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廿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正阔步迈向新世纪
如果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算起，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行程。
像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要反复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并非风平浪静。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就曾经历过一次长达20年的关于其历史命运的大争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攻击和“修正”，但遭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和深刻批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等一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为这场争论作了圆满的裁决。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获得了一次辉煌的展示。
历史的发展常常是螺旋式前进的。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马克思主义再次遇到了关于它的历史命运的大论战。令人欣慰的是，本世纪的最后20年，正是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12亿中国人民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着“坚持、发展”的原则，采取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一次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战无不胜的威力。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命运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仅受到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从右的方面的抨击，同时也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各种干扰。
在人类发展史上，文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久远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文艺是如何产生的，文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现象等，一直是众说纷纭。但是，所有这些解说，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下述一些问题：究竟文艺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意识形态有何关系？文艺与“人”又有怎样一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通过人人都曾千百次接触过的商品开始研究，终于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正是在对这些“关系”的研究中，打开了文艺这座艺术宫殿的大门，让人们第一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那魅力无穷的文学艺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文艺是人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活动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最能显示人们对“美”的惊叹和追求；同时，文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这样的文艺作品，既能表现出无产阶级砸烂旧世界的英姿，又能表现出充满着芸芸众生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事例和人物。读者自然会从作家的描绘中惊醒和振作起来，从而走上革命抗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观点在受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热烈欢迎的同时，必然遭到各种资产阶级创作思潮的抗拒和攻击。正是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文学思潮之中，为无产阶级革命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20世纪有了长足的发展。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比之以往几百年的较为平缓的文学发展来说，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动荡极大的年代。在20世纪初，即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前，除了从19世纪延续而下的强大的传统现实主义思潮，则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从理论走向实践，逐渐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相对峙的局面。由于批判现实主义一统格局的打破，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显得空前活跃。
到了本世纪30年代，由于东西方的许多主要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以及英国、法国、美国等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被人们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文学”。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到了本世纪的中期，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潮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由于前苏联贯彻的某些僵化的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在政治上出现的种种极“左”倾向，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一股被史家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迅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几乎成为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文坛的主力军。直到本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之时，世界文坛又有了一个新的重要现象：人们逐渐地淡化或基本摒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把文学看成是政治工具——而越来越承认文学的全人类性，以及对人类进步事业的促进。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当然是一种新现实主义或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尽管艺术风格不同，但并非水火不容。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上的“趋同”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性以及对人类优秀遗产的批判继承特色，才更加为人们所称道。时至今日，当大型的、长篇的文学巨制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受到电视、电子音乐、多媒体电脑等文字型艺术手段强烈冲击之时，的确引起了不少人对文学今后命运的担心。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具有精神需要，即人对艺术品的欣赏，乃是一种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需要那样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人类对精神艺术的渴望，对审美的追求，都很难改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将继续带领亿万人民奔向21世纪。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们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汲取了极为宝贵的营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诞生以来，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文艺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且即使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与现代主义文艺、后现代主义文艺、结构主义诗学、后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阐释学等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结合体。正如有的专家所说，70年代以后，世界文学更是出现了一种引人注意的“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倾向的出现，更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巨大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完美结合
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在欧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必然把文艺事业与无产阶级的历史斗争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曾赞扬德国优秀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描绘纺织工向厂主交售亚麻布情景的画。这幅画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工人对资本家的愤怒情绪。恩格斯认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0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系列论述，对于鼓舞无产阶级用文艺争取解放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有关于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文艺）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内容。甚至其哲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论述也不可予以忽视。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种完整、科学的体系，它也有着不可忽略的理论精髓。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逝世以后，在本世纪20～30年代所发现的一些重要文献（如《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以及他们写给拉萨尔、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等著名的4封信， 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些重要文献，再加上列宁从各个重要角度论述列夫·托尔斯泰的7篇论文等， 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即关于文学的本质论、起源论、发展论、方法论、文学批评论等方面，都有其系统、深刻的阐述。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立当然是跟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密不可分的；同时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文化遗产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他们吸取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优秀的成果，特别是西方的古典美学（其中又以德国的古典美学最为重要），所以才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不但在它创立时成为当时文艺科学的最高峰；同时，也使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永远闪耀着灿烂的科学之光。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和正确，还在于它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84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立， 正是对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整个文学理论传统的吸收和改造。德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由于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所以才格外引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注意，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继承与超越的直接对象。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一位杰出的创始人。由于他把哲学的研究视角转向了人的心理结构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人们把他在哲学领域的研究称之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康德的哲学和美学毕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把审美看成是无客观目的纯主观的活动，同时审美仅仅取决于对象的形式存在。这样，“主观的”、“形式的”特征，即主体性的特征，就成为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重要标志。如果剔除了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肯定其某些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因素，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就有了质的变异和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充分肯定客体和内容的制约作用时，也同时明确指出了主体和形式的能动作用。这正是对康德美学的继承和改造。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谈到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即文艺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时，既承认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时也肯定文学艺术能动地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断言：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恩格斯在早年著作《德国状况》一文中，曾把18世纪末叶的德国比作一个“粪堆”，认为“一切都烂透了”。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像歌德、席勒这样杰出的文学家，呈现出艺术繁荣的局面。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等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的丰硕研究成果，无不进行了批判的继承，从而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来源。