属于第一阶段，引文数量在100以内，2005年首次突破百篇达到146篇次，引文的数量产生了质的飞跃。

      

      图2 “译文及西文”引文统计

      这反映出我国档案学者吸纳国外科研成果的能力正逐步增强，受外国档案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译文及西文”占引文比例随年代递增虽有波动却基本持平，如图3所示。

      

      图3 “译文及西文”比例统计

      3.3 引用“译文及西文”文献的主题分布

      对“译文及西文”文献引用增加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内档案学界针对国外档案学界的综述类文章逐渐增多，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档案学发展动态。针对这一推测，对引用“译文及西文”引文的文章按引用数量进行排序，如表3所示。

      

      “综述文章”是对某主题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的文章，它常常引用其他人的原创研究成果，因此是一种二次文献。[2]表3中《国外近十年电子档案研究评述》、《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发展与档案文献研究的历史考察》、《〈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述评及其对我国〈档案法〉建设修改的启示》、《ISO15489文件管理国际标准中外研究比较》、《欧美现代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与启示》均可以归类为综述文章。可以发现引用“译文及西文”引文数量排在前十位的文章中综述类文章占半数。这也印证了之前的推测即“译文及西文”文献引用的增加与综述类文章密不可分。

      提取引用“译文及西文”引文的文献关键字，对这些文献进行主题分析。首先，根据Donohue于1973年提出的高频词低频词界分公式，计算出高频词阀值。[3]其中I1是指数据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关键词数量，经过对关键词数据的整理，统计得到I1=376，计算得出界分阀值为T=26，即频次超过26即可认为是高频词。以T为分界得到高频关键词为13个，括号中为词频：电子文件(149次)、电子档案(81次)、档案管理(64次)、档案学(48次)、数字档案馆(42次)、电子文件管理(39次)、档案利用(32次)、公共档案馆(30次)、档案馆(29次)、档案保护(28次)、档案信息(28次)、政府信息公开(28)和档案来源原则(26次)。针对上述高频词进行共词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13*13共词矩阵(部分)

      

      表4 共词矩阵

      对使用Matlab对上述共词矩阵进行ochiia系数转换得到相似矩阵。并导入Ucinet[4]分析得到图4所示高频词关系。

      

      图4 高频词关系

      可以发现，引用“译文及西文”引文的文章其主题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电子文件、档案管理和档案利用。国内档案学者在研究电子文件相关问题时，引用“译文及西文”的情况最多。由此可见，在国内档案学研究的主题中，电子文件相关研究是一个受国外档案学界影响较大的领域。

      3.4 “译文及西文”引文文种分布分析

      在“译文及西文”引文中共包含英文引文731篇，译文引文811篇，其他语种占比例较少。由此看出国内学者吸收外国成果主要集中在英语和译文资源。英语作为国际通用交流语言在我国学术界已经相当普及，而其他语种在普及程度上与英语相差甚远。这与其他语种文献被引用较少的现象相吻合。对于外国语言的掌握依然是国际学术交流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引文文种分布情况如表5所示。

      

      3.5 高被引作者分析

      基于前述数据开展引文作者分析，按照著作被引次数排序得到著作被引用最多的前十位作者是：特里·库克(100次)，谢伦伯格(41次)，马克思(41次)，恩格斯(41次)，Frank Upward(20次)，列宁(18次)，彼得·瓦尔纳(13次)，国际档案理事会(ICA)(13次)，黑格尔(10次)和托马斯·库恩(10次)。

      其中被引用最多的外国学者是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1998-2011年所有年度均有中国档案学者引用特里·库克的著作和译文，总数达100篇次。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两篇文章是：《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引用60次)和《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引用20次)。在针对特里·库克的专项统计中，以译文为主总数达86篇次，除译文和英文外还包括法文(1篇次)、俄文(1篇次)版本的引用。库克是一位高产的档案学家，系统阐述了“宏观鉴定论”，并且在社会记忆论、后现代档案学等档案学基本理论上有特别贡献，而且他的论文又比较早地被翻译成中文。21世纪以来处于理论饥渴状态的中国档案学界青睐这位天才的档案理论学家也是一种必然。被引次数第二位的档案学者是谢伦伯格。其双重价值论迄今仍是美国乃至西方档案学鉴定理论的基石，其《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早在1983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哺育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档案学人，他成为高被引的西方档案学家也在情理之中。

      同时也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也是中国学者较多引用的“译文及西文”文献之一。如果引用次数代表了对作者群的影响程度，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中国档案学者的影响远远超过国际档案理事会(ICA)。这在验证了我国档案工作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尚有欠缺。

