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语境中“形而上学”之三重含义及其检讨

刘君莉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汉语哲学语境中“形而上学”有三层含义：第一，本土意义上“形而上者之谓道”，这是与“器”对应层面之“道”，意旨“法则”“天理”——人伦当遵循之道；第二，本体论层面，与metaphysics对应之关于“存有之学问”，探究“being”之所是；第三，方法论层面，与辩证法对立，作为把握外在世界的一种方法。三个层面的含义由于论域不同，不可类比更不可混同。汉语哲学语境对于“形而上学”理解常出现混淆的原因在于，对于metaphysics译名采用了“形而上者之谓道”的本土用语，但是名同实异。方法论层面的“形而上学推理法”也与日本学者对恩格斯文献的翻译有关。

关键词： 道；形而上学；本体论

汉语哲学语境中“形而上学”是个意涵丰富而又容易混淆的术语，考虑到“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作为“哲学”之代名词)，予以澄清是必要的。汉语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意涵丰富而又容易引起误解，原因在于日本学者西周翻译源自古希腊的哲学术语metaphysics之时借助了《周易》“系辞传”中“形而上”的原有术语，而“形而上者之谓道”尤其是受宋学注解影响的“系辞传”，与源自古希腊哲学术语的metaphysics并不对应，有着不同的论域；随后马克思经典作家尤其是恩格斯又将对于metaphysics术语的理解放在了与“辩证法”对立的方法论层面，由此同样受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翻译的影响，“形而上学”又有了“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这一看待事物方式方法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哲学语境中“形而上学”有三层含义：第一，本土意义上“形而上者之谓道”，这是与“器”对应层面之“道”，意旨“法则”“天理”——人伦当遵循之道；第二，本体论层面，与metaphysics对应之关于“存有之学问”，探究“being”之所是；第三，方法论层面，与辩证法对立，作为把握外在世界的一种方法。

一、“形而上学”译名与“形而上者之谓道”

(一)“形而上学”译名

汉语哲学语境中“形而上学”含义之所以引起误解，与日本学者西周的翻译的有关，他在处理metaphysics译名时分别尝试用“性理学”“无形理学”“超理学”“形而上学”等来翻译，他说“‘形而上学’这个词是从希腊文meta(超越的)和physis(身体)，即‘自然’而来的；我在这里用‘超理学’翻译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周对metaphysics译名的纠结，并且他意识到了metaphysics“超越的”涵义，而且他用“超理学”也透露出他看到metaphysics与“理学”的张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在西周译介基础上编纂《哲学字汇》(1) 此书明治14年就有出版，即1881年，笔者保存有本书书影。 时明确将“形而上学”与“metaphysics”作为对应字汇确定下来。而这种译名陆续传入中国，问题在于西周当年对于“metaphysics”译名的纠结难以再现，而“形而上学”的译名理解又往往受本土“形而上者之谓道”的语境影响。

所以，首先的问题是，我们当如何理解“形而上者”？

(二)何谓“形而上者”？

我们在“系辞传”看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传上》)

可以看出此处语境，是在“道”“器”对应层面上来讲“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而且此“道”固然是“形而上者”但却具有“世间性”，恰恰是人伦当遵循之而应成就的“事业”。这里我们还需要留意“形而上学”与“形而上者”的区别。关于“形而上者”的解释，我们可以参考几种经典注解：

周俊海[17]等研究了4台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全工况状态下的性能，并对机组全工况性能试验装置的配置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为试验装置的研发提供了依据。

第二，以“理”释“道”，道器不相离。此种解释接续上面“有形”“无形”之说，进一步将“无形”具体为“理”，超乎“形器之上”，但是“道器”关系、理与事的关系，则较为复杂，“道器不离”只是一种说法。诸如：“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道器不相离。如有天地，就有太极之理在里面；如有人身此躯体，就有五性之理藏于此躯体之中。”“阴阳之象皆形也。形而上者，超乎形器之上，无声无臭，则理也，故‘谓之道’。形而下者，则囿于形器之下，有色有象，止于形而已，故‘谓之器’。”皆值得留意。

（1）有效性原则。在制作、使用课件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工具使用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恰当运用多媒体，找准最佳作用点，有的放矢，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第三，以规律解释“道”，“形而上”是无形表现于形，是一种抽象的规律。如张岱年先生说“在《周易》古经中，上下指爻位而言。”“所谓‘形而上’、‘形而下’，并无形而上为本、形而下为末之意。‘形而上’是说无形而表现于形的，‘形而下’是说具有一定形体的。形而上既是抽象的规律，形而下既是具体的实物。”

