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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保持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良好势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维护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已经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并且决心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争取把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带进21世纪。然而，一些西方舆论、特别是某些官方人士近年来不断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说什么“中国可能成为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虽然这些论调无损于中国在世界上光明磊落的形象，也绝不会动摇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决心，但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谬论加以分析和批驳则是非常必要的。
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绝不会谋求霸权
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确保本国的安全。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认为不谋求对别国的霸权，不对别国构成安全上的威胁，是维护和实现本国安全利益的前提。正是从这一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我国从来就把反对霸权和实行防御性战略，看作自己在安全保障方面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毛泽东军事战略论》第220页，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国的这一政策取向，还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历史遭遇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酷爱和平的民族。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这段痛苦的经历，不仅使中国人民倍感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可贵，而且憎恨任何形式的侵略扩张行为。这一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深深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防目标和战略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说，懂得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百年史，就更能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渴望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愿望。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始终如一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把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既定国策。早在1954年，中国就与印度等国共同倡导了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身体力行。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决定了我国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国都不谋求世界或地区范围内的霸权，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不在外国驻扎军队或建立军事基地，更不会发动战争去侵略别的国家。我国武装力量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我们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坚持战略上的后发制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武装力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应有的警觉和戒备，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进行军事建设，提高现代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努力遏制威胁我国安全的各种冲突、危机和战争的发生；一旦外敌入侵，就在自卫的立场上奋起抵抗和反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确保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尽快恢复和平。这一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即以庄严的形式昭告于世，并保持了始终一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将来中国更加发展、更加强大了，这个基本政策也不会改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43页，八一出版社，1993年）
现在西方有一种怪论，说是“上升的大国总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而中国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势必对外扩张。这种所谓“上升的大国即等于威胁”的推论，是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逻辑，是霸权主义国家弱肉强食心态的反映。他们把这种推论强加到中国头上，只能表明对中国的无知。事实上，当今世界确有那么一些大国，仍然坚持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眼光处理自己的所谓“国家安全”问题，在世界各地继续保持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把远离本国领土之外的地方划进自己的“安全圈”，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肆意干涉别国的内政。这种把本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基础上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才是破坏世界和地区稳定的危险因素。
二、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决定了我国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十余年来，我们党根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且制定了“三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首先解决温饱，进而实现小康，争取在下个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但政治上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而且经济上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以上，1995年已达到5.77万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仍然是一个刚刚越过温饱线的发展中国家，迄今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和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即使将来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人均意义上讲，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和教育水平作为长期任务。中国人民决心要通过一百年左右的艰苦奋斗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实现“三步走”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目标，也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最大目标。这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只要不是别人把大规模战争强加于我们，中国就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条基本路线。
为实现长远战略目标，中国必须谋求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因为只有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发展和繁荣。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维护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我国当前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努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目前，我国同周边所有国家的关系日益广泛和密切。我国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同许多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对与有些国家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也正积极地推动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近几年来，中国还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不论在亚太经合组织，还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国都竭诚与其他各国一道，努力推动这种区域性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就会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这如果不是一种偏见，至少也是一种冷战思维。且不说中国真正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还是相当长远的事，从历史教训看，一味追求庞大的军事力量，也不能最终确保一个国家的安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赛表现得十分激烈。各个国家在下个世纪的地位和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竞赛的结果。因此，尽可能缩减防务开支，以确保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已经或正在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策。在这种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决心坚持自己规划好的蓝图，抓住时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而不会去发展超出防卫需要的军事力量。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指出，如果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那时完全有条件拿出5%的钱用于军费， “但是我们不打算这样搞，因为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2页）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安全观，我们不但没有“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反而对军工企业实行了坚持的、大规模的军转民改造。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已建成民品生产线450余条，民品产值每年以20 %的速度递增，目前民品产值占行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80%左右。（《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第15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5年11月）这一成就和所取得的经验，已引起包括一些西方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视。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西方某些战略家对此视而不见，却无中生有地大谈来自中国的威胁，渲染亚太地区的紧张形势，惟恐天下不乱，他们的真正用心不是值得深思吗？