      3.6 引用网络信息的情况

      网络参考文献(或称网络引文)，是指学术作品后面所附的、其来源出处是因特网资源的参考文献，实际上是用作参考文献的网络信息资源，其突出特征是著录内容中含有网址。[5]

      经标注文种和统计得到引用网络信息情况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虽然自1998年起就有作者引用来自网络的文献，但当时网络还未在国内普及，1999年和2000年没有引用网络文献的情况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所以，2000年以前虽有引用网络文献的情况但并不是普遍现象。直到2001年之后，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引用网络文献才逐渐普遍起来。所以，国外档案学界通过网络途径对中国档案学者产生普遍影响是互联网在中国开始普及之后，即2001年之后。在网络“译文及西文”的统计中，不难发现，英文网站依然是主要来源，前文已经分析过，这与英语的普及程度有关。与英文网站的引用情况迥异的是网络译文引用较少，这说明中国档案学者对于来自网络的译文只有少量零星的引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不排除有不信赖译文质量的因素，这使得学者们更倾向于英文原文网站。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1998年就已有中国档案学者引用网络文献，但一直到2003年以前都处于小规模零星引用的水平。2004-2005年期间引用量持续增加，且在数量上有了飞跃。2006年之后虽有波动但总体维持在25%以上。这说明1998-2006年期间外国档案学界通过网络途径对我国档案学者带来的影响呈扩大趋势，也反映了我国档案学者对国外网络资源的探索过程。具体如图5所示。

      

      

      图5 网络引文分布

      4 作者信息分析

      作者是决定文章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在文章中引用“译文及西文”引文的数量反映了作者在完成论文时对外国研究成果的吸收利用程度，侧面体现了外国学界对作者的影响。通过分析数据，统计得出引用外文引文和译文最多的前27位作者，通过网络进一步收集作者信息，发现其中三位是来自军队院校的作者：段荣婷、张正强、杨安莲。在其余24位作者中，有22人明确具有博士学位，来自“985”高校作者有15位，来自“211”高校作者有17人，有16位是教授或研究员，这说明国内具有博士学位、高级职称的档案学者对于国外档案学界的关注度相对更高，他们受到国外档案学界的影响更深入。而“985”和“211”高校是这些高级学者的云集之地，无疑是引进国外档案学界先进经验的重要阵地。单独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发现，发表引用“译文及西文”引文论文最多的机构是中国人民大学，年均引用“译文及西文”文献35.8篇，其次是武汉大学，年均引用“译文及西文”文献7.8篇，南京大学为3.0篇。具体情况如图6所示。

      

      图6 各机构引用“译文及西文”引文情况

      5 结论

      本文基于《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历年引文数据结合作者背景开展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译文及西文”引文数量整体呈现递增趋势，说明作者对于外国研究成果的吸收能力逐渐增强，即外国档案学界对国内档案学者的影响逐渐增强。但国内档案学者对于国外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吸收总体还停留在关注的层面，使用借鉴国外档案学成果相对较少。

      其次，网络无疑是档案学研究成果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档案学者对于网络文献来源的获取呈现一个迅速增长之后的居高平稳态势。英语文献依然是国内档案学者最重要的外国档案专业知识获取途径。其中，引用“译文及西文”最多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安小米教授，同时中国人民大学也是引用“译文及西文”最多的研究机构。

      再次，本文统计分析了国内档案学界受国外档案学界影响最多的研究领域是电子文件相关领域。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领域的知识技术性特征明显，最具普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档案学界在此领域还处于知识输入的阶段。

      最后，在西方档案学者中特里·库克和谢伦伯格对中国档案学者的影响最广泛。而对于国际档案理事会(ICA)这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非政府间国际专业组织的相关信息，中国档案学者关注较少。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档案学界对我国档案学界的影响是缝隙式的，在程度上并不是全面或广泛的影响。

      从上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中国的档案学人因为网络的便捷，博士研究生数量的增加，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对西文文献的利用持续增长。整个档案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与图书馆学界、情报学界相比，档案学界对西方文献的利用规模有限。所以，在未来的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我国档案学界在与西方档案学界加强交流的同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一方面要加强直接利用西文文献，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档案理事会事务和消息的关注，把握国际档案学研究热点和趋势，使之更好地引导我国档案学研究，服务我国档案事业。最后，仍然需要加强对西文经典文献的翻译和介绍，以供广大档案学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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