基于上面三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形而上者”，主要是从“无形”立论，是与“器”对应层面之“道”，意旨“法则”“天理”(或现代版说法规律)——都是人伦当遵循之道，这是实践性的法则，比如“孝悌”“仁爱”等都是人当遵循之“道”或“理”；再比如“水”作为具体物，其蕴含的“水之道”(比如“上善若水”“天下莫柔于水”以及由水之“下”引申出人性之“善”)才是人当遵循的“理”(此种思路为儒家道家所共享)。这里可以追问的是：第一，形而上者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s)对象是否等同？(同时我们也可以追问以“理”释“道”是否合适？)第二，道器层面主要参照是有形无形：规律与器物比较能够对应二者；然而，物理、伦理以及其它各种理论都可视为“形而上者”，系辞传中“形而上者”更多是伦理层面，天道之运行法则也侧重于善恶伦理教化方面，但这些似乎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论域不同。

他之所以很满足，很知足，最主要因素还是他有一位很满足，很知足的老伴。老伴从不强迫他做任何他不喜欢的事。而他的所有兴趣爱好都集中在专研和呼吸道有关的疾病上。除此，余事皆不足虑也。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而此种推理法与辩证法相对立，“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接，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此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看问题”的“形而上学”与“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看问题”的“辩证法”相对立，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落后的、机械的、错误的、被批判的思维方式，此种思路在1933年沈志远的《新哲学辞典》、1937年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1939年艾思奇的《研究提纲》等文献中陆续予以发挥确定下来(4) 相关分析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2页 。

二、metaphysics—“形而上学”之原始含义

作为metaphysics的“形而上学”到底何意？此名称来自公元前60年，亚里士多德门人Andronicus of Rhodes在整理出版亚里士多德著作时，将其中一部分排列在物理学之后、没有名称的著作称为meta physica(物理之后)。有学者对此解释为“形上学(metaphysics)是哲学中最基本的科目，其所追问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实在(reality)?其基本原理(principles)为何？’”沈清松教授认为，依照字源意思metaphysics之meta有两层意思：第一，在……上；超越……；因此被称为神学、第一哲学、或形上学；第二，在……后；研究顺序上形上学在物理学之后。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其对象，物理学面对具体物体，形而上学则面对being。这与上面的“道-器”层面所依据的“有形-无形”分殊不同的问题域，物理学研究有形或无形物体，其自身作为“物之理”则是“无形”的，无论是“无形”之物体还是“无形”之“物之理”都与“形而上者”之道，难以对应。

“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推理法”或者看待事物的一种方法论译介，也与日本学者有关，在1906年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日本学者接受了恩格斯所使用的“形而上学推理法”：

接续上面的分析，可以追问何谓存在？如何理解ontology？就语词上说，“ontology”源自希腊文“logos”(理论)和“ont”(是)，在17世纪，学者们创造了拉丁词“ontologia”，指称形而上学的一分支，以区别于其他分支，沃尔夫为这一术语的盛行做了不少贡献。作为形而上学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部分，作为关于“是”的一般理论，本体论常常用以指整个形而上学。本体论关注“是”自身(即亚里士多德的作为“是”的“是”)的本质特性，其主要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是’或什么存在？”“什么样的事物在第一意义上存在？”以及“不同种类的‘是’如何互相联系？”对“是”的意义的研究始于巴曼尼德，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讨论。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传统意义上，自巴曼尼德开始，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体论”就是一门“作为是的是”的学问而被确定下来，而从词根角度看“ontology”也是关于“on”也即关于“是”的学问(2) 关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可参考张志伟教授的论著；本文探讨的是如何在汉语哲学语境中将对“形而上学”的混淆误解予以澄清，使用时有某种自觉，而非将三重语境重叠使用。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可参考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此书除了有对being问题的探讨，同时也收录了汉语哲学语境下同名为“本体论”的争论性文章，可见此种混淆与误读是严重的。 。这与上述《周易》“系辞传”中的“道-器”层面完全不同，由于论域不同，不具有类比性；固然日本学者翻译metaphysics时借助了汉语本土术语，但是就含义来讲，“形而上学”(探究being问题)与“形而上者”(人伦所遵循之道)是完全不同的。张志伟教授称这种“基于天人合一的、非科学的、形而上的、落实在生活实践上的哲学”“显然与metaphysics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认为：“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构建中国哲学而对西方哲学取其所需，本无可厚非，但是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他山之石”，借鉴西方哲学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是对西方哲学全面的和历史的了解。如前所述，除非我们能够回答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所有批判，否则，建构一种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这固然是直白的批评，但是建立在他对“形而上学”详实论述基础上，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汪子嵩、王太庆先生通过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诸篇和《形而上学》著作的考察，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即“作为是的是”的学问，和其它各种特殊学问的关系是:第一，所有各种学问包括哲学在内都是研究“是”或“是”的东西的，但其它特殊学问只截取其中某一部分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只有哲学是以整体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二，就它们的研究内容说，哲学研究普遍的，也就是单纯未分化的“作为是的是”，而其它特殊学问则研究已分化为某种特殊内容的“是的东西”，如数学研究作为数的“是”，物理学研究有运动变化的“是”。所以哲学和其它学问的关系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那么作为“是的是”这门学问到底研究什么呢？汪、王二先生认为“‘作为是的是’这门学问的任务不但要研究和‘是’与‘不是’关联的最普遍的范畴，如一和多、同和异、相似和不相似、相等和不相等，以及对立、矛盾、相反、相关、有和缺失等范畴；而且要研究矛盾律和排中律这样的公理。”