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当推对黑格尔的态度了。由于黑格尔历来被看成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集大成人物，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十分难得的伟大学者，以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都曾经是“黑格尔派”。他们对黑格尔的哲学、美学进行过相当深入的钻研，所以后来才能既清醒地看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又能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美学中的“合理的内核”，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与美学中的历史感和辩证法。这些人类思想史上的光辉成果，在经过吸收改造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方法论的一个重要依据。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所以成为19世纪以来人类文艺思想史上的奇特的高峰，就是因为它是立足于人类几千年来的无数巨人肩上的崭新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产生的伟大意义，并非仅只在文艺理论的研究领域内增添了一个新的学派；而在于它所揭示的文艺的产生、发展等文艺规律，是人类历史上对这种规律一次空前的科学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寻文艺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时，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十分注意文艺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文艺的产生，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的劳动生活；文艺的发展，也同样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和组成社会的人。这种脚踏实地，却又精深无比的研究，尽管显得十分朴素，但它所揭示的真理却导致文艺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赫尔岑曾作过“把圣牛变成一条平凡的牛”的精彩比喻。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让曾高悬天空的文艺回到了充满烟火气的人间。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最大特色是革命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的完美结合。它的革命性在于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它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则在于对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和创造发展。正是这种鲜明特色，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将会与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新成果相容而非相悖。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树长青的原因。
三、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中国文艺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谈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过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并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江泽民同志所说的这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用在文学艺术上也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第二次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乃是一项异常艰辛的艺术工程。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是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却为这项艺术工程奠定了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最为宝贵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同志在文艺思想方面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对艺术规律的尊重以及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阐发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邓小平同志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主张文艺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提倡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把文艺和革命斗争紧紧地联在一起。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调动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为政治斗争服务。所以，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那个特定时期是正确的、合理的。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就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文艺更是成为政治图解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化会上，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论述。他说：“党……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当然，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并不意味着文艺脱离政治。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已经从总体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方向。这无疑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宝库的新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明确指出，党必须“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工作。这使我们联想到列宁的一段名言：“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指包括文艺在内的写作事业），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理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注：1905年11 月13日俄国《新生活报》12号。）党只有尊重文艺规律， 尊重文艺工作者个人的创造性，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去领导文化工作，才能真正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迎来文学艺术的春天。邓小平同志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确提出尊重文艺发展的规律问题，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
文艺事业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属于人民和扎根群众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不但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观点，明确提出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注：《邓小平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而且更从实践上予以积极的贯彻，使得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与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谈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时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又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江泽民同志的这些重要讲话，是对邓小平文化思想的深刻阐述和创造性发挥，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须着重考虑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应扎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在这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对我们有着十分深刻的启迪。例如，在谈到文艺的本源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人民生活。这一问题，本属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对它的回答最能表现出唯物与唯心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反映论的原理，其实已经在哲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现在需要转化到文学上来。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注：《毛泽东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保持一致，又充分吸收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营养，即吸取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物感”说中的主体（人、心）和对象（天、物）两方面的情绪感应的合理内核。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映论的深刻理解，也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毛泽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了创造性的发挥，即不仅肯定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来源，而且还指出了文艺的流以及文艺家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进一步论述的问题。特别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这其实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诗学构架。也就是说，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生活之间，不仅是创作论方面一种单纯的认识关系，同时还有一种政治、道德层面的实践关系。这方面，毛泽东的阐释更加让人们想到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问题，即中国传统的“养气”说。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孟夫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曾有一段“知言养气”的名言：“‘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不是，馁也。是集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从“养气”的必要性，谈到了“养气”与“仁义”的关连，提出了“配义与道”的政治道德原则。可见，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到志士仁人在情操与人格方面的自我修养。此后，不少志士仁人都对“气”发表了很多独特见解。毛泽东在其极为丰富多彩的政治与文学生涯中，无论律己律人，抑或是评诗衡文，都十分看重这个“气”字。例如他赞美陈毅元帅人有“侠气”，诗则“大气磅礴”。他甚至这样来比较朱自清与鲁迅：“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好，平白晓畅，但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而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其次，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剖析，对其精髓部分，不仅需要理解，而且应当活用。在这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一些活用的范例，可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样对我们有着很深刻的启示。
例如中国古代的“通变”说，在毛泽东笔下则变成了一个语义精深，却又明白晓畅的诗学命题“推陈出新”。这一命题对于阐释与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继承学说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此外，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言志”、“载道”说，“形神”说，“奇正”说，以及“意境”、“比兴”、“雅俗”等理论，无不蕴藉丰富、含义隽永，都有着极大的“推陈出新”的余地，在构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时似皆不宜舍弃。
再次，要具有民族特色。有人认为，既然文学的发展趋势乃在于“趋同”与“现代化”，因此再谈“什么传统，什么民族特色”就显得“跟不上时代”了。这是一种偏颇之见。其实，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趋同”性，本不宜截然割开。鲁迅曾说过，失去了现在，也就失去了未来。这是说现代与未来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过去，也就无所谓现在，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至于民族或地方特色，几乎是每一种文学的基本特色。如果完全否定它，似也很难说通，因为在“世界文学”里，本来就融进了不止一个民族地方的文化特色。有人曾戏言，现代派作品对中国文学来说，可以称之为“出口转内销”。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的古代文学，虽然以求简、务实为重要特色，但同时又有空灵、飘渺的一面，颇有当今的一些现代派作品的风韵。像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一类的诗，岂不是充满着一种写意与朦胧的意味？
随着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入学习，学术界对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展开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这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且也将对世界进步文艺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坚信，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必将完成这一历史重任。
本文于1998年9月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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