三、我国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决定了我国军费开支只能是低水平的
国家的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建设决定着国家的长远发展，关系民族的兴衰强弱；国防建设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关系民族的安危存亡。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谋求生存与发展，就不能没有国防。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因此更加面临着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中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本来就无可非议。
然而，一个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国防现代化，却有不同的选择。中国从其他国家和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深切体会到，和平时期，实现国防现代化，首先必须处理好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深刻阐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5页）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同志依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阐明了新时期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985 年6月，军委扩大会议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并作出了裁军一百万的重大决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又一次指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要求军队做好艰苦奋斗、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上，对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思想是始终一贯的。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1994年，中国军费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的2.3%，日本的13.9%，英国的18.3%，法国的18.6%。（《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第12—13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5年11月）1995年，中国的国防经费为628亿元人民币， 约合73亿美元，仅为美国当年军费的1/36。
与世界一些大国相比，我国国防支出的低水平，不仅反映在绝对值上，也反映在国家负担的相对比例上。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每年平均防务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 而同期中国国防费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这个数字。1994年，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看，中国为1.3%，而美国为4.2%，英国为3.6%，法国为3.18%。近年来，为了保证军人的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中国国防费中用于生活保障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加。从最能反映军费投向的国防费构成来看，人员生活费占全部军费的比重已达到34.22%，（同上，第11—13 页）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武器装备购置费所占比重则低于世界许多国家。
即便如此，近年来西方一些煽动“中国威胁论”、鼓吹“遏制中国”的人，仍然不顾事实，在中国军费开支上大做文章。他们不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活质量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单纯地用“购买力平价”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硬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认为中国的经济应该是实际情况的若干倍。并据此推算，中国的实际军费比对外公布的数字也大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为了夸大中国的军费开支，有人甚至完全凭借主观猜测，把中国军费开支数字夸大到荒谬的程度。例如，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估计，中国的军费早在1991年就达到了510亿美元，按当年汇率，相当于2703亿人民币， 而这一年中国财政支出总计只有3813.6亿元人民币，依此计算，中国军费在当年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高达70.88%。这显然无法自圆其说。
还有一些人批评中国“军费不透明”，怀疑“中国有大量隐藏军费”，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正式公布的军费数据，不仅是给外国人看的，更要对我国人民负责。各国的国防体制不同，因而在军费的计算方法上会有一些具体差别，但这些对从总体上评价一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水平影响不大，也不应该成为指责中国“军费不透明”的口实。至于每个国家的军费如何开支，都会有其公开的部分，又有保密的部分，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正因为如此，任何人无权要求中国向他们报告军费的详细帐单。1994年11月，我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公布了军费开支的基本情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相信今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不断成熟，我们会逐步对外提供更多的情况和数据。还需要指出的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军备发展趋向，并不仅仅看若干军费数字，还要看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看它实际军备发展状况和正在进行的军备发展计划。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不仅是透明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事实上，在现代情报侦察系统监视之下，任何国家想要大规模发展军备而不被外部世界所了解，都是难以做到的。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一直严格控制国防费开支，1994年中国的人均国防费负担只有5.36美元，（同上，第13页）这同美国人均1081美元是无法相比的。我们必要的军备发展主要是用于提高人民解放军防卫作战能力。国际上有一些不完全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对中国军备的发展，有这样那样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警惕的是，西方某些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鼓吹者，实际上十分了解中国军备发展的实情，他们故意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完全是别有用心。
归根结底，“中国威胁论”炮制者的真实意图，就是不愿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繁荣昌盛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害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将对西方制度构成一种挑战。他们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又有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担心失去自己霸权的恐惧。因此，把中国当作威胁，是这些人削弱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君不见，起劲叫嚷“中国威胁论”的人现在不又在鼓吹“遏制中国论”吗？当然，把中国威胁说得神乎其神，危言耸听，又有着离间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阴险目的，企图把水搅浑，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甚至想借以达到控制别国的目的。但是，中国将要发展和壮大，增强推动和平的力量，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事实上，“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西方国家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驳斥。例如，法国三军前总参谋长朗萨德指出：“我不认为中国想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中国关心的是确保本地区最大的稳定，正如中国领导人所一再重申的那样，中国需要一个安全的地区环境，需要同所有邻国保持令人满意的关系，以便能够完全致力于发展经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也发表讲话说：“一些人担心中国有称霸企图，我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满足其自身需要来看，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得更为明确：“把中国看作威胁并以此为前提来安排安全事务的轻重缓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糟糕的、危险的政策。”他强调指出：“在谋求我们自己和本地区的和平和繁荣的时候，我们把中国看作是朋友和伙伴。”我们相信，真正实事求是采取科学态度的人是不难分清是非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与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的发展，中国今后仍将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与世界一切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为在国际上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