第一，“道”-“器”主要基于 “无形”“有形”立论，“无形”注解“形而上者”为“道”，“有形”则视为“形而下者”为“器”。“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

可以看出，系统开环传递函数的幅值裕度为14.3 dB，相位裕度为67.8 deg。在增加补偿网络后，相位裕度和幅值裕度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性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满足设计要求。

下面我们看一下“形而上学”之原始含义。

那么下面的问题是，作为探究being问题的“形而上学”如何演变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方法论的)(3) 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对“形而上学”都有两种界定，其一是对metaphysics的溯源，另外便是“作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 ？

三、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层面

这样接续Andronicus of Rhodes所用的metaphysics，后来Christian Wolf对其有着较细致的分类，他分为普通形上学(存有学/存在论/本体论:ontology)和特殊形上学：理性宇宙论(关于自然)、理性心理学(关于人的灵魂)、理性神学(关于上帝)。这里我们可以看出，metaphysics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一种方法论，也不是中国语境讲的“形而上者”。其重点关注是作为第一哲学，探究being问题的学问ontology。这里我们有意引用了台湾学者的界定，此种对于metaphysics的界定固然在有些学者(尤其是研究西哲的学者)看来这些只是一些“学术常识”，然而考虑到本文的问题意识，在汉语哲学语境(尤其是大陆学界)中，“形而上学”则往往不是这样理解的，往往混淆了中国本土语境中的“形而上者”，尤其是将“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认识方法作为理解“形而上学”的经典界定。

2.2 中耕除草：播种后覆膜前用选择性除草剂喷雾防治杂草；注重田间观察，待苗长到十厘米左右除草一次，现蕾期除草保窝；整个生育期除草3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尤其是基于辩证法(辩证思维)角度对于康德以前形而上学有所批评，并非自恩格斯始，此种思路的代表性人物当推黑格尔，在其《哲学全书纲要》的第一卷《逻辑学》(中译为《小逻辑》)中对此有详细的表述。但是本文的重点不是对于“辩证法”或“形而上学”在西哲学术史的溯源，而集中讨论在汉语哲学语境中造成混淆的原因，因此接受李博一书的看法，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者翻译恩格斯著作而影响了中国学人对“形而上学”此层含义的理解，然而具有决定性影响以及成为经典表述的是《矛盾论》的说法，但是其肇始的直接依据在恩格斯文本(经手日译而来)。若严格对照黑格尔基于辩证法批评形而上学思路的话，汉语哲学语境中将“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等同于“形而上学”认识方法并且与“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全面)对立起来，与黑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路与初衷已经大为不同(5) 此种界定之所以广为接受与当时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反对“教条主义”有关，而且直接理论来源或与传统兵家辩证法以及注重动态过程灵活应对的《周易》辩证思想有关；此种语境与黑格尔以及恩格斯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关于兵家辩证法可参阅李泽厚：《孙老韩合说》及《荀易庸纪要》，载于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6年3月版，北京：人民出版社；另可参见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版。 。

写于1937年8月的《矛盾论》对于“形而上学”的界定，成为汉语哲学语境中对“形而上学”解读有着广泛且深远影响的经典说法。在此文本中“形而上学”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宇宙观”，该文第一节题名便为“两种宇宙观”，“在人类的认识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说法成为多种汉语哲学教材的经典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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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比metaphysics和汉语本土语境的“形而上者”，此种方法论层面的“形而上学”含义虽然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哲学教材中广为流传，但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含义(准确讲是经由日本学者翻译恩格斯论文而形成的看法)，与metaphysics原意并不相同，甚至不在同一个层面。若就思维方式立论，“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难以成立，但是，事实上也很难找到有以这种方式去看世界的学说，这里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将“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探求世界的起源、本质、依据”区分开来，将“认识活动”与“认识内容”区别开来；寻求真理的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他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孤立的、静止的，从多中寻求一也并不意味着其以片面的观点看世界，正如同遵循同一律并不意味着思维僵化，探究终极实在不意味看不到世界的差异性一样。

然而问题在于，在汉语哲学导论、哲学教育中，若不考虑“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原初含义的话，若对于汉语哲学语境中“形而上学”同名三语境含义不加以自觉区分的话，会造成何种影响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乃至于考研教材对于“形而上学”都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来理解、记忆，那么对于metaphysics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又当如何看待呢？进一步对于传统语境中“形而上者之谓道”又当如何理解呢？这是本文自觉澄清“形而上学”三重语境含义的初衷所在。而在汉语哲学语境中，不仅是在哲学系学生层面(外系更不用说)，在许多学者那里此种混淆已经很值得留意，比如上面所提及张志伟教授对于种种“中国形而上学”重建的批评，以及更早些时候汪子嵩、王太庆老先生对于“being”问题的澄清，在西方教科书中(甚或台湾哲界)可能只是视为常识的问题，在汉语哲学语境下(尤其是大陆哲学教育界)，三者的混淆是严重的，因此值得留意。

综合上述分析，汉语哲学语境中“形而上学”有三层含义：第一，本土意义上“形而上者之谓道”，这是与“器”对应层面之“道”，依据在于“有形”“无形”，意旨“法则”“天理”——人伦当遵循之道；第二，本体论层面，与metaphysics对应之关于“存有之学问”，探究“being”之所是；第三，方法论层面，与辩证法对立，作为把握外在世界的一种方法。三个层面的含义由于论域不同，因此不可类比，更不可混同，汉语哲学语境对于“形而上学”理解常出现混淆的原因在于，对于metaphysics译名采用了“形而上者之谓道”的本土用语，而在使用上三者又往往交叉使用，比如依据方法论层面批评metaphysics，或者用“形而上者之谓道”来理解metaphysics，甚至在“metaphysics”的层面尝试重建“中国的形而上学”或“道家形而上学”而忽略了上面张志伟教授所谈到的近现代以来欧美哲学界对“metaphysics”的批判。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此种“以辞害意”现象不仅仅在“形而上学”领域存在，在汉语哲学界这种混淆并存于“伦理学”(道德启蒙与道德哲学)、“知识论”(文史知识与知识之理)等领域，这是我们在学科规范重建时值得留意的现象，倘若论域不明、问题对象混淆，不可能有合乎规范的学理研究与推进。

参考文献：

[1]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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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The Triple Meaning of Metaphysic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s Review

LIU Jun-li

(Philosophy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 100871)

Abstract :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hilosophy, “metaphysics” has three meanings: Firstly, in the local sense, “the word of metaphysics”, which is the “Tao” corresponding to the “instrument”. The meaning of “law” and “Heavenly principles”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follow; Secondly, on the ontological level, the corresponding “knowledge of existence”corresponding to metaphysics explores what “being” is; Thirdly, the methodology level is opposed to dialectics as a way to grasp the outside world. The meaning of the three levels is even more immutable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fields of discussion. The reason why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textoftenconfuses the understanding of“metaphysics”is that the local language of “Metaphysics”is used for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ysics, but the name is the same as the reality. The methodological “metaphysical reasoning method”is also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Engels 'literature by Japanese scholars.

Key words : Tao; metaphysics; ontology

收稿日期： 2019-06-03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的知识论问题研究》(14CZX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君莉(1980-)女，汉族，河南长垣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6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伦理学、应用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9)03-0006-05

标签：道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